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走了,她是帶著對這個世界深深的眷戀走的……”這是我4月11日代表家屬在媽媽的遺體告別儀式上致悼詞。
3月23日。早晨7點多鍾我剛上班,在阿州蒙城的侄兒打來電話,他讓我趕緊給他在國內的爸爸也就是我的弟弟打電話,有急事。我頓時被一種不祥的感覺籠罩著,一定是媽媽的健康出了問題。我電話打到弟弟的家裏,是姐姐接的電話。和姐姐的通話中我知道媽媽昨天住進了醫院,昨天(3月22日)是爸爸去世整整30年後的第1天。今年88歲的媽媽感到不適沒幾天,但住進醫院時情況已很嚴重,腹腔胸腔都有積水,有一項標誌惡性腫瘤的血象指標非常高。這時我的兩個姐姐都在弟弟家,他們在商量對策,並和我取得了聯係。
接下來的幾天。一開始醫院的方案是先對症治療同時確定腫瘤的部位。幾天下來無論是從CT掃描片中還是各項檢查中都無法確定腫瘤的部位也找不到癌細胞,對症治療成了唯一的選擇。這幾天裏媽媽的健康狀況日益惡化,我一天兩次跟國內聯係了解情況。有一次打電話回去聽見姐姐在哭,那天媽媽出現險情,醫院正在搶救。
我心急如焚,讓朋友幫忙辦了加急簽證,匆匆踏上歸程。
4月3日。1萬米高空,飛機以時速1千多公裏飛向國內,但我感覺此時此刻的飛機就像一隻爬行的蝸牛。機上座位很空,我一人占了三個位置。我安置了一個舒適的“臥鋪”,但我無論如何也無法入睡,對媽媽的記憶像電影一樣浮現在腦中。
那是在我兒時,清晨薄霧中,天有些冷,媽媽牽著我的手。
“你知道‘天有些冷’還可以怎麽說?”媽媽問。
“我不知道。”
“可以說‘略有寒意’”媽媽說。
“要再冷一些呢?”我問。
“頗有寒意”
後來,我長大了一些,那時滿大街的人都在唱“洪湖水,浪打浪”。媽媽下班回家會冒上一句“晚上回來魚滿倉”。
後來,我們兄弟姐妹們喜歡上了集郵。媽媽每次下班都會給我們帶上一包“大郵票”(紀念郵票),有國慶十周年的,有金魚的,有菊花的,…
……
後來文革開始了……
後來文革結束了……
後來改革開放了……
後來我出國了……
……
4年前我回國探親,全家人歡聚。弟弟和姐夫們興致很高,白酒喝了一瓶又一瓶。媽媽把我拉到她座位旁,指著我對弟弟和姐夫們說,“你們怎麽喝我不管,但你們不能灌他。”媽媽愛護我,對我重點保護。
想到這裏我已不能自製,淚流滿麵。
4月4日晚。在通向重症監護病房的走廊上,從火車站直接趕到醫院的我拖著沉重的行李疾步前行。走廊的盡頭站著一群人,那是姐姐弟弟和幾個親戚。姐姐迎上來對我說,媽媽的今天的精神要好一些,可能是早上姐姐告訴她我今天就要回來看她。媽媽今天多次睜開眼睛,而昨天她一直閉著眼睛昏睡。我三步並作兩步走到病床前,媽媽的情況比我想象的要差得多。媽媽已完全不能進食,生命全靠鼻飼,輸液和呼吸機維持著。碩大的氧氣麵罩捂著媽媽狹小的麵頰,為防漏氣,氧氣麵罩的邊緣塞滿了紗布,媽媽隻露出一雙眼睛。監護器一天24小時監視著生命的各個指標,心跳、呼吸、血壓和血氧。媽媽睜開眼睛看了我一眼,從她眼神中我感到媽媽認出了我。我在她的耳邊輕輕地說,“媽媽,我回來了,我回來看你了。”媽媽嘴裏嘟囔著,隔著氧氣麵罩,我清楚地聽見媽媽在叫我的名字。我拿出兒子和女兒給奶奶的信念給媽媽聽,這是兒子和女兒在我離美的前一天寫的。媽媽的身體在扭動,像是要說什麽。姐夫迅速摘下媽媽的氧氣麵罩,在場的人都清清楚楚聽見媽媽喊了三聲我兒子也就是她心愛的長孫的名字。我當即決定讓兒子和因簽證耽擱在美的太太同機趕回,那應是在4天之後,我們誰也沒有把握媽媽是不是能撐到那時。在後來的幾天中我們再也沒聽見媽媽說什麽了。
4月5日,4月6日。這兩天媽媽安靜一些,幾乎都在沉睡,偶爾會睜開眼睛。白天時間我基本都在醫院,想多陪陪媽媽,把多年的虧欠彌補一些。坐在病床前,我心裏很矛盾。我想讓媽媽知道此時此刻她遠在海外的兒子就陪在她身邊,但又怕媽媽知道了會激動,會消耗她已十分虛弱的體能。有幾次我甚至避開了媽媽的目光,媽媽的目光無望、無助。我仔細端詳著媽媽,媽媽時而緊張,時而放鬆,時而激動,時而平靜。我相信媽媽這時是有知覺的,她也許正在回顧她的一生。她也許想到了日寇的鐵蹄踐踏國土時她去鄉下逃難;她也許想到了她二十歲時不願做亡國奴去重慶大後方求學;她也許想到了日本人宣布投降那天同學們在學校操場上徹夜狂歡;她也許想到了48年在上海複旦大學校園中學生集會與國民黨的軍警馬隊對峙;她也許想到了49年春節前她去老家泰州參加解放區的工作,在穿過國民黨軍隊的封鎖線後一路高唱“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 她也許想到了她在文革中遭受的摧殘;她也許想到了她在90年代初和我們一家在美國度過的那些美好時光;她也許在盼著和心愛的長孫再見一麵;她也許……;也許,也許她什麽也沒想,隻是在靜靜地等待著人生最後時刻的到來。
醫院方麵找我們兄弟姐妹談了話,媽媽的病確定為惡性腫瘤引起的多髒器衰竭,醫生讓我們做好充分的準備。
4月7日。那天媽媽很煩躁,身體不斷抽搐,兩眼無神地睜著,目光彌散。下午6點半左右,監護器上標誌生命的各個指標,心跳、呼吸、血壓、血氧在幾十秒內驟降至零,生命離媽媽而去,如決堤之水,無法阻擋。在這最後的時刻,我們兄弟姐妹都在媽媽床前,都在她老人家的身邊。
摘除了氧氣麵罩的媽媽躺在病床上,神色安詳,沒有痛苦。這時我看清楚了,比之4年前,媽媽瘦了,媽媽老了。
4月8日。太太和兒子沒能趕上見媽媽最後一麵,他們趕到在天津新村的老居裏媽媽的靈堂前向媽媽的遺像三鞠躬。那晚姐姐、姐夫、弟弟、弟妹都在,屋裏一片靜寂,此時此刻我們都真切地感受到,媽媽離我們遠去了。
4月11日。媽媽的遺體告別儀式在石子崗舉行。按照媽媽的生前遺願,後事從簡。告別儀式的規模很小,隻有我們家人和親屬以及媽媽生前工作過的南師大附中的領導和一些老教師共40多人。南師大附中的領導,家屬和親屬分別致悼詞。
媽媽和爸爸合葬在南京市郊的普覺寺公墓中,在分別了三十年後,他們又聚到一起,這次相聚是永久的,永恒的,永遠的。
我的耳邊響著一句話,這是出發前女兒給我做的生日卡片中不知從那兒摘抄來的。
“每一次結束都是一個新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