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63 年，當時的文化部下達文件要求各地劇團編演現代題材京劇，準備參加全國匯演。而“1964 年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的舉行，把京劇編演現代戲的活動推向一個高潮，有37 個劇目參演，演出曆時37 天，共218 場，接待觀眾近33 萬人，當時的國家領導人都觀看了演出，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陸定一在此次觀摩演出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刊登在中國各大報紙的顯著位置。
6月17日毛澤東、周恩來等親臨現場觀看《智取威虎山》，第二天的《人民日報》則發表社論，號召“把樣板戲推向全國去”。
一時間，全中國的各行各業幾乎都成立了樣板戲的宣傳隊，有條件演全場就演全場，不能演全場就演片段，連片段也演不了就清唱。收音機一打開都是樣板戲，所有的舞台都是樣板戲的天下，而其他戲都處於停演的狀態。
在全民大唱“樣板戲”的同時，全中國範圍內的專業劇團又紛紛辦起了“樣板戲學習班”，地方劇種的劇團則組建“移植學演樣板戲”的機構，就連西北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歌舞團也以維吾爾歌劇形式移植了《紅燈記》。“京劇樣板戲”全民大普及的程度可以說到了空前絕後的地步，正如後來民諺所說的“八億人民八出戲”，形成了一種罕見的政治文化現象。
“學演”，就是在樣板戲的普及過程中，出現的一個新詞匯和新現象。此時的樣板戲創作及演出遠不是一出戲那麽簡單，它已經被當時的主流政治話語所收編，成為當時政治鬥爭的籌碼。而如何傳播和複製樣板戲就顯得相當謹慎。
為了樣板戲的演出的“完整”性和“標準化”，出於對眾多地方演出團體的複製水平的擔憂，於是由國家出麵，為每一台樣板戲出版了一部內容極其詳盡的供複製演出需要的樣板戲演出本。這是一本類似教科書的演出說明書，發行到全國以供人們學習表演，有的甚至厚達400多頁。
這些演出本除了有劇本、主旋律樂譜外，還有大量的彩色劇照，詳盡的舞蹈動作說明及圖示，以及人物造型照、人物造型圖、舞台氣氛圖、舞台平麵圖、布景製作圖、道具圖及道具表、主要道具製作圖、燈光布光圖及燈光說明表、舞台效果圖。在國家機器的幹預下，這些書的發行量都非常巨大。
如此慎重其事，學演樣板戲的第一個要求自然就是“不走樣”。對於學習移植“樣板戲”，1969年10月《紅旗》雜誌發表“哲平”的署名文章——“學習革命樣板戲，保衛革命樣板戲”。把廣大專業與業餘文藝工作者普及革命樣板戲的活動，稱為“破壞革命樣板戲”。文章發表後，各地革委會又下達文件，規定縣級文宣隊和業餘文宣隊一律不準演樣板戲。即使是省、地(市)專業文藝團體也“不準任意改動”，“不得擅自進行移植”。
上海越劇院排演《龍江頌》時，於會泳就下達過中央文革指示：“詞兒一個也不能改，調度一點也不能動，就是唱腔用越劇的，其他都要按京劇原樣來演。”有了“不走樣”和“按京劇原樣來演”，各地方劇種不得不違背自身的劇種特點，使地方戲難以發揮自己的唱腔特點，甚至有的變得不倫不類。
在“不走樣”的藝術桎梏下，排演“樣板戲”的演職員人人自危，生怕在哪個環節上，一不留神兒出現差池而招來禍端。比如《紅燈記》中李鐵梅穿的上衣是什麽顏色，打了幾塊補丁，補丁補在什麽地方，有多大麵積，各劇團、各劇種的李鐵梅的上衣，必須完全一樣，否則就是“破壞‘樣板戲’”。
中國京劇院的《紅燈記》時，開演前主要演員(絕不要反麵人物)一律著戲裝站在台上，手捧《毛主席語錄》貼在胸前，和觀眾一起唱《東方紅》，唱畢才開戲。戲結束時，主要演員又帶妝站在台上，在強烈的音樂伴奏下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反複唱，直至目送觀眾退場畢，演員才退回後台卸妝。這種做法影響到全國。當時省會石家莊演“樣板戲”時，也大都這樣做，很多時候演員不僅高唱著《大海航行靠舵手》目送觀眾退場，有時還手拉手把觀眾送出場外，然後才回去卸妝。各地方於是依樣畫葫蘆，從此每出樣板戲都有此類幕前演出。
無論是排演“樣板戲”，還是移植“樣板戲”，因稍有不敬的言論或“走了樣”的舞台演出而被扣上“反對‘樣板戲’”罪名的情況，多有所見所聞。例如東北某市有個京劇團演《紅燈記》，演到第六場“赴宴鬥鳩山”，劇本規定情景是：日本憲兵隊的伍長將李玉和拉下去受刑，但李玉和寧死不講，伍長複上場後向鳩山道：“報告，李玉和寧死不講？”鳩山道：“寧死不講？”伍長：“隊長，我帶人到他家再去搜？”鳩山：“算了。共產黨人機警得很，恐怕早就轉移了？”可能是由於扮演伍長的演員過於緊張，他複上場後說成了：“報告，李玉和招了。”扮鳩山的演員一聽滿擰了，但他很機靈地來了個“救場”：“招了？不可能吧？算了……”演出結束後，扮伍長的演員以“破壞‘樣板戲’”罪名被定為反革命”，遭長期批鬥。
1970年，上海《工人造反報》集中刊載了三起“破壞革命樣板戲”案例，張春橋特地以“上海市革會委員會”名義，寫了《轉發<破壞革命樣板戲的情況調查>》。提出：“我們所以鄭重其事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並不是小題大做，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
這是“反麵樣板”，事實上不過是一些演員臨時發揮了一下。鬆江曲藝團說滬書的藝人洪富江，在演說滬書《智取威虎山》時按說書的慣例，增添了一些“噱頭”。如：“楊子榮肩膀闊，胸部厚，耳朵大，生得一雙虎目。”，“座山雕的間檻精到九十六，楊子榮門檻精到九十七，這叫‘棋高一著’”，“楊子榮跨上青鬃馬，連打三鞭，這叫拍馬三(意即拍馬屁)”，洪富江這樣添油加醬講故事，聽眾哈哈大笑。但後被定為“嚴重破壞革命樣板戲”的現行反革命份子，押到全縣各社隊和上海市區輪番批鬥，3個月內大小批鬥會達200餘次。
另一起案件中，上海南市區紅衛滬曲藝隊演員施春年，也是在當地一次幹部大會上說滬書《楊子榮打虎上山》，他在“飛馬比雙槍”中加了些“噱頭”，如“八大金剛槍法百發百中，楊子榮百發不中，且慢，楊子榮打了一百另五發，中了一百另五發。”等等，也被定為“破壞革命樣板戲”遭到批鬥、關押。
這三個“破壞革命樣板戲”後來被《上海地方誌》稱為“破壞樣板戲的三大冤案”。
學演者在如此強大的政治壓力下，甚至到了精神過敏的地步。有一個真實的經曆是這樣的：1974年，河北省藝術學校京劇班師生排演了第二批“樣板戲”中的《杜鵑山》第四場“青竹吐翠”，劇本中關於這一場的布景提示是：“新竹泛綠，青翠欲滴；杜鵑盛開，絢麗多彩……”舞台隊的一位極細心的老教師，因多次觀摩過“樣板戲”，記下了舞台上的許多細節，這次演出她回憶起“樣板戲”《杜鵑山》布景上的杜鵑花是54朵，生怕學演的《杜鵑山》“走樣”，開演前她就急匆匆地在台上一朵一朵地數，看是不是54朵。數的結果是54朵，才長長籲了一口氣。
還有一些學演的經曆則在百姓中成為流傳甚廣的經典笑話了。如說某劇團演《智取威虎山》時，第六場“打進匪窟”，劇本規定是——座山雕：“臉紅什麽？”楊子榮：“精神煥發。”座山雕：“怎麽又黃啦？”楊子榮：“防冷塗的蠟。”扮演楊子榮的演員可能由於太緊張，這段對話的台詞變成了——座山雕：“臉紅什麽？”楊子榮：“防冷塗的蠟。”座山雕一時沒反應過來，照問不誤：“怎麽又黃啦？”扮演楊子榮的演員一聽，第一句說錯了，又不能收回，遂改口現編詞兒：“又塗了一層蠟！”
下麵這個也是樣板戲學演的經典笑話：楊子榮打虎上山，在威虎廳和座山雕比試槍法：打吊燈。座山雕一槍打滅一盞油燈，眾匪徒叫道，好！楊子榮振臂一甩，一槍打滅兩盞燈，眾匪徒又叫道，好，一槍打倆。話說有一回，某地區文工團演出這一場，座山雕一槍出去，道具一不小心關了兩盞燈，眾匪徒叫道：好哇，一槍打倆。道具一聽著急了，英雄人物可不能輸給個座山雕，這可是個原則問題，再等到楊子榮振臂一甩時，把個總電閘給關了。結果眾匪徒也不含糊，齊嚷道：好哇，一槍把保險絲都打斷了。
為了讓“樣板戲”不走樣，建立“樣板團”就勢在必行。1970年，江青想辦一座象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那樣的藝術大學，為她的“樣板團”輸送後備力量。決定將音樂、戲曲、舞蹈、電影的教學都集中起來，既要學藝，又要勞動，名稱叫“中央五七藝術大學”。
這所學校選在了京郊的朱辛莊，將原有樓房格局，改建成為舞蹈排練廳、表演教室，又在果園旁新修了十多間單人琴房，準備音樂學院把鋼琴從城裏搬來。還興建了兩座電影攝影棚，讓電影學院學生在此實習。四所藝術院校——中央音樂學院、北京舞蹈學院、北京戲曲學校和北京電影學院——奉命遷址，來到朱辛莊。
汪曾祺在回憶文章裏曾寫道：在江青直接領導之下創演“樣板戲”的劇團變成了“樣板團”。“樣板團”的“戰士”待遇很特殊，吃“樣板飯”：香酥雞、番茄燒牛肉、炸黃花魚、炸油餅……每天換樣。穿“樣板服”，夏天、春天各一套，銀灰色的確良，冬天還發一身軍大衣。樣板服的式樣、料子、顏色都是江青親自定的，她真有那閑工夫！樣板團稱樣板飯為“板兒餐”、樣板服為“板兒服”。一些被精簡到“五七幹校”勞動的演員、幹部則自稱“板兒刷”。
每排一個樣板戲，都要形式主義地下去體驗一下生活，那真是“禦使出朝，地動山搖”。
為排《沙家浜》，到了蘇州、常熟。其實這時《沙家浜》已經在上海演出過，下去隻是補一補課。到陽澄湖內蘆葦蕩裏看了看，也就那樣。劇團排練、輔導，我沒什麽事，就每天偷偷跑去吃糟鵝，喝百花酒。 為排《紅岩》，到過重慶。在渣滓洞坐過牢(這是江青的指示：要坐一坐牢)，開過龍光華烈士的追悼會。假戲真做，氣氛慘烈。至華鎣山演習過“扯紅”，即起義。那天下大雨，黑夜之間，山路很不好走，隨時有跌到山澗裏的危險。“政委”是趙燕俠，已經用小汽車把她送上山，在一個農民家等著。這家有貓，趙燕俠怕貓，用一根竹竿不停地在地上戳。到該她下動員令宣布起義時，她說話都不成句了。這是“體驗生活”麽？充其量，可以說是做戲劇小品，不過這個“小品”可真是興師動眾，勞民傷財。
為了排《杜鵑山》，到過安源，安源傾礦出動，敲鑼打鼓，夾道歡迎這些"毛主席派來的文藝戰士"。那天紅旗不展，萬頭皆濕——因為下大雨。
“樣板團”的編導下去了解情況，搜集材料，儼然是“特使”，各地領導都熱情接待，親自安排。惟恐稍有不周，就是對“樣板戲”的態度問題。
齊淑芳表示，當年參加《智取威虎山》劇組的演員，除每月僅十二元人民幣的夥食補助外，別無任何其他特權。她當時每月工資僅六十五元，比大學畢業生每月工資四十二元稍高。雖然如此，但一般人顯然享受不到此等待遇。
但是許多村鎮的民間劇團學演“樣板戲”，顯然達不到標準配置。一篇文章這樣回憶，在1968年在河北中部的蠡縣某村，作者看了一場由村級劇團學演的《沙家浜》，在演胡傳奎結婚那場戲時，竟增加了一個打扮妖冶的女子舞著綢子滿台跳舞；胡傳奎和刁德一則不知穿的什麽部隊的服裝，兩個人還都戴著眼鏡，對白是滿口蠡縣話；學演《紅燈記》則是所有演員都穿著農民常穿的衣裳，包括日本憲兵隊也是穿著農村男式對襟小棉襖，留著寸頭，不戴帽子，脖子上圍著白毛巾，左腋下還夾著一個60年代辦公用的硬紙板做成的文件夾。
太過嚴格的樣板戲要推行鄉村去，似乎不太可能。而樣板團的範圍畢竟有限。於是到了1970年，各地又下發了新的文件《關於貫徹毛主席關於普及革命樣板戲指示的通知》：要求各公社、大隊、各單位，可根據情況，因地製宜，組織業餘文藝演出隊(組)學演革命樣板戲，唱樣板戲。不過，1971年初的《人民日報》和《文匯報》又都明示“地方戲曲移植革命樣板戲是一場革命”，要求各地方劇種“在‘樣板戲’創作原則指導下，對自身的劇種藝術進行革命化的改造”。並嚴格規定，學演必須“不走樣”。
既然“學演”都不能走樣，那麽對正式表演幾個樣板戲的專業演員和幕後創作就更是嚴格要求了。凡是演樣板戲的劇團演員幾乎都必須到農村、工廠或軍隊去體驗生活。由於表演者們全部精力都放在排演樣板戲上，他們反複演練，幾乎都到了爛熟的地步。例如當年一些主要演員在電台教唱樣板戲時，無論反複唱多少遍也不會走樣，這是因為他們已經細到了每個裝飾音的用法，甚至是一個顫音中波動幾次都曾反複推敲過，能夠做到對每段音樂的演唱、演奏，乃至每場戲的換景時間都嚴格到了掐秒計算和控製的地步。像《海港》全劇的演出便控製在1小時54分到58分之間，僅有4分鍾的誤差，而《智取威虎山》更是誤差控製在兩分鍾以內，演出時間始終在1小時56分鍾到58分鍾之間，在每場戲之間的換景，最快的時候僅10秒！據說這是舞美人員按事先設計好的規定行動路線反複訓練的結果。
而“主旋律樂譜”中所標記出的各種速度和力度符號，如果對照錄音，就幾乎可以驚人地發現它們都被整個的樂隊演奏及演唱(而不僅僅是某一個聲部如演員或京劇樂器“三大件”)整體準確、細微地表現出來。據說當年《智取威虎山》演出的場次並不算多，也就百來場左右，但為演出而作的內部排練卻是數年如一日，毫不懈怠，達到了正式演出的10倍以上！
所謂樣板戲，還有一個意思，就是必須按照樣板嚴格統一複製，小到戲服上補丁的大小、顏色、位置，細到舞台上每叢蘆葦有幾根、多長都有明確的規定。而樣板戲裏的道具和革命者或建設者的衣著，同一特點就是必須要突出紅色。《紅燈記》的李鐵梅從出場到第五場完結都是穿著一件紅底白花上衣，灰長褲，第七場追完磨刀人回來後則換了一件全紅的上衣；《沙家濱》中阿慶嫂在第一場剛出場要接應新四軍傷病員時，穿的是全紅上衣，最後第七場送走了新四軍傷病員後，她知胡傳魁快要結婚，同時又知新四軍很快會打回沙家濱時，她又穿上一件全紅上衣。至於《智取威虎山》裏的常寶，原來躲在深山中打扮成男孩的模樣，後來楊子榮他們發動群眾一起打土匪後，常寶回複女性的裝束，第九場再次出場至最後一幕到威虎山打敗座山雕為止，都穿著全紅上衣。而《海港》裏的工人們在工作的時候，也全穿著大紅上衣。《奇襲白虎團》則沒有任何人物穿著全紅衣服，因為打仗時穿全紅軍服實在有點不合情理。他們隻有在正式出發攻打敵人的時候，才戴上紅袖章或披著一件外麵軍綠色，內裏全紅色的披肩。
樣板戲的中西混編樂隊，從構思到大體定型，大約是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由《智取威虎山》劇組率先嚐試。一開始隻是為了表現解放軍的英武氣概而嚐試加入少量的銅管樂器，接下來逐步增加更多的西洋樂器。這樣的舉措可以說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比較深入、係統地在戲曲樂隊裏進行中西樂混編的探索。當時為了尋求中西混編樂隊從心理到技術的默契配合，還進行過很有意味的專業訓練，要求西洋樂器演奏員學拉京胡，而京劇樂師則要求在音準上向西洋樂器靠攏。參加樣板戲創作的表演名家和作曲名家數量眾多，他們的作用是提高了京劇音樂的質量，改變了傳統京劇重聲腔不重伴奏的情況。
1969年，正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20周年，由中西混合樂隊伴奏的楊子榮的《迎來**換人間》(這句歌詞據說是毛澤東親自修改)、《胸有朝陽》，參謀長的《誓把反動派一掃光》等唱段，在天安門廣場和廣播電台播放，在全中國影響巨大。特別是《迎來**換人間》唱段的前奏，以急遽的板敲和快速的弦樂，形象地勾勒出北國嚴冬風雪交加的嚴酷環境及疾馳的馬蹄聲，接著以圓潤嘹亮音色見長的圓號以獨奏形式奏出悠長壯偉的旋律，展示出楊子榮孤膽英雄的革命豪情及大無畏精神，並為他後麵響徹雲霄的唱腔出現，從情景上做了鋪墊。這些效果都是運用傳統京劇樂隊所難以達到的。這種中西混合樂隊在此之後成為一種新的規範，被推行到各個樣板戲中。在打倒一切資產階級文化的文革中，西洋樂器卻在樣板戲裏得以存在。
樣板戲的排演，雖然無形中成為中國第一次音樂戲曲專業人才高度集中的合作機會，卻也大量的浪費的人才，以音樂方麵來說，如著名的小提琴家俞麗拿女子四重奏便來源於《海港》樂隊的普通成員；竹笛演奏家俞遜發也隻在《龍江頌》裏吹幾段很簡單的旋律；長笛演奏家譚密子等音樂家，則更多是在舞台側幕深處，幾乎沒有獨奏聲部地、默默地為樣板戲常年伴奏。
由於特定的曆史條件，“樣板戲”的排演集中了中國當時最好的技術條件(最好的演員、最好的編曲、最好的舞美等等)，因而今天從“技術”的角度指責“樣板戲”的並不多見，主要是在“觀念”的層麵否定“樣板戲”。
樣板戲是這種宣傳品中的**，**的標誌就是把自己變成階級鬥爭教科書。這本教科書為我們展示了兩個壁壘森嚴、界限分明的階級陣營：一方是工農兵組成的革命陣線；另一方是帝修反、國民黨、地富反壞右建立的反革命同盟。這兩個陣營是如此分明，以至於隻從影片的顏色上就足以區別敵我--革命的一方總與紅色、白色等明亮的色彩連在一起，反革命的一方永遠與黑色、灰色、深青色等暗色調有緣。《紅燈記》中的紅燈，杜鵑山上的紅花，李鐵梅身上的紅花襖，江水英、紅嫂、吳清華的紅上衣，擁戴柯湘的自衛軍紮的紅腰帶，在階級教育展覽會上，連碼頭工人用的杠棒也飾以紅緞……再看看座山雕、毒蛇膽、龜田、南霸天、賴金福、皮德貴和白虎團的官兵們，一律黑色服裝。碼頭上隻有錢守維的工作服是黑色的，溫其久從始至終穿著黑色長衫，在叛變革命前，他的第一個動作是摘下紅袖章。而他們那些幫凶們，也總是酷愛深色服裝。
當樣板戲運動紅及一時之際，它們也走進了中小學校的課堂，被編入語文教材。據報道，早在1969年5月，遼寧本溪紅旗中學成立“ 工農兵和革命師生相結合”的教材編寫小組，將革命現代京劇樣板戲《紅燈記》、《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選段都編入了教材。到後來，幾乎每個學期的語文課本中都有樣板戲的片斷。許多地方的學校，樣板戲成為學生們的必修課程內容。兒童學唱樣板戲，也成為文革年代對他們灌輸“階級鬥爭思想”最重要方式之一。一些得到表彰的少年兒童“先進典型”，其公 布的事跡中，常常可以見到“學唱革命樣板戲”這一條。一些地方學校更不斷舉行“學演革命樣板戲”文藝會演。
2007年，北京出版的一套新版高中語文課本中，樣板戲代表作之一《紅燈記》走進了高一的語文教材。2008年，教育部發出了“京劇進課堂”的通知，在北京、天津、黑龍江、上海、江蘇、浙江、江西、湖北、廣東、甘肅等10省(市)中小學開展京劇進課堂試點，一至九年級學生將學唱15首京劇經典唱段。在15首入選經典唱段中，《都有一顆紅亮的心》、《窮人的孩子早當家》、《甘灑熱血寫春秋》等均是產生於特定年代的樣板戲。在首批入選的京劇中，八大樣板戲中除了《海港》外，全部有唱段入選，此舉再度激起了巨大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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