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三十年代初,父親在如皋師範讀書,當時如師已有共產黨的地下組織在活動。父親跟我說起過他的一位學長盧樹生。盧樹生當年在學校裏是一個學生領袖,非常活躍。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盧樹生曾率領如師學生在如皋城裏進行抵製日貨的活動。很多年後父親才知道盧樹生在如師時就是地下黨員。後來盧樹生改名為盧正義。
盧正義三五年在國民黨的“蘇州反省院”坐過牢,出獄後他去了延安。四五年他從延安來到解放後的大連任市政府教育局局長,五五年調到教育部任小學教育司司長,後來任教育部政治教育司司長。
文革前盧司長曾來我們家作客。那時家裏平時人來客往很多,可是這次我印象特別深。父親提前幾天就告訴我們他的一個在北京教育部工作的老朋友要來我們家作客,叫保姆和我們把家裏打掃得幹幹淨淨。那天盧司長來訪,父親領他到我們住的房間,讓我們和他打招呼。印象中盧司長是一個瘦瘦矮矮很和藹的老人。
文革中,盧司長成為一個風口浪尖上的人物,起因是盧司長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在教育部貼出的一張揭發批判教育部副部長的大字報。這張大字報與聶元梓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產生於同一天,這使得盧成為“響當當”的革命左派。在支盧的問題上,江青和陶鑄曾發生激烈爭辯,江青是堅決支持盧正義的。迫於江青的壓力,陶鑄去教育部講了一次話,對盧正義的大字報表示支持(《陶鑄落難—曾誌回憶實錄》)。教育部的造反派分成“保盧”和“反盧”兩派,爭論的焦點是盧三五年在蘇州反省院寫的自首書。六七年二、三月間,這些造反派曾數次向與盧同時期關在蘇州反省院的劇作家陳白塵外調了解情況,從這些人的態度上陳白塵說他能分辨出誰是“保盧”派,誰是“反盧”派(陳白塵《牛棚日記》)。
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印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人自首叛變材料的批示》,這就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文件起草者把毛澤東早前對譚震林《關於農民運動情況報告》上的一段批示“黨政軍民學,工廠、農村、商業內部都混入了少數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變節分子。這次運動中,這些人大部分自己跳出來是大好事。應由革命群眾認真查明,徹底批判”,斬頭去尾,塞進了這份報告中,這使得《批示》後來成為各路造反派在全國上下到處“抓叛徒”的“尚方寶劍”。
其後不久,北京某高校一夥造反派竄來南京抓叛徒,他們找到我父親了解盧司長的情況,他們不知從那裏聽說我父親曾與盧司長是如師同學。文革中的造反派外調有個特點,就是預設故事情節,帶著鞋子找腳,下好套子讓你鑽,這些造反派也是這一套。說實話,我父親對盧司長離開如師後的所作所為還真是不了解,他們後來沒有聯係,直到解放後因為是在一個係統工作才聯係上。那天,那些造反派沒有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很不高興,罵罵咧咧地走了,臨走前他們在父親工作的單位教育廳的牆上貼滿了大字報,說我父親“包庇叛徒”。
不久,在南京街頭一些大字報上的叛徒名單中出現了我父親的名字,說他在三十年代中做過叛徒。這件事曾在我們家引起很大震動。有一天晚上,我們家裏人兵分三路,去街上看“抓叛徒”大字報。街上大字報中的叛徒名單有幾個不同的版本,向我父親外調的那夥人所在的那個高校大字報上的叛徒名單中,我父親赫然在列。父親一下就猜到就是那幾個來外調的家夥搞的鬼,對此父親又好氣又好笑,他三十年代中在老家鄉下做小學校長,根本就沒有參加共產黨,怎麽可能去做叛徒,栽贓誣陷也要有點影子,不是這麽個搞法。機關裏的造反派那時正到處收集我父親的材料,羅織罪名,但這件事過於離譜,造反派也作不出什麽文章。
其實,對三十年代各地“反省院”裏共產黨員寫自首書、悔過書的問題,曆次審幹、肅反中已有結論。對此,陳白塵當時寫道:“為了薄一波等人一案,竟對過去所有已作過的結論全部推翻,這就不知將伊於胡底了!難道過去審幹、肅反的結論都一律不算數麽?思之惘然。”(陳白塵《牛棚日記》)
退一步說,至於寫了自首書、悔過書的黨員算不算是“叛徒”,這是共產黨的“家事”。犯了“家規”自可按“家法”懲治,完全用不著大張旗鼓推向社會。很明顯,“抓叛徒”一案成為文革黨內對立兩派中的一派打擊另一派的工具。
六八年,盧在保盧派的安排下逃出北京,後來下落不明。七零年,公安部發出通緝令,通緝兩年前神秘失蹤的盧正義,也沒有結果。“盧正義失蹤案”成為文革的一個懸案。
關於盧正義的失蹤,有幾種說法:
“前麵提到的教育部貼第二張造反大字報的人盧正義,江蘇南通人,當時任中學司副司長,在文革初期很活躍,我看到一個灰白頭發的矮個小老頭兒,約摸五十來歲,在院子裏與人辯論,是教育部文革造反派的風雲人物,待到紅衛兵公布六十多人的叛徒名單,全國興起抓叛徒的高潮,我們這一派就槍打出頭鳥,從幹部檔案中了解到他曾坐過國民黨的監獄,到各地調查他的材料,其中主要是在江蘇反省院的檔案中,查到一份盧的自白書,把它公之於眾要揪鬥他,盧在部內藏身不得,就由本派兩名青年保護逃往外地,就像偵探小說一樣,這一派就派人跟蹤追逐,這樣在外藏匿了相當一段時間,最後我們跟蹤的人在南京輪船碼頭看到他的身影,知道他上了開往武漢的輪船,無法追上他。就在這艘船上,第二天一早護送他的人發現盧不見了,從此盧正義失蹤。據護送他的兩位青年回憶說,當晚盧的情緒尚好,無要自殺跡象,那麽人到那裏去了?至今是個不解之謎。據一份材料講,盧被捕以前,從上海逃出來是在張春橋家裏過的夜,盧與張有較密切的關係,張春橋是否有類似的曆史問題,怕牽連出來而采取滅口的辦法,這僅是文革以後的一種猜測而已。”(陽溯《文革雜憶:盧正義失蹤之謎》)
“‘文革’開始後,災難落到他(盧正義)的頭上。由於他年青時從事革命活動,曾被國民黨逮捕坐過監獄,雖早已做過結論,但造反派揪住不放,強加上‘叛徒’罪名,後被另一派群眾放走後,造反派發出‘通緝令’四處追拿他。‘文革’後期得知他在長江航行時投江身亡(據當時航行日誌記載),但另一派經調查認為是被造反派陷害推入江中的。”(劉道新《文革回憶錄:被迫自戕的我的七位老上級》)
網上更有一種說法,說是盧正義後來逃亡海外。
現在回頭看盧司長在文革中的遭遇,我的感覺就是兩個字“折騰”。
前一陣,總書記在某大會上提出一個“不折騰”說法,此言一出,據說民間佳評如潮。雖然總書記沒有明示他所說的“折騰”是指什麽,我想理應包括“文革”這個大折騰。盧司長在文革中的遭遇就是文革這一大折騰中的無數折騰之一。不知道總書記的“不折騰”是不是包含了對這個大折騰的懺悔之意。
不管怎麽說吧,知道中國不能折騰,經不起折騰,可算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了。
文革小報《追窮寇》:看大叛徒、大特務盧正義的反動嘴臉
1/13/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