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弓筆談

江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多少人與事,盡在筆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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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朱廳長

(2008-05-31 05:28:29) 下一個

文革前我們院子裏住著四位江蘇省教育廳的副廳長,朱廳長就住在我家樓上。

朱廳長是河南人,高高的個子,目光慈祥。他聲如洪鍾,有點耳背,所以說起話來聲音很大,很遠都能聽見。在共產黨的高級幹部中朱廳長個算得上是一位雅士。他喜歡下圍棋,打網球,還寫得一手好毛筆字。到了周末朱廳長會約些人來“手談”,棋子落盤的啪啪聲經常響至深夜。有時他高興起來會把我和他兒子毛頭招在一起給我們講一些“金角,銀邊,草肚皮”之類的圍棋ABC。周末時朱廳長還經常背著網球拍騎自行車去五台山體育場打網球。朱廳長的魏碑體毛筆字蒼勁有力很見功底。

在省教育廳朱廳長主抓中學教育。朱廳長先前曾在南京市教育局做同樣的工作,所以他是這方麵的行家。朱廳長的教育理念十分開放,他主張開門辦學,學生走向社會,反對埋頭讀書。六四年毛澤東《春節談話紀要》發表後,全國上上下下都在推行教育改革。朱廳長是這場改革的積極實行者,他去南師附中蹲點試行教育改革。有一次附中學生步行去農村開門辦學,年過五旬的朱廳長陪同學們步行了幾十裏。同學們把當時流行的一首歌“巍巍井岡山,養育了鋼一連,毛代表就在我們身邊,朱軍長走在隊伍前麵…”中“朱軍長”改成“朱廳長”一路高唱,士氣十分高昂。

六五年的一天朱廳長請回鄉知青董加耕來他家做客。董加耕是江蘇鹽城人,六一年時他放棄了保送上北大哲學係的機會,放棄高考,立誌回鄉務農,做出了成績。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京參加第三屆全國人大會議的他被邀請參加毛澤東的七十一歲生日家宴,坐在毛澤東的左手邊,坐在毛澤東的右手邊的是邢燕子,同桌的還有陳永貴、王進喜、錢學森等。董加耕在當時是個家喻戶曉的人物,記得有兒歌唱道,“咯噔蹬,咯噔蹬,我騎馬兒去鹽城,鹽城有個董加耕…”(去年十月鳳凰衛視“魯豫有約--董加耕訪談”節目中魯豫戲稱董加耕為當年的劉德華)。那天我們知道董加耕要來朱廳長家做客,早早就等在樓梯口。不一會董加耕來了,他那天穿一件暗紅色的衛生衣,黑紅黑紅的臉膛很樸實,一副鄰家大哥模樣。董加耕向圍在樓梯口的大人和孩子們微笑招手,我們都很興奮激動。

六六年文革開始後,朱廳長寫了一張大字報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南師附中的紅衛兵小將們給大字報加了序並冠以醒目的標題“廳長也造反了”。這張大字報當時貼滿了南京大街小巷。六七年三,四月間,全國上下開始“抓叛徒”。不知為什麽朱廳長的名字也進了叛徒名單。一天晚上南師附中來了幾十個紅衛兵,院子裏自行車黑壓壓停了一大片。小將們衝進朱廳長家要他交待成為叛徒的經過。從在樓梯上上上下下的小將們的臉上和他們的議論中看出他們很氣很激動,他們曾如此尊敬和擁戴的朱廳長竟然是一個隱藏在革命隊伍中多年的叛徒。朱廳長在客廳裏大聲地解釋和爭辯著什麽,一直持續到下半夜。小將們把朱廳長帶去南師附中關在一個小樓上繼續審查。在後來幾天的審查過程中小將們動手打了朱廳長,朱廳長不堪其辱以跳樓抗爭,摔折了腿。“醫院診斷為腰椎斷裂,腳跟骨折。朱出院在家休養期間,又被學生揪到學校審查,當時是由丁老師(附中兩個右派之一)用板車將不能動彈的朱拖到學校的。朱在學校禁閉了幾個月,由家中的小女兒和保姆護理。”(“南師附中老三屆”網《南師附中文革大事記》)後來省級機關在句容縣的下蜀鎮和橋頭鎮建“五七”幹校,朱廳長尚未痊愈,拄著雙拐下了鄉,他家保姆隨之下鄉照顧他。朱廳長的夫人在南京市的一個機關工作,當時帶著十三四歲的兒子毛頭和毛頭的一個姐姐下放到淮安農村。毛頭的另一個姐姐留在了南京,一家人分了三處。

七四年朱廳長從幹校回了南京,這時我們全院已搬入民政廳的殘廢軍人收容所。朱家隻分了兩間陰暗潮濕的小屋,白天屋裏不開燈什麽也看不清。我有時去他家串門,看見朱廳長總是靜靜地坐在屋裏看書或寫什麽東西。朱廳長一家在這樣的環境中住了整整十年。七九年我們都搬出了這個院子,從此就很少見麵了。

七七年高考恢複後,中學的教學迅速回到追求升學率的老路上。朱廳長當時閑賦在家,可他一直關注中學教育的發展狀況。八十年代初是改革開放的年代,當時的改革之風激起了朱廳長長期以來從未平息過的教改熱情。他在南京八中找了一些讚同他教改理念的老師搞起了試點。為了獲得第一手資料,他去八中聽課。當時朱廳長年近七十,已是一介平民,每次去八中都是擠公交車,他在文革中摔折的腿走路很困難,每去一趟的難度可想而知。朱廳長的耳朵那時基本失聰,借助高分貝的助聽器才能聽見一點聲音。朱廳長在八中聽課,嚴格地講是“看”課。他坐在講台前,麵對學生,通過看學生的表情來判斷教師的講課效果。由於他的熱情,八中當年曾短暫地形成過一個教改的氛圍,大約持續了一年。朱廳長的教改之夢很快就被追求升學率的大潮淹沒。在學校的改革碰了壁,朱廳長又想召集一些有誌於教改的老師來寫點東西。他認為自己的思想是超前的,雖不為當時的人們所接受,但將來一定會有益於教育事業。他的這一想法不知什麽原因,最終沒能付諸實現。朱廳長多年來一直在做著教改夢,可一直壯誌未酬。他的一個女兒曾這樣評價她的父親,“熱情有餘,處處碰壁”。

九四年我回國探親,特地去朱廳長在西康路的住處探望了老人。老人看見我很激動,握住我的手半天不放。老人很健康,眼神還是那樣慈祥。問了一些我在美國的情況後,老人告訴我他正在寫書,想把他幾十年在教育領域工作的經驗和體會寫下來。老人說:“我的觀點和他們(我想是指當時主管教育的人們)完全不同,沒有人願意聽我的,但是我還是要寫。”說這話時老人平靜、自信、堅定。他已沒有了追隨者,孤身一人,仍為自己的信念奮鬥著。我望著這位八十歲的老人,心裏充滿崇敬之情。老人對教育工作的觀點或許有可商榷之處,但他這種執著的精神深深感動了我。九四年後我再也沒見過他。後來聽說朱廳長完成了三十多萬字的書稿,但沒有地方可以出版。出版社的條件是他必須自掏腰包,自行推銷。老人已沒有精力完成這件事,這部書稿現在仍束之高閣

朱廳長於二零零七年八月十一日在南京逝世,享年九十三歲。這樣,老人走完了他坎坷的一生。

我相信南京市一些老中學教師一定還能記得這位為教育事業特別是中學教育事業工作和操心了一輩子的老人。

5/31/2008


下麵是網上查到的資料

朱之聞墜樓前後 張人則[高二乙] 2007/10/12 —選自“南師附中老三屆”網

        1967年春夏,我在“井岡山”搞教改批判,曾向朱之聞做過調查。他墜樓前幾天我曾看見他在教學樓被批鬥毆打,他墜樓後我又參與了搶救善後。說“墜樓”而不說“跳樓”,是因為我能確定的僅僅是他從教學樓上掉下來,但不知道那是如何發生的。現將我了解的朱之聞的那一階段的情況記錄下來。寫作時參照了自己1967年的筆記本,有些內容直接抄自當年筆記(將在文中分別注明)。

        …… (略去與墜樓無關的部分)

        到了夏天,一天晚上,聽有人說,“高二甲班幾個人在鬥朱之聞”。我們就到教學樓二樓去看。那間教室(應該就是高二甲班教室)中,課桌椅都被推到牆邊堆得高高的,中間留下一小塊空地,象個天井,隻能容十來個人站著。我們到門口一看,已經有些同學堵在“天井”外圍觀看,我們隻能看到他們的背影。我爬到旁邊堆著的桌椅上,居高臨下,才看見批鬥的情況。朱之聞站在中間,四五個同學,記得有LXX、SXX,圍在他前後左右。LXX麵對朱之聞,斥責、追問他的曆史問題,朱之聞似乎有所申辯,他就劈頭蓋臉打下去。朱之聞往後退,後麵的同學又把他推向前。四邊的同學,也有推推攘攘、拳打腳踢的。
        我們隻看了幾分鍾,就默默地退了出來。我心裏有點納悶,不知道他們為什麽在這個時候把朱之聞楸到學校,鬥他的曆史問題。對於沒有出麵製止這樣的武鬥,我至今良心有愧。另一方麵,當時如果出麵,矛盾也可能轉化。文革中為批鬥一個當權派而導致兩派群眾組織武鬥的情況,實在太多了。
        又過了幾天,一大早,我到食堂打了早飯出來,斜穿過五四草坪,往“井岡山”隊部東二樓走。記得是石笑海走在我前麵幾步路,先發現教學樓中間地麵上有情況。她現在(2007年)的回憶是,看見朱之聞已經坐在地上,二樓有兩個人從窗口往樓下看,一下就不見了。我的記憶是,我快步走過去看,朱之聞躺在水泥地上,有點蠕動。他身上沒有明顯的傷痕、血跡,兩眼閉著,不說話,但顯然活著。我當時判定他是跳樓自殺,雖然至今也不清楚他是如何從樓上掉下來的。石笑海回到“井岡山”隊部,就跟別人說朱之聞的情況。我則在朱之聞旁邊守候。很快旁邊就圍了其他一些同學。
        我記得的下一個場景是,我和王鹹在鼓樓醫院照料朱之聞(但我們現在都不記得是如何從附中到鼓樓醫院的)。是我去填表、辦了住院手續,朱之聞進了急救室。醫生檢查後告訴我們,朱之聞是兩腳朝下以站立的姿勢著地的,因此腳後跟的骨頭粉碎性骨折,脊椎因體重而壓斷。醫生讓他保持仰臥,把他腳吊高牽引。後來朱師母來,我們介紹了情況,她就默默地守候在病床前。
        當晚我和王鹹留在醫院,“井岡山”其他一些同學也曾到醫院了解情況。記得錢邁期半夜騎車來到醫院,看見朱之聞嘴唇幹裂,問為什麽不給他喝點水。我們說,醫生不讓喂水,隻讓用棉花球沾水潤潤嘴唇。朱師母一直嚴格執行醫囑。半夜時朱師母不在,錢邁期就喂了一點水,還說,“這水頂多到喉嚨管,到不了胃裏的,不礙事。”
        第二天,“井岡山”仍然有同學到醫院輪換值班,一直到教育廳的群眾組織接管過去。這以後,一直到下鄉插隊,我都沒有再見過朱之聞,隻聽說他奇跡般地複原,不僅沒有癱瘓,而且能夠走路。
        文革結束後,我曾經和一起在泗洪界集插隊的幾個同學,在逢年過節的時候去看過朱之聞。他仍然強烈希望肯定教改,希望我們根據插隊到上大學的經曆來肯定教改。他似乎始終沒有意識到,教改中推行的“階級鬥爭”、“階級路線”,我是被嚴重排斥、壓抑、歧視的受害者。撇開這一點不說,我們在鄉下,特別是在林彪事件之後,對文革前、文革中的正統意識,已經經曆了激烈的反叛;在文革後,由於接觸到新的思想資源,正在進行更深入的反思提升。
        但是在結束這篇關於朱之聞的回憶文章時,我還是想對教改說一點正麵的看法——教改中我最喜歡的一件事。那就是開放圖書館裏中大附中的藏書。當年建國院南頭的圖書館,最東頭的書庫是49年前舊書,封存多年,在教改中居然開放了。我至今不明白這件事怎麽會發生。但我仍然記得我在那裏自由翻閱那些蓋著中大附中圖書館圖章的舊書時,內心的喜悅。今天的附中,能做到這一點嗎?

附記:
        此文寫好之後,2007年10月1號,附中105年校慶,我們返校。見到秦昕老師,談了很多文革舊事。他說,朱之聞已在幾個月前(2007年7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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