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
談天說地 古往今來 曆史人文 天下大勢
【筆者按：今天才發現上一段我漏貼了第七則。請原諒。】
九
有一點可以明確的是，１９９２年後，美國的對華政策發生了基本的變化。
但是在亞洲實力均衡變化的同時，蘇聯的解體令歐洲國家迫切渴望填補這一新的實力空間，於是在二月份簽署了馬斯卻齊條約，正式宣告歐洲聯盟的成立。同時巴爾幹半島上南斯拉夫聯盟分裂，開始了數年的民族戰爭。
當時的中國正確的了解到國內的經濟改革和發展是最重要的國策，一個穩定的國際環境對中國的發展非常重要。因此不光無力也無心在世界事務上挑戰美國的霸權，而且還采取了與美國合作的態度，於三月份簽署了防核擴散條約。
對美國來說，中國潛在的巨大市場，廉價的勞動力和投資機會，當然不會輕易放棄。但是中國不同的意識形態，社會機構和大國的潛力，又令他們擔心。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了美國國內對中國政策的爭論，而各種不同的利益集團根據他們不同的商業利益各取所需，形成了對華外交政策的兩大陣營。
一是交往政策（Engagement）。這一政策主要是通過與中國的更多交往，來確定美國在中國的發展中獲得最大的商業利益，並在這一過程中，對中國施加壓力，迫使中國按照美國設計的方向轉變。在這個政策的影響下，美國的企業界從中獲利，而中國又會在美國的影響和壓力下轉變，成為一個美國可以利用的力量，就象經濟發達但政治，軍事和外交上完全以美國馬首是瞻的日本和德國。這一政策要求對中國的經濟具有更大的影響力，例如外國資金在中國金融等關鍵行業的比重。但要削弱中國的國家能力，甚至不惜鼓勵中國內部的分裂力量（包括國土和思想上的分裂）。
一是圍堵政策（Containment）。這一政策主要是通過對中國進行圍堵，來確定在中國的發展中，不會對美國的強權在任何方麵形成挑戰。這個政策的主要方向是，加強美國的軍事預算，使美國的軍事力量對中國具有決定性的優勢，然後在中國的周邊國家建立起軍事同盟，對中國的經濟生命線完全控製。在輿論上妖魔化中國，削弱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通過對中國的威懾，比如對中國分裂力量的支持，來迫使中國在經濟利益上做出讓步。
這兩個政策本身都有其不可解決的悖論。主要問題是隻是考慮到自己一方的雙邊關係的欲取欲求，而不考慮到對方的利益和意願，而缺乏雙邊良性互動。中國則以鄧小平的“十六字口訣”為基點，盡量采取低姿態和少露麵的方法，除了牽涉到中國的關鍵利益之外，在其他無足輕重的事情上，都是以和為貴，以讓位主，為中國的發展爭取難得的外部環境。
這種不平等的互動，其實為未來的雙邊關係埋下不穩定因素。當美國在經濟上與中國更加密切，獲利非淺的時候，其他意識形態的目標就變得無足輕重，而成了空口白話。當中國經濟對美國和世界影響越來越大，對中國施加壓力的能力就越來越小。而中國在應對壓力上也進行了策略上的調整，在人權問題上提出生存權的觀念，使美國企業完全退出意識形態上的爭論，並使美國政府不再把人權作為中美關係的最優先考量。至於令美國國防工業收益最大的圍堵政策，同樣麵臨困境，因為美國在國際事務上需要中國的合作，而且中國周邊的國家對圍堵中國的提議並不是很有興趣。
其結果就是，交往不能令中國轉變成美國傀儡，圍堵隻會令中國變成美國強敵。而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埋頭苦幹和小心翼翼，國力變得越來越強，使美國影響中國的能力越來越弱。
十
幾個主要的事件決定了中美關係以及中國和西方關係的複雜性。
1993年，西方國家試圖在維也納聯合國人權會議上推行其“人權大於主權”的理念，以此徹底顛覆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以聯合國憲章中尊重會員國領土和主權完整基礎的國際次序。本來在這一原則下，任何國家隻有在自衛的情況下，才可以對其他國家進行軍事入侵。當然這個世界仍然是大國橫行，但最起碼在聯合國憲章下，受到一些限製，對弱小國家具有保護作用。一旦“人權大於主權”這一“人權帝國主義”成為國際法，所有大國都會以此為借口，對弱小國家利用借口，進行武裝侵略，把這個世界重新帶回炮艦政策下弱肉強食的叢林原則。而大國如美國或者中國，小國家卻沒有本事去幹涉其主權。可想而知，這一政治企圖遭到了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抵製。
同年為報複中國在維也納會議上的領導作用，西方挫敗了北京申請2000年奧運會的努力，顯示了西方的政治實力和對中國的不滿。
1994年，聲稱要對中國強硬的克林頓，在亞洲各國和美國商界的壓力下，宣布中國最惠國待遇同人權脫鉤，開始了美國政府對意識形態作為外交手段的退卻。但同時，克林頓建議美國國會大幅度增加對中央情報局的代理組織――國家民主基金會的撥款，並創立了以美國政府操縱的非政府組織，在全世界美國重要的地緣政治要點上，以民間組織的名義，通過支持目標國反對派力量，以非軍事手段的方式，開展利於美國的顏色革命。
1995年，美國允許台灣的李登輝訪問美國，使中美關係跌入穀底，增加了台灣關係的不穩定因素。
1996年，然後以台灣選舉為契機，開始了中國和美國雙方在台灣海域裏的軍事對抗，並引發了中美為台灣而戰，可能會引發局部核戰爭的推論。
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使中國的整體經濟實力大幅度加強。同年，以美國風險家索羅斯領頭的西方金融資本在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合謀下，對金融政策失誤的東亞和東南亞國家發動了經濟掠奪戰。而中國以全國之力為後盾，在香港擊退西方風險基金，並通過人民幣不貶值，穩定了亞洲經濟，使受重創各國能夠苟延殘喘，從此確定了中國在東南亞的大哥地位。
1999年，美軍在南斯拉夫“誤炸”中國大使館，給了中國一個下馬威。這一事件刺激了中國軍隊現代化的進程加速，以及明白了美國（至少在國防工業和軍界）開始了以中國為假想敵的轉變。
而這一切在小布什上台之後，變成了一峰三轉的局麵。
隨著小布什的入主白宮，美國極端激進的新保守派當權，形成了布什早期對華強硬的態度。然後，隨著本拉登的聖戰死士們，將劫持的民航客機撞人紐約世界貿易中心大樓和華盛頓的五角大樓，美國的首號敵人變成了中東的伊斯蘭原教旨恐怖分子，使中國從美國的敵人雷達中暫時消失。
接著，美國以其一霸獨大的超強實力對中東進行美國民主改造，陷入伊拉克戰爭，使中國在世界各地的權力真空中站穩腳跟。等待華盛頓的戰略家們，再次回顧中國時，已經對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望洋興歎，不得不調整其全球戰略，希望能夠在東亞，南亞，中亞和西亞四麵出擊，而抵消中國日漸增長的實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