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學泰：是誰讓孩子“整”媽媽？

上個星期天中午，乘公交車回家，車到某站上來幾個歡樂的小學生。他們拿著種種樂器，大約是剛剛練完參與奧運的節目，上車後仍然嘰嘰喳喳，歡蹦亂跳。車上很空，人人有座，有個小姑娘坐下之後，就開始打鑔，刺耳的金屬敲擊聲，霎時充滿整個車廂。一位中年婦女示意她別打了，女孩視如不見，繼續發揮她的餘興。這位婦女是她媽媽，看著車廂內乘客厭惡的表情和女兒旁若無人的舉動有些生氣了，她嚴厲地叫著小姑娘的名字：“××，別打了！讓人心煩。”這孩子仍然敲擊不輟，仿佛從中獲得很大的樂趣。媽媽真的生氣了，把銅鑔從女孩的手中奪了下來。小姑娘也生氣了，跺著腳，指責她媽媽說：“好！你反對奧運，我告訴我們老師去！”並要從她媽媽手裏奪回銅鑔，媽媽不理她，把銅鑔緊緊地抱在懷中，臉看著窗外，一任小姑娘吵鬧。一車人都用驚訝的眼光看著這孩子，有指責，更多的是疑惑不解。許久，在眾人責備的目光下女孩才停止了胡鬧，安靜地坐了下來。


看著這情景，我很奇怪，也很悲哀，一個戴紅領巾的、不到10歲的女孩竟會以如此純熟的“政治”手段和她媽媽鬥爭，這種手段曾是我們很熟悉的。其特點就是拉上當前被認為是最犯忌的問題，給對手以一擊，必以致其死命為目的。1957年多少人就是被這種政治操作打成右派的，以後多少整人的政治運動，都是用此法操作的，輕車熟路，每發必中。我的一位同學的父親是小學語文教師，當讓他向黨提意見時，他想了半晌，說了一句“現在小學生的毛筆字寫得不如以前好了”。後來劃右派時，有幾種言論鐵定要劃的：“今不如昔”就是一條。於是，他這句話就被上綱為“今不如昔”論。帽子一直戴到“文革”，“文革”中被鬥死。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這種“拉大旗作虎皮，嚇唬別人，保護自己”和亂扣帽子的做法受到抵製和批判，雖然願意這樣搞的不能說從此絕跡，比如1980年代討伐流行歌曲、1990年代圍攻台灣作家柏楊先生作品時都有人重作馮婦，再操故伎，但總的說來沒有形成大風大浪，社會還在進步，它也很難得到民眾的認同。往往是他們重言惡語驚擾於一時，引得圍觀，但不用多久，因無新技，也會嘩然而散。

 

 

當然，這裏不是說小姑娘想致媽媽死命，她不懂得這種手段厲害，甚至不明白它的殺傷力，但其內心深處會覺得這種做法很解氣，可能會嚇住媽媽，有了這種潛意識她才會說出那些話，給媽媽一擊。這就使我感到可悲，總覺得經過了數十年的反正麵的經驗教訓，我們應當與整人的風氣和整人的手段決裂了，步入和諧社會了。即使五六十歲以上的人們，因為在雞爭鵝鬥時代熏染過久，難免存留有那個時代的痕跡。年輕人、特別是學生一族中的姑娘小夥應該像賈寶玉所說“無價之寶珠”一樣，晶瑩純潔，光彩四射。沒想到一個小姑娘卻會用整人這一套對付媽媽！“這一套”是從哪裏來的？是我們教育中的問題，還是從社會上來的？前幾年教育界呼籲警惕“狼奶”，從“樣板戲”入教科書來看，“狼奶”仍未斷絕，魯迅先生說的“救救孩子”也沒有過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