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價格和中國製藥業*
美國亞洲文化學院UACA教授 吳少海 博士
2004年6月
美國未來學家John Naisbitt 在1999年出版了一本影響深遠的專著，書名為“High Tech, High Touch”。中譯本將“High Touch” 譯成“高思維”，但從字麵上讀，並不容易了解其豐富的含義。此書讓我們可以了解到，所謂“High Touch”表達的是，人類文明在高科技的動力（或壓力）下所產生的一種相應的關於人類倫理觀念的新思維：觸角所及（Touch）的是人類內心深處對於自我的永恒的探尋和追問。人類心靈強烈地感受到高科技的異化之力，就好像歌德筆下的浮士德，用靈魂交換知識，與魔鬼做了一次交易。所以，可以把“High Touch” 理解成拒絕這種交易。也就是說，通過人類倫理、藝術、宗教、文化等精神價值方麵的覺悟和提升，將High Tech 真正轉化成High Touch 的人類新境界。
好了，現在可以與我今天演講的主題之一“倫理”掛上鉤了。作為21世紀科技文明的最亮點，生物醫藥的突飛猛進帶來了許多倫理方麵的空前挑戰。眾所周知，從20世紀60年代起，生物倫理學已成為現代大學教程中最重要的課程之一。在美國甚至規定各醫院必須有一名生物倫理學家駐院，或製訂詳盡的醫學倫理準則。有關生物倫理所涉及的領域越來越廣，從遺傳、克隆技術、優生、基因隱私權、胚胎治療，到整容、器官移植、無性繁殖等等，不一而盡，越來越多地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領域。我今天演講的意圖，不是對這個廣闊題目的全麵展開，而是討論有關價格的倫理問題，主要的例子是藥品的價格倫理。對我來說，這個問題直接與我所從事的專業，即現代製藥業投資決策有關。這裏不僅僅有High Tech 以及相關的投資收益等經濟層麵的問題，還有所謂的High Touch，即倫理、價值方麵的諸多因素需要考慮。我們會發現，在許多情況下，High Touch還可以是某一個投資項目的重要動機。
我想舉兩個有關價格的例子。先講第一個例子。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億萬美金規模的社會財富，通過各種不同的機製匯集起來，用於開發建立在現代化學和生物技術成果上的特效新藥。一方麵，新科技和新藥品日新月異；另一方麵，巨額研發經費和商業競爭風險迫使新藥開發商必須盡快收回投資成本。於是，High Tech與High Touch出現了分裂。由於成本和價格的原因，世界上的大多數人實際上享受不到現代新藥所帶來的好處。我可以舉一個手頭的例子。中國大約有400萬類風濕關節炎患者。根據中國中西醫結合風濕病協會白人驍教授的描述，“類風濕關節炎病人發作時，猶如饑虎噬骨，非常疼痛”。成千上萬的中國患者在翹首期待現代科技的甘露。可是，大多數患者不知道的事實是，在美國，1999年，一家名為IMMUNEX的公司，成功地開發了一種特殊的抗體融合蛋白質。這種蛋白質可以使引發關節炎症的TNF分子，在炎症前喪失活力。這個新藥現在被命名為“ENBREL”。用美國醫藥協會發言人的話講，此藥的成功開發，“使病人從病痛的地獄中回到天堂”， 它代表了生物製藥業劃時代的轉變和發展。很自然的是，巨大的商業成功隨之而來。公司股票增值達百倍以上，3年以後，被美國最大生物製藥公司AMGEN以270億美元收購。科技和商業的完美結合，令人驚歎！
但是，“美好”背後有著深深的“遺憾”。直至今天，中國的400萬類風濕關節炎患者中的絕大多數，並沒有享受到ENBREL所帶來的好處。為什麽？價格。因為中國目前的人均醫藥消費水平遠遠落後與西方發達國家的水平。這個差距，使得美國新藥公司在價格的考慮下，做出了在新藥投資成本回收前的幾年內，基本上放棄“中國市場”的全球營銷決策。於是，成千上萬的病人由於“價格”，而繼續與“High Tech”無緣。“價格”阻礙了High Tech 與High Touch 的完美結合！
我講這個例子，並不是希望激起人們對發達國家新藥公司的價格策略的民族憤慨。可能多少會有這種效果，但這不是我的本意。這裏的問題遠比“憤慨”要複雜。因為，如果我們承認市場經濟的規律，那麽，“遺憾”背後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還是那隻“看不見的手”在起作用。為什麽這樣說呢？因為在全球市場一體化格局下，科技產品的定價還真的是一個問題：一方麵，投資人需要盡快收回高額的研發成本；另一方麵，如何滿足低消費市場的巨大需求？
上麵這個例子實際上傳達了一個對我來說非常重要的投資決策上的倫理學信息，直接與我目前從事的工作有關。如果是一般意義上的科技產品，比如說，奢侈型消費產品，那麽，缺乏高消費能力的人們放棄消費就是了，問題並不是那麽了不起。當問題涉及到的藥品，這裏的倫理學意義就突出起來了。從現代倫理立場出發，人的生命尊嚴是至上的，人生又是短暫的。如果跨國公司出於商業考慮把低消費市場排除在他們的目標市場之外，難道中國病人就這樣無望地等待？如果說中國製藥業憑借目前的實力不能夠獨立自主地開發出新藥品，那麽應該采取什麽樣的策略逐步建立自己的新藥創新能力？當“國際化”從中國製藥企業老總們嘴上的口號，變成了企業生存和發展的重要策略和行動時，中國企業手中又有哪些“王牌”與跨國公司製藥巨頭討價還價？西方製藥公司手中有巨額的研發資金和專利武器，我們手中有什麽？在這些一環扣一環的問題之下，中國製藥業是否應該有所作為？如何有所作為？
現在，我要講第二個關於藥品價格的例子。人們也許注意到，華源集團董事長周玉成先生最近在許多場合指出，中國製藥行業將很快進入全麵低價競爭的時代。這不是聳人聽聞的預測，這已經成為行業中許多企業家和投資人的現實噩夢。與前麵例子相反，這是一個低價格引起的問題。中國目前有近6000多家製藥廠家，但藥品銷售總額隻有300多億美元（2003年數據），僅占全球市場份額的8%。由於缺乏創新能力、缺乏知識產權的保護，以及商業上的無序競爭，許多製藥企業無利潤可言，正全麵陷入低價競爭的困境中。在這個例子裏，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是否使消費者高興呢？沒有。因為當中國製藥企業由於缺乏利潤而逐步陷入經營困境時，研發新藥所需要的資金，也就像酷暑下幹枯的河床了。中國製藥企業平均每年拿出銷售收入的2%用於研發投入，遠遠低於西方發達國家製藥業18%左右的研發水平。於是，當中國的病人不能指望國產新藥時，對於進口新藥的依賴，可能因為價格的緣故，回到第一個例子說明的困境和遺憾中去。在低價競爭的壓力下，中國製藥行業不僅失去了High Touch, 同時還將失去High Tech。
其實，中國製造業又何嚐不麵臨同樣的困境？目前，中國製造業在規模上已排名全球第四，僅次於美國、日本和德國。中國企業一邊欣喜地歡迎“世界工廠”所帶來的時代機遇，一邊又強烈感受到價格競爭的殘酷。舉例講，一個中國產的鑽頭價格可能是美國產品的十分之一，但是壽命卻不到美國產品的十分之一。於是，價格競爭隻能是與自己人的競爭。由於價格競爭的結果，中國製造業缺乏足夠的利潤支持產品創新研發所需要的資金，於是，一方麵生產和出口大量低端產品，一方麵又大量從歐美進口高附加值的設備。中國每年上萬億的設備投資中，60%以上是進口的。研究數據表明，中國製造業的勞動生產率僅是日本的1/26。
我已經從“倫理”，講到“價格”，現在可以講本演講題目中的第三項“中國製藥業”了。中國製藥業如果不想在全球競爭的格局下，失去“High Tech”和“High Touch”，那麽應該做什麽？我認為，出路應該從對“現實”的認識開始。什麽是中國製藥業的“現實”？從前麵的分析中至少可以歸納出兩點：（一）中國製藥企業無法支付新藥研發所需要的巨額成本。（二）中國製藥企業正麵臨全麵低價競爭的時代。這兩點看似簡單，其實不可等閑視之，它們分別從“源-----新藥創新的原動力”和“流-----行業利潤和現金流”兩方麵遏製了中國製藥業的生命力。
關於（一）：我們需要研究如何在中國降低新藥開發成本的策略。中國製藥業需要走區別於西方發達國家的新藥研發道路。如果“資金”是我們的短缺麵，那麽，我們是否應該在 “人才”上下功夫？我們國家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向西方發達國家派遣了大量優秀的留學生，其中相當數目的專業人才目前仍活躍在發達國家的製藥公司。這些專家們能否在“如何降低中國新藥開發成本”題目上提供思路？從去年開始，我們組織專人對目前海歸派在中國醫藥業創業情況進行了比較係統的考察和研究，特別是他們所麵臨的機會和困難。在分析研究的基礎上，我們提出了一種叫做“PSO”的戰略。“PSO”代表的是：“Proven”（已被證明）；“Short-Cut”（抄捷徑），和“Oversea Connection”（海外網絡），並在這個PSO思路下組織了一些投資項目，可惜今天沒有足夠時間進行深入討論。主要的要點是，如何發揮發展中國家在科技創新研發領域內的“後發”優勢。具體的思路包括：在西方公司專利產生過程的兩頭，即“前頭”和“後頭”進行包抄。所謂“前頭”，既通過正常的國際合作和人才/信息交流渠道，敏感地了解和把握新技術/新產品研發動態，並迅速加以消化；所謂“後頭”，即花大力氣開發創新型的“Me Too”藥。這個戰略的應用需要海歸人才和海外網絡。
關於（二）：華源集團董事長周玉成先生在今年4月的一次高層醫藥論壇上，為中國醫藥產業如何走出困境開出“藥方”：中國醫藥產業要順應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加快企業資源的整合，建立新型戰略聯盟，共同打造中國醫藥行業的“航母”。事實上，目前的低價競爭的現實，對大部分企業是困境，對中國製藥業整體卻未必不是機遇，這是一個運用資本和戰略的絕好機會。這裏的關鍵是，重整行業結構，優化研發資源，提高新藥研發投資比重。所以，我們目標中期待的“航母”型企業，不應該隻是“量”的疊加，更應該是“質”的跨越，特別是戰略運營、知識管理和國際化運作三方麵的執行能力的提高。如果中國製藥業不能在行業重組中產生這種“質”的意義上的跨國企業，那麽，在近期內中國新藥研發的資金比重很難得以提高，對於中國製藥業未來發展彌足珍貴的海外人才來說，即便是回到中國，也很難有實質性的用武之地。
最後，作為結束語，我想說，價格因素，既是目前中國製藥業發展的關鍵製約因素，也是化解行業困境的要妙所在。現在讓我回答前麵提出的問題：中國製藥業應該如何有所作為？一個要“降下來”-----把研發成本降下來；一個要“升上去”-----把行業研發投入比重升上去。誰能夠發揮海歸人才的力量，結合目前行業重組的大好機會，特別是優化重組中國製藥業有限的研發資金和人才資源，誰就可能做到“降下來”和“升上去”，誰也就能夠為中國製藥業同時帶來“High Tech”和“High Touch”。
謝謝大家！
* 本文是根據吳少海博士在2004年6月愛因斯特(中國)在上海組織的一次關於中國製藥業的小型投資研討會上的發言整理而成。吳少海博士簡曆：1982年畢業於上海複旦大學化學係。1983年赴美深造。1989年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1990年受聘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後。吳少海博士早期科研包括了精細化工、環境、生物醫藥等領域，曾多次獲得國際性研究專項成就獎。吳博士曆任美國格雷斯華盛頓中央研究院資深研究員、中國旅美華盛頓科技協會首任會長。現任愛因斯特(中國)理事長、美國亞洲文化學院教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