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海寫作組的那些人和事兒 zt

鬥室之間，塵埃盡染。堆滿書籍的兩張架子床上，蛛絲斜掛。3月上海，正值雨季，天陰沉沉，破舊的書房裏寒意猶深。午後，一隻白貓悄悄走進來，一縱身，跳上了朱永嘉的膝頭。

貓的主人坐在兩張架子床間的局促空地裏，一盞燈打亮他的背麵，整個麵孔卻為屋內的陰暗籠罩。

“我的編製還在複旦，也不算複旦的人，基本上就在家裏。他們給我生活費，給我圖書館借書證，有這些條件我就夠了……我出來的時候已經59歲了，退體金200塊錢一個月……”

34年前，運動需要，朱永嘉因“寫作組”而興，由複旦大學一名普通教員一躍而起，成為上海政治舞台上的一個重要人物。“文革”期間，他直接領導著上海市委寫作組，專供張春橋、姚文元及當時的上海市官方“禦用”，被張、姚等人倚為腹心。

身為通曉曆史的知識分子，朱永嘉手眼雖能通天，但是機關覽盡，內心始終處於一種履冰臨淵的彷徨狀態。權力機器一旦開動，不幸卷入的知識分子，其命運實際上早已無從自主。

“四人幫”垮台未幾，朱永嘉成為全上海第一個被捉拿的高官。根據事先安排，他本可借出訪機會逃亡，但沒有選擇這樣做。回國時，飛機甫一落地，就被送進了隔離室。

“我又不會跑，我走的時候就跟寫作組的人講，你們放心好了，我的事情是我的啊，”朱永嘉說， “我不想跑，一人做事一人當，做人這一點骨氣總要有的吧？”

風雨來時

《南風窗》：“四人幫”倒台時，您是什麽感受？

朱永嘉：“四人幫”倒了，我就感覺麻煩了。我講了那麽多話，怎麽可能沒事？在上海市常委會上我主張對抗，我說打嘛，幹嘛，打他個巴黎公社，雖敗猶榮。雖然沒有對抗的資本，但當時思想上是這樣的。

決策權不在我手上，在馬天水、徐景賢和王秀珍手上。馬天水後來妥協投降了，那我也沒辦法可想了。我的意見，在下麵寫作班裏支持的人占多數。但在領導層裏麵，他們權衡利弊，最後妥協，免得血肉拚殺。

《南風窗》：妥協的人後來怎麽樣？

朱永嘉：也判刑，比我判得還重一點。躺下來，橫過去，跟不跟他鬥，都是一刀。這一刀免不了。所以後來判刑，我心裏是很坦然的，就像幼兒園裏麵排排坐吃果果，按照次序來。

這樣一排，免不了要吃官司了。怎麽辦呢？我就跟我老母親講，看樣子要關一段時間了，不會太短，你給我送點書來吧，給我買一套《二十四史》、《資治通鑒》什麽的，讓我帶到裏麵讀書去吧。殺也不可能殺，黨內沒有砍頭的傳統。

《南風窗》：據說您自己在監獄裏讀了不少書，悟出不少道理，都悟出什麽來了？

朱永嘉：交接班啊。這裏麵有一句老話，叫做“君老不事太子”。早一點跟太子走，你是要倒黴的。如果老皇帝跟太子吵翻了怎麽辦？太子總是要接班的，你不跟太子，要是老皇帝死了怎麽辦？這是兩難。

我是跟著老皇帝走的，我不該死啊？這是跑不了的。就算後來我不講那幾句對抗的話，什麽會議也不參加，為了個人利益一律回避，還是要判10年，一樣的。

寫作組的人，都卷進去了，而且清查完了，我們寫作組的3個人都判了刑，我14年、王知常12 年、肖木9年，別的就開除黨籍，放到基層勞動。還有很多年輕人，清查後辦了學習班。

《南風窗》：您事先對這種風險有沒有預感？

朱永嘉：我隻知道風險很大，至於結果到底怎麽樣，我說不上來。我就是擔憂，不知道他們（張、姚）自己的命運將來怎麽樣。上麵的情況是說變就變的。你不要以為張春橋在北京地位那麽高，實際上他在那裏是非常孤立的，他能指揮的就是我們這支隊伍。我心裏不是完全沒有數。

參加寫作組

《南風窗》：當年是怎麽加入寫作組的？又是怎麽成為總負責人的？

朱永嘉：蘇聯一個曆史學家認為中國曆來就是以長城為界，長城以外就不是中國領土，上麵希望我們寫篇文章，說明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不是長城為界的問題。這是曆史文章，就找到我了，我過去寫過一點文章，又是複旦大學曆史係的老師。

剛進寫作組的時候，寫了文章就準備回家，回學校的，根本沒有想到人家會把我們留下來不放。文章完成後，走不了了，事情一個接一個來。還要我們去組織文章。

那時候寫作班下麵有文學組、哲學組、經濟組、曆史組。文學組組長是姚文元，曆史組是金衝及，我是曆史組的副組長。金後來和石西民去了北京，我就頂替他。

1968年，毛澤東叫姚文元去奪陳伯達的權，去管《紅旗》。姚文元又沒有人，開始想把我們調到北京去，寫了3個人的名字，我一個，王知常一個，還有一個是肖木，報到毛澤東那裏，他也圈了。但把我們調到北京，上海就沒人了，這樣我們就專門在上海為他們組織稿件。

他需要的題材我可以在上海找，名稱就叫《紅旗》組稿小組，屬於中央管的，工作就是配合中央鬥批改，抓典型，我們在上海搞一些調查研究和大批判。我們這個組以後就有個排位次序，3個人，朱、王、肖，我排第一位。

《南風窗》：上海市委寫作組是什麽時候成立的？

朱永嘉：《紅旗》組稿小組做起來以後，1970年市委正式成立寫作組，我就成了組長了。我本來想過把寫作組編入社科院的，張、姚不讚成。這是他們一手抓起來的，他們抓這個攤子比較得心應手，要做的事情我們盡努力去做，跟市裏別的機關比，辦事效率高，反應快。對他們來講，運用上比較自如。

《南風窗》：你們這個班子對張春橋、姚文元來說意味著什麽？

朱永嘉：有我們這個班子，至少工作方便，要了解上海各方麵的情況，要掌握班子內部的情況，這跟他有一個秘書不一樣。想做什麽事情、搞什麽調查研究，要寫文章搞輿論也方便了。但是他也沒有用我們這個班子搞關係網，因為上海他基本上都掌握了。如果我們這個班子在北京的話，還要擔負另外的任務，就是做公關，不跟方方麵麵聯係，你想站住腳跟，是不可能的。

對姚文元來講，他在上海也是有了一個工作班子，毛澤東布置什麽任務，他馬上下達到我們這裏，就能夠比較快地完成，如果有什麽重點宣傳任務和重點調研任務要我們做，我們也可以竭盡全力配合。

《南風窗》：張春橋、姚文元搞寫作組是一把好手，你們對於他們政治資本上的積累，起到多大的推力？

朱永嘉：實際上是毛澤東把他們推到政治前台的，但也需要有人來做實際工作。我們是他們下麵的基石，是具體幫他們做事情的。他們隻會掌握大局，當當演員。我們是幕後工作者。沒有我們，他們也演不好這場戲。

張春橋、姚文元1967年1月4日到上海之前，打電話跟我們說，他們到上海來，以寫作組作為工作班底行不行？到上海，他所有對外聯係就是在這個寫作組裏麵進行，召開各種各樣的會議，討論各種各樣的問題，最初幾天都在寫作組裏麵。

他們來召開會議，我們幫他們布置，通知開會，起草文件，都是我們來做。

寫作組搞事務性的工作隻是開頭一段，我們過渡一下。以後他們的辦公室係統建立起來，我們就退出，專職搞意識形態了。

高處不勝寒

《南風窗》：您自己那時候是一個什麽狀態？

朱永嘉：入了黨，當然要服從組織了，這也是自覺自願的。我們當時取筆名叫螺絲釘（羅思鼎），心甘情願做螺絲釘，是主動的，組織叫我怎麽幹，就怎麽幹。

憑著良心幹，這一點還是有的。盡可能不傷人，這不是完全做不到。至少我不傷害別人。比如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要市委來討論這個問題，要張春橋出麵組織這個工作，由姚文元來寫，這就不是一般的事情了。那時候我覺得風頭不對，來頭太大，總歸有一點政治關係吧？

市裏要就這個文章開座談會，我知道背景，是不能亂講的，我就跟我的導師打招呼，我的導師中跟我關係比較密切的譚其驤，我叫他不要亂講。他就沒有問題。我是怕他們對姚文元的文章轟隆轟隆放一通，這要闖禍的。能打招呼的都打，找不到的我就沒有辦法了，就是力所能及。

《南風窗》：那時候還是複旦大學的人？

朱永嘉：我的工作關係、組織關係都在複旦，還是複旦的黨委常委，人家把我罵成“太上皇”。我在市裏麵，上麵的消息都比較靈通。我下來可以告訴他們該怎麽辦，可以走在人家前麵。

也不是說我做了太上皇就什麽都聽我的，他們有時候感到為難。你一旦管事，他們上麵有一條線，個人也有打算，我打亂這個東西了。他們自己也有一些想法，走到哪裏他們老是跟在你屁股後邊轉，他們也不滿意的。

很多事情不好辦，不是想象中那麽容易。工宣隊接管學校後，很多人告狀說我手伸得太長。張春橋說，手伸得長，是因為他要做事情，沒有別的。那麽就給他一個黨委常委吧。這樣我就當常委了。

我離不開學校，因為要有自己的隊伍，就是教師隊伍和學生隊伍。上麵的工作布置下來，不找學校我就沒辦法，我一個人也挑不起來。複旦大學的文科，當時基本上抓在我手上，社科院也抓在我手上，這是我做工作的基本隊伍。

《南風窗》：在寫作組裏做事，麵對的問題是不是也很複雜？

朱永嘉：你要做工作，總要涉及方方麵麵的關係，對你就會有各種各樣的議論。上麵也並不是完全一致的，比如市委裏麵馬、徐、王3個書記，就不完全一致，工總司係統和寫作組係統，他們也都是兩條心。

我那時是聽張春橋的。張春橋當時是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後來隻在北京不回上海；王洪文是第二書記，後來也去了北京。上海實際主持工作的是馬天水、徐景賢和王秀珍。張春橋當然可以通過正常渠道來了解馬徐王的情況，但是他還需要有一條渠道來了解下麵的情況，不是通過一般的簡報，而是根據他的需要來了解情況。有了寫作組，某種意義上他就多了一副耳目。

上麵有什麽事情，馬、徐、王有的時候還不知道，反過來得到我這兒來了解情況。因為他們得到的情況是通過正常渠道，從辦公廳係統下來的。而毛澤東有什麽事情到了張春橋那裏，張就直接下達到我這裏來了。這樣一來，有工作方便的一麵，也有犯忌的一麵，討厭嘛，對他們來講，旁邊多了雙眼睛。

《南風窗》：當時上海的工總司和寫作組兩支隊伍一直存有芥蒂，特別是《朝霞》刊登的兩篇小說，差點弄得兩派擦槍走火。

朱永嘉：這件事我心裏有數，原來上海培養了一批工人作者，他們都在工總司的工人文化宮係統，沒有發表陣地，看到《朝霞》辦得紅紅火火，想把這個陣地搶過去。然後找借口說小說裏攻擊了王洪文，因為當年工總司要搞半周年紀念（一月奪權），被張春橋批了一頓，沒有辦成。小說裏麵也有一個半周年紀念，多少有點造反派自我批評的精神。工總司那樣進攻是不對的。

那邊沒辦法通融了，管我們工作的又不是別人，是張春橋、姚文元，他們還沒有表態，我就把每天的情況報給張春橋，他看了一下刊物，打電話叫我們不要檢討，那就不檢討了。我一個字也沒有寫。

這件事在王洪文那裏留下一個心結，如果將來他真的上台了，張春橋在還好辦，張死了怎麽辦？我壓力很大，就打了辭職報告，要張春橋另請高明。結果他硬是給我官升一級，反而把我提到市委列席常委。

這不是什麽高興的事情，臨危受命。頂著就是，想退又退不下來，隻好順其自然。

評說“上海幫”

《南風窗》：您進寫作組的時候，第一個見到的是張春橋，還是姚文元？

朱永嘉：第一個見到的是張春橋，那時候他在上海，整個寫作組是他管的。張這個人，講話不多，不是很容易親信別人，原則性很強，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沒有太大的可以討價還價的餘地。我們閑聊的機會都沒有，除了工作還是工作，一開會就討論工作，也不談生活，也不談家庭。所以人家講他比較陰，就是這個道理，沒有工作以外的相互交流。

《南風窗》：憑您和張春橋的往來，對他應該是非常了解的吧？

朱永嘉：城府最深的是張春橋。當然，他在前期和後期有變化。前期奪權時，比較張揚，敢於講話。有一次，李先念到上海來檢查財貿係統的工作，那時候剛巧文化廣場開大會，大家就請李先念圍繞廣場走了兩個圈子，我也在場。這本來是件好事，是可以挽回張跟老幹部的關係的。但張春橋在大會上點名批評說，憑什麽讓李先念繞場兩圈，你們幹什麽？從這個批評可以看出，張春橋不知道在適當的時候應該妥協，緩和矛盾。

前期的張揚，我看得出來，是有他個人打算的。在後期，這方麵性格就沒有了，少了，特別是廬山會議以後，他知道得罪人太多了，要收斂。他要主動去改善與別人的關係，但是沒辦法了，結怨已深，沒有群眾基礎。

《南風窗》：您和姚文元的關係也很不錯，外界傳說當年若不是您給他幫忙，他是寫不出《評〈海瑞罷官〉》的。

朱永嘉：姚文元不是搞曆史的，是搞文藝評論的。他找我很簡單，說要臨時寫一篇關於海瑞的文章，問我能不能幫他找一點資料。我就把地方誌、明史裏的相關資料告訴他，關於海瑞這個人，我所知道他的經曆和情況，時代背景、社會矛盾等也告訴他。這一點我是幫了他的忙的。再比如批“三家村”，他不知道從哪裏下手，問我，我就把《燕山夜話》拿給他看。他找不到別人幫他忙啊。

姚文元這個人，也有寡言、沉默的特點，不輕易講話。他對我是很信任的，這一點還可以。姚對我從來沒有批評過任何一句，他給工作我，我就做。我交上去的東西，他說改就改了，有的地方也確實改得很好。

《南風窗》：王洪文怎麽樣？

朱永嘉：王洪文比較淺，畢竟是小幹部出身，他要應付局麵，旁邊也沒有幾個像樣的參謀能幫他。他在北京要想站穩腳跟，周圍一定要有有力的班子，這個智囊團有兩個作用，一個作用是腦庫，了解各方麵情況以後，能夠拿出點子來，告訴他怎麽辦。還有一個就是關係網，比如社交、公關，能夠幫助他把方方麵麵關係聯係好。

在“四人幫”中，文化知識和教養方麵他是最差勁的一個，地位太低。江青說話他不敢不聽，張春橋說話他也不得不聽；姚文元他又不好頂。你叫他怎麽辦？對於那些大人物（葉劍英、李先念）來講，他就更是兒童團，小孩子了，是由不得他作主的。

《南風窗》：您給王洪文講解過《後漢書·劉盆子傳》，從中也可以看出王在當時格局中的狀況。

朱永嘉：他們在學習上碰到問題，我們寫作組有幫助他們做些輔導的任務。毛澤東讓他讀《劉盆子傳》，這是古文方麵的，當然就要找我。

這樣一個題目，我不能多講的。因為劉盆子的結局是不好的。起家也不好。這無非是毛澤東給他敲警鍾——你不要自以為了不起，你不過就是個劉盆子。這種話我不好說。他也不好問我。他已經到中央了，地位那麽高，你不能去掃他的興。我就是告訴他這篇傳記裏講的這個人，是怎麽起來的，怎麽當皇帝的，結果沒辦法指揮局麵，讓他心裏有數。

王洪文能力不行，選擇他，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這個選擇，對毛澤東來講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選這樣一個人，可以緩衝一下張春橋跟老人們的矛盾，因為這個矛盾已經是很難挽回了。毛澤東跟林彪講過，讓小張上來接我們的班，這一下就把張放在火上烤了。他自然就成了大家的目標。

回看向來蕭瑟處

《南風窗》：我看有人罵您是“文革”餘孽，被扣了帽子，會不會覺得傷心？

朱永嘉：他們怎麽看我，是他們的自由。退出來了，倒了黴了，我也並不感覺自己見不得人。就看自己怎麽看自己，摸摸良心，沒做什麽對不起人的事情，自己問心無愧就可以了。

我當常委、委員，都是因為工作需要，我也沒有跑過官，上麵定的什麽就是什麽。我就覺得好像是要我做事，能為毛澤東做事，覺得很光榮。因為當時很多相當重要的事情，都是從毛澤東那裏下來的。

你如果真正在做人，也沒什麽了不得，再大的委屈受了也沒關係。個人得失算不了什麽。在我老師一輩裏，也是這樣的，盡管挨鬥挨批有很多不願意不舒服不開心，但到最後還是從大局出發。比如周予同臨終以前的陳述，他對自己在“文革”中受的委屈一句話都沒有講，沒有計較個人的得失。個人得失在一整個大的運動過程中是微不足道的。擺正自己的位置，向前看，那才行。否則的話，你反而給人家小看了。

《南風窗》：那樣一個時代，知識分子在權力麵前是不是很卑微、很無可奈何？寫作組是實踐你們的抱負的平台嗎？

朱永嘉：寫作組對於知識分子來說，可以做一點工作，但也不能完全符合自己的理想，現實終歸是現實，你要在學問上能夠有所創見、能夠有所成就，這個條件是不行的。人家高興聽你，不高興由人，是別人說了算。你能做什麽事情，能不能做成，環境起很大的作用，怎麽做，這是你個人的事情。行人事聽天命，你不過就是行人事罷了。

不光是知識分子，所有人都是這樣的。在一場大的浪潮中間，知識分子僅僅是一顆泥沙，你不可能改變大的趨勢，你不過是在裏麵扮演了一個角色。

知識分子的光彩不在權力上麵，要是硬往這上麵靠，那就完蛋。恐怕有好結果的人不會很多。這片土壤上，他們沒有辦法生長。權力結構上卑鄙齷齪的事情太多了，你沒辦法在這塊土壤上很好地生長，要麽你就隨波逐流。就看你的要求怎麽樣，你要想拚命往裏麵擠呢，那你就做小人，你不想往裏麵擠，還可以有自己做人的回旋餘地，有的問題可以退出一點。

《南風窗》：經過那段曆史之後，您怎麽看知識分子和政治的關係？

朱永嘉：過去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毛是依附於皮的。在中國的傳統社會裏麵，知識分子除了為權力機構服務以外，獨立謀生的道路並不多。在過去傳統社會裏，知識分子的情況就是做官，參與政治。孔子那時候講儒家思想，是從官僚場合裏被淘汰了，出世一點。總體上來講，他是離不開這張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