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何對職務等級工資製不滿

1955年8月31日，國務院將工資等級增加到30個級別，最高560元，最低18元；最高工資加上北京地區物價津貼後為649.6元，最低工資為20.88元，最高與最低工資之比擴大到了31.11倍之多。國民政府戰後的文官薪給標準，共37個級別，每級的相差數，最少5元，最多40元，僅8倍。


　　供給製在中共革命過程中曾發揮過巨大作用，但這種體現平等理念的分配製度並未堅持下去，而是逐漸轉向了以森嚴的等級製為標誌的職務等級工資分配製度。

　　工資差距

　　比國民黨時期還大?

　　此次工資調整，再度拉大了等級之間的分配差距，由此引發了一些問題。

　　注意到新出現的各種情況，國務院在1956年6月全國各行各業實行全麵工資改革的過程中，再度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工資標準進行調整，最大級差係數因此略有縮小，減為28倍。然而，如果加上每一級別中的等級差，最高工資和最低工資之比，則達到了36.4倍。建國之初在涉及經濟體製建設方麵的這一切改變，都以蘇聯經驗和蘇聯模式為依據(1940年蘇聯工人最高最低工資之比，甚至達到31.3：1)。

　　相比之下，國民政府時期的薪給標準，確較1956年人民政府所定的工資標準略顯平均。

　　實際上，還在《共產黨宣言》發表之際，馬克思、恩格斯就明確提出過，即使在資本主義政治製度下爭取無產階級最基本政治權利的鬥爭中，共產黨人也應當堅持提出“所有官員的薪金沒有任何差別”的政治要求，以求最大限度地限製因等級製所造成的種種流弊。

　　此後歐洲國家，凡社會黨或工黨執政，都努力嚐試了近似的分配方法，以至影響到如今歐洲多數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公務人員工資收入普遍差別不是很大。除極少數國家如加拿大、新加坡外，英、法、德等國的公務員，包括行政長官在內，最高最低工資差，一般僅在8～10倍上下，美、日亦僅在20倍左右。

　　毛澤東：“錢這個東西是很討厭的”

　　然而，無論是對於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主張，還是對二戰後歐美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公職人員收入分配的情況，毛澤東這時似乎都不甚了解。這或許也是他不能對等級工資製的建立表示異議的重要原因之一。用他的話來說就是：“錢這個東西是很討厭的，可是我拿它也沒有辦法，現在誰拿它也沒有辦法，列寧也沒辦法，總歸還得有。”

　　還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已經對後來的供給製的等級趨向表示不滿了。1947年3月胡宗南部占領延安，毛澤東明確表示這是好事情，至少“打碎了龐大機構、官僚腐化”，逼得過去那種“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供給製標準也改了。他甚至講：“供給標準就這樣好，打到南京上海都不要再提高。”

　　多半是基於上述種種情況，毛澤東對工資改革問題，一連幾年都相當低調，很少介入。直到1956年春，即斯大林去世兩年後，蘇共召開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公開承認斯大林模式存在嚴重問題，毛才逐漸開始出來講話。

　　他盡管委婉卻很明確地開始提出：現在的工資標準把收入的差距拉得太大了。在1956年全麵推行工資製度改革前夕，他特別在黨內高層指出，工資可以增加一些，但要“主要加在下麵，加在工人方麵，以便縮小上下兩方麵的距離”。

　　毛澤東的這一提醒顯然沒有發生任何作用，1956年公布的新的工資標準較以前沒有任何帶趨向性的變化。對此，毛澤東顯然不滿意。工資改革工作的帷幕剛剛落下，他就在八屆二中全會上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工資標準提出了批評：“現在高級幹部拿的薪金和人民生活水平相比，懸殊是太大了，將來可以考慮也減少一些薪金。”正是基於這一點，據說毛澤東堅持不接受最高級別的工資待遇，隻同意拿400元左右的工資。

　　毛澤東反感有人

　　為級別待遇吵架告狀

　　毛澤東在八屆二中全會上的批評，終於引起了周恩來等人的重視。1956年的工資改革剛剛完成，國務院就迅速擬訂降薪方案：黨政高級幹部，即行政十級以上幹部全麵降薪。降薪後，行政一級由560元降為504元；二級由505元降為454元；三級由450元降為405元……十級由190元降為184.5元。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各級工資間的最大級差數，從28：1變成了25.2：1。

　　黨政工作人員等級工資之間相差25倍，在毛澤東看來仍舊太多。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這不隻是高薪問題，還有特殊待遇的問題。

　　行政十級以上的高級幹部，雖然不再同時享受供給製的待遇，但依舊享受著供給製殘留下來的緊俏和質優商品的特殊供應(時稱“特供”)，並且多數因工作關係，分別享受著秘書、警衛、司機、勤務、保姆、住房等各種特殊待遇。

　　但毛澤東發現，高級幹部的工資待遇提到如此之高，各種問題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層出不窮。僅僅因為級別稍有不同，待遇有所差別，就有人公開吵架告狀，以至痛哭流涕。毛澤東對此極為反感，他不止一次在黨內公開批評這種現象。

　　毛澤東常常念起

　　供給製的好處

　　1959年2月和次年10月，中共中央兩度下令降低高級幹部的工資。

　　但縱使幾度降低了高級幹部的工資標準，中國黨政高級幹部與普通民眾之間的收入待遇差距仍舊十分巨大，“高幹”事實上已經成為中國社會中一個有著特殊地位、特殊身份和享受著特殊待遇的特殊階層。毛澤東對此並非一無所知，他自然懷疑“官本位”亦即“官僚主義”已深入相當多數高級幹部的骨髓之中。

　　然而，毛澤東到底沒有也不可能找到更好的方法來改變這一切。他常常念起供給製的好處，相信“實行供給製，人還健康些”。這樣一種困惑與遺憾，一直縈繞在其腦海中，揮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