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色領騎衫上的藥漬——蘭斯·阿姆斯特朗 (作者：朱步衝 三聯生活周刊 2012年第44期)

10月22日，當國際自行車聯合會（UCI）宣布接納美國反興奮劑協會於10日提交的202頁詳細報告作為證據，剝奪阿姆斯特朗擁有的七項環法賽事冠軍頭銜。世界自行車聯盟主席帕特·麥奎德在記者招待會上冷酷無情地表示：“蘭斯·阿姆斯特朗在這項運動中已經沒有立足之地，被遺忘是他最應得的下場。”隨著讚助商、光環，甚至一手創立的“livingstrong”慈善組織的相繼離去，阿姆斯特朗的精神疼痛似乎已經超越了他所能承受的地步。

 

東窗事發

2009年10月，我曾在紐約SOHO區Deitch Projects畫廊旨在為“Livestrong”抗癌基金會募捐的全球慈善藝術展上見過一次蘭斯·阿姆斯特朗，他的打扮似乎始終不變，用一件藍色夾克外套罩著淡黃色的環法紀念T恤，手腕上戴著標有Livestrong字樣的癌症基金會宣傳手環，一雙銳利的灰藍色眼睛裏總是透露著某種倔強和精明。他回答問題的音調冷靜、平淡，言簡意賅，他告訴我們，他僅是個幸運的癌症幸存者，一個普通人，而不是公眾眼裏總是麵無表情、永遠拚命騎自行車的家夥。曾三奪環法自行車賽冠軍的美國傳奇自行車選手格雷格·萊蒙德在阿姆斯特朗於2001年蟬聯三屆環法比賽冠軍之後說：“如果蘭斯是清白的，這是體育曆史上最偉大的複出。如果他不是，這將是最大的騙局。”

“毫無疑問，這是史上最大規模、最為複雜的集體運動禁藥案。”美國反興奮劑協會公關部負責人安妮·斯金納在接受采訪中告訴我們，“利用車隊經理、醫護人員和隊友，阿姆斯特朗編織了一張前所未有的複雜關係網來保護自己，他的錯誤包括使用、運輸違禁藥物，以及協助車隊對賽事主辦方和國際反興奮劑委員會掩蓋真相。”

在阿姆斯特朗龐大的涉藥同謀團隊中，幕後推手的關鍵人物是一位神秘的意大利私人醫生米歇爾·費拉裏，許多環法賽知名車手都是他的長期客戶，盛讚其是“逃避藥檢陽性的大師”。他一手製訂了阿姆斯特朗的禁藥服用與藥檢規避方案。根據美國反興奮劑協會提供的資料，在1996至2006年，阿姆斯特朗向這位私人醫生支付了超過100萬美元的酬勞。

如果說費拉裏是蠱惑阿姆斯特朗沉溺禁藥的梅菲斯特，那麽美國郵政車隊總經理約翰·布魯內爾（Johan Bruyneel）則是阿姆斯特朗禁藥醜聞中的伊阿古。1998年擔任經理後，布魯內爾就力主路易斯·加西亞·莫羅加盟車隊，擔任隊醫。在1999年被美國郵政車隊雇用前，莫羅是瓦倫西亞一家運動醫學診所的執業大夫，被其運動員昵稱為“黑貓”。兩人一起竭力勸說青年車手服用禁藥以提高成績，曾為阿斯塔那車隊一員的車手範德·瓦爾德在美國反興奮劑協會調查時作證說，莫羅促使車手服藥已經到了幾乎狂熱的程度：“隻要你在訓練中出現疲勞或其他任何症狀，莫羅都會拿著注射器出現，而無論他為你注射什麽，他都堅稱那是維生素。”

在布魯內爾的授意下，美國郵政車隊的醫療人員還為車手們大肆開出形形色色的假處方，以便他們能購買到可的鬆等富含激素的藥物。“需要說明的是，阿姆斯特朗在這場陰謀中並非是一個消極的共謀或者知情者。作為車隊首席明星車手的蘭斯對於隊友掌有生殺大權，可以授意車隊管理層隨意開除那些在禁藥服用上表示疑慮和反對的選手和工作人員。”美國反興奮劑協會（USADA）首席顧問威廉·伯克說。根據證詞顯示，2002年，在西班牙城市赫羅納的一次車隊集會上，阿姆斯特朗就公開表示，為了車隊成績，大家都應該接受禁藥注射，那些不服從的家夥應該“立即滾出”。

“阿姆斯特朗依賴的違法藥物非常多，包括促紅細胞生成素（EPO）、睾丸激素、合成類固醇和自體輸血。”斯金納告訴我們，促紅細胞生成素這種合成激素在上世紀80年代中葉由阿目金和強生公司成功研發，原本旨在增強貧血症病人抵抗力，然而它甫一問世，就迅速被運動員視為能使自己一夜之間成為超人的“液體黃金”。在USADA的報告中，這種藥物在環法賽頂級車手圈子中的濫用，已經如同“向鄰居借一勺糖”一般普遍。阿姆斯特朗的前隊友、傳奇美國車手喬治·辛卡皮在證詞中表示，阿姆斯特朗至少在2001到2005年，都在環法賽事中堅持使用自體輸血以提高成績，自己也在2005年環法賽事期間兩度央求後者為自己提供EPO。

2000年6月，阿姆斯特朗和兩名美國郵政車隊的隊友飛往瓦倫西亞，在一家酒店裏，兩名私人醫生從三名車手的血管中抽出血液，放入密封的塑料血袋，在經過離心層析後冷藏，然後在7月舉行的環法自行車賽事期間，蘭斯和他的隊友們在選手駐地，將這些血液重新注射入自己體內，以便提高血紅細胞指數和血液攜氧能力。這是阿姆斯特朗有可靠證據證明的首次自體輸血，這種被國際自行車聯合會明令禁止的行為使得阿姆斯特朗在艱難的第20賽段，位於普羅旺斯附近的旺度山（Mont Ventoux.）地區的比賽中表現神勇，一路領先。

貓鼠遊戲

“我堅信自己的清白。”這是阿姆斯特朗在十餘年職業生涯中，針對他服用違禁藥品指控的標準答案，簡潔，有力。他的經紀團隊宣稱，在長達十餘年的職業生涯中，阿姆斯特朗順利地通過了500次以上的藥檢，無一呈現違禁藥物陽性，從而構築了“阿姆斯特朗神話”最為堅實的基礎。然而美國反興奮劑組織表示，這一說法完全是誇大。“根據我們掌握的統計數字，國際自行車協會對阿姆斯特朗進行的藥檢次數大約是200次，而在其職業生涯中，USADA對他進行的藥檢次數更隻有6次。”斯金納告訴我們，然而在一般公眾看來，即便是經過縮水的200次藥檢，對於一名有長期服藥嫌疑的職業體育明星來說，也是不可逾越的障礙，其中的奧秘何在？

根據美國反興奮劑協會的調查報告，在這場長達12年的貓鼠遊戲中，阿姆斯特朗和美國郵政車隊在大部分時間內都是贏家，他們煞費苦心，使用各種手段來掩蓋真相，前隊友漢密爾頓說：“有時逃避藥檢的方法簡單得令人吃驚，比如躲，當環法比賽主辦方的醫療檢測人員來到你的駐地門口，不去應門就行了，反正隻有3次無故缺席才會收到一次警告。”

在布魯內爾和莫羅的安排下，郵政車隊的車手們一般選擇晚間進行禁藥注射；2004年7月12日，年度環法自行車賽事的第九天賽程結束後，包括蘭斯·阿姆斯特朗在內的全體美國郵政車隊決定下榻在一座小旅館，緊靠風光旖旎的聖萊昂納德·諾比拉村。甫一進駐，車隊工作人員就立刻忙碌起來，他們在大廳和走廊盡頭都布置了眼線，並仔細檢查了房間，用膠帶粘住了所有能找到的空洞，以防有暗置攝像頭。然後，車隊選手兩人一組輪流進入在走廊盡頭的一間客房內接受了自體輸血，最終，所有冷藏血袋被隊醫和工作人員仔細剪碎，衝進了馬桶下水道。如果UCI的藥檢工作人員來到駐地，那麽車隊成員會自發地通知那些剛服藥的隊友趕緊退出比賽以規避藥檢，不僅如此，美國郵政車隊還在UCI以及WADA（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內部收買眼線，這些眼線會及時將藥檢時間與地點通知那些賄賂他們的車隊管理人員。漢密爾頓表示，約翰·布魯內爾似乎總是能預見即將到來的狀況，從而使得所有車手有足夠的時間來采取緊急預防措施，比如靜脈點滴鹽溶液來迅速降低體內的激素水平。根據美國反興奮劑協會提供的資料表明，在2009年環法自行車賽期間，負責藥檢的法國反興奮劑協會（AFLD）派遣的工作人員就抱怨，受到了幾名UCI工作人員的惡意盤查，導致針對阿姆斯特朗所在的阿斯塔那車隊的檢查比原定時間推遲了幾乎一小時。

在美國反興奮劑協會提供的材料中，聖萊昂納德·諾比拉村旅館中的秘密行動並非2004年環法賽程中郵政車隊唯一的一次車手集中自體輸血，由於主辦方的嚴密監視，美國郵政車隊甚至在賽站之間的行程中安排輸血。報告引用前郵政車隊車手弗洛伊德·蘭迪斯的證詞說，車隊大巴曾在公路上拐進一條廢棄的岔路，布魯內爾讓司機下車，打開後部引擎蓋假裝處理故障，然後莫羅及其助手迅速拿出冷藏血包和簡易靜脈注射器，讓車手三三兩兩躺在座位上接受輸血，整個過程持續了大概一小時。

即便在比賽過程中，郵政車隊也會雇傭專人，向車手遞上灌有違禁藥物的礦泉水瓶，通常會在瓶身上特意標出選手的名字和藥物含量，前郵政車隊選手喬納森·沃特斯作證說，自己的水瓶上會標注“喬納森——5×2”的字樣，意為水中含有5瓶EPO，每瓶2000國際單位。2001年環法賽事中，沃特斯曾親眼目睹阿姆斯特朗在宿舍內注射EPO，並揶揄他，建議一同撰寫一本服用禁藥的指導手冊“給那些年輕孩子看看”。

為了應對國際反興奮劑組織和國際自行車協會例行的“賽場外藥檢”，阿姆斯特朗及其車隊則采取了隱瞞、謊報日常訓練與旅行日程的方式。安妮·斯金納向我們舉例說，2010年3月24日，阿姆斯特朗向費拉裏提交了一份未來兩個月的詳盡訓練和比賽日程表，包括3次前往科羅拉多阿斯本的體能訓練，以及4月底前往墨西哥參加Tour of Gila自行車賽，然而，在他向美國反興奮劑協會提交的運動員個人日程表格中，以上行程均未提及，車王輕描淡寫地宣稱自己將待在德州奧斯汀的家中。 

由於藥物檢驗技術發展的速度永遠落後於藥物開發技術，所以落網的不過是少數服用者，直到2005年，職業運動聯盟與反興奮劑機構尚無有效手段檢測靜脈注射興奮劑，以及較新的合成人類生長激素，而微量睾丸激素和EPO的有效測試時間隻有服用後的短短12小時，除非運動員被“抓現行”，否則無計可施。對於這一點，業務稔熟的費拉裏當然心知肚明，他一開始就建議阿姆斯特朗和其他郵政車隊選手直接采取靜脈注射EPO，而非一般的皮下注射。

“如果選手利用靜脈注射促紅細胞生成素，那麽他的血紅細胞水平在國際自行車聯合會規定的賽前紅細胞比積測定中，可能僅僅比基準線高出50%左右，遠遠達不到警報觸發標準。”USADA專家，澳大利亞國家運動生理學研究中心負責人克裏斯托弗·J.戈爾教授告訴我們，本屬人體正常激素之一的睾丸激素由於難以測定，也是美國電信與探索車隊選手所青睞的藥物。蘭蒂斯在證詞中回憶說，布魯內爾親口告訴自己“睾丸激素沒有什麽可怕，賽後進行4個小時左右的體能與力量訓練，堅持兩三天，就能使激素水平降至正常”。同樣，長期在低氧環境下進行體能訓練，刺激人體自身血紅蛋白素分泌功能的增長，也能夠在血樣“色卡”測試中蒙混過關，從而解釋了為何美國郵政車隊一向傾向於將訓練營設在科羅拉多等緯度較高地區的原因。

今年6月，美國反興奮劑協會終於拿到了9份阿姆斯特朗的血液樣本，抽取日期為2009年2月至2011年12月，另外，在國際反興奮劑組織和國際自行車聯盟的協助下，協會調取了29份抽取日期為2008年10月至2011年8月，同樣來自車王本人的血液樣本。戈爾教授在實驗室中精心對這些血液樣本進行了化驗，研究顯示，阿姆斯特朗血液中的網狀紅細胞含量低於正常水平，網狀紅細胞是一種人體自身製造、未充分發育的血紅細胞，而導致這種情況的唯一原因，就是測試者本人利用人工手段向體內添加了大量額外血紅細胞。

另外，戈爾教授還細心偵測比對了阿姆斯特朗2009年環法自行車賽期間血樣中的血漿比值。根據運動生物學家長期分析的結果，在長時間大運動量比賽後，運動員的血紅細胞含量應當下降，從而引起相應的血漿比值增高，然而阿姆斯特朗的血液樣本呈現的情況卻截然相反——在比賽的前7天，阿姆斯特朗血液中的血紅細胞含量持續上升，而血漿比值卻不斷下降。

“我們有充分證據肯定，1999年，阿姆斯特朗的首個環法自行車賽桂冠，就依賴於EPO、睾丸激素等違禁藥物。”USADA首席顧問威廉·伯克告訴我們。具諷刺意味的是，在布魯內爾的自傳《我們一樣可以贏》中，1999年美國郵政車隊的第一個環法比賽冠軍，完全歸功於以阿姆斯特朗為首的車手們的汗水和自己殫精竭智的安排。布魯內特驕傲地回憶說，在當年四五月份，他和阿姆斯特朗反複勘測了當年環法賽事的路線，尤其是最艱苦的阿爾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地區：“蘭斯每天都要花費7～9個小時，孤獨地在這些崎嶇的比賽線路上往複騎行2～3次，除了在後援車上觀察的我和偶爾一兩個背包登山客，沒有任何人陪伴孤獨的蘭斯。”

在這項漫長的魔鬼訓練後半程，漢密爾頓和利文斯頓作為在阿姆斯特朗左右的親密“護駕車手”也參與其中。早在年初，布魯內爾指定這三名車手為電信車隊旨在奪冠的“A字隊”，然而這段正能量十足的煽情敘述卻無意間透露這樣一個事實，即“A字隊”在1999年上半年的大部分訓練是在遠離其他隊友的封閉環境中單獨進行的，極為便利隨隊醫師莫羅為他們注射違禁藥物。早在當年3月米蘭自行車拉力賽期間，阿姆斯特朗等人就在意大利與費拉裏進行會麵，後者承諾為阿姆斯特朗和隊友進行更貼心的“個人訓練與醫療計劃定製”。當全體車隊集體駐紮法國尼斯的時候，莫羅與助手貝貝·馬蒂每天的任務除了正常醫療保障、體能檢測，就是翻越邊境，從西班牙赫羅納向車隊運送EPO。

漢密爾頓承認，在1999年7月3日環法自行車賽開始前的一周裏，他和阿姆斯特朗、利文斯頓每天注射三到四次EPO，這些藥物已經被莫羅醫生預先放入一次性注射器中，然後由他本人將所有廢棄注射器放入飲用過的可樂易拉罐，再包裹上垃圾袋運出車手駐地並丟棄。大劑量的“液體黃金”自然收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第八站比賽後，阿姆斯特朗攀升至積分榜第一位，而在位於阿爾卑斯山海拔2035米的Sestriéres第九站比賽中，阿姆斯特朗更是創造了奇跡，他在落後的情況下，於上坡階段一舉超越了所有對手；在次日，被大多數選手視為畏途的阿爾普迪埃（L'Alped'Huez）“21連環發卡轉彎”賽段中，阿姆斯特朗再次奪冠。

在布魯內爾和阿姆斯特朗為車隊的高歌猛進洋洋得意時，一件小小的插曲差點毀掉了阿姆斯特朗未來的七冠傳奇：在一次臨時藥檢中，阿姆斯特朗被查出可的鬆呈陽性，莫羅和布魯內爾慌忙向主辦方遞交了一份日期被篡改過的病曆，以證明蘭斯當時患有嚴重的背部肌肉酸疼與痙攣，使用藥物實為不得已——這個借口被UCI醫療與藥檢負責人輕易地接受了。

盡管如此，阿姆斯特朗和美國郵政車隊的異軍突起，順理成章地引起了國際自行車聯合會部分成員和媒體的關注，關於服用禁藥的流言不脛而走。2000年環法賽期間，一名法國電視記者雨果·休伊特曾偷偷尾隨莫羅和其他郵政車隊工作人員，結果發現他們經常“鬼鬼祟祟地”從車手休息站溜出來，手裏拿著黑色垃圾袋，在這些遺棄物中，休伊特發現了廢棄的一次性注射器、血漿袋和細胞代謝增強藥物“愛維治”的外包裝。最終，法國警方進行了一次無關痛癢的調查，整件事情不了了之。

破冰

出乎意料的是，在阿姆斯特朗完美神像上鑿出第一道裂痕的，卻是一個相對不起眼的小人物——在2008年因禁藥問題被終身禁賽、綽號“文身者”的退役車手凱爾·利奧格蘭特（Kayle Leogrande）。凱爾與阿姆斯特朗的首次會麵，是在加州奧哈伊，2005年加州自行車巡回賽上，誰也沒有想到，這次短暫且唯一的會麵最終導致了兩人命運的緊密關聯。

在2004年目睹阿姆斯特朗奪取了職業生涯中第六個環法自行車賽冠軍後，已經27歲的利奧格蘭特決定重拾這項他青少年時代最喜愛的運動，並重新成為一名簽約職業車手。然而，這項運動已經在他退出的10年中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包括總經理邁克爾·博在內的許多車隊管理人員和隊友都不斷地向他暗示，如果不依靠那些神秘的注射劑，休想染指任何獎項與榮譽，更驚人的是，那些人不無得意地告訴他，他的偶像蘭斯也不例外。

2006年簽約岩石車隊後，EPO成了他須臾不可離的能量倍增秘方，“一開始感覺像輕度流感，然後你會發現自己變成了超人”。在藥物的幫助下，“文身者”奪取了2007年全美自行車錦標賽冠軍，距離和自己心目中的偶像蘭斯一起馳騁在環法賽道上幾乎隻有一步之遙。然而7月，他在藥檢中落馬了。

在極度沮喪中，利奧格蘭特將一箱EPO注射劑遺忘在自己臨時寓所的冰箱裏，幾周後，曾調查過瑪麗安·瓊斯、巴裏·邦茲等禁藥運動明星的食品與藥品管理局調查專員傑夫·諾維斯基就按響了他的門鈴。

利奧格蘭特回憶說，在調查即將進入尾聲時，諾維斯基看似漫不經心地提出了一個問題：美國人心目中的英雄阿姆斯特朗是否也會犯下類似的錯誤？而利奧格蘭特的回答是：“如果你要長期與禁藥濫用成風的歐洲車手同台競爭，你會怎麽做？”

在日前的一次采訪中，USADA首席執行官特拉維斯·提格特表示，利奧格蘭特的落馬，首次使USADA意識到，禁藥問題侵蝕美國職業自行車運動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雖然阿姆斯特朗持續宣稱，USADA針對自己的調查和指控是一場“不合法的獵巫運動”，但提格特和他的同事們宛如敏銳的獵犬一樣，第一次聞到了獵物正確的蹤跡：從岩石車隊開始，到郵政車隊，千絲萬縷的聯係如同迷宮當中隱約可見的線索，逐漸浮出水麵。

2006年，阿姆斯特朗的前隊友、現任加門—夏普車隊總經理的喬納森·沃特斯開始與美國反興奮劑協會合作，黑幕正式開始逐漸被揭開，在艱難地反複上訴後，美國司法部終於開啟了一係列調查，而堪稱裏程碑的第一個重大突破點，在於2010年因禁藥問題被剝奪2006年環法賽冠軍頭銜的前隊友弗洛伊德·蘭迪斯的“倒戈”。在沃特斯不斷地發出“勇敢說出真相”的鼓勵下，蘭迪斯最終同意會見USADA的工作人員，並提供了自己和阿姆斯特朗在美國郵電車隊時期服用藥物的詳細細節。

2001年，剛剛來到美國郵政車隊的蘭迪斯還是一枚青澀的“菜鳥”，在訓練營裏，他激動地向布魯內爾提出，自己將不惜一切代價，爭取成為阿姆斯特朗的貼身“護航”車手，然而布魯內爾表示，他所要做的就是努力訓練，“其他的事情”日後再說。很明顯，敏感的蘭迪斯已經隱約感覺到，自己也許將不得不服用違禁藥物。

2002年，蘭迪斯進步明顯，在環法七日熱身賽上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績，在賽後，布魯內爾敲響了他的旅館房間大門，在表達了祝賀並宣布他正式成為阿姆斯特朗八人護航車手小組一員之後，布魯內爾小聲地對他說，當他返回車隊賽季駐地瑞士小城聖·莫裏茨後，阿姆斯特朗將和他一起接受自體抽血，還要給他一些“能量補劑”，以便他能夠迅速地從熱身賽的疲勞中恢複過來——這些“能量補劑”最終被證明是含有睾丸激素成分的外敷膏藥。

蘭蒂斯的開口，宛如第一塊倒下的多米諾骨牌，越來越多的美國職業車手選擇開口，將自己隱藏在黑暗中的傷口和醜陋公之於眾。盡管如此，加利福尼亞中區聯邦檢察官安德烈·柏羅特在當年2月初，再次以證據不足為名，中止了對於美國郵政車隊違禁藥案件的調查與聽證。“時間非常緊急，倫敦奧運會選拔賽迫在眉睫，一些涉案車手依舊是美國國家代表隊的熱門人員。”斯金納告訴我們，“我們絕對不能眼睜睜地等待更大的災禍的降臨。”正當提格特與其他同事近乎絕望時，整個局麵卻在6月初峰回路轉：國際反興奮劑組織和國際自行車聯盟終於同意向USADA提供美國郵政車隊在曆屆環法賽事中提供的血液樣本和其他資料。

在這一重大突破的鼓舞下，提格特與法律顧問奧耶·埃克瓦克從6月開始，一戶一戶地拜訪那些願意打破沉默、說出真相的車手，詳細地記錄下每一個細節。除了蘭迪斯，在宣布作證的車手名單上，還有利瓦伊·萊法伊默、邁克爾·巴裏、弗蘭基·安德魯、泰勒·漢密爾頓、湯姆·丹尼爾森以及弗洛依德·蘭蒂斯等，幾乎匯集了美國職業自行車運動的大部分精英。“取證非常艱難，因為這幾乎是他們首次向外人披露自己運動生涯輝煌掩蓋下那個不為人知的黑暗世界。”斯金納告訴我們，有時當事人因激動而情緒失控，取證不得不中斷達數小時之久。

“莫羅與費拉裏已經認罪，並自願接受終身不得涉足職業運動聯盟醫療服務業的判決，盡管這些證人不會都出席針對阿姆斯特朗指控的仲裁聽證會，但是他們的證詞已經完全足以使美國反興奮劑協會有信心提出一係列對美國電信車隊的指控。”斯金納告訴我們，“這不是一場以糖果換取真話的哄孩子遊戲，而是試圖從根本上維護體育競爭公平與神聖性的努力。”

然而對於國際自行車運動和全球觀眾來說，如何填補阿姆斯特朗留下的巨大真空，重塑他們對這項古老運動的信任和熱愛，卻是一場長期綿延的陣痛——當ABC電視台詢問蘭蒂斯，是否認為阿姆斯特朗的行為是一種作弊的時候，他的回答是：“好吧，那要取決於你如何定義作弊——如果他（阿姆斯特朗）沒有奪取那些環法比賽冠軍，其他同樣服用了禁藥的競爭對手就會把這些榮譽據為己有。”事實上，在紛擾中，流失的不是對賽場追逐場麵和精彩回放的興趣，而是某些更為本質、近乎信仰的東西，正如《紐約客》專欄作家邁克爾·斯佩克特所言：“蘭斯·阿姆斯特朗曾是某種東西的象征，他曾是一個永不放棄、永不讓步的男人。而如今，恐怕，他一文不值。”

[感謝美國反興奮劑協會（USADA）提供的資料與大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