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橋與王洪文鮮為人知的“婚事” z

　　最近，我在對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特別法庭審判員王文正大法官的采訪中，他談了張春橋和王洪文在政治活動之外的鮮為人知的生活上的事情——“婚事”。

　　張春橋——離婚與權力的夢想一同破滅

　　張春橋將老婆留在上海

　　張春橋到北京以後，並沒有像姚文元一樣，將自己的老婆孩子都接去，而是將他們都留在了上海。

　　張春橋為何要這樣做呢？

　　張春橋的老婆文靜，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晉察冀邊區的平山縣參加革命後，曾被日本侵略軍俘獲，後來自首，成了叛徒，破壞解放區的抗日戰爭，到處為日本軍隊做策反工作。

　　1946年張春橋與文靜結婚。

　　對於自己在日寇的威逼下叛變的事實，文靜在她的交代材料中寫道：“這段曆史，我曾寫信告訴張春橋，對他絲毫沒有隱瞞。”

　　正是由於這樣，每次在審查幹部的時候，張春橋都為此十分惱火。老婆的曆史問題，無形中影響了他的“進步”。

　　“文化大革命”開始，特別是張春橋被調到北京以後，與江青來往密切，常常是為“工作”談到深夜不歸，很快就有人將話傳到了上海。

　　文靜是了解江青30年代在舊上海所做的那些事情的，因此對張春橋就不放心，經常找各種借口要到北京來，實際也是來監視張春橋，並一再地給張春橋打招呼，要他對江青多注意一點。

　　張春橋是何等精明的人，他從老婆的話中早已聽出了弦外之音。

　　張春橋對老婆說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他這是走的一條“曲線救國”之路，是想通過接觸江青來接近“最高統帥”，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

　　張春橋這次是下了狠心的，他準備成則為王，敗則扔掉腦袋。

　　曆史沒有朝著“四人幫”策劃的方向走，但是從這一點不難看出他們一夥相互勾結的罪惡目的究竟是什麽了。

　　北京是個什麽地方？那裏是中國的高官集聚之地，對於過去的曆史和現在的情況，特別是每一個想要進入高層領導層的人來說，都是很引人注目的。這樣的人物，隻要人們發現了一條“辮子”，就會扭住不放的。張春橋老婆的這一條“辮子”，也正是他最心痛和最怕別人扭住的地方。

　　張春橋早就想將這條“辮子”扔掉。他曾多次私下向老婆提出離婚的事情，老婆都不同意。

　　沒有辦法，他隻好將老婆扔在上海。一方麵這樣處理不會引起人們的注意；另一方麵，老婆在“後花園”裏還可成為他的一隻耳目，隨時了解各種情況，幫助他操縱和控製上海。

　　約見王洪文秘書

　　張春橋從過去中國政壇上的無名之輩，“文化大革命”中一躍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如果就此下去，那也會是前途無量。可是，自從毛澤東主席逝世之後，張春橋感到自己的所作所為，令越來越多的幹部和群眾的不滿，並預感到自己即將受到曆史的嚴厲懲罰。

　　他惶惶不可終日。

　　一天晚上，即將去上海的王洪文的秘書肖木走進那間熟悉的屋子，看到一向善於掩蓋自己內心的張春橋，麵容有些憂鬱，神色有些不定，兩個人的談話沒有了昔日的氣氛，語調低沉，表情陰暗。

　　張春橋談了毛澤東主席對自己的“培養”，談了如何保護毛澤東的遺體，如何修建毛主席紀念堂，如何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事情。但談得最多的還是當時的形勢。張春橋認為“資產階級還有力量”，他們不願自動退出曆史舞台，這是中國當前很大的一股“危險”力量，必須像列寧所說的那樣，“對資產階級使用鐵的手腕”。張春橋還高度讚揚了上海的民兵武裝，說這是一支有高度覺悟的工人組織，並要肖木轉告上海的骨幹分子，要做好準備，要經受考驗。對於批判鄧小平，張春橋更是念念不忘，語氣中表現出對鄧小平的仇恨和擔心。並一再地強調，現在關建是由誰來當接班人，如果這個班接不好，中國就會出現資本主義複辟，鄧小平就會重新上台……

　　張春橋還要肖木在回到上海後，多收集一些鄧小平反動路線的罪行，以便他將來在三中全會上好有“發言權”。

　　肖木從張春橋的長談中，感覺到了一種悲傷，一種預感，一種即將滅亡時的絕望和掙紮。

　　兩個人還談到了未來黨中央主席的人選。

　　對於華國鋒，肖木則表示“夠嗆”。認為華是“那些老家夥抬出來的”，因為“看他忠厚老實，好用他來做擋箭牌”。

　　張春橋則無可奈何地認為，如不讓華國鋒“掛帥”，現在無法找到更合適的人選。

　　肖木則提出了王洪文。他看了看張春橋，張春橋沉默好久都不說話。

　　看來，與張春橋相比，肖木還是太嫩了。

　　張春橋過了好一會兒，才長歎一聲說：“看來，不管誰當主席，都會有人反對，總會有一場鬥爭，對這一點我早有準備，希望你們也不要掉以輕心。”

　　正是因為張春橋早已有所準備，所以在肖木臨走時，他又一次讓肖回到上海後，去找一下馬天水，為他辦好那件離婚的事情。

　　這時的張春橋是想到自己未來的前途，好再次高升以後另尋新歡呢，還是真的害怕因自己出什麽問題將來牽連到老婆兒子？

　　總之，張春橋再次提出與老婆離婚的問題，已不像過去那麽簡單了。

　　可以肯定，在風雲變幻莫測的曆史時期，麵對著未來，張春橋此時提出離婚時的心情是更複雜的。他到底是要為老婆孩子留一條後路，還是想為自己的未來留一個更大的空間？

　　隨著“四人幫”的迅速覆滅和張春橋在整個審判過程中的沉默不語，這一切都永遠地成了一個謎。

　　張春橋想讓上海的“四人幫”骨幹分子，再為他做離婚的工作。

　　他站起來，對即將離開的肖木說：“還有一件事情，想請你再次去找一下馬(天水)老和(徐)景賢同誌，請他們再抽空兒出麵找文靜談一談，盡快地將我們離婚的事情辦了。”

　　剛才還在大談國家大事的張春橋，怎麽一下子就轉到家庭的問題上來了？肖木的腦子一時還未轉過彎兒來，他驚奇地看著張春橋，感到困惑：“離婚？”

　　張春橋很堅決地說：“是的，離婚，還是那個頭痛的離婚。你告訴馬老他們，我沒有別的什麽要求，財產、孩子全歸她，隻要能離婚就行。”

　　肖木這才發現，這位從上海來到北京高升了的“政治局常委”，除了考慮個人的權力之外，對於個人的幸福也是同時在考慮之中的。

　　一向自認為很“正派”的張春橋，在他的這個同夥眼中一下子變得有些虛偽了。肖木的回答明顯帶著幾分不滿：“怎麽，拖了這麽長時間，你還是要堅持離婚？”

　　張春橋根本不把肖木放在眼裏，他顯得很不耐煩地揮揮手說：“必須要離，而且越快越好。”

　　作為王洪文秘書的肖木，經常與張春橋打交道，是知道這位“首長”脾氣的，當然不敢再問下去，更何況這是人家家庭的私事。

　　令人奇怪的是，一向沉默少語的張春橋，在肖木不再說話之後，反而接過話頭來繼續說這件事情：“我提出離婚，可是文靜和孩子們不理解，我這樣做，完全是為他們好啊！”

　　張春橋的聲音裏帶著幾分哀惋，幾分淒涼。

　　張春橋將自己的家事和國事連在一起：“老婆孩子們的眼光都太短了。他們隻看到現在劉少奇被打倒了，鄧小平也被批判了，劉、鄧路線從此就結束了，天下從此就太平無事了，老婆孩子可以熱炕頭了，他們哪裏知道鬥爭的殘酷啊！”

　張春橋的離婚夢破滅

　　在此之前，姚文元已將老婆孩子接到了北京。毛澤東逝世不久，姚文元仿佛有所預感，提出將孩子送回上海去。可是，這事卻遭到了老婆金英的反對。

　　張春橋對姚文元這件事情很不滿意。肖木談到此事時，張便說：“這件事情上怎麽能聽老婆孩子的呢？本來他就不該將他們接到北京來，留在上海總要放心一些，遇事也好有個照應。在這裏，搞不好就會被一窩給端了。”

　　肖木驚詫：“誰敢，誰有那麽大的膽子？”

　　張春橋朝這位年輕的小兄弟苦笑了一下，不無擔心地說：“主席去世了，現在各種思想的人都會出來的，想不到的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肖木問：“能有那麽嚴重？”

　　張春橋顯得有些沉重地說：“你們怎麽想的我不知道，但我每天都是穿著衣服睡覺，隨時都準備著有事情發生。”

　　肖木這才醒悟過來，對張春橋說：“你這一說，我明白了很多事情，如果真有人想篡黨奪權，搞修正主義那一套，全國人民也不會答應的。”

　　張春橋苦笑了一下，不以為然地說：“這就要看到時候誰的力量大了。”

　　肖木這時才領會張春橋剛才雲山霧罩地給他講的那些話，於是就說：“我們有上海的民兵武裝，好幾十萬的人，這是一股很大的力量，他們是聽你春橋同誌指揮的。”

　　張春橋這才說：“所以我對文元說，還是將老婆孩子留在上海好，那裏有我們的人，好關照。”

　　多年來，張春橋一直為離婚的事情弄得發愁，加之他考慮的事情比“四人幫”中的其他幾個人要多得多，一張臉總是像苦瓜一樣地“掛”著。當肖木說到上海民兵時，他這時才露出了一絲笑意，不過很快又收住了。

　　張春橋對肖木說：“所以我叫你來，臨去上海之前好好地談一談。上海是黨的誕生地，也是‘文化大革命’的發源地，有著光榮的革命傳統，工人階級最集中，現在我們又將他們武裝起來了，那還怕什麽呢？所以我讓你將這些意見帶給馬老他們，使他們能盡早地做準備，要經受一場更大的考驗，要做好打仗的準備，要把我們自己的力量抓好。”

　　據肖木後來交代，一向言語不多的張春橋這天晚上顯得很健談，情緒顯得很不穩定。對於他的離婚問題，一再地催促讓馬天水再出麵去做文靜的工作，真是有點迫不及待了。

　　據有關資料記載，“四人幫”中整天鬧著要離婚的王洪文和張春橋，在被捕前還為這事特地與各自的老婆通過電話。

　　王洪文的老婆崔根娣在電話裏說，離婚可以，你當你的大官，我做我的工人，但是兩個孩子得歸我，否則就不同意離婚。

　　王洪文見一向嘴緊的崔根娣終於答應了，感到很高興，說過幾天他的秘書廖祖康將回上海，到時將把孩子給她帶回去，以後有什麽事情，還可以找他的秘書幫助。

　　當主持中央工作的華國鋒知道這件事情之後，曾十分生氣地罵王洪文是一個“陳世美”。

　　沒過幾天“四人幫”就被粉碎了，王洪文離婚另尋新歡的夢想也從此落空。

　　張春橋要離婚的事情鬧了好幾年，當時中央政治局的人員也都知道。

　　人們對此曾有過各種各樣的猜測。

　　與年輕一點的王洪文相比，張春橋的離婚恐怕算的政治賬要多於生理賬。肖木到達上海不久，張春橋的老婆文靜作為他安在上海的一個情報點，在給他的電話裏匯報了上海近幾天反常的一些事情。例如民兵武裝發了槍枝彈藥，成立了值班室，加強了戰備；東海艦隊在上海休假的幹部都被叫了回去，整個上海都很緊張。文靜在電話裏還為他的身體擔心，問他近來身體怎樣，並說馬天水等提議讓她到北京來看一看，有些事情好當麵向他匯報。

　　聽完電話之後，張春橋明白自己讓肖木帶去的請馬天水等做工作，要與老婆離婚的事情還未被那幾個骨幹分子排上議事日程，心中感到有些生氣。就對老婆說，她說的那些事情自己都知道了，這些在當前的特殊情況下都是正常的，用不著大驚小怪。

　　張春橋不同意老婆來北京。

　　可是，張春橋又怕上海真的出什麽事情，如不及時解決，就會誤了大事。於是在電話裏答應讓“毛弟”來一趟。“毛弟”是張春橋的兒子張旗。

　　就這樣，張旗作為張春橋夫妻間的信使來了一趟北京。

　　幾天之後，“四人幫”被粉碎，張春橋的離婚夢也隨著他的覆滅而從此破滅。

拘捕張春橋是一場特殊的戰鬥

　　張春橋的貼身警衛員是一個身強體壯的軍人，人們習慣地稱他為“大熊”，陝西人。張春橋平時很喜歡這個警衛員，這個時候，他正在家鄉休假，被張春橋突然招回了北京，外出時寸步不離。

　　張春橋接到開會的通知後，就帶上“大熊”來到懷仁堂。二人剛走到門口時，等候在此的第一行動小組負責人紀和春迎上去，向張春橋行了一個軍禮。

　　張春橋板著臉，冷冷地問：“國鋒同誌和葉帥到了嗎？”　

　　王洪文在中共十大上曾被選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時年38歲

　　紀和春答：“到了，他們正在等你。”

　　於是，紀和春就引著張春橋朝裏麵走。

　　這時，“大熊”也跟在後麵，想隨張春橋一同進去。

　　門前的兩名衛兵立刻將“大熊”攔住。

　　張春橋這時回過頭來，有些警覺地問：“怎麽回事？”

　　紀和春回答說：“沒有什麽，首長們開會，隨行人員按規定都在外麵的大廳裏休息。”這一說，張春橋也沒有辦法，就隻好對自己的警衛員點點頭，獨自跟著紀和春進去。

　　當他們推開“會議室”的門時，從門後突然衝出幾個人來，將張春橋一下子扭住。

　　張春橋立刻大叫起來：“你們這是幹什麽？這是幹什麽？”

　　張春橋的警衛員“大熊”在前大廳被攔住之後，就被帶到旁邊的一間屋子裏去休息。他進門一看裏麵都是警衛局的熟人，就向大家點點頭，然後泡了一杯茶，獨自坐在門口的椅子上喝起來。

　　可是，他喝茶是假，耳朵聽著裏麵的動靜是真。他這時突然站了起來，就要朝裏麵走。

　　警衛團一名副團長朝屋子裏的行動小組人員使了個眼色，行動小組的這幾個人就要衝上去繳“大熊”腰上的手槍。

　　“大熊”後退一步，一下子拔出手槍。

　　昔日警衛團裏的熟人，此時“各為其主”，怒目相視。

　　如果雙方發生槍戰，那就會影響到整個粉碎“四人幫”的計劃！

　　那位副團長對“大熊”大聲地命令：“放下武器，中央已決定逮捕張春橋！”

　　這是令“大熊”沒有想到的事情，他先愣了一下，接著就說：“我隻聽汪(東興)主任的，他讓我交槍我才交。”

　　副團長隻好給汪東興打電話，並將話筒遞給“大熊”。

　　聽完汪東興電話後，“大熊”回答說：“是！我服從命令！”

　　“大熊”將攥在手中的手槍，放在了桌子上。

　　前麵的大廳裏，一場劍拔弩張的“警衛員之戰”終於結束。

　　“會議室”裏，被行動小組人員扭住的張春橋，對坐在沙發上的華國鋒和葉劍英大聲地喊著：“你們這是幹什麽？”

　　華國鋒這時站起來，拿出一張“決定”來，對張春橋念道：“最近一個時期，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趁毛主席逝世之機，相互勾結，秘密串聯，陰謀篡黨奪權，犯下了一係列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中央決定對以上四人進行隔離審查。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

　　張春橋聽完後還想反抗，被紀和春上來給戴上了手銬，然後從後門將他押走。

　　曆史老人總是這樣及時地懲治邪惡，張揚正義！

王洪文是一個“陳世美”

　　王洪文向妻子提出離婚

　　王洪文從上海到北京擔任黨的副主席之後，曾向妻子提出過離婚。

　　有人說，這是王洪文地位變了，看不起仍然還在工廠裏做工的妻子了。

　　也許這是一個原因，但恐怕還有更重要的原因。

　　真是奇怪，“四人幫”中從上海進京的3個人，竟然有兩個都曾提出過要與妻子離婚。

　　也許王洪文早已預感到了這一天。

　　1976年10月5日下午，他在讓秘書廖祖康將兒子帶回上海交給妻子崔根娣時就曾淒涼地說：“在我們老家有一句話，叫做‘寧跟要飯的娘，不跟做官的爹’，何況我這頂烏紗帽說不定哪天就被人家摘掉了，到那時我不是做官，而是要坐牢。”接著王洪文又寫了一張條子交給廖祖康說：“你到管理處借500塊錢給根娣帶去，你告訴她，我離婚也是為了她好。”

　　崔根娣——一個平凡而善良的中國女性，怎麽能理解一個被權力欲火炙烤得完全失去了理智、連廣大人民和民族利益都置之不顧的男人呢？

　　她當時對轉達王洪文之意的廖祖康說：“他的好意我明白，隻要把孩子給我，我會答應離婚。從今後他做他的官，我做我的工，各人走各人的路。”

　　王洪文的發跡，完全是得益於張春橋、姚文元的栽培。

　　1967年元旦，《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1月2日，張春橋電召王洪文進京。

　　最近，我在對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特別法庭審判員王文正大法官的采訪中，他談了張春橋和王洪文在政治活動之外的鮮為人知的生活上的事情——“婚事”。

　　抓捕王洪文驚天動地

　　抓捕王洪文的時候，卻不像江青那麽容易。

　　1976年10月6日晚8時，中南海懷仁堂正廳。

　　早已等候在此的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平靜地坐在那裏。

　　在此之前，汪東興將寫好的中共中央關於對“四人幫”進行隔離審查的決定交給了華國鋒。

　　具體的抓捕，由汪東興負責組織實施。

　　張春橋先到，很快就解決了。

　　王洪文接著就到了。

　　因為考慮到王洪文與張春橋、姚文元這兩個文人不一樣，他年輕，當過軍人，因此在他走到走廊的時候，行動小組的衛士就走上前去，立刻將他扭住。

　　王洪文一下子沒有想到自己被捕了，就大聲地吼了起來：“你們幹什麽？我是來開會的！”

　　衛士們仍然不肯放開他。

　　王洪文急了，立刻奮力反抗。

　　他一邊用腳去踢那些扭他的行動小組的衛士，一邊拚力將手掙脫，並向衛士們揮動起拳頭。

　　行動小組的衛士們一擁而上，很快就將王洪文製伏。

　　王洪文被扭著雙臂來到大廳裏。

　　華國鋒站起來，向王洪文念了中共中央的“決定”。

　　還未等華國鋒念完，王洪文掙脫開衛士的手，大吼一聲，如同一隻發怒的惡狼一樣，張開雙臂，向著不遠處的葉劍英撲去。

　　站在一旁負責這項抓捕工作的汪東興伸手摸了一下腰上的手槍，接著又將手收了回去。因為雙方太近了，實在是不便於開槍。

　　沒有念完“決定”的華國鋒，眼前的一幕也使他有些驚詫了。

　　葉劍英畢竟是久經風雨的老帥，顯得很鎮靜，坐在那裏一動不動。

　　就在王洪文距離葉劍英隻有1米左右的時候，幾名衛士衝了過去，用力將他撲倒，然後死死地摁住，並給他戴上了鋥亮的手銬。

　　王洪文還想掙紮。

　　行動小組的幾名衛士連揪帶架地將王洪文抬出大廳，然後拉進了早已停在外麵的汽車裏。

　　從一個既無安邦之策，又無治國之才的造反派頭頭，一躍而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之一的王洪文，從權力的巔峰上跌了下來。

每年國慶節妻子都來監獄探望王洪文

　　在審判“四人幫”之前，黨中央決定在這四條“腿”中先“斷”其一條，使其失去平衡。由於王洪文資曆最淺，又全是靠“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因此決定先“斷”王洪文這條“腿”。

　　在經過預審時的反複較量之後，王洪文在法庭上的態度明顯好於其他3個人。

　　在對王洪文的最後一場法庭辯論時，公訴人發言結束，曾漢周審判長對王洪文宣布：“被告人王洪文，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18條規定，你可以行使辯護和最後陳述的權利。”

　　接連不斷的法庭對質和辯論，已經將王洪文所犯罪行揭露得體無完膚，他這時稍微抬起頭來看了一眼坐在審判台上的幾位法官，又將頭低了下去，然後說：“我沒有什麽值得辯論的。在這裏我隻想說明一點，在法庭調查中，王秀珍在作證時，提到我曾經說過‘軍隊裏沒有我們的人’這樣的話，這話我不是這樣說的，也不是這樣的意思。我當時是說林彪控製軍隊那麽多年，許多部門和單位都被他的死黨把持著，沒有我們的人，別的我就不想多說了。”

　　為了慎重，審判長曾漢周與審判員王戰平、曹理周相互交換了一下目光，再次向王洪文宣布：“法庭辯論結束。王洪文，你還有最後陳述的權利。你有什麽要講的嗎？”

　　王洪文最後說：“我隻講幾句，我認為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在起訴書中所指控我的犯罪事實，以及大量證據，都是事實。這些在法庭調查過程中，我已經如實作了回答。就今天這個機會，我向法庭表個態。‘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我參與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反革命活動，成了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犯下了嚴重的罪行。經過幾年來的反省和交代，特別是在公安預審和檢察院的調查過程中，使我逐步認識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以及我個人在這個集團裏麵所犯罪行的嚴重性，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在起訴書中以大量的事實，確鑿的證據，充分說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反革命罪行是極其嚴重的，給我們黨和國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真是罪行累累，罪惡滔天。我是這個集團裏的一個重要成員，我的罪行是大量的，嚴重的，同樣給黨和國家造成了重大損失，特別是我犯下了參與誣陷周恩來總理、陳毅同誌等中央一些領導人的嚴重罪行，犯下了鎮壓群眾的嚴重罪行，犯下了組織幫派武裝、煽動民兵武裝叛亂等嚴重罪行。我在這裏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認罪。我自己感到，由於陷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裏邊很深，罪行嚴重，完全轉變立場還要有個過程。但是我有決心改變立場，改造自己。我衷心地希望政府能給我一個改造自己重新做人的機會。我的陳述完了。”

　　王洪文作了最後的陳述之後，審判長曾漢周宣布：“帶被告人王洪文退庭，等候最後宣判。”

　　經特別法庭所有審判員對罪犯逐一進行評議，然後逐一進行表決，特別法庭最後判處王洪文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令王洪文沒有想到的是，當他被關入秦城監獄成為階下囚之後，每年國慶節這一天，他曾妄圖離掉的結發妻子崔根娣，都要帶著他們的孩子從上海趕來探監，因為這一天是她與王洪文的結婚紀念日。這位平凡而善良的女工對找她談話的領導異常平靜地說：“王洪文犯了罪，你們怎麽判我不管，可是我不離婚。他還年輕，又是苦出身，我要等他。”

　　王洪文在秦城監獄服刑時，其妻崔根娣和女兒王亞萍經常去看望。1986年王洪文在體檢時發現有肝病，被送往醫院治療，實施保外就醫。1992年8月5日，《人民日報》刊登一則消息：王洪文病亡，終年5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