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吳廳長

不知是不是上了年紀，近來我有一股寫作的衝動。

小時候，覺著五十多歲的人就算是老人了，不想一轉眼自己也年過半百好幾年了。這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和世界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此期間，我們認識的人我們經曆的事，直接的或是間接的，都打上了這個時代的印記，見證了這段曆史的發展。
 
我想寫一些東西，但不知該給這些東西們起個什麽名。暫且先叫“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吧。在一大堆想寫的人和事中，最先躍出的是這位吳廳長，前江蘇省教育廳廳長吳天石。
 
一九六六年八月初，神州大地文化大革命開展得如火如荼。學校放暑假後就沒開學，大人們好像也都特別忙，我們就像出了籠子的小鳥無人管束，自由飛翔。馬路旁的電線杆上不知什麽時候都裝上了大喇叭，播放著雄壯的，聽一遍就會唱的革命歌曲（不像現在的歌聽幾十遍也學不會）。廣播員用高亢的嗓音喊著：“ ... 這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偉大革命 ... ” 那時文革主要還在社會上和學校裏開展。江蘇省委及時拋出四個活靶子暫時阻止了大批判的烈火向上燃燒。他們是省教育廳廳長吳天石，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省委宣傳部長陶白和省哲學研究所所長孫叔平。
 
我們居住的廳長大院還算平靜。這是一個國民黨潰退時官宦人家留下的大院，三幢別致的西式樓房配上三個漂亮的大花園，園藝工人定期把院子裏的花草修剪得整整齊齊。那是我兒時的天堂。盡管當時南京的天氣悶熱難當，我們這些自由的小鳥們天天在院子裏捉迷藏，打遊擊玩得天昏地暗。
 
八月五日早晨剛起床就感覺不對。廳長們，廳長夫人們，保姆們還有各家的年長子女們聚集在院子裏，大家低聲議論著 什麽，氣氛壓抑，緊張。我鑽入人群探個究竟。“吳廳長去世了，還有他的愛人。”不知是誰在說。“太慘了。”“這些學生們太 ... ”人們欲言又止，想說又不敢說。過了一會兒人群漸漸散去。回到家中我問父親發生了什麽，父親說：“南師的學生批鬥吳廳長和他的愛人，把他們整死了。”接下來是長時間的沉默，家裏死一般的寂靜。父親本來話就不多，這時就更不願說什麽，我也不敢再問。外麵烈日當頭，可我感覺天空不再晴朗，一場暴風雨正在向我們這個昨天似乎還很寧靜的大院襲來，向我們家庭襲來。

在隨之而來的“紅八月”中，全國發生多起暴力致死人事件，教師被打死，學生被打死，幹部被打死，工人被打死。八月十八日紅司令登上天安門，臂戴紅袖章向百萬紅衛兵揮手致意，更把紅色恐怖推向高潮。此後血雨腥風席卷神州大地達十年之久，學生暴力致死吳廳長夫婦事件是一個前奏。

後來造反派不讓我們在那個大院住下去了，我們舉院搬入一個曾是民政廳殘廢軍人收容所的小院中。後來我的兩個姐姐下鄉了，後來我的父母去了“五七”幹校，後來複課鬧革命，我進了中學。

一九七零年初，省文教衛生係統的造反派召集了一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學習班，組織我們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學習兩報一刊元旦社論，學習《敦促杜聿銘投降書》，鼓動我們給在幹校的父母寫信，讓他們“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吳廳長的兒子跟我分在一組。上麵開大會，我們開小會。他一遍遍對我們說：“我爸爸要是活到今天肯定一點事都沒有。”說這話時他眼裏充滿悲哀和無奈。我在想這幾年他不知是怎麽過來的。吳廳長的兒子比我大幾歲，但當時畢竟還是個孩子。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副統帥外逃摔死在蒙古荒涼的草原上，文革形勢開始逆轉。那時我已進了工廠。七二年後，政策明顯寬鬆下來。父親從幹校回來的次數多了，每次在家呆的時間也長了些。差不多七四年初的時候，父親從幹校搬回了南京，閑賦在家。我們還是住在收容所的小院裏。我們家的住房是一間庫房改造而成，冬冷夏熱。每逢夏天，南京天氣酷熱，房間裏下半夜兩三點仍像炕房一樣，無法入睡。所以到了傍晚，我們就在房前的水泥地上澆上水，衝衝熱氣，再把小桌子凳子躺椅搬出來，在外麵吃飯乘涼。這是一家人聚在一起聊天的最好時間。這麽多年來父親和我難得能像這樣長時間的在一起聊天，也因為他看我長大懂事了所以和我談起了他的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我們談話的內容很廣泛，年代的跨度也很大，其中包括一九六六年八月初發生在吳廳長夫婦身上的慘劇。在寫這篇短文前，我在網上查了一下， 發現了一篇王友琴寫的《李敬儀和吳天石--暴力性“鬥爭會”的最早受難者》描述了這一慘劇。我的記憶和此大致相同。

六六年八月三日晚上，南京的天氣異常悶熱。南京師範學院的一夥學生闖進吳廳長的家，他們本來是衝著吳廳長的夫人李敬儀來的。李當時是南師的幹部處處長。學生們要帶李到學校讓她交出幹部的檔案，李拒絕。吳廳長正好在家，一個西瓜打開剛吃了幾口。吳廳長知道他夫人身體不好，下樓來關心了幾句。學生中有人認出了吳廳長並知道他是省委拋出的大批判對象。學生們不由分說揪住吳廳長夫婦去學校開批鬥會。吳廳長穿了一件汗衫，衣冠不整。天氣悶熱加上兩位老人身體不好，他們被人推推搡搡，沒走多遠就休克了。學生們架著拖著他們往學校去。有學生說他們裝死，從路邊居民家中弄來涼水澆在他們的身上臉上也沒能把他們澆醒。學生把他們拖上主席台，兩位老人癱坐在台上，昏迷不醒。就這樣批判會持續了幾個小時直到省委的人趕到。省委的人把他們送進醫院，在醫院裏兩位老人一直沒有蘇醒過來，八月五日雙雙去世。南師的這些學生們把八月三日當作重大的日子成立了紅衛兵組織“八三師”。
 
這段曆史漸漸離我們遠去，現在已很少有人知道，想起或關心在六六年八月三日南京那個悶熱的晚上發生了什麽事。在這場集體暴力狂歡中也很難追究個人的責任，但我很想知道的是這些“八三師”的小將們，現在都已是六十開外的老人了，每年八月三日這一天會不會在心裏有哪怕是一點點的懺悔呢？
 
5/1/2008

下麵是在網上查到的資料

吳天石，原名毓麟，筆名史堅。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人民教育家，江蘇南通市人。早年參加進步學生活動，自覺地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１９２９年，他考入無錫國學專修館讀書，積極參加了左翼文化運動。“九一八”事變後投身到抗日救亡運動當中，他參加了蘇中抗日根據地的開辟和建設，投身根據地的教育和文化事業，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幹部和建設人才。１９３２年畢業於無錫國學專修館。１９４３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江海公學校長、華中公學副校長、華中大學第二教務長。建國後，曆任江蘇師範學院院長、江蘇省教育廳廳長、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對語文教學改革有係統見解。著有《教育書簡》，與夏征農、沈西蒙合編曆史劇《甲申記》。
 

《文革受難者的孩子們》
王友琴

John Pomfret是《華盛頓郵報》記者，２００６年出版了《中國課：五個同學和新中國的故事》（Chinese Lessons: Five Classmates and the Story of the New China，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2006）一書。1981年他21歲，作為1949年後首批成為中國大學本科生的美國人之一進入南京大學。2001年他參加校友重聚後就開始寫這本書。他寫了他的五個中國同學，他們的過去和現在。在對個人所作的肖像性描述之中，他也表現了當代中國社會的總體曆史，包括改變和延續兩個方麵。

這本書出版以後，已經發表了若幹英文書評，因而我想特別側重談論自己比較了解的一個方麵。我做了大量采訪調查，寫過一本五十萬字的書《文革受難者》，記載六百多名被文革害死的人。《中國課》的作者在文革後進入中國，此書的重點也不在文革本身，然而，這本書對文革受難者的孩子們有非常獨到和深刻的描述以及剖析。文革開始於四十年前，應該承認，在中文寫作中，總的來說對文革本身以及受難者還缺乏曆史記載，對文革後人們如何記憶曆史以及文革受難者的孩子們就更不見深入具體的觀察和描述了。僅僅從這一個角度，這本書對理解文革和文革後曆史就非常有幫助。

２００４年春天，我收到此書作者寄自北京的電子信，說他在寫一本書，其中一個人物吳曉晴的父母在１９６６年被紅衛兵打死，另外，他還問我是否能提供1966年6月文革開始時南京的情況。他大概是從我的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得到地址的。

我的一個看法是，文革曆史研究之所以沒有能發展到一個較高的水準，原因固然有多項，但是缺乏研究者之間的合作和討論是其中之一。所以對於請我幫助的人，我總是盡力而為，不但希望幫助別人解決具體問題，也希望能以自己的微薄之力來推進學術研究風氣的養成。所以我很快開始動手查找材料並給他回信。

Pomfret所說的被打死的父母，名字是李敬儀和吳天石，多年前我已經做過調查並寫成文章放在電腦網上。據我的調查，這對父母是文革中全國最早在暴力型“鬥爭會”上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文革前李敬儀是南京師範學院教務長，吳天石是江蘇省教育廳長。吳天石是被中共江蘇省委最早“揪出來”的文革打擊對象之一，盡管不久以後那些省委領導自己也被“揪”了出來。１９６６年８月３日，南京師範學院學生衝進李敬儀和吳天石的家，把他們拉到南京師範學院的校園中，召開“批鬥黑幫份子大會”。一群幹部和教師被拉到台上“鬥爭”。有人把成瓶的墨汁澆在“黑幫”身上，有人動手打“黑幫”。有人把裝垃圾的鐵絲簍套在李敬儀的頭上。接著，他們又被拉到大街上，當時叫做“遊街”。開始李敬儀和吳天石還被架著走，他們很快就昏迷過去，然後就被在發燙的馬路上橫拖著，從學校往鬧市區方向拖了一裏來路。李敬儀在“遊街”過程中就氣絕身亡。吳天石在“遊街”後又被拉回學校繼續“鬥爭”。吳天石雙臂被扭成骨折，雙腿癱瘓，腦水腫。昏迷兩天後，吳天石在8月5日死亡。李敬儀和吳天石當時的年齡分別是53歲和56歲。

這是文革進程中最為野蠻血腥並有重大標誌意義的一天。兩天以後，發生了北京第一起教育工作者被殺害的事情。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副校長卞仲耘在校中被紅衛兵學生活活打死。文革通過“革命群眾”特別是“紅衛兵小將”之手大規模殺人，就從此時開始。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在文革後發表的其自傳中提到，當時他曾當麵向毛澤東周恩來報告吳天石被打死一事。非常明顯，這種暴力迫害和殺戮是在文革最高領導人的鼓勵和指導下進行的。８月３日的“革命行動”殺害了兩個人，但在文革時代這一天被引為自豪。南京師範學院的“造反派”組織起名叫“八三革命造反師”，該組織建造的毛澤東塑像高度是八點三米。這種對八三數字的反複強調，是在反複肯定那一天的行動所代表的暴力迫害的思想。

我給Pomfret傳去了我寫的這篇報告，還告訴他該文章收在我的新書《文革受難者》中，書正在香港印刷中。很快又收到了他的來信，說他已經從香港買到了書。從時間算，他該是最早購買這本書的人之一。當然，他是駐北京的美國記者，買香港出版的書不是問題，普通的中國人就沒有辦法買了。然後他問我，在我書中“李敬儀”一篇中寫到的那個曾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３日積極參與毆打李敬儀吳天石夫婦而在1999年死亡的外語教授，會不會是李敬儀吳天石的孩子為了報仇雇傭了殺手把他殺死的？

我被問得一頭霧水。盡管采訪了大量的文革經曆者和受難者親屬，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有文革受難者的孩子雇傭殺手報仇的。不但沒有報複那些作惡者，他們中的很多人甚至不敢向人講述父母的悲慘遭遇，因為仍然心懷恐懼。記得２００１年我訪問一位父母和姐姐都被紅衛兵打死的女士時，她說，她的幾個朋友和親戚曾經力勸她不要和我談話，以免引起麻煩，可是她想過以後還是決定了和我談話。她說：“我還不甘心。”我一方麵感謝她的合作和坦誠，另一方麵也被她所說的“不甘心”一詞所攪動。“不甘心”後麵的賓語詞是什麽？是不甘心不大聲抗議？是不甘心不向公眾控訴？是不甘心不采取行動反抗罪惡？是不甘心不要求懲罰凶手？是不甘心不訴諸法律尋求司法公正？都不是。她說的“不甘心”僅僅是不甘心拒絕我的采訪。“不甘心”後麵的行為賓語如此卑微，不能不使我感到悵惘。

我趕快翻開書重讀“李敬儀”條目。這篇文章的倒數第二段如下：

一位受訪者說，１９９９年，南京師範學院外文係一個風流倜儻的男教授，在蘇州突然暴死，屍體在室內一周無人發現，以致腐臭，死時年紀不到６０歲。他的在校學生都為此深感遺憾。但是學校中年紀較大的人中有傳說，這是報應。當年打死吳天石夫婦，這個人很積極。文革後他也沒有為此受懲罰，但是老天還是要算賬的，哪怕是33年之後。

我對這種傳言的理解是，人們在通過曲折的方式表達藏在心裏的懲惡願望。給我講述這一傳言的人認識吳曉晴。我曾經托過他和另一讀者與吳曉晴聯絡，希望了解關於他的父母之死的更多情況，至少請他把我已經寫好放入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的關於他父母的文章校讀一遍，以免有錯。特別是在我聽說吳曉晴現在是大學的曆史教師時，更覺得可以請他這樣做，因為不需要跟一個曆史老師解釋書寫文革曆史的重要性，何況這曆史和他父母被害有關。可是，數年過去，我的請求沒有得到回應。

Pomfret先生顯然是這段文字中的“暴死”誤解成“用暴力殺死”了，因而提出了那樣的猜測和疑問。我向他作了解釋，“暴死”隻是突然死亡的意思。我毫無嘲笑他的中文不夠好的意思，其實倒是欽佩他的細心和認真，所以才會那樣發問。而且我也明白，這個問題並不是純粹因詞語誤解才被提出的。在他生活的社會中，JUSTICE，通行的中文翻譯是“正義”，和自由、人權、道德一樣被視為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是罪行就應該被帶到“正義”中來審判，不能夠幾十年任人不管。我想這是他會有這一猜測和疑問的主要原因。

等我讀了他的這本書，我進而意識到他確實並沒有因為一個生詞而誤解了什麽。他的行文表現了他對受難者的孩子們有很深的觀察和理解，能相當準確地把握其心態。而且可以說，還沒有哪個本無語言障礙的中國作家在這方麵做得更好。

書中寫到：

1966年7月14日，江蘇省報點名批判吳天石，也就是在政治上判了他死刑。吳曉晴和其他孩子一起在家裏寫大標語“打倒吳天石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教育路線”。他告訴Pomfret，那時候大家都是這樣做的。

8月3日吳天石夫婦被打死時，吳曉晴正在郊區農村勞動。他偶然聽到兩個中學生談論師範學院打死了兩個人（是用醉心的讚揚的口氣談論的。——Pomfret特別說明了這一點，這表現了他對當時情景的了解），竟是他的父母。他立刻進城回家，看到他的姐姐。他15歲，姐姐也是中學生。姐姐教他怎麽回應這件事情：就說母親死於高血壓父親死於慢性肝炎，因為說父母是被紅衛兵組織打死的會讓子女成為革命的對立麵。兩個人都沒有哭。

他們的家成了紅衛兵司令部。他們被趕出了門。然後吳曉晴像其他一千八百萬青年人一樣被送到農村插隊。1971年林彪死後，一些老幹部複職，給一些已經被打死的人平反，吳天石也在其中。這樣吳曉晴得以離開農村參了軍（當時這是一般人得不到的機會）。1975年，他在軍隊加入共產黨。在入黨申請書中，他再次說他的母親死於高血壓父親死於慢性肝炎，還說他父親因為世界觀沒有改造好，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他說他知道他這是在說謊（他父親的屍檢報告說身上骨折就有六處，還有其他各種傷），但是他說這樣做有助於“改善我的生活”。

文革後吳曉晴成為南京大學７８級學生，畢業後他到南京師範學院曆史係教書。他父母被這所學校的人打死。打死他父母的人從未被起訴。他和其中有的打人者會常常在校園路上對麵走過。2003年，他們係裏為了賺錢要編曆史教科書，把文革這一段分派給他寫。他自己寫了一些段落，可是沒有通過上麵的審查，於是刪去，改成上麵規定的關於文革的那些套話，盡管那些話離開曆史事實很遠。1989年學生運動遭到鎮壓後，他被推舉為該校清查委員會成員對參加學生運動的人進行“清查”，他做了，盡管是最不起勁的清查者。對於這類事情，他總是解釋說，是因為“沒辦法”。

書中還寫到，假如說吳曉晴怯懦，他是一個有勇氣坦承自己的恐懼的人。是吳曉晴自己告訴了Pomfret這些事情。這一點使Pomfret覺得吳曉晴在悲慘的同時也有了英雄性的一麵。
這位作者依照當年在班裏的習慣，在書裏稱吳為“老吳”（77、78級大學生之間年齡相差很大，吳是年齡較大者）。“老吳”因為老，因為家庭遭遇，與過去的曆史比年輕同學有深得多的關係。但是他也指出，在他們那個班裏，“老吳”卻是最為通曉電腦網、電子郵件、電子短信這些現代裝備的。雖然“老吳”對父母之死沒有作什麽，但是顯然還在留心和收集著有關曆史的種種信息。

讀著書中對一個人的這種深入的描述和分析，使我仿佛覺得在讀文學作品中的人物，比如俄國小說裏的奧勃洛摩夫（岡察洛夫）、羅亭（屠格涅夫）等等。俄國作家在這方麵才華突出，他們對人性的深刻洞察和人道精神體現在這些作品中。另外，我參訪過大量的文革經曆者，自以為有一定資格了解這樣的人物的典型性。在一種非虛構類作品中能達到這種效應，是很了不起的。

在書中，Pomfret一直在思考為什麽他的同學的行為讓他困惑。他寫道：

假使我的父母被政權殺害了，我會投入我的生命來複仇，來從事政治活動，至少，要把省公安局秘藏著的證據都挖掘公布出來。為什麽吳曉晴不這樣做？他的正義（JUSTICE）感在哪裏？為什麽在中國這種事情的結局總是壞人--準確地說是謀殺者--得以脫身？（113頁）

我想，Pomfret提出了很重要的問題，這就是JUSTICE/正義問題。一般人都認為，文革受害者們保持沉默忍氣吞聲，是因為他們受到權力當局的壓製。這一解釋無疑是對的，然而不是能解釋這一現象的充分理由。在文革發生時，吳曉晴姐弟知道父母是被打死的，但是卻說是“高血壓”和“肝炎”死的，那時候他們得自保，沒有選擇的自由。然而後來，特別是文革結束幾十年後，實際上存在著選擇的餘地。當有可能采取別的行動的時候沒有作，社會和個人是否有JUSTICE/正義就成為越來越重要的原因。

無獨有偶，在吳曉晴父母被害兩天之後在北京被打死的卞仲耘校長，長期以來也被一些紅衛兵說成是“高血壓”“心髒病”死的。當然，她們這樣說主要是為了掩飾紅衛兵的罪行，和吳曉晴姐弟那樣說動機不同。但是，在卞仲耘遇害幾十年後，還有人還可以這樣說或者寫，讀者也隻有這樣聽和看，顯然也表明了一種相當普遍的人們對JUSTICE/正義的忽視和麻木。40年前在校園裏打死一個人（何況這個中學的校園裏兩個星期後又打死了另一個人），這一類案子早就應該得到正義審判，而不是像在談論是什麽人打破了一扇窗戶，還是那扇窗戶本身已經太舊不結實。

追究根源，摧毀了當代中國人的JUSTICE/正義觀念的根源，還是文革。數以百萬計的人在文革中被害死，更多的人被“鬥爭”、被監禁、被打傷，這是對社會JUSTICE/正義的絕大冒犯和損毀。但是殘暴行為在當時被用革命的名義合理化了，在文革後又被用“認識錯誤”的說法減輕淡化了。確實，文革的事實長期以來沒有被說清楚，這是需要正視和解決的問題，但是同時，這也不隻是個說清事實的問題。文革的大多數事實一點都不神秘，比如李敬儀吳天石夫婦被打死，就是在數千人眼前，在校園裏和南京城市中心發生的。這些事實長期得不到記載和說明，是由於當局的禁止，也是因為整個社會JUSTICE/正義的衰弱。而正義感的消退使得對抗官方禁止的民間力量三十年來難以形成壯大。吳曉晴父母被害的事實，卞仲耘校長被害，這些被認為是“小事”或者不重要的事而一直被排斥在文革曆史的記載和研究之外。這不是由於語言或者知識的障礙，而是因為判斷罪與非罪、善與惡的原則出了問題。

也許有人會說，Pomfret這一套不過是美國人的想法而已，和中國實際離得太遠。這是非常輕浮的否定方式。首先，在JUSTICE/正義這樣的人類社會的基本概念方麵，難道要分美國和中國嗎？其次，實際上在美國，JUSTICE/正義之所以在社會生活中有這樣重要的位置，能保障社會的和平與進步，也是人們長期努力的結果。可以說，對吳曉晴的探索，也是在維護對人類無比重要的一個價值理念。我向讀者推薦這本書，特別推薦千千萬萬受難者的孩子們閱讀這本書，思考書中提出的命題。

往事不堪回首，文革罪行罄竹難書
送交者: 子禾 2008年5月02日20:44:41 於 [五味齋]
回 答: 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吳廳長 由 長弓 於 2008年5月02日10:34:16:

我也是江蘇省教育廳幹部的子弟，父親當年是普通教育處的視導員，經常隨吳廳長到下麵視察，了解情況，回來後為了貫徹吳廳長的指示，常常挑燈夜戰，在《江蘇教育》雜誌上發表了很多文章，被稱為吳廳長的筆杆子。

66年文革開始，吳廳長首當其衝，與夫人李敬儀雙雙被南京師範學院的紅衛兵鬥死，我父親也受牽連，被關進牛棚。

我母親是中學音樂老師，非常擔心父親的命運，其後在學校帶學生唱文革歌曲的時候，因為精神高度緊張，把詞唱反了，“造反有理”唱成了“造反無理”，也當場被紅衛兵打倒，剃了陰陽頭（一半有頭發，一半沒頭發），去打掃廁所。記得有一天晚上，媽媽從學校回到家，當時她穿了一件黑燈芯絨的外套，從衣領到腰部，上上下下都是紅衛兵吐的白花花粘膩膩的痰液，眼圈青一塊紫一塊，肯定是被紅衛兵打的，當天夜裏，她用錘子敲頭自殺，被我姥姥救下來，第二天就精神失常，發瘋了，整天哭哭笑笑，直至今日，也沒有完全恢複正常。

我1968年作為初中畢業生，老三屆，下鄉插隊，父親1969年作為幹部下放，也去了農村，我們爺倆住在茅草房裏，相依為命，媽媽姥姥和兩個妹妹留在南京，多年之後全家人才得以團聚。
我和妹妹在恢複高考之後考上大學，讀研，後來又相繼來美國，終於安居樂業。

世界太小了，居然40年之後在北美網站上讀到這樣一篇觸動心靈的好文，又勾起我埋藏心底的回憶，謝謝作者長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