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靈的“力量”-藏地風暴的背後

文/晉美朗嘉（北京）

 

 

      1950年昌都戰役失利後，為保全藏族和藏傳佛教，西藏地方政府被迫與中央政府簽訂了《十七條協議》，而且，在五十年代初，達賴喇嘛（1935年7月出生）尚是少年，由於一直在藏地，對內地共產黨的一套社會更動的理論和如火如荼的“革命”事件雖有耳聞，但親曆甚少，而《十七條協議》簽訂以後，其中一些條款看上去似乎對藏地的未來發展還是有益的，遂於1951年10月24日致電毛澤東，表示擁護《十七條協議》：“……雙方代表在友好的基礎上，已於1951年5月23日簽訂了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擁護，並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鞏固國防，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保護祖國領土主權的統一，謹電奉聞”。

       包括達賴喇嘛在內的藏人單純誠樸，且在中共軍政重壓催迫之下，無暇細思《十七條協議》深深隱藏起來的主旨，導致其後的8、9年的時間內，赤誠相見，和中央政府“與西藏工委合作，認真執行了《十七條協議》的每項條款”（見《再讀《十七條協議》），但“每項條款”都執行了，中共真正的意圖也就漸漸展露。在“西藏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大家庭中”後，在“鞏固國防”已經完成後， 在中共看來，西藏已經到了要按他們的社會更動思路和計劃來進行變化的時候了。達賴喇嘛那時尚是抱著天真的想法，想在共產黨的幫助下使西藏社會在不破壞正常社會結構的情況下獲得良性的進步和發展，而急著動手的中共則利用達賴喇嘛對他們的這種好感進一步行動，當時年輕的達賴喇嘛哪裏會想到共產黨的這麽多心機？我們看到，1954年秋，中共力圖更多地控製住年青的達賴喇嘛：達賴喇嘛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當選為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時又任主任委員，共產黨在這時便以為立好“傀儡”可以大行其事了，但是智慧的達賴喇嘛此時已經有所警醒，遂有1956在印度參加釋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佛教法會期間滯留達3個月之久的事情，究其原因，除了當年（1954年）在北京時和毛澤東談話過程中被他有關宗教的肆言無忌所震驚外，也因終於體察到了中共要在藏地進行毀壞根基的社會更動計劃。由此警醒，終於在1959年藏地和平抗暴被無情鎮壓後決然出走，以延佛法精脈。

      如此看來，中共受部分權勢集團所操縱的媒體向世人展現出來的達賴喇嘛“反複無常”的真相是，五十年代，處於中共軍政重壓下的年輕的達賴喇嘛為求藏地和佛法之保全，表示擁護中央與西藏地方政府所簽之《十七條協議》，其條款初看上去言辭甚善，遂以為中共產生了真誠的親近共產黨之意，但睿智的達賴喇嘛雖然年幼，感知與洞察力均極其敏銳，已經在協議簽訂後的日子中發現了問題，有所疑慮和擔憂，可為了保全藏地和佛法以及以最大的善意來揣度共產黨，所以那些疑慮和擔憂又每每被一種天真的輕信和希望所否定，但最後希望還是破滅了。現在媒體所展示的那段曆史時期中的達賴喇嘛態度上的變化決非“受好人壞人影響”或是他本人“反複無常”，而是他內心為了藏民族的福祉和未來痛苦掙紮的結果，這就是真相：一開始他相信共產黨，相信《十七條協議》的內容，相信共產黨不會損傷藏地的社會結構、宗教意識和人心，誠樸的藏人本性和虔誠的佛徒心懷使得他盡力與共產黨合作，在遇上一些暴露出中共本意的事情上，他還是抱著極大的希望和幻想，一次一次地退讓著，世人能夠體會到其中的痛苦嗎？但最終，達賴喇嘛身上也充滿著藏人和佛教徒的堅韌和剛強，忍無可忍之際，還是要痛下離去的決心的。

      其實，這個結局早晚都得呈現在曆史之中。因為，在達賴喇嘛的視域中，早晚會出現一個佛法的敵人的影子，也許在某段時期某種背景下，這種影子被其它暗光所遮蔽，但遲早還是要在意識和現實中呈現出來。其實，在《十七條協議》中，已經潛蕩著這個幽靈，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社會更動思想，亦可稱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不管中國人民解放軍到了哪片土地，這裏最終就得按照中共的意思來搞個天翻地覆。

      請看《十七條協議》之第三條——“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之下，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以及第十一條——“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采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也就是說，就在“和平解放”剛過，中共已經把西藏的社會更動進程納入到了一個既定的時間表之中（當然具體的時間會有變動，但大致還是有數的），下一個目標就是搞“民主改革”和“民族區域自治”。尤其是第十一條，分析起來殊耐尋味，通讀下來，藏地改革是不可避免的，但中間語義卻又前後矛盾，既然是“中央不加強迫”，正常的理解應該是在藏地社會意識和社會現實的動因都具備以後，因勢利導，自然而然的意思，但中央不會硬性地將其意誌強加過來，可是，後麵的“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卻又是一個應然判斷，這是一個命令句，意思當然是中央政府根據情況就改革對西藏地方政府下的命令了，命令顯然是強迫的最常見的表現形式之一。可見當年《協議》起草者對行文措辭仍未達精擅之水準，否則其意圖會隱藏得更深一些。當然，遺憾的是，從以後的經曆來看，民主改革並不是人民提出的，而是平叛後趁“勝利之東風”搞起來的，而民族區域也絕對不是本意中首先應有的政治自治，因為作為正常的民主改革後的一個正常結果的民族區域自治已經不可能了，這是一種完全被剝奪了政治自治權的其它自治，在沒有政治自治權的情況下，西藏一下子成了社會主義中國中的社會主義西藏。

      製造共產主義幽靈的始祖卡爾·馬克思會費解地看到，把他的許多歪理又做了更歪曲的理解的中國共產主義者們把原本還有些思辨色彩的唯物主義理論變成了槍杆子決定論和有保留的均田理論，把辯證法變成了適用於一切人類個體、社會形態和曆史形態的更動的根據，在中國共產主義最權威的理論“繼承”者毛澤東那裏，這種更動的本質就是鬥爭。馬克思可能會驚懼地看到，在亞洲的一片傳統悠久的佛土上，秉承著他的名頭的一群人正在用槍杆子和土地分配來對另一群虔誠信奉佛教文化及其價值觀的僧俗進行“改革”，要把紅色中國的辯證法具象化。

      這就是觀念的幽靈，毛澤東在1949年取得了戰場上的勝利，並且在當時內心信念渙散或淪喪的中原人眾那裏以物質允諾獲得了支持，中原大地一片紅旗。毛澤東誌得意滿，他本質上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要”搞唯物主義的主觀主義者，他以為槍杆子打來的天下均可以用對“勞動人民”的物質性允諾來維持，他心裏的老百姓隻有一條路，今生。他沒有想到西藏的情況是完全不同的。

      毛澤東的徹底解構西藏社會的舉動恰恰違背了馬克思的最關鍵的理論，在馬克思那裏，社會的基礎性決定動因是生產力及其發展，由此會引起或促動其上的生產關係及其它結構的變化，即便我們暫時從節省辯論時間的角度來容忍這個理論，那麽，我們應當看到，在不同地域下的社會形態在一定曆史時期中會呈現出一定的持續性，地域的自然條件也決定了生產力發展的限度和速度，對這種限度和速度的反思會有助於我們思考在該地區發展生產力並借此變更生產關係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藏地和世界上許多其它國家和地區一樣，可耕作土地資源有限，海拔高，主要是以農牧業為主，氣候情況特殊，在曆史中，藏地的生產力發展呈現出較緩慢的態勢，也因此說明了它為什麽在很長的時間內都一直維持在一種被籠統地說成是“政教合一”的“中世紀狀態”，其實，事實上，直至今天，藏地的生產力水平也還是不高的，這是自然條件所限。在藏地，發展生產力隻能因地製宜，把內地的拔苗助長那一套拿來一樣還是要失敗的，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們搞過，又在文革的時期，出了很多不幸的事情。

      勞動資料缺乏、勞動力有限、勞動對象單一，如何進一步拔高生產力？在毛澤東等人看來，西藏的這種生產力發展的緩慢就是落後的表現，而運用生產力決定論的推理自然會進一步認為，西藏是落後的。但是從物質生活一直匱乏從而渴望改變這種生活的馬克思直至從無產者打成有田農民的中國共產黨人不會看到，決定社會進步的除了生產力以外還有其它或許更重要的東西，其中之一就是族群和個人內心的信仰以及以這種信仰為文化主體的族群和個人意識。從佛教文化上說，西藏是世界文化寶庫中的奇葩，宗教所帶來的社會的穩固性、豐富的道德體係以及美好的社會理想甚至在許多方麵遠遠超過了共產主義。共產黨人看不到這點，緊盯著生產力，更為要命的是他們準備不顧生產力的狀態而在這個不足的基礎上進行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全新構建。但一係列事實（尤其是今天的藏地風暴）證明，自治區建立後直至今天，我們在西藏搞的一套上層建築（無論是政治上層建築還是觀念上層建築）是失敗的，是徹底失敗的，因為這是強加於藏地的，不管我們在西藏怎麽開山建路，不管我們把拉薩和日喀則搞得是如何的“光彩”絢爛，不管我們在僧俗兩界進行多少“愛國主義教育”，西藏的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中仍舊強烈地、從未間斷地折射出佛教文化和佛教信念的色彩，從本質上講，這種佛教社會的精神在幾十年中可以說未有絲毫改變。另一方麵，在這幾十年中，我們的社會主義的幽靈也一直在不加反省和檢討的中共西藏政策下繼續徘徊於藏地，佛教理想和不切實際的社會主義觀念（必須說清楚，今天的這種社會主義觀念更是蛻變到民族主義、享樂主義和沙文主義的田地了）在每一個角落遭遇並且搏鬥著。

      是的，半個世紀以來，藏人和整個藏民族一直在艱辛但又從來未放棄希望地勇敢搏鬥著，在這次藏地風暴中，大多數和平抗議示威的是僧人們和深受佛教文化熏陶的普通公民，他們一直和先輩那樣，在和侵入到他們故土上的幽靈搏鬥，這是觀念的搏鬥，但和曆史上的許多對抗一樣，觀念的搏鬥總是需要現實中的人和族群付出甚至是血的代價，但藏民族始終在達賴喇嘛的指引下極富樂觀地與幽靈對抗著，幽靈的力量是很強大，但我們堅信不是不可摧毀，因為我們看到，真正的幽靈是那些貌似可怕而實質脆弱愚蠢的觀念，我們可以在這個布滿希望的世紀中找到許多光明的東西來製伏它，我們可以找到佛教的悲憫，我們可以找到公義、人權，我們可以找到民主和自由，最重要的是，我們可以找到這樣一個機遇，在其中，由於全世界都正在把關注的目光投向這片正被苦難像皚皚白雪一樣覆蓋著的雪域高原，以有力的臂膀扶護著我們，幽靈終會退卻。我們不想殺死幽靈，我們會寬恕幽靈，佛曾收服過許多妖魔，幽靈的力量也許終有一天會被佛征服之後用在善的地方。
   
    2008年4月某夜 (博訊 boxun.com)

      近期，效率似乎很高但其實用錯了方向的中國各大媒體大概是為了給中共裏某個主導集團有關西藏問題的論點找一些“論據”，紛紛談起了西藏的曆史（雖然論證方法顯然不對），談起了達賴喇嘛五十年代初和中央政府的那段接觸，以及五十年代末在藏民族和平抗暴被鎮壓以後出走印度之後的言行，更擺出了國家檔案館裏的一些文件（其中涉及到西藏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隻是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為擁護《十七條協議》致毛澤東的電報以及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給毛澤東的讚文），部分已經被近期各媒體偏頗的宣傳搞得心火難消的普通公民一看，原來達賴喇嘛是一個“搖擺不定，出爾反爾的人”，“受了中央那麽多恩待，做到人大副委員長，還要搞叛亂，出逃印度”，更有當年從事過具體工作的高官回憶他是一個“可壞可好的人”，表明達賴喇嘛是對不起中共的，原來那麽公開地表明要接受我們的統治，現在又搞“藏獨”、“大藏區”，“公然分裂祖國”，實在是不像話，雲雲。真是這樣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