井底望天
談天說地 古往今來 曆史人文 天下大勢
六十五
中國曆史上的行政體製，在地方上基本是以州和縣，或者郡和縣，兩級體製。東漢時，漢光武帝劉秀，將用於監督郡縣官員的刺史一職實權化，變成了州，郡和縣三級製。到了隋朝的隋文帝，又簡化成兩級，改為州和縣，後又改州為郡，但到了唐朝，恢複到州縣製。
唐朝的州總共有358個，比漢武帝高潮期的郡總數要多兩倍多。唐朝的縣在唐玄宗時為1573個，比漢朝要多200多個。為加強中央權威，唐朝的地方長官權力要遠低於漢朝，因此影響了地區的建設。在安史之亂之前，地方組織比較完善，中央宰相集體領導製度和政事堂議政製度比較開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關係處理得還行，加上以科舉製為主的幹部遴選製度，都使地方行政尚屬良好。但當中央政治開始失效，安史之亂後變成了節度使橫行的地方割據局麵。
和今天的情況比較，中國現在有31個省市（直轄）區（自治），不計台灣，香港和澳門，大概省級市和地區級市的總數，基本上和唐朝相似，但人口卻比唐朝的5千萬多出了近30倍，顯然對政府行政部門的能力要求更高，而當前的人才儲備卻嚴重不足，因此在管理上，自然會出現“蜀中無大將，廖化充先鋒”的場麵，而一些本來因為管理不善而下台的官員，就因為人才缺乏，又在另一個地方回收出任官職。
從秦漢以來，中國政府的官員監察製度一直就未能固定。在唐朝時，采取了24個都督府以統天下諸郡縣，由中央政府派使巡察地方。後來因為“權重難製”而取消。之後又將全國分為十道派出按察使（曾叫巡察使，及存撫使）， 根據全國地理特征分為關內道（治西京，即陝西西安），河南道（治汴州，即河南開封），河東道（治蒲州，即山西永濟），河北道（治魏州，即河北大名），山南道（治梁州，即陝西漢中）， 隴右道（治鄯州，即青海樂都），淮南道（治揚州，即江蘇揚州），江南道（治洪州，即江西南昌），劍南道（治益州，即四川成都），和嶺南道（治廣州，即廣東廣州）。這十道在唐玄宗治下，又從關內分出京畿道，從河南分出都畿道（治河南府，即河南洛陽），將山南分為山南東道，和西道（治襄州，即湖北襄樊），江南分為江南東道（治蘇州，即江蘇蘇州），西道和黔中道（治黔州，即重慶彭水），成為天元十五道，並派出固定的監察官員按察采訪處置使。但又是4年後取消，8年後複置， 10年又放棄，17年又重立，總之屢罷屢置，屢立屢廢，對官員的監察一直就是一個難解的困局。
這個困局在於如何界定對地方官員的權力，和中央的處置權。一方麵要發揮地方官的自主性，解決地區發展中的特殊問題，另一方麵又要監督官員操守，防止貪汙腐敗和地方勢力坐大。中央權限太大，對地方官員太多製肘，樣樣以已成之法和祖宗之製對其限製，就會令官員不思進取，不敢負責，隻是貪圖但求無過，不求有功的懶散行為。
六十六
而對官員過於放任，也造成膽大妄為之徒，置國法不顧，魚肉鄉民。這個尺度的拿捏本來就難，在加上官場中的黨同伐異，集夥營私，也是造成監察之職有時淪落為黨爭的工具原因，因此不難理解其立而又廢的反複。就會這種對官員的監察，曆代在官員監察上，大多最終走上了歪路，即利用外戚和宦官力量，來限製官僚的濫權，在明朝時，就發展成了錦衣衛，東廠，西廠和內行廠的宦官特務組織，導致了政治體製的崩潰。
而當時明朝因為宦官和官僚內鬥，產生的東林黨和閹黨之爭，不光在李自成起義和努爾哈赤坐大之期間，殺過你死我活，甚至在兩派官員都降清後，仍然在順治皇帝麵前大打出手，弄得新皇帝啼笑皆非。
中國一個值得幸運的曆史經驗是，中央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一個調節社會再分配的角色，每當地方豪強強取豪奪，農民失去耕地的時候，中央權威可以對過度的貧富差距，進行均貧富。而由於中國是一個傳統的以農為本的社會，這個功能就體現在平均地權上。在中央權力衰落的時候，這個功能不再有效，其伴隨的是地方勢力的坐大，和地方經濟的癱瘓，然後就是盜賊蜂起，民不聊生，群雄揭竿而起。然後在大混亂中，玉石俱焚，蕩汙除滌，給一個新興的領導集團重整河山，再行均田提供良好的機會。當然這中間對社會的破壞，尤其是生靈的塗炭非常嚴重，造成人口大幅減少。但在某種程度上，又保證了資源分配的寬裕，使社會發展可以休生養息。結果在幾十年後，又再次成為世界經濟大國。而中華民族曆經多次戰亂，仍然枝繁葉茂，人口眾多。
當一個地方勢力，可以做到民富太平，其企圖也是如何奪取中央政權，而非獨立建國，就防止了中國走上歐洲那樣越分越細，保持了一個統一國家的麵貌。比如明惠帝削藩失敗就是一個例子。
唐朝沒能解決的官員監督問題，經曆了幾朝幾代，到了今天，似乎還是沒有得到有效解決。而以唐朝的十五道監察使為基礎，經過金朝的臨時“行中書省職權”政策，在元世祖忽必烈治下，變成了一直影響至今的行省製度。
忽必烈的省級製度，解決了中央政府和地方州政府的距離過大，減輕了中央政府的管理壓力，將單一的監察功能，延伸到了整個政治權力，是中國政府曆史上的一個重大變更。當時的元朝因為幅員遼闊，民族眾多，采取這個變更是大勢所趨。
元朝的行省製度沿用至今，因為省既是地方一級行政機構，又是中央派出機構，本來應該做到上下結合，渾然一體，而且在行省的區域劃界上，又考慮到互相牽製，通常不以自然屏障的天險為界，以增加獨立控製的難度。但同樣的由於權力的集中，就為地方勢力的崛起造成了基礎，加上中國人口的龐大，任何一個大省在人口和經濟上，都可以和世界上的一些國家相比。
先看中央的調控性和監管性。調控性的目的是要使地方的發展和治理方向服從於國家的整體利益和方向。監管性的目的是防範地方官僚階級犧牲民眾利益而自肥或自大以致抗衡中央的權威。
再看地方的積極性和能動性。積極性就是要支持地方，在不違背國家大政方針的前提下，逐利獲利。能動性就是自身的逐利不要被（主要是中央）束縛了。
如果我們把各種權力和利益細分，不是簡單的一刀把它們上下二分為中央地方，就可以找到許多犬牙交錯的分配方法，以最優的形式而達致，一方麵國家政治的長治久安（中央保有權威，具有調控性和監管性），另一方麵全社會的蓬勃發展（地方保有積極性和能動性）。
比方說，中央的監管性可能更多的是由地方民眾的參與地方行政而實現，而中央在此的實際工作可能隻是規範及仲裁這種參與的形式而已。又比方說，現在軍隊是中央直接控製，但任何一支部隊必定駐紮或訓練於某個地方。所以，隻要打破中央和地方之間的上下一刀切的觀念，不難找到適應我們的長治久安的管理模式。
西方的經濟危機，原理上和中國的一樣，壟斷和泡沫導致重新洗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