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迷失, 占理卻討不到半分便宜

　　中國1917年加入協約國一方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有點像押寶。但不管怎麽說，這一寶算押著了。1918年11月11日，在法國貢比涅森林的一列火車上，德國人簽了投降書的那一刻，中國也成了戰勝國。

　　躋身戰勝國之列， 國人群情振奮

　　消息傳來，北京政府放假3天，上萬人上街提燈慶祝。據胡適回憶，時為北大校長的蔡元培興致特別高，在3天慶祝之後，還跟教育部借了天安門的露天講台，拉北大的一班兒教授，做了1天的對民眾的演講。

　　第一次躋身戰勝國之列的國人，對“戰勝”和“公理”很有期待，戰勝已經變成了事實，我們列在榜上，公理似乎也有影子，美國總統威爾遜發表了關於戰後和平的14點聲明，最令人鼓舞的兩點是：一、廢除秘密外交；二、各國一律平等，尊重弱國小國的權利。此論一出，不管威爾遜動機如何，弱小國家歡欣鼓舞，中國人也是相當興奮。


　　中國人滿以為，經此世界大戰，作為戰勝國的中國，可以擺脫不平等條約的束縛，爭得關稅自主的權利，收回被日本占據的青島和膠濟路，在世界上抬起頭來做人。台灣著名史學家郭廷以當時是個河南的中學生，他回憶道，當時開封舉行慶祝大會，學生差不多都來了，大家心裏充滿了快樂。不僅學生這樣想，外交界的大人物也這樣想。因此，中國政府對巴黎和會同樣期待甚高，聽聞與會國參會代表有3個等級，5人、3人和2人，中國似乎想都沒想就派出了5人。

　　弱國無外交， 占理卻討不到半分便宜

　　要論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協約國的實際貢獻，中國並不小。畢竟有幾十萬華工在歐洲戰場做苦力，挖戰壕，修工事，運物資，抬傷員，相當於中國派遣了一支幾十萬之眾的後勤部隊。但當時這個世界並不是一個“新世界”，依然沒有走出叢林時代，所謂的公理、正義，不過是好聽的外交辭令，巴黎和會是個決定戰後國際秩序的會議，但戰後的國際秩序卻是要按照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來製定的。中國跟多數殖民和半殖民地國家一樣，在和會上的命運，如同是砧板上的魚肉，所差的無非是切給誰而已。

　　可是，前來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人，以及中國的知識界中人，對和會有著非常不切實際的幻想。連老於世故的外交總長陸徵祥都一廂情願地以為，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理所當然地在和會上名列第一等級，有5位代表。未加細想，就派出來5位正式代表。可是，當中國代表團到了巴黎才知道，中國被排在最後一個等級，隻能派兩人出席和會。會議開始之後，若幹國家經過力爭，全權代表人數得以增加，巴西、比利時和塞爾維亞均增加1席，但“中國仍屬向隅”。這讓中國很沒麵子，也一度讓率團出席巴黎和會的陸徵祥很為難。代表團經過反複協商，最後決定5人輪流出席，中國代表團的名次順序為陸徵祥、顧維鈞、王正廷、施肇基和魏宸組。由於陸徵祥的身體不好，實際上最有才華的留美學生顧維鈞，成了事實上的首席代表，這對中國人在和會上的折衝樽俎，大為有利。可惜，弱國無外交，在會上占理，卻在實際中討不到半分便宜。

　　盡管一上來就吃了癟，臉麵無存，但中國代表團還是想在和會上爭取最好的結果。他們的目標，是一攬子解決自鴉片戰爭以來，使中國成為半殖民地的所有問題。為此，代表團各個成員還分頭備課，寫出備忘錄。當然，中國代表團的底線是解決山東問題。事實上，中國代表團在和會上所能據理力爭的也隻有山東問題。

　　1919年1月28日，中國代表顧維鈞關於山東問題的陳詞，一度使這個問題閃現出一絲曙光。這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高材生，用一口流利的英語，從山東的曆史講起，三言兩語就闡明了山東和膠濟鐵路對於中國的重要性，同時引經據典，引證國際法名家的見解，認為和會理所應當讓中國直接收回山東的權益。日本代表牧野男爵的發言則相形見絀，不但口音過重，還有點含混不清，估計不少與會者根本沒聽清他在說什麽。所以，雙方發言過後，各國代表紛紛上前跟顧維鈞握手，而日本人則被冷落在一邊，情形頗為尷尬。

　　可惜，巴黎和會不是公平的辯論賽，大家都是來做交易分糖果的。盡管歐洲列強跟日本有矛盾，但鑒於日本的實力，絕沒人樂意為了中國而開罪日本。5強之中，最強的英、法、美3國，法國一向對華不友好，此番和會，與會的法國總理自始至終對中國代表態度惡劣。英國人在實質上也更傾向於日本。美國總統威爾遜在會上，雖然反複強調公理和正義，呼籲建立一種新的國際秩序。可惜，他的這種秩序是要靠建立國際聯盟來實現的，而建立這個聯盟，必須得到5大國之一日本的支持。因此，隻要日本堅持非要山東不可，美國人勢必隻能答應。

　對美國人仍滿懷期待， 恨隻恨自家人

　　所以，在那一瞬的曙光過後，在巴黎的中國人，迅即陷入黑暗之中，不僅是中國代表團，在巴黎的留學生和僑民，還有一個自費到巴黎“觀會”的梁啟超，統統感到暗無天日。

　　最後，美國人也找到一個借口，為自己的背信開脫，這個借口就是1918年中日關於山東問題的換文。這個換文，是在日本的壓力和“善意”下，基本按照日本的意思，承認了日本對於膠濟鐵路的權利。代表中方簽字的章宗祥，在換文中有例行的“欣然同意”字樣。據王芸生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所載錄的陸徵祥1919年4月22日電文，說是美國總統威爾遜質問：1918年9月當時，協約軍勢甚張，停戰在即，日本決不能再強迫中國，何以又欣然同意與之訂約？

　　更耐人尋味的是，後來出版的反映這段曆史的《秘笈錄存》在收錄了陸徵祥這份電報之後，隨即附上了一份“某要人歐洲來電”，這個某要人明顯係指梁啟超。這個歐洲來電非常明確地說，1918年的中日換文，被西方誤以為是中國為二十一條“加以保證”，所以，“惟有使訂約之人負擔，庶可挽回，展開新局。不然千載一時之良會，不啻為一、二人毀壞，實為惋惜”。該書在收錄這篇電文的背後，還加了一句按語：“此時輿論鹹歸咎於一九一八年訂約之人，遂在北京發生‘五四’之變。”這個電文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所載的有點兒區別，但有這麽份電報，而且把和會上中國的失敗，歸罪於“一、二”訂約之人，的確是實情。於是，接到電報的梁的兒女親家林長民，隨即“放了一把野火”，在《晨報》上披露了梁的電報內容，直接點燃了“五四”的遊行示威。據台灣學者吳相湘考訂，林長民在此時，通過國務院方麵，探聽到中國政府有意即使在拿不到山東權益的情況下，也會在巴黎和約上簽字。遂自撰《山東危矣》一稿，命隨員連夜送往《晨報》刊布。有意思的是，在後來“五四”中被火燒的曹汝霖看來，林長民這樣做，無非就是因為林曾經借錢於他，受到了怠慢，思以報複。


　　其實，不僅梁啟超、林長民們對美國人滿懷期待，恨隻恨自家人。“五四”鬧起來的學生們，對於美國總統威爾遜也依然有感情，不僅有感情而且還有期待，大遊行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到美國使館遞交請願書。可惜美國公使施芮恩那天恰好不在，一腔怒火的學生才轉而奔了趙家樓。甚至在“五四”遊行過去兩個月之後，毛澤東在長沙辦《湘江評論》，還把法國總理克雷蒙梭、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意大利首相奧蘭多和日本代表牧野伸顯，都說成是強盜，而對威爾遜網開一麵，說他被壞人包圍了，很可憐，雲雲。

　　無論學生鬧不鬧，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都是不可挽回的。麵對國內洶洶的民情，中國代表所能做的也隻剩下拒絕簽字了。事實上，也隻能拒絕簽字，因為即使沒有留法學生的包圍，中國使團也沒有任何一個人敢在和約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五四”運動激昂的民意，那種認為“中國就要亡”的危機感，其實不僅是因為當時中國的處境真到了最危險的時刻。其實1919年的中國，要比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的時候，有了變化。日本已經改變了當初的強硬政策，開始懷柔，即便對於山東的權益，至少在口頭上說今後要還給中國。作為戰勝國的中國，雖然依舊被人看不起，但還多少得到了一點來自德國和奧匈帝國的好處，兩國的租界收回了，在華的財產也沒收了，一些被德國和奧匈帝國搶去的東西也收回來了。但是，此時的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知識界，卻是受挫折感最強的時刻，因為原先的期待太大，此時落差也就更大。這也是為什麽1915年中國在最危險的時候，沒有發生類似“五四”這樣的運動，而恰恰在4年之後的1919年才湧現這樣大規模群體性抗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