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慶黎：“西藏問題的麻煩製造者”

文/魯直人

十九年前，北京發生了“暴亂”，而且是“有組織預謀有計劃的暴亂”，作為北京市的市長陳希同，並沒有盡到防患於未然，把“暴亂”扼殺於“預謀”之中的職責，按理說該追責吧？不但沒有，反而因立場堅定獲得鄧大人的歡心，成為眾人矚目的政治明星，如果他日後不是那樣狂妄、不同江澤民爭鋒叫板的話，今天中共官場的政治格局，也許會是另一個樣子了。

現在，西藏也發生“暴亂”了，西藏的一把手、自治區第一書記張慶黎也與當年的陳希同一樣，也是沒有把“暴亂”扼殺於“預謀”之中，在拉薩事發之前，他還在洋洋自得地宣傳西藏多麽穩定，但發生騷亂後不但不擔責，同樣也成了中外皆知的政治明星了。“六四”之後，這陳希同有個報告，對知識分子和廣大學生、北京市市民極盡陷害栽贓之能事。而張慶黎這點，大異於他的前輩，不但連一份有說服力的報告也沒有，卻時不時地在信口開河、大放厥辭，其語言、其強調，恰如當年的紅衛兵、造反派。有時看來，這位張書記不是在安撫、緩和西藏局勢，而是故意激化和升級西藏矛盾，嚴格說來是在火上加油，給中央添亂。北京人把胡說八道、滿口譫語的癲狂行為稱之為“滿口跑火車”，且看張慶黎是如何“滿嘴跑火車”的。

“共產黨才是老百姓真正的活菩薩”

兩會期間的3月2日，張慶黎做客新華網時，一語驚人：“共產黨才是老百姓真正的活菩薩”。菩薩是什麽？是佛教徒尊敬的上師，是出家人的精神寄托。張慶黎把共產黨稱作菩薩，其一違背了共產黨無神論的根本宗旨，出言不遜，妄加比附；其二，就是不顧曆史，自我美化，把共產黨宗教化。如果這話出自一個沒有文化、發自內心的普通藏民老百姓之口，還可商榷，但出自於一個封疆大吏之口，就有些不顧羞恥地自己往自己臉上貼金的意思了。佛家的戒律第一條就是“不殺生”，哪裏有大慈大悲的活菩薩動用軍隊、坦克來對待佛家子弟的？哪裏有憐憫天下的觀世音把藏民三千七百多座廟宇毀得隻剩下七十多座的？哪裏有自稱是活菩薩的人開口閉口就是侮毀他人、或聲稱要動槍動刀的？把共產黨換位人家藏族兄弟的心中的神，本身就是一種對宗教信仰的褻瀆，是對藏傳佛教本身的汙損，還能給別有用心的以口實，既然如此，那佛教或藏傳佛教還信什麽觀音菩薩？幹脆取消宗教信仰，十三億人直接信共產黨不就得了？

不過，從張慶黎這蠻橫的胡言亂語中，我們倒是印證了思想家顧準幾十年的一個論斷：現代極權專製的一個特征，就是執政黨的宗教化。既然是活菩薩，就無所不能，無瑕無疵，不容置疑，更不容得別人反抗。如今藏區無情鎮壓的現實，不就是“活菩薩”現世轉型，成了一個“金剛怒目”狀、揮舞“金剛杵”的惡煞了嗎？

“披著袈裟的豺狼、人麵獸心的惡魔。”

如果把這句話所指的主語省略，不少人都會以為這是文革期間紅衛兵批判佛教徒所用的造反語言，簡單粗暴，低俗不堪，在四十年前那個不講道理的特殊年代，此類謾罵式的口號，聽得實在是太多了。但同樣的話語，卻是在拉薩示威發生後，張慶黎從北京趕回西藏，在三月十八日全區黨委和政府會議上講的：“達賴集團的分裂破壞是影響西藏穩定的主要根源，是西藏發展穩定的最大心腹之患，達賴是一隻披著袈裟的豺狼、人麵獸心的惡魔。”

五十年了，花費那麽多的錢財，藏民還是聽達賴的而不聽共產黨，政府這一股子怨氣，都集中到達賴身上，所以妖魔化達賴喇嘛，是中共一貫的政策。近年來，當局在西藏采取了一連串強硬政策，包括禁止藏人學生和政府職員到寺廟參拜或進行任何藏傳佛教儀式等；張慶黎走馬上任後，加大了發起反達賴喇嘛運動，不僅明確要求藏族幹部不得參加宗教活動，就連神聖的西藏寺廟，也要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僧侶必須上課聽中共官方版的西藏曆史，也被迫違心地否認達賴喇嘛。去年底，達賴喇嘛獲得美國國會授予的金質獎章之後，不少藏民自發舉行慶祝活動，而張慶黎說惡狠狠地聲言："我們都很憤怒，如果達賴都能獲得這個獎，這個世界上就沒有公正和好人了"。

眼由於政府誤導，內地大漢族情緒空前高漲，看看網上的那些憤青語言，恨不得把藏民給統統殺掉才好。十多億漢人與不足六百萬藏民之比，是二百比一，很難想象，一個不惜動用武裝部隊來對付弱小民族騷亂的利益集團，還要尋求什麽“公正”與“好人”？

“紅旗落地，人頭會搬家”

自打記事起，聽慣了“紅旗落地，人頭搬家”的宣傳口號，沒料到，已經好多年沒聽到這句話，又從張慶黎口中說出來了。他的講話中一些語調極為嚴厲、空前強硬，如說“絕不能高枕無憂，刀槍入庫，馬放南山。否則，就要紅旗落地，人頭搬家”等等，都是在複述著同一樣的文革語言。

這句話的原版，應該是“紅旗落地，千百萬人頭落地”，是中共幾十年來防止所謂的“資本主義複辟”，用來嚇唬老百姓的一個慣用語。幾十年過去了，中國的老百姓看到了什麽？他們看到了資本主義在東歐一個個國家複辟了，政權交接中很是順利平和，並沒有出現千百萬人頭落地的慘景，倒是在自己身邊，發生著一場又一場的運動與“平暴”，讓多少無辜生命成為“扞衛無產階級紅色政權”的屈死冤魂。

據媒體報道，張慶黎在尚未正式到任時就說，對那些藏人該抓的要抓，該殺的要殺。讓當地的老百姓感到非常的驚愕，因為從來沒有區黨委書記說過如此草薦人命的話語。張慶黎此次在西藏處以上幹部的會上講話，更為駭人，連不講法律的“快批、快審，要殺一批人”這樣恐怖語言都有。一個靠殺人來維持“穩定壓倒一切”的政權，看來已經不需要“和諧社會”這塊遮羞布了。

有人介紹，團派出身的張慶黎，能力平庸，不學有術（阿諛逢迎、擅於鑽營之術），在這次處理西藏問題上，除去一味強硬之外，思維與語言整個都是文革時期的老套數、老口號，一派“打打殺殺”的腔調。殺氣騰騰中，透出的是空洞乏味，惶惶不安，實質上成了一個“西藏問題的麻煩製造者”，加劇了今日西藏的亂局。不知道天天講“以人為本”的胡總書記，咋能把這樣一個貌似強硬、其實愚蠢的家夥派來鎮守邊陲的？這裏麵的原因，可能有兩個，一個是用人不當，徒生煩惱；再一個恐怕就是上下同源、代表中央了。

原載《議報》第35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