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農奴憤》，又回來了！

1、

長久以來，人們對“舊西藏”的記憶，是由黨領導下的文藝工作者以各種文藝形式塑造的（包括電影《農奴》、長篇小說《幸存的人》、歌曲《翻身農奴把歌唱》等等，也包括泥塑《農奴憤》），從頭到尾貫徹的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而“階級問題”表現於兩大階級的對立：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剝削階級的象征是“三大領主”，也即“舊西藏”的噶廈政府、寺院和貴族；被剝削階級的象征當然是“百萬農奴”。

黨給“三大領主”下的定義有四個“最”，即“最反動、最黑暗、最殘酷、最野蠻”，因此在這些文藝作品中，“三大領主”的形象都是從這個模子裏刻出來的，無一不是滅絕人性的大壞蛋。既然人性已經滅絕，那麽這每一個“三大領主”便不是活生生的人了，而是一種被縮略化、妖魔化的符號了。其目的不外乎有二，一來激起廣大“翻身農奴”的仇恨意識，用當時的流行術語來說明，這種仇恨意識是“階級仇”、“民族恨”；二來喚起廣大“翻身農奴”的感恩意識，用當時的流行歌曲來表達，則是“翻身不忘共產黨”。簡單地說，就是四個字：憶苦思甜。

1975年，正是文革後期，西藏革委會邀請北京和沈陽的禦用藝術家們，完成了大型泥塑《農奴憤》，共分四個主題：最悲慘的人間地獄——封建領主莊園；最黑暗的吃人魔窟——寺廟；最反動的統治機器——“噶廈”；農奴鬥爭盼解放。106個真人大小的“農奴”和“三大領主”，以各種慘不忍睹或凶神惡煞的造型，並配有音樂和解說詞，在當時的“西藏革命展覽館”隆重展出。參觀者絡繹不絕，因為這是一項政治任務，西藏人民都得必須接受如此生動的“曆史教育”。一本專門向西方人介紹新中國成就的雜誌《中國建設》就此總結：“掀開展覽館的黑色門簾後，人們進入了人間地獄的舊西藏。”

“舊西藏”到底是不是“人間地獄”？如果非要這般概念化、二元化地進行價值評估，那麽“新西藏”又是不是“人間天堂”呢？相信誰都不會毫不遲疑地一口咬定。因為“天堂”這樣的世界是不可能有罪惡的，而有罪惡的世界當然不會是“天堂”，三歲小孩子都懂這個道理。可有什麽辦法呢？黨非得說“舊西藏”就是“人間地獄”，像我這樣的1960年代生人又沒在“舊西藏”待過，對“舊西藏”的記憶隻能全靠《農奴憤》之類來塑造了。我清楚地記得，不足十歲的我從當年的畫報上看到那一個個泥人時，確實有一種義憤填膺的感覺，恨不得就像才旦卓瑪阿姨唱的那樣，“——奪過鞭子抽敵人！”

2、

30年過去，彈指一揮間。就像是電影裏的鏡頭切換，當我走進西藏人民出版社的書店，一眼看見高高的書架上屹立著那個砸碎鐐銬、英勇不屈的“翻身農奴”時，早已沉澱的某個記憶一下子被激活，重返似乎已是格格不入的現實文化空間。這是2005年的一個暖融融的冬日下午。取下這本裝幀設計簡直就像文革時代出爐的畫冊，我有點恍惚，難道是存放在倉庫裏的舊日讀物複出不成？所以這幾行白紙黑字出現時，不禁頗為驚訝。

“今年是西藏自治區成立40周年。回望過去，展望未來，牢記西藏從黑暗走向光明、從落後走向進步、從專製走向民主、從貧窮走向富裕、從封閉走向開放的曆程，具有曆史教育意義和現實意義。為此，西藏人民出版社再次整理出版此書奉獻給大家。2005年4月”

用藏漢兩種文字印刷的《農奴憤》，這明明刻著時代標簽的文革產物，竟然在黨也承認的“十年浩劫”結束已經39年的今天，以2500份的印數廣為發行，實乃一大奇觀，我當即掏出28元買了一本，為的是重溫當年幼稚的我那空白的世界觀如何被塑造的過程，更為的是琢磨在與時俱進的今天重又複活當年改寫曆史的權力話語的用心。雖然這些年來不斷地有文革歌曲、文革繪畫、文革攝影等接踵複出，也有各種各樣的文革舊物或仿製品充斥大江南北的舊貨市場，但那都無不含有商業的算計並且多少具有反諷的色彩，而這本畫冊卻截然不同，因為它乃是一份獻禮，就像30年前的原型也是一份獻禮。看來西藏自治區成立10周年也罷、成立40周年也罷，收到的禮物都是《農奴憤》啊。

3、

翻開這本《農奴憤》，特殊時代的藝術形象和特殊時代的政治話語撲麵而來，使人置身於一種紅色意識形態化的語境之中。久違了！對於擁有那一段甚至更長的曆史記憶的許多人，是否會感覺揮之不去的荒誕呢？但對於沒有那些曆史記憶的年輕人呢？如果他們知道當年在拉薩展出時的轟動效應是這樣一番描述：——“許多人仇恨滿腔，流著眼淚控訴說：看了泥塑就想起了在舊社會被三大領主折磨死去的親人，我們恨透了封建農奴製度，恨透了劉少奇、林彪、孔老二和達賴。”[1]他們是覺得可疑、可笑還是根本就不往心裏去？

《農奴憤》的四個主題是四出戲劇，每出戲的發生情境其實都是黨的文藝工作者們對“舊西藏”的一種想像。在此我摘錄其中三段解說。其一，“在那間陰暗的經堂裏，一夥披著袈裟的惡魔，以修寺廟為名，正要把一個孩子釘在箱子裏活活地埋在房基的角下！母親聽見孩子的哭喊聲急忙奔來，老木匠和支差的農奴也一齊趕來，衝向寺廟。”其二，“寺廟的高牆壓著農奴的白骨，宗教的外衣裹著殺人的刀槍。農奴主階級為了維護其反動統治，在寺廟的陰暗廊簷下與帝國主義分子勾結，陰謀分裂祖國。他們以出賣祖國領土為條件，換取大批槍支彈藥，用來鎮壓農奴的反抗。這個農奴敢於蔑視神權，反抗寺廟，不肯為他們的罪惡勾當賣命；殺人不眨眼的‘活佛’竟下令砍去他的手腳，要把他扔進油鍋！”其三，“在一個陰風慘烈、日月無光的日子，布達拉宮前高高的石階上，一個農奴女英雄昂然挺立。她曾經帶領農（牧）奴搗毀領主莊園，焚燒寺廟，震撼了農奴主階級的反動統治，後來不幸被捕。她麵臨刀剮挖心的酷刑毫無懼色，嚴詞痛斥那些豺狼。憤怒的群眾從四麵八方衝向刑場，怒濤洶湧，勢不可擋。”

說實話，我在電腦上打這些字的時候，我的耳邊響起的卻是一片笑聲，就像是在影院裏看那些十分搞笑的電影時，被一段段無厘頭的台詞激起的此起彼伏的笑聲。的確是時過境遷了，當年的豪言壯語在30年後已經淪為“大話”，當年的慷慨激昂在30年後已經淪為笑柄，當年的不實之詞在30年後已被戳穿，當年的政治神話在30年後已被嘲諷。既然如此餿味的一道菜，為何還會在30年後回鍋一下，再端出來當作一份獻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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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冊的編者在“出版說明”裏提到了另一個更為著名的大型泥塑《收租院》，稱《農奴憤》堪與《收租院》相媲美。誕生於1965年的《收租院》，30歲以上的中國人都知道，其原型是“惡霸地主”劉文彩和他在四川大邑的“地主莊園”。不但知道，而且還從電影、畫報、連環畫甚至小學生的課本上見到過，那一百多個用泥巴捏的窮苦農民、凶狠的狗腿子、喝人血吃人奶的劉文彩，簡直就是萬惡的舊社會。以至於，“全國上下到處都向劉文彩舉起憤怒聲討的拳頭，男女老少無不為劉文彩登峰造極的人間罪惡流下控訴的眼淚。”[2]以至於，“革命現代泥塑《收租院》創作的成功，是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的偉大勝利！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又一豐碩成果！”[3]

但我還從網上看到這樣的介紹：“1999年11月，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推出了笑蜀先生所著的《劉文彩真相》一書，該書澄清了加在劉文彩身上的眾多不實之詞，為我們還原了一個真實的劉文彩。作者在書中說：他無意替劉文彩做翻案文章，因為無論是從當時的標準，還是以現在的尺度來看，劉文彩都算不上什麽‘好人’；但也絕不是後來被妖魔化的那樣壞。……同樣揭露真相的作品還有香港鳳凰台前一陣子熱播的專題片《大地主劉文彩》。據此片披露，劉文彩不但不是惡霸，還是對當地教育做出傑出貢獻的大好人。當年宣傳說劉在他的水牢內虐待長工，而事實上他家裏根本沒有水牢等等……”[4]

我也讀過發出另一種聲音的《劉文彩真相》，當時的閱讀感受可以用啼笑皆非來形容。看來劉文彩從“劉善人”變成“劉惡霸”完全是出於政治宣傳的需要，而在泥塑《收租院》裏出現的許多栩栩如生的細節也都是憑空臆造。既然如此，自認可與《收租院》媲美的《農奴憤》會不會其實也如此呢？我能不能說那些技藝高超的藝術家們為我們塑造的西藏記憶也是虛構的甚至是虛假的呢？下言須得謹慎。畢竟事隔多年後的今天，西藏畫壇上的一位權威級畫家還這麽斷言：“‘農奴憤’至少是部份地忠實記錄與再現了封建農奴製度下的西藏社會麵貌，是一組有著較高曆史認知度和藝術感染力的雕塑作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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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奴憤》的圖片是黑白的，一如對西藏非黑即白的處理。但包裝《農奴憤》的封麵一角和封底是紅色的，一如“紅色”所象征的專製話語權。是的，黨不必發言，黨用一種顏色就可以代表最強大的話語權。於是在這強大的話語權的控製、遮蔽和曲改下，西藏的傳統社會製度當然就是封建農奴製了，西藏人也當然不是三大領主就是農奴了。並且，以某一年為界，西藏被劃成了兩個西藏——“舊西藏”和“新西藏”；生活在這一轉型期的西藏人也就有了新舊之分。舊是不要的，新是需要的，那麽從舊人變成新人，得花多大力氣去改造、改裝甚至改節呢？其中又飽含著怎樣的撕心裂肺和分崩離析呢？而在如此對立的身份定義下，《農奴憤》作為階級教育的教材，也就成了西藏人的生存處境被權力者改寫的版本。

是的，改寫。黨的文藝工作者們，多少年來就這麽戲劇化地改寫著西藏，改畫著西藏，改唱著西藏，改舞著西藏，改拍著西藏，改塑著西藏。一如《農奴憤》正是在一種非常戲劇化的過程中，完成了黨的文藝工作者們對西藏的全部想像。曆史的真實，就在這樣一種紅色意識形態化的想像中被改變了。一代代西藏人的記憶，就在這樣一種紅色意識形態化的想像中被改變了。為此我不得不佩服懷著理想主義熱情傾盡全力改寫我們記憶的藝術家們，我更為佩服的是他們在毛澤東的精神原子彈的威力下爆發出忘我的創作激情，正如他們在談創作體會時所說：“初冬，光腳踩泥，用土坯搭爐燒炭，自己彎鋼筋，塑像的泥巴就用了三十五噸，連續緊張戰鬥了幾個月，沒過星期天。苦不苦？不！能夠執行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最幸福！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戰鬥最幸福！”[6]

事實上《農奴憤》裏有許多敘事是違背民間邏輯和曆史事實的。比如用鮮血在山崖上畫紅五星的農奴少女，比如惡狠狠地將哭喊的兒童強塞進箱子的喇嘛，比如披上袈裟躲藏在寺院裏的帝國主義分子，比如那位站在布達拉宮的石階上即將英勇就義的藏族劉胡蘭，等等。如果要從文化上批判西藏，最好別采用如此戲劇化的手法，可是一旦非要把藝術加工當作確鑿無疑的真相，隻能表明這行使的無非是權力者的蠻橫手段。遺憾的是，這恰是黨的優良傳統，至今仍然在西藏發揚光大，因此在2005年的舞台上，可以看到日日夜夜翹首盼望火車開到西藏來的廣大農牧民，可以聽到代表西藏人民的軍隊歌手聲情並茂地把青藏鐵路唱成——“那是一條神奇的天路哎……帶我們走進人間天堂。”（嗬嗬，天堂！）

6、

西藏自己卻是被動的。——說是“舊西藏”就是“舊西藏”，說是“新西藏”就是“新西藏”，而今呢？是“新新西藏”嗎？

7、

不太久之前，西藏畫壇上的那位權威畫家還頗為遺憾地懷舊說：“‘農奴憤’完成麵世不久，隨著‘文革’之終結而處於冷藏狀態。所以，它鮮為西藏以外的觀眾知曉，後來就連展覽館及其上峰單位對此也莫名其妙地諱莫如深，好像這組大型群雕根本就不曾產生與存在過一樣，好像領導們當年功勞簿上那濃墨重彩的這一筆竟蒸發得無影無蹤一般。……當日曆翻到上世紀末葉，為迎辦某個重大慶典事宜，並服從拉薩市政擴建布達拉宮廣場的總體規劃，原處於布達拉宮宮牆東南端的西藏展覽館搬家遷走，遂包括泥塑‘農奴憤’在內的許多不能與時俱進的展品也就理所當然地被毀之棄之了。……要知道，隨著搬遷被遺棄而又最不應被遺棄的正是那段記述著藏民族在20世紀前半葉沉重足跡的獨特曆史。”[7]因此，畫冊《農奴憤》的複出，應該是令這位黨的文藝工作者感到欣慰的。

那麽泥塑《農奴憤》會不會也有複活之日呢？聽說北京的某位要員來藏視察時做出了應該恢複泥塑《農奴憤》的指示，聽說西藏的某些文化官員也正在竭力鼓動重新恢複泥塑《農奴憤》，其用心何在呢？是一如當年，繼續作為階級教育的教材來刷新當代西藏人的記憶嗎？還是將其設為如今時興的“紅色經典旅遊”的景點？還是出於對文革時代絕對專製的權力體係的緬懷？有一點很清楚，如果重又泥塑《農奴憤》，資金方麵必定不是小數目，而在市場經濟的今天，這無疑是一塊肥肉，會有多少人欲分之啖之，乃可想而知。

不過我倒是讚成重塑《農奴憤》，當今天的人們重又目睹這些經不起曆史考驗的泥人，內心裏體味到的恐怕更多的是反諷，畢竟21世紀的文化語境大不同於文革時代的文化語境。但我也相信，不管花多少錢，出多少力，單從藝術本身來說，如今已不可能塑造得出當年那種確實具有感染力的藝術形象。既然已經沒有了當年的精神原子彈，也就沒有了當年的革命熱情，曾經燃燒在老一輩藝術家心中的愛與恨，化作了新一代藝術家心中的灰燼，僅靠金錢刺激，藝術創作力能與當年相匹敵嗎？藝術作品能與當年差不多嗎？如此贗品，隻怕是一堆扶不上牆的爛泥啊。

2006-1-1，拉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