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雜誌風骨

1. 《新青年》：從欲救亡先啟蒙到救亡壓倒啟蒙。開創一代先河的《新青年》走過了叱詫風雲的7年曆程。這樣一本集合著當時最優秀的中國知識分子的雜誌；帶著啟蒙、民主、科學、和烏托邦，“《新青年》是中國文學史和思想史上劃分一個時代的刊物”。

《新青年》後來的政治轉向，於陳獨秀的北京同仁而言，是遺憾的；但是這個時候，《新青年》從另外一個角度擔負起了救亡圖存的大旗。在致力於思想啟蒙的北京同仁不再為其供稿的時候，周氏兄弟的堅持讓當時的人們也找到了一絲慰藉。不管怎樣，《新青年》所遺留下來的最初目標我們還沒有完成，在如今的中國社會，一方麵，致力於文化思想啟蒙來推動國民素質，以及民主進程的文字，因為缺乏噱頭和炒作，很難得到人們的青睞；另一方麵，積極大談的民主時尚，又缺乏必要的功底和判斷能力。《新青年》開創的雜誌風雲，或許在後人的眼中，隻是一種難以企及的追尋。


2. 《語絲》：相忘於江湖的同仁再次聚首，延續著自己力求思想啟蒙的追求。將副刊做成超越新聞版而閃耀光芒的孫伏園，因為堅守獨立與自主，終究從其輝煌的陣地—— 《晨報副刊》離開。1924年11月2日的東安市場開成豆食店，聚首的那一批誌氣同仁，是懷著怎樣的理想和心情，啟動了《語絲》的序幕？

“用自己的錢，說自己的話”。同樣近7年的時間，同樣的愛護與關注，不管是林語堂、周作人與魯迅激烈的論戰，還是俞平伯與鄭振鐸君子爭論；不管是彼此矛盾以至顧頡剛、錢玄同的抵抗，還是政治、同仁、商業的糾纏；我們看到的是，在這樣一個親切之名雜誌的背後，包容著多少自由的論爭，和最後如送戰友般的結束，期間滲透著一種直麵內心和現實的呐喊與彷徨。美麗故事的開始標誌著靈魂鬥爭的倒計。但終究是一片絢爛天地。


3. 《新月》：從左翼鼓噪的鍾聲中，脫穎而出的清新飄逸。從創刊號徐誌摩、聞一多、饒孟侃的編者名字，我們就隱約感覺到了這本雜誌的氣質。“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 “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高舉著右手的裸體女子，一種唯美與愛戀的糾纏或如濃湯，或如蟬翼般地向你襲來。

堅守純粹文學的純靈，在當時激烈的年代，帶來了無數的非議。不管觀點是否正確，就從魯迅與其創作者點名道姓的論爭，也使得我們現在看來饒有趣味；而胡適諸如《名教》、《人權與約法》等對黨國的非難，以及羅隆基諸如《告壓迫言論自由者》、《我對黨務上的盡情批評》、《我們要甚麽樣的政治製度》等對時政的激烈炮火，說明了這一批“陰柔”的知識分子的骨氣。與左翼的磕磕碰碰，是時代的必然；被當局最終查封的結局，以及主創辦刊觀點的衝突，這一輪新月最終落沉。但是我們從最後葉公超的堅守，還能體會到那一份雜誌人的感動。突然消失的《新月》，終究留下了淡淡的光痕。


4. 《生活》： “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生活》周刊”，如此輝煌一舉，傳閱九州，《生活》締造了一個傳奇，而其締造者鄒韜奮自己締造了自己的傳奇。這是一個純粹的雜誌人，一個堅守的言論者，俞月亭在《韜奮論》裏說道：“韜奮從1926年10月接辦《生活》周刊，到1944年病逝，18年中，除卻6次流亡，實際從事新聞工作的時間不到12年。而其中，主編《生活》周刊的時間將近7年”。

“暗示人生修養，喚起服務精神，力謀社會改造”。初期不盡人意的現狀，在走韜奮不懈的奮鬥和精明的經營裏逐漸舉起了《生活》的大旗。一如地獨出心裁，一如地把握讀者，《生活》周刊在新聞界裏，締造了品質和銷量的神話。貼近民眾的責任感，使得《生活》更加展現出一種獨立的姿態和為民說話的使命。“讓無力者有力”， “依最近趨勢，材料內容尤以時事為中心，希望用新聞學的眼光，為中國造成一種言論公正、評述精當的周刊”。

對貪官腐敗的揭露，對社會弊端的批判，對抗日救國的宣傳、對無力人民的關懷，《生活》周刊的責任和理性樹立起一種雜誌的榜樣，在政府當局加以控製和打壓下，《生活》猶如現在讀者的“翻牆”，通過各種手段，在禁止郵寄的指令以促其衰亡的當局控製下，《生活》在讀者的熱心幫助下，繞過軍警監視，繼續履行著自己的使命。《生活》周刊的“屢屢出軌”，使得其終究麵臨了被停刊的命運，在《生活》最後一期——1933年第八卷50期上，胡愈之執筆《最後的幾句話》：“統治者的利劍可以斷絕民眾文字上的聯係，而不能斷絕精神意識上的聯係。人類的全部曆史記載著，民眾的利益永遠戰勝了一切”。

為《生活》的精神延續，為自由言論和民眾訴求奮鬥不息，原是實業家，因《生活》而與鄒韜奮結下深厚友誼的杜重遠再次舉起《新生》的大旗，來繼續《生活》。可是正如《雜誌民國：刊物裏的時代風雲》作者周為筠在書中所說：“一個敢於直麵現實政治的刊物，最終會因觸犯當局而被強行封殺，這是每個專製時代難以逃脫的命運”，《新生》光芒出現就被查封，杜重遠被投入大牢。

在《雜誌民國：刊物裏的時代風雲》裏，作者記載：“遠在美國的鄒韜奮看到《新生》事件消息後，滿是驚愕和憤慨，當即決定提前回國去安慰戰友。當年（1935）年8月輪船一道到達上海，鄒韜奮上岸未及與迎接他的好友交談，就趕去監獄探望杜重遠。兩人相見不勝悲憤，四行熱淚往下直流，話在喉嚨裏都說不出來……”

這樣的雜誌，這樣的新聞人。如今還有嗎？


5. 《獨立評論》：獨立精神，筆墨報國，激揚文字，指點江山。知識分子獨立論政，文人書生文字介入。在“九一八”事變後，以胡適、丁文江、傅斯年、蔣廷黻等為首的知識分子，率先以《獨立評論》來表達自己的立場，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姿態，抵抗政治強權，呼喊自我觀點。

胡適回憶：“當時北平城裏和清華園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或在歐美同學會裏聚會，常常討論國家和世界的形勢。就有人發起要辦一個刊物來說說一般人不肯說或不敢說的老實話”。

在《獨立評論》的創刊號上，胡適為文到：“我們叫這個刊物做《獨立評論》，因為我們都希望永遠保持一點獨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人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果；這是獨立的精神”。

這樣的態度和宗旨，當然又會被當局壓製。在雜誌受到一波又一波來自政府的打壓下，《獨立評論》毅然決然，不甘屈服。而且《獨立評論》的獨立思考，很多意見和政策也被當局采納；當然，這並不能表明你在觸及其利益的時候，他們會“網開一麵”，曾批評廣東政府的《獨立評論》被兩次禁銷，因張熙若一篇《冀察不應以特殊自居》而導致冀察政務委員會派警察封殺等，最後，隨著北平淪陷，《獨立評論》被迫停刊。在抗戰勝利後，針對友人提議重辦《獨立評論》，胡適的回答用在當下似乎也更是貼切：“不可能了，那本小冊子的新聞事業的黃金時代已過去了。貨幣價值天天變動，文人個個窮到等米下鍋，寫文章是為賣文吃法的，所以篇篇文章須出稿費。……我們無法子再辦一個真正‘獨立’的刊物了”。

我們無法子再辦一個真正獨立的刊物了。


6. 《觀察》：引用《雜誌民國：刊物裏的時代風雲》作者對此雜誌的敘述——“自由主義的啼血悲歌”。“民主、自由、進步、理性”，當著名報人儲安平在抗戰勝利後的動蕩歲月裏，鐵肩擔道義的時候，這本以“獨立的、客觀的、超黨派的立場縱橫馳騁”的周刊，似乎就是一個明知前路艱難萬千，卻依然矢誌不渝的勇士。

學富五車，本可寬裕一生的儲安平，為了其一生的理想和新聞事業，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在1946年籌辦《觀察》周刊時，這樣一位純粹堅毅的新聞人，抱著一種稍許天真的執著：“中國知識階級大部分都是自由思想分子，有這麽一大群自由思想的學人，他們可以說話，想要說話，需要說話，國內卻沒有這樣一個能讓他們自由說話的公共平台。這些學人大多數能超然於黨政爭之外，隻要一本新刊確是無黨無派，說話公平，水準優高，內容充實，自然就可以獲得眾多的作者和讀者的青睞”。

在1949年9月1日，《觀察》周刊創刊號上，我們看到一派大好氣象：王芸生、傅斯年、馮友蘭、費孝通、錢鍾書、楊絳、蕭公權、劉大傑、馬寅初、宗白華、梁實秋、伍啟元、柳無忌……，這些名字，比《建國大業》的演員陣容不知強大到哪裏去了，一本小刊物，創刊始，就聚合了國內當時第一流的學者專家六十多位，不可不謂之壯觀。

尊重獨立發言精神，批評時政與思想啟蒙相結合，使得《觀察》周刊如一縷清風，罄人心聲。不同觀點和意見在這裏自由爭鋒，如三國風雲，如百家爭鳴，獨立和包容，自由和超然，在這裏得到了最為徹底的彰顯。

在國民黨撤銷民盟等打壓自由主義的行徑上，《觀察》擲地有聲地加以批駁，為了獨立和自由，不依傍任何黨派，《觀察》陷入經營困難，但是儲安平一如既往地堅持，並勸說當局要容忍自由言論，並表明自己的良苦用心：“我們的目的乃在替國家培養一點自由主義的種子，因為我們認為替國家培養這種種子，就是替國家培養元氣”。

如今，對於《觀察》周刊，有著不同的評價，包括在當時，胡適等，因為和儲安平自由主義看法的差異，也有過爭論。但是不管怎樣，《觀察》周刊堅守的自由和公正，還是極具氣魄和膽識的。終於，這樣一份雜誌，在1948年12月因“攻擊政府，譏評國軍”被查封。自由主義悲歌啼鳴至此。


7. 《良友》畫報：“良友遍天下”，自創刊之日起，就風靡全國，每期銷量均以數萬計，甚至在國外也銷量不菲。這種大地域、大讀者群的輝煌，在《雜誌民國：刊物裏的時代風雲》裏說，連美國《生活》都難以企及。除卻《良友》畫報的貼近民眾和我們對其的一般印象，其實，《良友》並非單純消遣之讀物，如《雜誌民國》一書作者所言：“出版業可以保國育民，印刷業可以強國富民，《良友》要實行這些救國良方，改變外國人眼裏小腳女人和長辮子男人的東亞病夫形象，要普及教育，發揚文化，構成一個現代啟蒙的價值體係”。

本來是如此風格的《良友》，在左翼文學大行其道的時候，也未能脫離與其的密切關係。自鄭伯奇接管後，《良友》在編輯思路上，開始散發著左翼革命氣息。甚至在抗戰爆發後，《良友》刊出了《到延安去》。這自然引起了當局不滿，在“八一三”事變後戰事爆發的雙重影響下，《良友》於1937年被迫停刊。隨後遷往香港，繼續重新發行；因為香港的自由環境，使得《良友》更加受到日寇和當局的壓製，隨後，《良友》元老馬國亮辭職，畫報開始走向沒落；雖然在39年，《良友》在上海繼續複刊，但由於依然宣傳抗日於41年被查封；42年日本欲借助其影響力再次同意複刊，但《良友》不屈從遷至桂林，最終漸漸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

後來由於創辦人伍聯德以海外版名義重新出版，其後又由其子繼承父業，到改為網絡版，《良友》雖然餘音未去，但是，他所帶來的民國時期的珍貴回憶，已經隻能飄散在曆史的碎片裏。


8. 《東方雜誌》：作為創刊於1904年，被譽為“雜誌中的雜誌”的《東方雜誌》，是舊中國生命最長的一份雜誌，綿延創辦達44年之久。這使得《東方雜誌》猶如一個曆史記錄者，記錄了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近代史。

關於《東方雜誌》，張元濟，是我們走進其的一個核心人物。作為曾受光緒賞識的維新黨人，26歲高中進士的張元濟，因為參與變法被革職，隨後他來到上海，致力於學術傳播和思想教育。他引進西學，組織翻譯了一批外國學術著作，如林紓的《茶花女》、嚴複的《天演論》；還進入商務書館，創辦《東方雜誌》、《小說月報》、《教育雜誌》等聲明煊赫的雜誌。

“本雜誌以啟導國民、聯絡東亞為宗旨”，《東方雜誌》就有利用發揚東方文化和精髓，與西方對抗的姿態。《東方雜誌》不僅廣泛傳播東方文化，還關注時事，但是，張元濟，有一種所謂商人的精明，執掌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對現實和政治的了解是高於一般人的；以至於《東方雜誌》既能表在其刊物思想，又不過於激進，在風雲變幻中寵辱不驚，曆程長遠。在孟森、以及後來的杜亞泉接手下，《東方雜誌》轉變了以往無所不包的“大雜燴”風格，而更加關注時事變化，和學理的探討研究，這使得《東方雜誌》達到了其輝煌。

在當時變幻的曆史環境下，關於這樣一本延續如此長時間的雜誌，不是三言兩語，或者某些具體觀點所能概括的，但是《東方雜誌》所堅守的文化多元，以及必要之時的，具有魄力的大手筆改革，是其長時間編輯思路中的一個堅持。

雜誌民國裏的時代，民國雜誌裏的思想；很多是我們今天都無法企及的，那些飄散在曆史中的碎片，那些浸透著文化和思想，飽滿著精神和氣質的風骨，令人向往不堪卻又難以追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