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九
對於這個機器人村長來說,其作為很象中國傳統的技術官僚,要求對當地的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和派別,采取一種旁觀和超然的態度。在中國的傳統製度中,這個官員必須外派並代表中央政府行管理地方的責任。但在操作實踐中,當地方勢力增長,比如中國改革三十年來由中央集權向地方分權的過度,由層層地方官員形成的強大體係,就自然削弱地方官員代表中央政府的意願,而衍生出一個相對獨立的地方政府勢力。
在過去的體製中,一個來自嶺南的官員來到洪洞縣做縣太爺,第一個麵臨的問題是語言不通。因此他不得不依賴地方上的士紳來協助他的工作。這些士紳們通常是分成兩類人士,一是退休後,告老還鄉的老官僚,其中不乏曾出任高級京官如尚書之流,二是取得舉人資格,在家等空缺外放。這兩類人都是當地的有頭有臉人物,在地方上具有影子政府的角色,沒有他們的鼎力支持,估計所有的外來縣太爺幾乎是一籌莫展。當然發揮餘熱的老爺子們以動腦張口為主,隨時可以傳一兩手絕活給動手跑腿的後生們,進行做官前的實習訓練。在某種情況下,中央政府與地方是建立在一種靈活而多變的契約關係下,根據形勢而年年調整。中國的曆史上中央政府對地方上的事務通常涉及極少,隻要錢糧(稅收)順暢,刑名(社會穩定)不亂,地方上的事務通常通過血緣聯姻的同宗會,商業上的同業會,宗教團體等非政府的社會協調組織來維持。
鐵打的江山就需要流水的兵,為了維持社會穩定,一個地方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就不能被同一幫人,或者說同一個利益集團所控製。這就要求當地的官員必須經常輪換,避免與當地勢力結成利益同盟。就算是退休的老官僚可以通過過去的門生或者同僚關係,來幹預現存官僚體係的運行,畢竟是人一走茶就涼,其影響力還是相對有限,要受到現任官員的限製。而一旦現任官員壓不住當地的地頭蛇,或者說現任官員被當地勢力控製,已經失去獨立和中立的非地方性色彩,這時就需要中央政府的幹預,然後手持尚方寶劍,可以先斬後奏的欽差大臣就開始走馬上任。而由於當地士紳的過度用權導致的社會不公,就會在擊鼓鳴鍾,攔轎喊冤的信訪製度下,通過王朝馬漢這些公正的法律衛士,黑麵老包一出場,問題就得到了暫時的解決。
這套模式在今天似乎就不再行得通了。一個主要的趨勢是城市化和工業化,作為農村的精英,不再享受原先的社會地位,而導致人往高處走的情形,其結果就是導致了人才在沿海大城市的高度集中,退休的官員也不再返鄉過田園生活,而是跟著子女住大城市,甚至飄洋過海。而在過去的朝代裏,農業稅收是國家的主要財政來源。現在,由於農業稅基本免除,在農村發生的事情,已經不再受到高層的重視,隻是一旦出現大麵積的群體對抗事件,才會引起高層的關注。
其實中央政府對這個局麵的形成,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為長期的不均衡發展政策,尤其是在1990年後的著重城市政策,使東西部,沿海和內地,大中城市和縣鎮村,社會發展極其不平衡,個人機會不均,導致了各類人才從這些最欠缺的地方流失,造成人才的貧富兩極化嚴重。而當前實行的政府行政製度,又非常近似於元朝忽必烈的吏員入閣製,使底層政府管治水平道德水準低劣。
八十
當年忽必烈治理中國,對政治製度進行了兩大改革。一是成立的新的行省製度,改變了過去郡縣的缺乏中間環節的體係,把金朝實行的臨時行省製度固定下來。二是鑒於宋朝官僚的重浮誇輕實幹的特點,取消了科舉取士,改用提拔能幹的吏員出任官員位置。這個製度的長處在於吏員有長期的實際政府行政管理經驗,可以處理各種當地事務,其缺點在於由於在本地工作時間長,又與利益集團有千絲萬縷的聯係,加上缺乏傳統儒家知識分子的教育,貪汙腐敗就不可避免了。
尤其是在現代社會,政府的管理職能日益多樣化,從原先簡單的稅收和治安,推廣到公共衛生,道路交通,鄉村企業,教育扶貧等等。在政府權力擴大的同時,當地人才卻出現低素質化,顯然政府的管治水平降低,就不是什麽大驚小怪的事了。而這個過程中,矮子裏的將軍們,又變成了龐大官僚機構裏的冗員,本來這些地方精英應該在當地的各種社會,經濟和文化活動中,起領導作用,就被這個安逸的工作養懶了。
在這種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下,一個非常自然的現象,就是城市裏的工業和商業利益集團,就會以手上的資金和技術的優勢,以開發落後地區為名,來進行不公平條件競爭下,對小城市,縣鎮村實施低價的原材料,礦產,能源,土地和勞動力的剝奪,而當地的政府官員,包括外地來的代表中央(其實更是省級)政府的主管官員,又必須以經濟發展為工作重點,希望做出點成績,有助於升官,就為這一層麵的政治和經濟實力一體化,即官商勾結提供理想的溫床。
本來,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自然會牽涉到利益的分配,不論是對礦山的開采,還是水庫的修建,還是新的商品房開發,必然會對各方麵的利益博弈提供新的舞台。在這個分大餅的過程中,既然沒有太多先例可遵循,就必須留有一點衝突的空間。比如說貪婪的企業主,懶惰的政府公務員,和得勢不饒人的山民,都會為捍衛自己的利益而斤斤計較,寸土必爭。在這種情勢下,政府執法部門應該置身於事外,不能輕易的變成任何一方隨意動用的私器,不能成為企業主無法同工人談判妥協,或者是政府人員失去耐心粗暴對待市民的私人保鏢力量。
執法公權力被黑勢力滲透,或者是無止境的亂用,就會形成政治,經濟和暴力的一體化,是對中國社會基礎的最大破壞。官商警力被少數人操縱,就會是地方的政府管製徹底破產,一旦事情鬧大,而當地政府無法封鎖消息的時候,非地方的武警和軍隊就不得不介入,而地方大員和欽差大臣就匆忙的出來救火,平定局勢。如果一旦省級權威失效,大概中國傳統的哥老會和紅槍會就會應運而生。
如何解決這個困局呢?其實並不難,第一點是削減地方的警力,嚴格限製警察力量被用來解決民事糾紛。把地方的治安權重新給予地方聯防,由地方自己財政解決警察薪水問題。如果鄉政府不能再粗暴的運用警力來麵對刁民,看你還敢不敢不和群眾打成一片?
第二點是大幅度削減政府行政工作職位,把大多數冗員趕進社會,發揮他們的一技之長,讓地方上的能人們可以自己出頭,形成各種可以由其人際關係,靠其三寸不爛之舌可以協調各方利益的人士出來發揮影響力。第三點,以經濟鼓勵大城市的年輕人向中小城市搬遷,對中國的中西部進行稅收優惠,提高政府的公務員素質。
關於冗員,傳統中國的士紳階層之所以能成為政府與百姓的緩衝層,一方麵當然是因為作為讀書人的優越感與社會認同,另一方麵也因為他們本身就是退休官員或大地主或兩者都是,在地方有財力基礎才有話事權。現在政府官員百姓都不鳥你,沒個一官半職更無法以影響力發揮調解力量。更重要的是,他們出來吃什麽?自己還在平均生活水平線上掙紮又憑什麽成為社區領袖?
非常同意警察不能用來對付平民,失去警力支持的地方政府
在平民的監督下一定能學會更好的執政方法,漸漸的也會讓
更溫和更有政治頭腦的地方官員展現才華。
但關於削減警力,私下認為不妥,不應該因噎廢食。
應該是限製大規模警力出動,超過一定人數的警力出動需要
報上一級警察機關批準/備案。地方政府也就無法隨意支使警察了。
軍隊上有這樣的製度可以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