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哪裏來？

我從哪裏來？

 

小時候，就怕填個人簡曆表。尤其是家庭出身那一欄。因為我家出身是地主。盡管我夠歲數填表的時候，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林彪的飛機也從天上掉下來了，可出身這一關，還是把的很嚴。出身貧農的學生一點心裏障礙沒有，大膽地填好讓你看。富農的，就含糊一點，遮掩不住也可以讓你掃一眼。地主們可就殘了。越蓋別人越想看，拉拉扯扯，沒準還給你撕了。就是你動作快，填完趕快交給老師，也隔不住班幹部們不泄露你的天機。小學四年級，時代稍有變化，家庭出身不在根據土改時的記錄，而是根據父親的職業。這下可讓我鬆了一口氣。雖然工人比不上軍人，幹部，教師，知識分子，可比農民，市民，裁縫強多了。毛主席說：“工人階級領導一切！”。也就是說，我爸領導你爸。小辮子沒翹幾天，和我一個廠的宋小五揭了我的老底，說我家是惡霸地主。而且勾結班上的一批二杆子，追著我叫“地主仔子”。我惱羞成怒，課間休息和他們拚了一場。我還一不作，二不休，強烈要求我大哥到學校揍宋小五一回，讓他威風掃地。可我哥和他哥是鐵哥們，不願幫這個忙。擱不住我死攪蠻纏，答應和他哥通通氣。果然，宋小五不再和我搗蛋了。但我還暗中下咒，咒他不得好死。十多年後，小五當兵回來，得了一種奇怪的病，沒查出來，人就死了。我當時真有點心虛，怕是我當年的咒後發功，把小五給害了，見他媽都直繞道。後來聽說，小五的連隊參加了中越邊境自衛反擊戰，好幾個人退伍後，就不明不白地死了，可能是接觸了化學武器。

 

雖說出身問題讓我鬆了一口氣，我還是經常呐悶兒：我老爸怎麽可能是地主呢？他一點沒有黃世仁，劉文采的凶狠毒辣，也不象”一隻撥殼槍”裏的老地主，時不時地給我們灌輸一點“想當年你爸爸我”之類的反革命言論，倒是象喜兒她爹楊白勞忍氣吞聲的。難道他就是“看不見的戰線”裏的潛伏在我們身邊多年的老狐狸，時刻準備著配合老蔣反攻大陸？我眼前不禁出現電影小人書裏階級敵人頭戴耳機，手按電碼的憬頭。這還得了！階級鬥爭就在我身邊，我竟沒有查覺。於是，我便象小畫書裏的紅小兵一樣，提高革命警惕暗中偷偷監視我爸，看他和什麽人接頭，愛往哪裏藏東西。觀察了一番，爸一個朋友也沒有，不知是他不會交友，還是別人知道他出身不好不愛理他。總之，沒發現他和什麽人有勾結。要說藏東西，也就是藏一些當時計量分配的白糖紅糖，以防被我今天一勺明天一勺地消費掉。再說，我家當時住東樓二樓，就兩間屋，三張床，一個盛被子的紅色大方箱子，三四個木板訂的簡易小箱子，就那麽巴掌點地兒，往那兒藏啊？。唯一像樣點的家具是一個開始翻毛的皮箱子，一直上著鎖。媽說這是我們家的傳家寶，解放時逃難到上海就帶著它，後來支援內地到河南洛陽，最後又帶著它到鄭州柴油機廠。媽邊說邊用手撫摸著箱子表麵翻起的毛，一副李奶奶向李鐵梅講紅燈英勇悲壯的表情。有一次，她一高興，打開箱子讓我看，裏麵沒有多少東西，隻裝了半下子。有一條半邊紅半邊黃的男式羊毛圍巾，顏色非常絢麗，那年月不太常見。我媽說那是我爸的，他年輕時愛趕時髦，在上海當工人的時候，星期天總打扮的跟趙丹一樣，和單位裏的年輕人去看電影。“現在這圍巾可不敢帶了。”她把圍巾迭好放回去，又拿起一個塑料袋，裏麵有幾個小紙包，她一個一個打開給我看。“這個戒指是我結婚時，你姥姥給我的。等你們長大了，你和你姐哪一個孝順我，我就給誰。”我一聽，得了，我姐從小是孝女，不用她說，我也知道輪不到我。她又打開一個紙包，裏麵有一對金色耳環。“這也是你姥姥給我的結婚禮物，那時候，你姥爺還沒把家產都賭光，不然，我一點陪嫁的東西都沒有。不過，多虧你姥爺把家產拿去做抵押賭擻光了，我娘家評了個富農。不然，解放的時候你爺爺村裏的人，早把我活剝了。”　這兩樣東西大概是我家最值錢的了。其他還有一串用麻繩串在一起中間有孔的銅片子，跟楊白勞賣豆腐賺了的一串錢一樣，這大概就是舊社會的人民幣了。媽還讓我看了幾樣好玩兒的東西，我也記不清了都有什麽了。後來有一天晚正吃晚飯，廠裏一群人來我家抄家，（我剛選了“抄”字，中文軟件就給我提示“家”字，難道這些個編程序的年輕人也聽說過“抄家”這個詞？我不知是該高興還是該歎氣。）把大紅櫃子翻了個遍，把床底下的木板箱都拉出來，最後也把這個皮箱打開了。還好，抄家隊的頭是我媽的南京老鄉劉哈啦子叔叔，他裝模作樣的翻了幾下，順手掂了幾本老書，就打發其他幾位出門了。我看見我媽和他嘀沽一番，兩手在胸襟前不停的搓，頭不停地點，感激萬分地送他出門。轉身回來，她一臉興奮，壓低嗓門兒說“他們隻是例行公事，不是專衝你爸來的！”我不記得我爸講話，也不記得他的表情，隻記的那天晚上燈光特別的暗，桌麵的碗筷亂七八糟，除了劉哈啦子和我媽的臉，別人我都記不清楚了。

 

找來找去，沒發現什麽可疑的行跡，我隻好暫停了。好在七十年代，大家忙著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沒工夫和帝富反壞右瞎折騰，我們家開始太平了，我爸的腰杆兒也慢慢地直了起來，話也多了。以前根本不搭理我們的人，得空也來串串門，和我爸商量寫大字報攻擊廠裏的左派右派，保皇派和其它一些吃飽撐出來的臭派。可以看的出來，我爸受寵若驚，忡忡欲動。他被黨和人民踩在腳下二十多年了，今天終於可以揚眉吐氣地直直腰了，更何況平時看不起他的造反派們，竟開口請他加入他們的隊伍！他翻出長年不用的毛筆墨水，手舞足蹈地在舊報紙上練起功來。沒料到我媽在一邊潑涼水：“別高興的太早。下個運動來了，你還不知是人是鬼哪。你跟人家比？人家是人民內部矛盾，到你頭上就成敵我矛盾了。出事了，人家貧農黨員一邊閃兒，把你推出去當替死鬼。到時候，別再求我做你的擋箭牌！”我爸是個明白人，收了筆墨，晃悠悠地去街頭翹首仰觀別人的大字報了。

 

七六年，我的探索有了重大突破。那年，我小學畢業，在家等著中學分配。我們這一年的孩子太多，鄭州市的中學安排不下，就讓我們在家等信兒。一直等到九月老毛死了，我們還沒地兒上學。我在家待的是百無聊奈，把床下抄家剩下來的老書翻了一通，什麽“三家巷”，“家，春，秋”，“林海雪原”，我囫圇吞棗一目十行地瞎讀一氣（愛情片段反複琢磨以備後用）。床下翻完我又站在床上往高處翻。我們家新做的“大立櫃”就在床邊。“大立櫃”上麵放著我們家的傳家寶－那個舊的翻了毛的皮箱。我估計離大人下班還有一陣工夫，就站在床頭上搖搖晃晃地把箱子拖了下來。箱子還上著鎖，但看上去細細的不是很牢，我左遙右晃竟然把它打開了。我首先觀察一番東西的方位，免得放錯地方引起懷疑，然後才下手。我掂起我爸的紅黃相間的圍巾，圍在脖子上，跳下床站到“大立櫃”的鏡子前麵，還挺好看的。就是毛有點紮紮的。我又跳上床，接著往下翻，希望能發現什麽新奇的東西。翻了一圈兒，沒什麽好玩的，便打算合起來。又看見箱子蓋上有個袋子，手伸了進去，掏出了一個牛皮紙的信封。信封上沒有寫字，裏麵卻鼓囊囊的，一定是用來裝什麽東西的，會不會是鈔票？我毫不猶豫就打開，裏頭是一迭折了三下子的信紙，上麵還有“河南鄭州勘查機械廠專用信箋”，就是那種薄薄的上麵印有一道道的紅線，省得你跳行的公家信紙。題目是“個人檢查”，開頭是一些“我，現名李常紅，ＸＸＸ年出生於江蘇省江淩縣，ＸＸＸ年加入工作。。。”之類的廢話，我幾乎到此為止，卻一眼掃到第二段，有一些“向黨和人民隱瞞真相，罪該萬死。。。”的字眼。我感到頭皮發緊，雞皮疙瘩呼拉一下整個全起來了。這還得了，這是我爸的交代材料啊。原來我爸名叫葛常洪，家裏有二十多畝地，我爺爺當過鄉長和日本鬼子應酬過，也跟共產黨打過交道。我爸從小在城裏作藥店學徒，沒剝削過人，我爺爺農忙時雇過短工，沒長工（之所以分得那麽清是因為地主的小命是否保得住要靠這兩個字決定）。解放那年，我爸和我爺爺怕被殺頭，就逃到上海，投宿到遠房親戚家，改名換姓叫李常紅。我媽和我奶奶留在鄉下接受批判，我奶奶受不了掛排遊街，跳河自絕於人民。後來我爸他們回來，我爺爺被抓坐牢一年，放了出來。我媽和我爸沒事兒，就到上海打工去了。我爸當建築工，我媽當女傭。五七年支援內地，他倆就北上到了洛陽。我爸當工人，我媽給人洗衣服。後來他們又轉到鄭州柴油機廠。我爸當工人，我媽到處打零工。後來到勘察機械廠，我爸還是當他的工人，我媽又給人洗工作服。我爸一直沒有向組織老實交代他改名換姓逃避“土改”，隻承認出身地主。多虧了我黨英明偉大，洞察一切，派張得全同誌到南京調查，使他認清了自己的本色！我抖抖瑟瑟地念著，又擔心被我爸回來撞著了，當時感覺就跟搞地下工作似的。讀完看看座鍾離下班時間差不多，就趕緊把東西歸好，頭頂著皮箱，搖搖晃晃地把它放到“大立櫃”的上麵，然後，穿上拖鞋一溜煙兒逃出家門。我怕家裏人發現我做賊心虛的表情。

 

跑出樓門不知去哪兒。那會兒，我是誰也不想見，就溜韃到正在蓋家屬樓的工地上。樓的架子基本搭好了，牆還沒有都豎起來，很難看出來每家房間的布局。我就喜歡在裏麵鑽來鑽去，爬高上低。我找個背著大路的地方坐下，順手拈起小水泥塊往樓下扔著玩兒。看來宋小五是對的，我爸是“逃亡地主”！而且還是隱名埋姓的！我明白了為什麽勝男她爸臉上掛著那種愛理不愛理懶得正眼看你的表情。因為廠裏曾經派他去南京搞我爸的“社會調查”，看他是如何瞞天過海隱瞞身份混入了工人階級隊伍。怪不得每次我和勝男打架，她爸來我家告狀，我媽就當著他們全家的麵，用雞毛撣子沒命地抽我，還讓我給他們跪下陪理道歉，一點不顧忌我的形像。這份檢查，就是勝南他爸從南京調查回來準備徹底審查時，組織上讓我爸寫的，看他老實不老實。這可是造反派最拿手的一招。抓住你的老底，還讓你自己交代。交代少了，扣你一個和”勞動人民對抗到底”帽子。交代多了，說你竟然隱藏的這麽深，連調查的人都沒調查出來，一定還有更多的罪行沒交代。接著調查，接著逼供，擠你的牙膏。有些人受不了，就瞎編，多活一天是一天。有些人受不了這份懸掛在半空的滋味，板凳一踢，“上調了”。好在我爸想得通，選擇了第一條路，不然也就沒有我這個人了。不過我當時對他的選擇非常不滿，為什麽讓我生在這個家，有這樣的父母，讓我抬不起頭。我不禁想起那個想收養我的人家。不知是真是假，我媽常說，生我的時候，他們已有了我大哥二哥和我姐，怕養不起我，就打算把我送人。那兩口子，有四十多歲，在市政府工作，想收養一個孩子。人家給我媽三百塊錢，還掂著雞蛋紅糖去醫院看我媽。我媽見了紅糖雞蛋就把我給出賣了，沒想到我爸見了我活潑可愛美麗動人，變掛了，死活不簽字。人家抽回了三百塊錢，留下了紅糖和雞蛋。從此，我一不聽我媽的話，我媽就說：“早知道你這個樣子，當年就該把你送給那兩口子！”。我一不聽我爸的話，我爸就說：“要不是我堅決反對，你媽早把你送人了！”。好像我欠他們似的。不知那兩口子現在還想不想要孩子了？他們不是在市委工作嗎？那我不就是幹部子女了嗎？那不就不用“上山下鄉”了嗎？嗨，我的前途整個兒讓我爸給毀了！

 

從那以後，我不再氣焰囂張，想揍誰揍誰了。對比我有權力的人，比如居委會的小腳老太太，向陽院的輔導員，中學老師，班幹部，小組長，都采取回避疏遠的態度。裏麵即有大難臨頭的恐懼，也有高攀不上的忌妒。組織一找我，我就嚇的心驚肉跳，語無論次。跟當年的“地富反壞右”一個德行。好在偉大領袖毛澤東蹬腿兒了以後，英明領袖華國鋒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國內外形勢一派大好，政治氣候開始變暖，個人出身已不是人們入黨入團結婚選偶的先決條件了，老家的七大姨子八大爺們也開始來串門了。這時我才知道我們上海還有個姨媽，南京還有四個姑媽，七八個表哥表姐表弟表妹。我一直以為我們家一個親戚都沒有哪！一來一往，大人們開始一把鼻涕一把淚地訴說前些年的遭遇。我也聽不全明白他們說什麽，反正每家都有一把傷心淚。哭的最很的，是我媽的侄女。他爸取了個後媽，對他們比較惡毒，她和兩個弟弟，到處乞討，過著牛馬不如的日子。等我媽去她後媽家，她後媽也痛哭失夫之苦，寡婦之難，把我搞的不知誰是誰非，就和後媽的兒子外號“爛肚臍眼子”去他家的柑蔗園裏，嘎蹦嘎蹦吃個痛快。混的最好的，是我爸的大姐，一男一女，丈夫還是獸醫。我回老家水土不服發高燒，還是他下的藥，竟然沒把我吃死。可我媽和其他的三個姑姑對她都不感冒。我媽一個勁地講大姑年輕時不給她好臉，天天打扮的跟窯姐似的，到處亂逛。姑媽們便控訴大姑如何瞧不起她們，去她家借東西死樣掛氣的。由其是我三姑媽，好像和我大姑有一筆算不清的血淚帳，把她的罪行一一清訴，說六零年鬧饑荒，我爺爺去大姑家討飯，她竟然說那麽老了死了算了，年輕人還沒飯吃哪，把我爺爺關在門外。我爺爺連氣帶餓，沒幾天就翹辮子了。這還不算，前幾年村上開荒地開到我家的老祖墳上，命令家屬交五十塊錢的遷移費，我大姑一毛不拔，村上就把推土機從我們的祖墳上推了過去，來了一個連鍋端，屍骨便地。小孩們把我爺的頭當免費足球踢開了。我心裏問那會兒三姑你人躲那去了？沒敢問，因為我爸在一旁已經泣不成聲，直嚷嚷老爸兒子對不起你呀。三姑氣兒撒完了，趁我爸媽悲痛的混頭轉向，借了我家五十塊錢，到現在都沒還，還以為我們忘了，連提都不提這事兒。我們最喜歡的還是我姨媽一家，因為她家在大上海，比我們洋氣。盡管不是很有錢，但還是很能滿足我們的虛榮心。每此去她們家，廠裏的人就讓我們捎被罩，牙膏，香皂，襪子，背心，布料，泡泡糖和一切你可以想象的日用品，不知河南人民離了上海人民這些年都是怎麽活的。所以每次去上海就跟走私的一樣，見什麽買什麽。火車坐不起，就搭單位裏的大卡車，在車棚下顛簸兩天南下，搶購三天，再顛簸兩天北上，其樂無窮。回來左房右鄰都來取貨，跟除一早晨開紅包一樣興奮熱鬧，不一會兒，大包小包的好東西就不見了，那一百個泡泡糖也經不住一批批的不請自邀的客人，幾天就不見了，使我從小就產生了“好花不常開，好景不長在”的悲觀主義思想。我開始報怨我爸，為什麽你死氣白咧非跑到河南這個鬼地方，為什麽不像我姨父那樣賴在上海不走哇？我媽搭腔道，你姨父不是不想來河南，是他不夠資格來。你知道你姨父以前是幹什麽的？說出來嚇死你！他是國民黨的一個團長，解放大上海時，共產黨把他的左眼給打流出來了。好在留了他一條狗命，讓他當了建築工人，重建大上海。五七年大躍進，我們被發配到北方，他思想不好，就不讓他來，他和你姨媽揀了三年的破爛，才找了份拉板車的差使。你姨媽講她生你大表哥，想吃一碗嫩豆腐都沒錢買。他們能熬到今天這個樣，是死裏逃生啊。你大表哥還嫌你姨父一隻眼，開家長會硬說不任識你姨父！你們這些孩子呀，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一番話講的我一楞一楞的，不知那兒是那兒。心裏對我上海表姐那一副“你們鄉下人”的表情更加充滿不憤兒。不就是貨架子滿騰點嗎？我們也算是城裏人呀，你沒看見那些賊眉鼠眼的轉業軍人，一個個爭當現代陳世美鉤引城市妞？我們管那些人才叫“鄉下人”哪。什麽時候我們自己也變成。。。？

 

慢慢的，我爸媽也變的健談了。那時我倆哥被迫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到廣闊的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去了，所以大冬天晚上吃飽了沒事兒幹（那會兒電視還沒到中國，至少沒到河南）我們一家四口就坐進被窩裏，暖和和地抬扛拉家常。我爸媽你一言我一語，把他們三十年的風風雨雨一一道來。

 

“要說你爺爺是惡霸地主，那是天大的冤枉。他活著，沒享受一天，而是累死累活，為一家人謀生。我爺爺家本來沒有什麽家產，全是靠你爺爺辛辛苦苦，一點一點攢起來的。他人聰明能幹，對人和藹，村上沒幾個人說他不好的。日本鬼子在南京那些年，他當村裏的鄉長，處處賠笑免得他們騷擾我們村。共產黨來了，他還是以禮相待，誰都不得罪。村裏隻有一家人不買他的帳，還是祖上留下的仇。他們一家人五個兒子不務正業，吊而郎當，盡找喳打架。你爺爺躲閃不過，也和他們衝突過幾次。後來他們把家產搗騰光了，就加入了土匪混口飯吃，後來改編成了共產黨，。解放了，他們幾個兄弟神氣活現地轉業打回老家去，搞起了打土豪分田地。村上有點兒土地的人，尤其是和他們家有仇的人可遭殃了。幸虧你爺人緣好，別人透了風，不然我和他都被他們釘進棺材了。我和你爺倆人逃命到上海，寄宿在一家姓李的親戚家。那家人可真是好人哪。要知道窩藏地主在當年要殺頭的呀！我們在他家裏藏了一年多。天天提心吊膽，腳踩在刀刃上。那時我們住在上海的提藍橋監獄旁邊，每天聽見裏麵槍斃人，鬼哭狼嚎的，軍用大卡車一車一車地往外拉，死屍堆到車棚頂，血跟著車走，監獄前麵的馬路都是紅的。你想想我和你爺爺過的什麽日子嗎？”。

 

“你的日子不好過，我們在家更難受！”我媽搭話了。“你們跑了，他們抓住你媽和我不放，天天折騰我們，讓我們交代你們的去處。村裏的人把我們倆五花大梆，掛了排子，圍著村子直繞圈兒。我還好一點，是媳婦，再說我娘哥哥求情，從寬處理。你奶奶嬌身慣養的，那受得了那份屈辱。那些人把石板用鐵絲圈起了掛在她脖子上，讓她光著腳圍著村子轉。她三寸金蓮，哪走得了路？那些人還缺德的很，把玻璃瓶砸碎扔在地上，她走不到一圈兒就倒下，隻好跪在地上，爬著走。你奶奶那人倔的很，不肯求情，眼淚叭達叭達地掉，臉上還一副高不可攀的樣子，可把他們氣壞了，沒事兒就拉她出去兜一圈。有一天傍晚，她包起一筐髒衣服，說新娘子，我先走一步了。那時我們結婚沒幾年，你爺爺一直叫我新娘子，所以她說新娘子，我先走一步了。我也沒謎蹬過來，以為她去洗衣服。天黑了，也不見她回來，到河邊一看，筐子放在石板上，人早不見了。那年月，上遊經常漂下死屍來，一個個泡的鼓鼓的，惡心死了。我看見心裏發誓，死也死的漂亮點兒，不能讓人看著惡心。誰知你奶奶竟走了這條路。她年輕的時候多神氣呀，天天頭發梳得油光發亮，衣服筆挺。還嫌我拉蹋，腳板太大。可不是我腳板大哪，家裏的活全讓我幹了。你爺爺就是衝我腳大才叫人說媒呢！不掏錢的長工嗎！不過你奶奶還沒有壞到和黃世仁他媽的地步，對我還是滿心疼的，可惜那時我身不由己，沒救她一命，連她的屍首也沒找到。因為河裏的死屍太多了，誰認得誰呀？”

 

我爸就討厭我媽數落我奶奶，直衝我媽翻白眼兒。“你奶奶其實人不壞，就是有點古怪。從小她娘家有錢，嬌慣了，嫁給你爺爺，又把她當老祖宗供著，從來沒跟她紅過臉。你奶奶對外人比較凶，可對自己的孩子好著哪！你四個姑姑，想吃什麽，想穿什麽，她就托人去上海給他們買。趕集的時候，你四個姑姑打扮的花枝朝展，誰看了不誇。我們要什麽東西，不敢跟你爺爺講，專找你奶奶。要說你奶奶怪，也是有原因的。她一輩子生了十四個孩子：兩對雙胞胎男孩，一對雙胞胎女孩，外加五個姑娘，三個兒子。有幾個生下來沒多久就死了，也就算了。可有一年村上發傳染病，那兩對雙胞胎男孩還有幾個姑娘，都七八九歲了，一個月內接連死了，就剩下我跟我哥和幾個姐妹了，她哪裏受得了？沒想到，南京大屠殺那年，我哥又不見了。要說你大伯呀那才是一表人才，筆墨書畫那樣都拿的起，人長的眉清目秀跟唐僧似的，把我比的沒處站。算命的人都說他是皇母娘娘的護身，她遲早要召他去的。你奶奶疼死他了，天天把他捧在手上，怕他被皇母娘娘召走。他十五歲，你爺爺送他到南京我們家開的藥鋪去學徒，你奶奶死活不願意。好在我們本家在那裏，她也就沒有太堅持。說也怪，南京大屠殺前幾天，你大伯在家，聽說南京風聲緊了，他擔心他師傅師母，非要回去不可，誰也講不通。他回去的第二天，消息傳來，說日本鬼子殺人了。之後下了一場百年不遇的大雪，把死人都蓋上了，找也沒法兒找。你奶奶不死心，一次一次地派人去找。過了年，雪化了，屍體遍地，都變形了，到那裏去找？你奶奶天天坐在村邊等你大伯，眼睛都哭瞎了，他也沒回來。等了幾年，還是不見他回來，她才死了心。她怪你爺爺，三四年不跟他講一句話了，對我們也搭理不搭理的，看見人跟沒看見一樣。你爺爺更是對她百依百順，輕易不敢惹她生氣。等到打敗了日本鬼子，共產黨和國民黨又打了起來。熬到四九解放想著要過太平日子了，共產黨又來了個“打土豪，分田地”。辛辛苦苦勞累一悲子的人倒黴了，好吃懶做的人得世了，分你的田，砍你的頭。可憐你奶奶，年輕時為孩子哭瞎了眼，年老了死無葬身之地，真是苦命啊！”

 

“那年頭死個人跟死個狗一樣。”我媽歎氣說。“你奶奶死了，我也不敢張羅葬禮，悄悄在家擺了個牌位就算了。後來你爸捎信來，他和你爺爺還活著，我才放下心來。土改的高潮過了以後，他們才回來。好在那幾個殺千刀的到南京當大幹部去了，村裏的人就把你爺爺判了兩年刑，一年多就放回來了。我們房子，地和東西全被拿去了，沒法生活，和你爺爺商量，到上海去謀生。你爺爺舍不得離開家鄉，不願跟我們去，我和你爸打了幾件行李，就走了。臨走你爺爺哭著說，新娘子啊，常洪就托負給你了。你能幹，能把這個家再撐起來，不管遇到什麽，都要把我們的家再建起來呀。我和你爸倆人初到上海，人生第不熟，上海亂糟糟的，不好找活。靠親戚幫忙，你爸作小買賣賣水果，我到別人家當褓姆。碰到好人家了，還好。碰上有的男主人不規矩就倒黴了。幹不了幾天，就得換人家。生了你大哥不久，又給別人當奶媽。我記得有一家是開家具廠的，晚上跳蚤咬的沒法兒睡，渾身咬的沒一快好皮。我一個人給兩個孩子喂奶，還要做家務，忙得一遢糊塗。晚上幹完活，坐在房頂的陽台上乘涼，看著男男女女手拉著手逛大街，我心想哪一天我要是也能有一個家，和你爸你哥哥住在一起，早上提個菜藍子買菜，晚上沒事了一起逛大街，死也暝目了。後來你爸在一個搞建築的地方找了份活，好歹算份正而八經的工作，我找其它的零工做，才算有個窩。你姨媽也從鄉下離婚到了上海。你姨父跟你爸一起上班，我們就幫他們倆牽線結了婚。五七年鬧大躍進，南方支援北方，你爸的廠裏也奉命北上。我們猶豫不決，不知怎麽辦。上海是留不下了，沒有別的單位會要逃兵的。回老家吧，農村大練鋼鐵，把吃飯鍋都砸了，改吃大鍋飯了。想來想去，還是跟單位一起走吧，就到了河南。剛到洛陽還不錯，我們一大批年輕人到一起，小孩子都小，掙錢吃飯，什麽都不愁。我給廠裏的年輕單身漢們洗衣裳洗的好，他們對我都很義氣，常來家裏串門。可沒高興幾天，五八年三反五反，廠裏出身不好的外地人，都一個個趕回老家去了。你爺爺來信，南京老家鬧的更很，連地都沒人種了，看樣子要鬧饑荒了，說什麽也不能回來。廠裏的幹部天天來家裏做工作，讓我們回農村。他們一來，我又哭又鬧裝瘋買傻，就是不同意回老家，他們拿我沒辦法，就不讓你爸上班，不讓我們住廠裏的房子，逼我們走。我們走頭無路，你爸跑到南陽一個什麽地方打短工，我一個人帶你大哥，二哥，租了一個郊區農民的小棚子，沒電沒水。房子前麵是一個醫院的太平間，經常晚上聽見裏麵有人哭，嚇人叭唧的，那房租是真便宜，才幾塊錢一個月，沒人誰敢住呀！。多虧了以前單位裏的年輕人，還把他們的衣裳送來讓我洗，沒事兒了帶你哥哥們玩，我們才熬了過來。後來，鄭州柴油機廠召人，你爸和我就把家搬到了這裏。我又洗了幾年的衣裳，好不容易在一家造床廠找了一份活。那時我剛生了你姐，還得背著她上班，天天要走一個多小時，翻過幾條鐵路，才能到單位裏。正好趕上六零年鬧饑荒，天天吃不飽，你姐還一個勁地哭著要喝奶。廠裏的一個大姐看我飯盒裏一點點飯，就說大妹子，不吃飯可不行啊。她總是把她碗裏的飯撥給我一些。她可真是個大好人呀。有一天下雨，我走到鐵路邊上，又冷又餓實在走不動了，就坐在地上大哭起來。那會兒要是有個火車過來，我肯定尋死了。你們不知道挨餓的滋味有多不好受。大人還可以忍一忍，小孩子可不會做假。每天吃飯，你二哥總嚷嚷沒吃飽，你大哥懂事了，吃一點點就說不餓了。我們也沒在意。時間久了，他開始浮腫，頭大的象個皮球，把我們嚇壞了。大夫說是餓的了，我說他總說他不餓，大夫眼睛都紅了，說你一定要盯著他讓他吃飽。以後，我們吃飯時，都讓他先吃，他看見東西多才敢多吃。等他吃完了，我們再吃。過了一段，他才消腫。那時人們到一起就問，今天吃了幾兩？因為每天每人就供應幾兩糧食，所有能吃的草都被吃光了，貓和狗跑不掉，連老鼠也小命難保。每天一睜眼就是想，今天吃什麽？晚上睡覺前還是想，明天吃什麽？好在城市裏中央怕亂，每人還定量給吃的。農村就沒辦法了，成千上萬的人餓死，餓到後來人吃人，尤其是信陽地區，賣人肉包子的都有，吃著吃著能吃到手指頭。也不知那些年是怎麽熬過來的。到六三年生你那年，吃的東西才慢慢多了。那一年生孩子生瘋了，趕前幾年餓的頭暈眼花誰有氣力想生孩子事兒，就是生了也養不活呀。我餓怕了，就想把你送人。醫院介紹了兩口子，是市委的幹部，有四十多歲，很好的人家，你去了肯定享福。可你爸死活不願意，人家還是很客氣送了我幾斤雞蛋紅糖。那時我們剛調到勘察機械廠，我在小工廠找了份活兒，給人洗  工作服，照顧不了你們四個孩子就把你姥姥從南京接來。你兩個舅舅都死了，她和你舅媽她們又和不來。本想讓她一直住下去，給她養老送終。沒想到全國又搞什麽補劃“漏網地主”，漏網富農”，說是他們混進了革命隊伍，進行反革命活動，造成了六零年大饑荒。廠裏派勝男她爸去南京調查你爸，沒查出來什麽，就拿你奶奶出氣。幾個居委會的小腳老太婆連夜把大字報貼到東樓我們的家門口，說你姥姥很可能是漏網地主，要她立刻卷鋪蓋滾回老家去。你姥姥實在是不想回去跟那媳婦過，可廠裏領導就是不放過她，天天叫人到咱家折騰，最後還是把她趕走了。回老家她就生病，我們寫信她也不回，因為她不認字，別人也懶得給她寫。等到七零年她不行了，他們才來信告訴我。那時你還小，我帶著你回老家，也許是回光反照，我回去一個多月她也不死，我剛回來，她就死了。我也沒錢再回去給她送終。當時我也不知她得的是什麽病，吃什麽吐什麽。現在想想可能是食道癌，她就那樣給餓死了。回老家才知道他們這些年多過的什麽日子。你爺爺那一輩的人都餓死光了，小孩子也餓死了一大堆。我大哥害兵沒錢治死了，二哥哥到南京打小工回來被人截路殺了，村裏的房子舊的馬上要倒的樣子。那年回老家才不順呢，碰巧林彪出事兒，半夜村裏的民兵把我和一大批外地人，出身不好的人抓到了縣城，懷疑我們是林彪的死黨。把你嚇的直哭，你姥姥也是一夜沒睡。後來還是我們村上的一個人認識我，講了情，才放我出來。這還不說，有一天去你三娘娘家，路過一片地，看著象是你爺爺家的祖墳地，剛想告訴你，你一個趔砌，一頭栽到了地上。我當時就覺得不好，可能是你爺爺想我們了。回去當天晚上，你開始發燒，燒過了四十度，兩天都不下去。我急的沒辦法，就帶你去你大姑家，你大姑父說你是水土不服，沒什麽。可你的燒就是不退，我隻好趕緊回鄭州。回來的火車上，我心裏煩躁，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有個聲音叫我往車窗外跳。我知道是你爺爺叫我，就求他放開我，可是不管用，一路上我就光想往車外跳。要不是看著你燒的昏頭昏腦，沒人管，我早就跳下去了。迷信這事兒，不是你說有就有，你說沒有就沒有。我小時候，有一天下雨，我跑道一個菩薩廟裏躲雨。廟裏有個供台，是給皇母娘娘準備的，平時上麵沒東西。可那天，我親眼看見一個人盤腿坐在上麵，身上穿的跟畫裏皇母娘娘一樣，連她裙子上的摺子我都看的一清二楚。我嚇的魂不附體，跑回家告訴大人，可等他們去了，什麽也沒有了。還聽你姥姥講，你二舅被人殺的那天晚上，爐膛裏空空的突然起火，撲也撲不滅，一直燒到第二天早上才滅，早上就有人來報信說你舅在回來的路上，在一家旅店裏被人殺了，幹活掙的錢也不見了。我們逃日本鬼子那年，半路上住在一個廟裏，看見幾個象猴子一樣的動物。老和尚悄悄告訴我們不要惹它們，同路的一個人大聲說幾個猴子怕什麽，不老實殺吃了它。到了晚上，我們聽見那個人哼哼哈哈的，點上煤油燈一看，發現幾個猴子坐在他胸膛，用手抓他的臉和耳朵，抓的血淋淋的，他那麽大的個子，怎麽動也起不來。我們看著那猴子，猴子看著我們，跟人一樣，把我們嚇的也不敢動。第二天天亮了，它們才從他身上下來。他趕緊求老和尚幫他燒香磕頭，再也不敢亂講話了。還有我們在洛陽，房東家的男人死了，說是武鬥打死的，他的魂撲到他的小姑娘身上，小姑娘就搖頭晃腦，講話跟她爸爸的聲音一個腔調，說他在陰間沒錢花，叫那些對不起他的那些人給他燒紙，不然跟他們沒完。等他的魂離開了，小姑娘就大病一場，這可是好多人都看見的。所以一連好幾個禮拜，那些害死他的人就偷偷在天不亮的時候給他燒紙，怕他要他們的命。人呀，千萬不要得意忘形，幹害人的事。誰怕誰很難講，誰得世更難說。看見政治運動來了，躲遠點兒，不然別人把你當螞蟻踩死你都不知道是怎麽死的。我也不求你們升官發財，一輩子平平安安，別害人，死也死的踏實”。

 

我和我姐倆人似懂非懂地聽爸媽講家史，感覺到地主也不全跟劉文采一樣喝人奶，吃鴨蹼，也有混的比較殘的，像我爺爺，完全是艱苦奮鬥集攢了點兒家業，結果被仇人感情用事過高地評估了出身，害了我們家幾代人。等我上了大學，工作以後，又出國，結識了不少四類分子的下一代，才知道比我爺爺還怨枉還悲殘的人多著哪！就連那些曾經騎在我父母頭上的革命領導人的子女也紛紛著書立傳，就事論事控訴一番。控訴誰他／她們也講不清楚，也不敢講。因為他們即是受害者，又是迫害者。他們為了保全自己出賣別人，他們是唯一可以抵抗邪惡的力量但他們選擇了妥協。他們不僅摧毀了千百萬中國人的肉體，而且整個扭曲了中國人的靈魂。他們打斷了中國人的脊梁，把他們從人類世界降到了動物世界，使他們忘記了友愛，真誠和歉卑。正象劉小波所說：“先是權力欺騙和撒謊，接著是人們撒謊，最後是詞語本身的謊言化，詞語殺人，持續而普遍地撒謊，持續而普遍地殺人，在一個偽善的製度中，唯有謊言是真實的存在，而真實反而變成了虛幻的東西。日常生活中的謊言如同每天升起的太陽，普照大地，溫暖人心，使人無法正視陰影和黑暗。人的麵孔是活的麵具，人的詞語是謊言的回聲。說謊如同空氣，成為人們賴以為生的生活資源和生存策略，而且是免費的公共資源。這也許是極權政府提供給社會的唯一的免費福利和“公共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