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間對愛因斯坦及其相對論的批判

1969年8月27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當時稱“兩報一刊”）聯合發表了一篇題為“抓緊革命大批判
”的社論，提出“要開展自然科學研究領域的鬥、批、改”。更重要的是，這場荒唐的“批
判運動”開始得到一個大人物的密切關注和支持。他就是時任中科院第一副院長、學部委員（院士）的陳伯達。

陳伯達在文革初期前後曾經權傾一時。他曾任毛澤東主席的政治秘
書，被稱作“天才理論家”，文革初期出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到1969年初，他在
黨內的地位已經上升到第四位。但這卻是他權勢拋物線的頂峰，從那時起，他的命運和地位
開始出現戲劇性的轉折，並最終於1970年8月跌入深淵。陳伯達開始關注中科院係統裏
發生的“批判相對論運動”的時候，他的政治地位正處在一個微妙而關鍵的時期，我們幾乎
可以斷定他希冀能夠通過支持這場批判運動來挽回自己的政治名譽和影響力，此外，陳伯達
本人的文化民族主義情緒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例如，自1966年以來，他就多次公開宣稱
：“人類的文化是從東方開始的，後來轉到了西方；經過一次往返，現在又在更高的水平上
回到東方”。1970年4月，陳伯達再次聲稱“過去科學是從西向東，從歐美到中國，將
來中國要領導科學，為此要徹底批倒相對論。”顯然，1968年7月所呈上的“學習班”
的那篇文章一定合其心意。

為了“領導”對相對論的批判，從1969年秋起，陳伯達派自己的聯絡員進駐“學習班”，
並多次對批判運動下達指示，還指派《紅旗》雜誌社的編輯到學習班幫助修改文章。在這
樣的背景下，當年8月，“學習班”寫成了一篇新文章《相對論批判》（討論稿），並於當
年10月完成了此文的修改稿。和第一篇文章相比，其批判基調大致相同，不同之處是哲學
批判的調門更高，內容更廣泛。例如，此文斷言：“相對論的大前提是哲學的相對主義；相
對論的時空論是資產階級的唯我論；相對論的基本原理根本沒有得到實驗的證實……”。更
荒謬的是，學習班的一個成員把相對論和當年年初爆發的中蘇邊境衝突事件即“珍寶島事件
”聯係起來，宣稱按照相對論，同時性是相對的，那麽就不能客觀地判斷衝突事件中到底是
誰開了第一槍。

在陳伯達的指示下，《相對論批判》一文已經預定在1970年1月發表在《紅旗》和《中
國科學》這兩份期刊上。但時任周恩來總理聯絡員負責中科院工作的劉西堯似乎對此比較謹
慎，他建議邀請一些著名科學家來審查這篇文章。陳伯達同意了，於是當年10月23日召
開了一次特別會議。參加會議的，除了學習班成員（包括周有華等人），還有一批科學家，
如竺可楨、吳有訓、周培源、錢學森、何祚庥等。值得注意的是，王淦昌也得到通知，但拒
絕出席。會議由中科院軍代表主持，在軍代表和一位中科院革委會委員的開場白之後，何祚
庥發言，緊接著是周培源和錢學森，在下午的會議上，吳有訓、周有華等也先後發了言，整
個會議開了一整天，最後由軍代表作總結發言。由於與會科學家或含蓄或直接的批判，這篇
文章在“紅旗”和“中國科學”上發表一事最終胎死腹中，沒有給中國在國際科學界已經受
到傷害的聲望造成新的損傷。不過，軍代表的下述發言最好不過地說明了此次批判運動的荒
謬：

我是外行，是個用槍杆子的，本來沒什麽可說。但有點樸素的感情，我感覺愛因斯坦這個人
要批判一下。聽說他是一個權威，束縛很多人的頭腦，就想造他的反。

盡管陳伯達在發表《相對論批判》一文的問題上受挫，但他並未放棄推動這一批判運動。1
970年4月3日，陳伯達在北大召開會議，再次鼓動對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進行批判，他要
求專業科學工作者向中小學的“革命小將”學習，堅持讓中小學生也參與批判相對論；並提
出要采用召開萬人大會的批判形式，不過，由於他4個月後出人意料的迅速倒台，萬人批判
大會並未舉行。不久，陳伯達指示在中科院成立一個名為“相對論批判辦公室”的機構和一
份批判相對論的期刊。這份期刊後來被命名為“相對論問題討論”，其名稱之所以用“討論”
而不是“批判”，可能是周培源此前的一再警告起了作用。

6月，第一期“相對論問題討論”出版，這一期共發表了6篇文章，其中第一篇就是再次修
改後的《相對論批判》，修改後的該文不得不承認相對論並非哲學上的相對主義。有趣的是
，同一期刊物上還發表了一篇來自中科院原子能所署名為“基本粒子理論革命大批判小組”
的文章，這篇文章肯定了狹義相對論的正確性，列出了23項實驗結果，以證明狹義相對論
具備堅實的科學基礎。不過，除此之外的其他5篇對相對論均持嚴厲的批判態度，而以來自
於上海的2篇批判調子最高。

“相對論問題討論”的出版，標誌著北京的批判相對論運動達到了高潮，而這是陳伯達鼎力
支持的結果。由於8月份陳伯達在廬山會議上支持林彪集團遭遇毛澤東毫不留情的批判進而
下台，北京有組織的相對論批判運動也就匆匆收場了。


北京的批判於1970年年末不體麵地收場之後，上海的批判卻愈演愈烈。上海方麵的相對
論批判運動開始的比北京晚一些，但卻一直持續到“文革”結束。1969年7月，張春橋
、姚文元的親信王知常在上海複旦大學召開會議，動員物理係的教師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
，為了吸引科學家們加入批判行列，王知常許諾，參與者可以不參加體力勞動和政治學習。
但事實證明，想引誘科學家參與進來並不容易，例如，物理學家戴顯燾就在會議上質問王知
常，批判相對論的科學根據何在？雖然王知常不能也不可能給出一個像樣的答複，但這並不
妨礙他糾集了一些激進分子在複旦大學成立一個寫作班子，名為“上海市理科革命大批判寫
作組”。“批判組”主要由複旦大學物理係、哲學係和曆史係的教師和《文匯報》的記者組
成，它聽命於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寫作組。

從一開始，上海的一些老物理學家就對這場別有用心的批判運動十分不滿，並以各種方式抵
製，然而，這些抵製活動是非常危險的。“批判組”曾指令物理學家周同慶和其他資深物理
學家翻譯供批判用的材料，並自鳴得意地稱之為讓這些物理學家“挖自己的祖墳”，周同慶
故意翻譯了一些與批判無關的東西，結果被公開批鬥，身心受到摧殘。

在1969年秋陳伯達支持北京的批判運動之後，處於競爭的目的，姚文元也開始插手上海
的批判運動，他於10月初把上海市革委會寫作組組長朱永嘉召到北京，策劃對愛因斯坦和
相對論的進一步批判。在姚文元的指示下，1970年1月，“批判組”起草聊一篇題為“
評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的文章，認為“相對論的要害是相對主義。相對論的組成部分是：相
對主義的真理觀，形而上學的宇宙論（和）神秘主義的方法論”，並宣稱“不把相對論之類
的反動理論打倒，什麽新科學、新技術都是建立不起來的”。這篇文章最終發表在當年6月
份出版的“相對論問題討論”第一期上，整本刊物上，它的批判調門是最高的。

北京的“學習班”解散之後，上海的“批判組”也沉寂了一段時間。1971年林彪叛逃事
件爆發後，周恩來開始主持黨的日常工作。從1971年底開始，周恩來總理發動了一場批
判極左思潮的鬥爭。可能是為了消除陳伯達指揮批判愛因斯坦所造成的惡劣影響，當年11
月，周恩來在會見外賓時讚揚了愛因斯坦。周恩來的種種努力激怒了“四人幫”，他們迅速
組織反擊，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也被視為反擊的一個重要組成方麵。“批判組”立即行動
起來，為姚文元等人準備批判文章。1972年9月，題為“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批判文
章獲得了姚文元的批準。按照姚文元的指示,“批判組”又將這篇長文改編成分別討論時空
觀、運動觀、物質觀和世界觀的4篇文章，從1973年10月至1974年9月，陸續發
表在學術期刊《複旦學報》上，作者署名“李柯”。因為要披著“學術討論”的外衣，所以
，“李柯”在文中也不得不承認愛因斯坦在“某些個別問題上也有所前進”，例如推翻牛頓
絕對時空觀。但是，該批判組在其文中著重強調的是：由於愛因斯坦不懂得馬克思辯證唯物
主義，所以他的相對論僅僅將其引向相對主義，並最終“滾進了唯心論和形而上學的泥坑”
。所有4篇文章都充滿了從愛因斯坦、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及其他哲學家和科學
家的著作中斷章取義摘引的詞句，沒有一篇文章具有前後一致的觀點或者清晰的邏輯結構，
也沒有一篇文章能夠給出真正科學的、曆史的或者哲學的分析，作者最常做的就是給愛因斯
坦的理論及其哲學解釋貼上各種各樣的哲學標簽。

從1973年6月起，“批判組”還投入了對宇宙學的圍剿。建立在廣義相對論基礎之上的
宇宙學早在30年代就遭到蘇聯官方哲學家的激烈批判和抵製，這種批判態度被1949年
革命後的中國學術界毫無保留地接受了，所以到70年代初以前，中國沒有人投入這個重要
領域的研究。1972年6月，“物理”雜誌創刊，當年年底，該刊發表了一篇題為“關於
標量-張量理論中含物質及黑體輻射的宇宙解”的論文，作者是時為中國科技大學講師的方
勵之。這篇支持“大爆炸”理論的文章甫一問世就激起教條主義哲學家們的強烈反彈。從1
973年到1976年秋，在中國全國性的報刊和學術雜誌上，至少出現了30篇針對大爆
炸理論或者此文的批判文章，其中許多出自“李柯”。順便說一句，80年代末90年代初
一個短暫的時期，有個別人把“主張宇宙‘大爆炸’理論”算作方勵之的一大罪狀加以討伐
，不過此時這一指控已無人喝彩。


在1972年，新創刊的“物理”雜誌是當時全國僅有的兩份自然科學雜誌之一（另一份是
“中國科學”）。它當時的自我定位是“以毛澤東思想為指針，反映我國物理學研究和應用
的綜合性科技刊物”，
其發表的文章，首先是“在我國物理學研究工作中，學習毛主席的哲學著作，用毛主席的哲
學思想指導科學實驗的收獲和體會”，然後才是“具有創造性的物理研究論文（包括實驗技
術、研究簡報）及評述性文章”，編輯們呼籲“廣大工農兵群眾、革命科技工作者”起來“
支持和幫助”辦好這份雜誌。

從1974年第一期開始，越來越多的政治社論和所謂有關物理問題的哲學討論開始摻和到
“物理”雜誌中，這一變化與當時的政治氣候是一致的，眾所周知，“四人幫”於1974
年1月份推動“批林批孔”運動，借此阻撓周恩來整頓國家政治生活的努力。

在這樣的氣氛下，新的圍繞相對論的爭論再次爆發，而這一次引發爭論的是數學家秦元勳的
一本名為“空間與時間”的小冊子。秦元勳曾經積極參加北京的批判相對論運動，並在此運
動宣告結束而他本人此後被下放河南上蔡縣農村勞動之後依然努力完善其批判思想。在這個
小冊子裏，秦元勳介紹了他的新理論，據說能夠使一般讀者更容易“理解狹義相對論的時空
本質”，並且更重要的，可以拋棄“有爭議的‘光速不變’的愛因斯坦假設”。這個小冊子
的思想很快遭到物理學家的嚴厲批評，1974年8月，一個署名“甄敏”的作者批評小冊
子在基本物理概念和邏輯結構方麵存在的嚴重錯誤，12月，另外一些人指出，秦元勳隻不
過重複了1910年以來某些西方物理學家所作的工作。

1975年，“物理”雜誌開設了一個新欄目“物理學爭鳴”。該欄目爭論的第一個重要問
題就是相對論。為此編輯發表了秦元勳的一篇論文，並附了3篇評論；此後，該雜誌又繼續
刊發了7組討論相對論的文章，最後一組發表於1977年6月，此時“四人幫”已經被捕
超過8個月了。顯然，這些爭論並非和以往一樣是某些政治勢力操縱的結果，而是出於討論
的參與者用“辯證唯物主義”指導科學研究的熱忱。“物理”雜誌前後一共發表了25篇相
關文章，其中專業科學工作者（物理學家、數學家、工程師等）撰寫了15篇，其餘則由業
餘科學愛好者們（中學教師、工人、下鄉知青等）所作。秦元勳寫了2篇，其他文章中有1
8篇評論了他的理論，而支持他理論的隻有2篇，均出自中學教師之手。不過，反對他的理
論也不意味著就支持愛因斯坦，事實上，16篇批評秦元勳理論的文章中有7篇同時也攻擊
了相對論。在所有25篇文章中，隻有9篇試圖捍衛相對論的主要內容，然而即使是這些文
章的作者，通常也要批評所謂愛因斯坦的唯心主義和他本人對相對論的哲學解釋。

隨著“四人幫”的垮台和“文革”的結束，中國的政治局麵開始恢複正常，隨之而來的是學
術界的反思和“撥亂反正”。1977年12月，“物理”雜誌發表範岱年的文章，公開譴
責1969年秋以後陳伯達、姚文元領導的反相對論運動。雖然範岱年的文章沒有觸及1969
年以前和剛剛發生在“物理”雜誌上的圍繞相對論和愛因斯坦的討論，但這篇文章的發
表，預示著對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全麵反思已經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