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僧袍之後的敏銳政治家

By Pico Iyer
Sunday, May 25, 2008; Page B04

當大部份的人想到達賴喇嘛，他們想到他的明黃暗紅的袍子，他閃閃發光、剔光的頭顱、戴著手腕上的佛珠、他頑皮的笑容、宇宙的洞見。畢竟，他是慈悲觀世音菩薩的轉世。然而他的人生戲劇性與力量的一部份，就在於雖然他的頭也許在雲裏，但超過半世紀，他的腳卻穩穩根植於無情現實政治的國度。多年來，我從薩爾瓦多到黎巴嫩、從伊索比亞到斯裏蘭卡作報導，我最後將達賴喇嘛看成當今世上最實際、最有遠見的政治家。

今年三月中國境內藏區發生暴力事件以來，許多不安的年輕流亡藏人開始鼓噪，要求對中國政府作出戲劇化的示威抗議。他們說，到北京舉行奧運的八月前，就是他們最後的機會，強迫中國結束在西藏近六十年的壓迫。世界各地的人們也加入他們要求行動的呼聲。但達賴喇嘛繼續敦促大家保持耐心、對話與容忍。他常常說，嫉妒、狹窄與憤怒的人所達成的協議，隻會延續到下一次發脾氣的時間為止。

達賴喇嘛也反對抵製奧運，最近還提醒藏人要放棄暴力。上星期三，他甚至宣布，如果，有機會受邀請參加奧運的話，他會「很高興」去參加。而兩個禮拜前，他也領導僧團，舉行為中國地震受難者祈禱的法會。

三十三年來，我一直跟隨著達賴喇嘛與他愈來愈不安的國人在達蘭薩拉的流亡政府，我最早見到他是在一個多霧的夏日，我當時隻是個十八歲的年輕人，到1989 年奧斯陸宣布要頒給他諾貝爾和平獎，到我們最近、去年在日本的相會。對於我們習慣政治情勢的人來說，他所有的立場都是出人意料之外的。

當他的國人值得理解地對北京政權發出挫折的喊叫、甚至極感憤怒時，達賴喇嘛提醒他們，沒有人可以被強迫變得講道理。他知道，中國一向都有一個多刺、害怕的傳統，對最小的抵抗，會報之以極度的暴力。不服從的姿態也許可以吸引報紙的頭條幾天，甚至在好萊塢被拍成電影，但對抗一個比你自己的國家人口大上215倍 的國家，這樣的動作等同於自殺。

他的立場的核心，就是實際與道德的組合：中國與西藏是鄰居，而他們的命運是交織的。他教導他的追隨者，丟石頭到鄰居的窗戶上－－或甚至把抗議者導引到他的前門口－－隻會在長遠的未來傷害整個小區。

這種清醒的實際主義、將佛教原則如此實際地運用，並不總是世界想要從達賴喇嘛那裏得到的東西。當藏傳佛教的領袖在他達蘭薩拉辦公室的外頭傳講哲學課程時，數千名外國人加入僧侶與普通藏人的行列，一天又一天在寒冷的天氣裏、人擠人的環境中聽他弘法。然而他一把注意力轉到西藏的情況，就好像他每年在三月十日都會做的－－這是1959年藏人起義的周年紀念日－－他的聽眾人數就減少了，從紐約、杜爾塞道夫、雪梨的追隨者就開始消失。我們不需要另外一個現實世界的領袖；我們想要一個可以向我們展示一個更好世界的人。

我們很容易忘記，達賴喇嘛從四歲時就成為精神領袖，多年來一直領導他的國人，時間之長，遠遠超過世界舞台上的任何人－－六十八年了，現在還在繼續之中。他在五十八年前，麵對的中國領導人是毛澤東與周恩來，在1954年，他不顧國人的反對，離開西藏到中國去，展開一年的旅行，也拜訪了北京。數十年來，他一直 都在麵對中國的激進派，也在麵對他的追隨者之中的激進派。在1970年代早期，受到CIA訓練的藏人鬥士還在西藏內部打對抗北京的遊擊戰的時候，他給他們 寄了一份錄音帶，要求他們放下武器。這些遊擊戰士們遵從了他的指示，但其中一些人心都碎了，甚至自殺以明誌。

這幾個月來，世界各國突然醒來，正視藏人的苦難，並且決定現在就是作出戲劇化反應的時候。但達賴喇嘛長久以來一直強調，真正重要的，是在奧運後會進行的事，不斷強調，重要的事是與中國人對話，而不是批評他們。中國最近與流亡藏人的代表們重新恢複談話，但北京的領導人仍然奇怪地不願意與一個比爾柯林頓總統描述為「誠實的人」、布什總統所稱「和平的人」見麵。

十年前，以他一貫的直接，達賴喇嘛向我坦誠，他最大讓步的政策－－呼求「自治」，而不是從中國完全獨立－－幾乎一無所成，中國還是繼續鎮壓西藏。但即使如此，並不代表他的政策就是錯的，因為他是朝未來看的。作為一個實際主義者，他知道小小的抵抗動作，沒辦法影響北京的強硬領袖。但作為一個將同胞的哀傷當成自己哀傷的人，他了解到，舉例說，如果對中國的發電廠、中國所擁有的企業，發動暴力攻擊，隻會讓西藏的藏人更加受苦（也會讓中國人受苦）。

我認識他這麽多年以來，特別是在過去的十五年以來，達賴喇嘛一直都主張與中國人一起合作的重要性，他相信，中國人最後會了解到他們與藏人有很多共同點。我有時候認為這是一種唐吉訶德的立場，或者是一個絕望的人最後渺茫的希望。但我上一次訪問西藏的首都拉薩的時候，在那裏看到一些中國人在大昭寺供養，尋找寺裏的喇嘛、並且讀著藏文的佛教經典。整個中國，至少一直到三月藏區發生抗議為止，藏傳佛教已經變成非常時髦的宗教。如果美國人、歐洲人、日本人會轉向藏傳佛教，以追尋他們文化裏未能提供的靈性滿足，那麽有多少才剛剛致富的中國人也會尋求同樣的精神豐富性？

去年十一月，我在達賴喇嘛來日本的一個禮拜裏，我們走進橫濱的一間會議廳裏，大約有六十位左右等著他來的人開始哭泣。有人拿椅子給他們坐，但他們開始跪在地上，圍著這位聖人，試圖得到他的祝福。每一個這麽急著要碰觸他的人，都是從人民共和國來的漢人。

也許最近幾周最大的意外是大約二十幾位中國知識分子與作家所發表的請願書，呼籲他們的政府與達賴喇嘛對話，中止在西藏的「壓迫」並且允許獨立的機構調查最近的暴動。我們也許會預期藏人冒著生命的危險作出這樣的請願，但漢人？

沒有人相信北京會一夜之間就改變，但就像達賴喇嘛常常說的，我們應該要在它發生的時候就已經準備好。我們應該注意到他長期並且最忠實的友人，就是瓦茨拉夫‧哈維爾與戴斯蒙‧圖圖。一天哈維爾仍然關在監獄裏，數周後，他在選舉中大勝，成為捷克斯洛伐克的總統。一天圖圖主教仍然處在一個種族隔離的環境中（雖然他是諾貝爾獎得主，但他六十二年的人生裏，從來沒有投票權）；第二天，他已經擺脫了國家製度的種族主義。

如果達賴喇嘛真的收到奧運開幕典禮的邀請函，中國人也許可以安心的是，至少有一個和尚會在他們成為國際大國的出場宴會上伸出友誼之手－－也提醒藏人、漢人、與整個世界，他們如果視對方為仇敵，結果就是倆敗俱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