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把火先燒“後院”的五四先驅們 zt

陳獨秀、魯迅、胡適、郭沫若、徐誌摩、鬱達夫等，都堪稱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闖將和先驅者，他們當時不僅向封建文化發起了衝鋒和鬥爭，同時也將鬥爭的鋒芒直指自己的婚姻，大膽地去在婚姻外尋找的愛情，然後離異或“冷藏”原配，重新組建家庭。

　對這一時期的時代精英“點把火先燒‘後院’”的群體婚變，曆來評價不一。褒之者認為是個性的張揚和思想的解放之體現，貶之者視其為對原配的不負責任，是文人的花心所致。

　眼前新婦新兒女，已是人生第二回。當年，麵對配偶易位的家庭狀況，麵對社會輿論的支持或非議，不知這些社會精英們作何感想。

在那個一切都追求新異的時代，沒拋棄糟糠之妻、也沒搞出任何緋聞的文化名流，似乎隻有李大釗先生一人而已。

　　

　　　　　　　　　　　 五四新文化運動領軍人物的陳獨秀，背棄

　　　　　　　發妻高曉嵐以及其妹妹高君曼（陳獨秀的第二個妻子）。

1897年，時年18歲，已考中秀才的陳獨秀，在長江邊的安慶城陳家老屋，迎來了他的新婚妻子，新娘高曉嵐，生於1876年，年長陳獨秀3歲，為清末安徽統領副將高登科之女。當時，陳獨秀的養父陳昔凡為官東北，在安徽、遼寧置地千畝，在沈陽、北京均開有鋪子，陳、高聯姻可謂門當戶對。然而，陳獨秀雖貴為秀才，思想卻極為開放，高曉嵐目不識丁，又裹了一雙小腳。兩人少有共同語言，因此為兩人的不幸婚姻埋下了伏筆。

1901年，陳獨秀遠離妻子東渡日本留學，歸國後在上海、蕪湖等地從事革命活動，很少回家與妻子團聚。並於1910年與高曉嵐的同父異母妹妹高君曼雙雙私奔杭州，徹底拋棄了高曉嵐。高君曼年輕漂亮，又讀過書，是一個具有現代思想的青年。因此，經過幾次接觸，很快與姐夫陳獨秀撞出的愛的火花。高曉嵐忍受被棄之羞，獨守空房，苦心支撐，撫育三個兒子。誰知長子陳延年和次子陳喬年長大後追尋乃父，從事革命活動，先後被國民黨殘忍殺害。經受幾次重創，高曉嵐身染重病。

高君曼與陳獨秀共同度過了20年不平凡的婚姻生活，20年裏，高君曼與陳獨秀琴瑟相合卻不乏摩擦，兩人時常爭吵。1926年初，身為黨的總書記的陳獨秀突然失蹤，黨內同誌以及高君曼均不知其所蹤，以為他已遇害。直到一個月後，他才出現在人們的麵前。這一個多月的時間裏，陳獨秀又秘密“結婚”，與一位漂亮的女醫生同居在一起，高君曼被陳獨秀拋棄了，兩人分道揚鑣。

這個漂亮的女醫生，就是陳獨秀的第三位妻子，名叫施芝英，當時陳獨秀因患胃病常去求治。施芝英被陳獨秀的大名所吸引，兩人很快秘密同居，直到1927年3月大革命失敗，陳獨秀被撤職，兩人才分手。

1930年，正當陳獨秀與小他34歲的潘蘭珍同居時，他的發妻高曉嵐因為長期抑鬱而亡故，時年五十五歲。

潘蘭珍是陳獨秀最後一位妻子，她陪陳獨秀走完了窮困潦倒的後半生，是陳獨秀淒涼晚境中相濡以沫的親人。

1927年“四.一二”政變發生後，陳獨秀埋名隱姓，在上海永興裏隱居，與包身工出身的潘蘭珍成為鄰居。一次，陳獨秀胃病發作，幸得潘蘭珍相救，才得以保住性命。共同的境遇，使兩人忘記了年齡之差而結為老少夫妻。潘蘭珍年輕美麗，卻對陳獨秀愛慕關懷備致。　　　　

1930年，陳獨秀突然被捕，被押解至南京老虎橋監獄關押。潘蘭珍毅然辭去在煙廠的工作，隻身從上海來到南京，在監獄旁租住民房，每日入監照顧陳獨秀，“伴監”達五年時間，直到第二次國共合作蔣介石釋放陳獨秀。

陳獨秀出獄後，輾轉流離，先後寄居於南昌、武漢、重慶等地，最後落難於江津鶴山坪，直到1942年5月27日去世。數年間，陳獨秀窮困潦倒，靠朋友、學生接濟度日。潘蘭珍始終愛心相隨，癡情不改，與年邁的夫婿相濡以沫，始終默默地陪伴著陳獨秀。為此，陳家一家人對潘蘭珍感激不盡。

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病逝於鶴山坪。臨終之際，他獨對潘蘭珍放心不下，囑咐朋友、學生一定要關照好自己的少妻。

陳獨秀去世後，潘蘭珍在陳獨秀的學生們的幫助下，在重慶附近一家農場找到了一份工作。4年後，她又孤身一人回到上海，在浦東安下家並與一位國民黨下級軍官結婚。然而，結婚後不久，她的新婚丈夫即暴病身亡。這個沉重的打擊，使精神已經支離破碎的潘蘭珍再也支撐不起來了。1949年11月，36歲的潘蘭珍因病在上海一家醫院去世。



　　　　　　　　　　　　 五四新文化運動旗幟、主將魯迅冷處理發妻朱安

1906年，母親想讓遠在日本留學的魯迅回家完婚，魯迅回答說，讓姑娘另嫁人為好。但母親卻來電報說：母病速歸。魯迅回到家裏，原來是母親要他結婚，他不願拂逆母親的心願導致母親不快，因此同意結婚。

朱安比魯迅還大兩歲，長得很不好看說，又是不涉世事的文盲。她足不出戶，兩耳不聞窗外事。在家，她更多的時間是陪魯迅母親聊天。

婚後第二天，魯迅就住到了書房裏，常常讀或寫到深更半夜，就睡在那三塊鋪板擱在條凳上而成的小床上，從不到她房裏去。親友們來賀喜，他總是回答：“母親送給我的一個禮物。”婚後第五天，魯迅借口“不能荒廢學業”，就帶著二弟周作人，及幾個朋友啟程東渡日本，這一走就是三年。

1909年8月，魯迅從日本回國，在杭州、紹興等地任教，卻很少回家，他住在學校。即便有時是星期日白天回去，但主要也是為了看望母親，偶爾星期六晚上回家，也是通宵批改學生的作業或讀書、抄書、整理古籍，有意不與朱安接觸。

1925年夏天，魯迅和學生許廣平相愛了。許廣平是廣東番禹人，比魯迅年輕近二十歲，很有才華。1926年8月26日下午4點25分，魯迅與許廣平一同乘車離開北平南下廣州，開始了他們共同生活的曆程。1927年10月3日，魯迅到上海，虹口的景雲裏租了一幢三層的房子，與許廣平公開同居。而留在北平的除了魯迅的母親，還有他的妻子朱安。

1947年6月29日淩晨，朱安孤獨地去世了，身邊沒有一個人。但朱安生前反複對人講：“周先生對我不壞，彼此間沒有爭吵。” 　



　　　　　　　　　　　 五四新文化運動旗手胡適也曾一度背棄發妻江冬秀

　　

1917年12月，胡適從海外留學歸來，回到家鄉安徽績溪，在母親馮順弟的一手安排下，迎娶了從未謀麵的兒時就已訂婚的比他小一歲的同鄉女子江東秀。然而新婚當天，吸引胡適目光的不是新娘子，而是新娘的伴娘曹誠英。曹誠英是胡適兄嫂同父異母的妹妹，胡適對她一見鍾情。

1918年，胡適背著江東秀與曹誠英同居了。1923年母親馮順弟去世，不用再遵母命盡孝道的胡適認為機會來了，向江冬秀提出了離婚。但江冬秀不幹，她從廚房中拿把菜刀，說你要跟我離婚可以，我先把你生的兩個兒子殺了，再死在你麵前。麵對江冬秀的以死相挾，胡適退卻了，但心中依舊念念不忘曹佩聲。與妻子爭吵後，胡適一度離家出走，住在北京西山的朋友家中。

胡適最終還是回到了家中，與江冬秀共度人世滄桑。可憐的曹佩聲終身未再嫁，臨終前她留下遺言，一定要把她安葬在楊林橋邊的那條小路旁，因為那是胡適回家的必經之路。



　　　　　　　　　　　 作為與魯迅並稱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兩麵旗幟”之一

　　　　　　　　　　　　 的郭沫若，背棄發妻張瓊華以及日本妻子

張瓊華比郭沫若大兩歲，是郭沫若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辦婚姻，也是明媒正娶的結發妻子。可是洞房花燭之夜，郭沫若一揭開新娘的紅頭蓋，就驚呼一聲：“母猴！”落荒而逃。婚後第五天，郭沫若就離開家鄉遠赴成都讀書，直到1939年父親病重才回家探親一次。整整二十六個春秋，張瓊華獨守空閨，沒有和結發的夫君見過一麵，等到見麵，卻發現站在郭沫若身邊的是他新婚的妻子於立群（於立群為郭沫若生了四男二女）。而此前，郭沫若在日本還和安娜結婚生了五個子女，後來又拋棄了她……

另外，郭沫若還有婚外情人三個：彭漪蘭（安琳），南昌起義途中的“革(和)命伴侶”，1927年10月底，起義失敗後回到上海，在內山書店樓上同郭度過短時“蜜月”後被拋棄；於立忱，於立群的胞姊，被拋棄後自殺；黃定慧，郭的早年密友，大革命時期的武漢市黨部婦女部長……

1980年，張瓊華這位對郭沫若忠貞不二的老人，在孤寂中辭世，享年九十歲。



　　

　　　　　　　　　　　　　　新文化運動幹將徐誌摩背棄發妻張幼儀

1915年，由當時中國的政界風雲人物張君勱向徐家為自己的妹妹張幼儀提親，徐誌摩曾就讀於蘇州師範學校張幼儀結婚了。張幼儀是當時中國的政界風雲人物張君勱的妹妹，可徐誌摩一直不喜歡這個結發妻子。

張幼儀是位傳統女性，品行外柔內剛堅韌不拔，也是個極為樸實的女人，這卻與徐誌摩所夢想的浪漫和才情相差甚遠。最令人氣憤的是，張幼儀有次懷孕了，而此時徐誌摩正在瘋狂追求徽因，無暇顧及，一聽說張幼儀懷孕了便毫不猶豫的說：“把孩子打掉。”在那個年月打胎是危險的也是社會不容忍的，張幼儀不接受，說：“我聽說有人因為打胎死掉的。”而徐誌摩卻極為冷酷地說：“還有人因為坐火車死掉的呢，難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車了嗎？”

維持了七年後，這場婚姻壽終正寢。1922年3月在柏林離市區很遠的一座公寓裏，徐誌摩和張幼儀進行了中國的第一宗西式離婚。離婚後，張幼儀去德國邊打工邊學習，回國後在蘇州東吳大學做了德語老師，後又出任上海女子商業銀行總裁，成為中國第一位女銀行家。此外，她還擔任了雲裳時裝公司總經理，在上海女界有很高聲望，人都稱其大方有氣質。

女人總是很難忘懷自己的第一個男人，哪怕這個男人曾經無情第拋棄過自己。張幼儀曾經回憶：你總是問我，我愛不愛徐誌摩。你曉得，我沒辦法回答這個問題。我對這問題很迷惑，因為每個人總是告訴我，我為徐誌摩做了這麽多事，我一定是愛他的。可是，我沒辦法說什麽叫愛，我這輩子從沒跟什麽人說過“我愛你”。如果照顧徐誌摩和他家人叫做愛的話，那我大概愛他吧。在他一生當中遇到的幾個女人裏麵，說不定我最愛他。



　　　　　　　　　　　 新文化運動開拓者之一的鬱達夫背棄發妻孫荃

1921年在日本東京留學的鬱達夫趁放暑假回國，與母親陸氏替他選中的孫荃完婚。孫荃是一位舊式小腳女子，比鬱達夫小一歲，自幼生長在浙江富陽縣南鄉偏僻的宵井地方，但在父親的教導下，熟讀了“女四書”和“列女傳”，能詩能文，在那時那地，可算是一個知書達理的好女子。婚後，孫荃為鬱達夫生下一兒兩女。謹守婦道，相夫教子，稱得上是一位賢淑的妻子。

1927年初春，鬱達夫在上海遇見了西湖美女王映霞以後，孫荃便開始被打入了冷宮。

王映霞本姓金，名寶琴，1907年12月22日生於風光明媚的西子湖畔，是一個出色的南國美人。鬱達夫認識她後，便陷於了對她的熱戀之中。但王映霞提出，要和她結合，必須拋妻棄子，甚至背叛社會與家庭。1928年春天，鬱達夫不顧一切地與王映霞在杭州悄悄地舉行了婚禮。

　鬱達夫結過三次婚，三位夫人分別是：孫荃、王映霞、何麗有。此外，在新加坡時，還有一位同居情人李筱英。何麗有是印尼華僑，李筱英是福建人，畢業於上海暨南大學，能說流利的英語、上海話。李筱英十分崇拜鬱達夫的文學才華，並主動向他示愛。46歲的鬱達夫在政治失意和家庭破裂之餘，遇上這位花容月貌的佳人，一拍即合，兩人感情迅速發展，不久李小姐搬入鬱家同居。但是，鬱達夫和李筱英的結合遭到鬱達夫時僅13歲的鬱飛強烈反對。1941年12月，李筱英痛苦地搬出鬱家。

結發妻子孫荃與鬱達夫分居後就吃長素，整日念佛誦經，沒有再嫁，於1978年3月29日逝世，享年8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