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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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大千最後一次攜妻徐雯波離開成都，搭乘軍用飛機赴台北的時間是1949年12月上旬——成都解放前夕。自此一別，直到1983年4月1日，他病逝台北，再也沒有回過大陸。離開大陸後，他先後旅居過台北、香港、印度、日本、巴黎、阿根廷、巴西、美國，最後定居台北。足跡遍布歐美、東南亞。
張大千為什麽要在成都解放前夕離蓉赴台呢？關於這個問題，我曾請教過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長期在張大千身邊學畫的劉力上。劉力上告訴我說，大千先生在政治上是一個無黨派人士，他無求於國民黨，隻是與國民黨的一些上層人物於右任、張群、羅家倫有些往來，也僅止於藝術交往。因此不能把他的離鄉赴台，看做是投奔國民黨。至於他對共產黨，去國前既無恩怨，也無往來。不過，1949年初，大千先生在香港曾應何香凝之求，為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畫了一幅荷花，並題了“潤之先生”的上款。此事劉力上親耳聽大千先生說過，張還反問力上知不知道潤之先生是誰，如果說大千先生當時對共產黨已有不滿情緒，怕是不會題款相贈的。
我問劉力上，既然張大千對國共兩黨既無恩仇，也無親疏，為什麽又要離鄉去台？劉力上回道，說大千先生一點兒也不怕共產黨，不信共產共妻的傳言，這也不符合實際。他對共產黨的政策是有所聞，並存戒備之心的。這是一。二來，他考慮到共產黨新政府搞供給製，以後賣畫給誰呢？如果不能賣畫的話，今後他一大家子的日子怎麽辦？談到這裏，劉力上插了一段徐悲鴻托人捎信，邀請大千先生北上，許以月薪三千斤小米（當時北平藝專教授的最高供給）的故事，大千先生親口對他談起此事，他聽後高興地說：“好啊，老師，咱們一起去吧！”大千先生躊躇片刻說：“你老師一走，師母、師弟、師妹們郎格辦?王靈官會放過他們嗎？”表麵上看，張大千是怕成都的軍閥王陵基的搗亂迫害，實際上心裏是在盤算：三千斤小米夠什麽用？
張大千先生的老友葉淺予，看得更為透徹：“1949年蔣介石政權已退居西南一角，作為自由主義的藝術家，又依戀於中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關係，對中國即將來的革命，不但不能理解，而且會有反感。原因很簡單，他怕在這個即將來臨的新社會，沒有他的用武之地，說穿了，他怕戴上反革命帽子，也許活不成。”
新中國成立後，中共高層領導曾多次過問張大千的回歸問題。據張大千的好友謝稚柳告訴我說，1950年代初，陳(毅)老總問過他，中國畫家誰畫得好？他說當然是張大千。陳毅又問，張大千現在何處？謝答在海外。陳老總讓謝稚柳寫信勸他回來。又據葉淺予回憶，周總理也多次過問張大千，一次是讓他和徐悲鴻聯名寫信勸張回國，一次是張大千的家屬楊宛君捐贈了張大千的一批敦煌壁畫臨摹稿，周恩來獲悉後，親自指示文化部頒發四萬元獎金，並過問獎金的分配，要留二萬元給大千先生回來後用。除此以外，周總理還指示有關部門，擇機動員張大千回國。
張大千的態度是，對於親友的勸說信件，或婉言謝絕，或不予回複。對於中共官方的宣傳工作，能回避則回避，不能回避，就左右周旋。總之一句話，他不願意回歸大陸。
謝家孝在《張大千的世界》中，記載了1956年中國商業代表團團長與張大千在酒宴上的一段對話。
團長：“上海一別，不知近況如何？”
張大千：“國破家亡，亡命天涯，哪有什麽好日子好過啊，欠了一身債！”
團長：“欠了多少債？”
張大千：“不多，二三十萬美金！”
團長：“人民政府可以代你還債，隻要你肯答應回去。”
張大千：“我張大千一生，自己的債自己了。想當年在敦煌，我也欠了幾百條金子的債，人家說我發掘藝術有功，可以申請政府補助。我都不肯，我不管你說的是啥子政府，政府的錢是國家的，怎好拿國家的錢給私人還債？”
幾巡茅台之後，賓主都已醉醺醺，主人站起來說：“張先生，你究竟站在哪一邊，今天最好表明態度。”張大千一拍桌子，站起來說：“我張大千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向來站在哪一邊，就站在哪一邊。”
1981年，謝稚柳在香港答記者問時，談到了張大千回內地的問題，他的看法是：“我也希望他回去，但我決不勸他回去。原因有二，一是張大千自由散漫，愛花錢，在國內，沒有這樣的條件。第二，張大千自由主義很強烈，要是讓他當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美協理事等職，經常要開會，肯定吃不消。張大千這人，隻適宜寫畫，不適宜開會，他不擅說話，更不擅作大報告。”謝稚柳是大千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至交好友，對他的個性脾氣自然了若指掌，這兩點是從他的生活作風和個性上，道出了他不願回歸的原因。
除了謝稚柳說的兩點原因外，還有兩條是張大千不願歸來的重要原因，一是經濟方麵，二是政治方麵。
經濟方麵，新中國成立初期，困難重重，百廢待興。人民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恢複與發展工農業生產，解決四億多人民的溫飽問題。公私合營前，除少數私方人員外，絕大部分人員（從國家主席到小公務員、小職員）先實行供給製，後是低薪，衣食住行外，所剩無幾。很少有人會用錢來收藏字畫，藝術市場十分蕭條，既無國內市場，更無海外市場，中國畫沒有出路，絕大多數中國畫家改畫連環畫、年畫或廣告設計，有的從事美術教育，隻有極少數畫家（如齊白石）還能堅持賣畫為生，但價格甚低。當年齊白石一幅畫，隻有幾十元，還不太好賣……對張大千來說，有沒有藝術市場（即賣畫環境）是他安身立命的重要問題，這是張大千不願回國在經濟方麵的重要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張大千的家是一個大家庭，這個大家庭中有不少人需要他照料接濟，諸如他的二嫂、三哥三嫂、四哥及兩房夫人，都是年逾花甲或沒有收入的老人（還不包括子侄輩中的困難戶），據了解，張大千在海外站穩腳跟後，每月按時給三哥三嫂一房寄的生活費是一百港幣（上世紀約合人民幣四五十元），這在五六十年代中小城市，相當於四五個人的生活費；如果張大千回國，沒有賣畫的環境，不要說幫助這些親友了，恐怕連他自己一大家妻兒的生活也難以維持了。
最近，筆者從張大千的侄孫（三哥張麗誠的孫子）張之先處，讀到了一些張大千致張麗誠的家書，這批家書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寫的，信中所敘的多屬家庭生活及手足之情，其中有一封寫於1961年5月29日（陰曆）的信，頗能說明問題……1961年，正值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享有天府之國美譽的川中盆地也在劫難逃，因政策失誤而造成的“人禍”更是慘重，消息傳到遷居巴西的張大千耳中，自然要焦急，因此托香港的學生，寄了一批食品給三哥三嫂，聊解口腹之欲。
從政治上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政治運動不斷，“土改”、“肅反”、“三反五反”、“整風反右”、“反右傾”、“社教”，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這些政治運動，張大千雖然不明究竟，但是他有一些親友、畫界朋友在運動中受到了各種傷害，通過香港新聞媒介和親友書信傳遞，使他對共產黨的政治運動產生了反感。說張大千一點兒也不想回來看看，看看故鄉的親人，看看老朋友，有點不近情理，但是他心裏的確真害怕，怕扣住他不放，怕扣住他算賬。
可以設想一下，倘若張大千上世紀五十年代果真回國了，他能平安無事地度過這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嗎？即使“反右”這一關“保護”過去了，“文革”這一關是怎麽也躲不過去的。這也是張大千遲遲不歸的根本原因。
張大千最後一次攜妻徐雯波離開成都，搭乘軍用飛機赴台北的時間是1949年12月上旬——成都解放前夕。自此一別，直到1983年4月1日，他病逝台北，再也沒有回過大陸。離開大陸後，他先後旅居過台北、香港、印度、日本、巴黎、阿根廷、巴西、美國，最後定居台北。足跡遍布歐美、東南亞。
張大千為什麽要在成都解放前夕離蓉赴台呢？關於這個問題，我曾請教過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長期在張大千身邊學畫的劉力上。劉力上告訴我說，大千先生在政治上是一個無黨派人士，他無求於國民黨，隻是與國民黨的一些上層人物於右任、張群、羅家倫有些往來，也僅止於藝術交往。因此不能把他的離鄉赴台，看做是投奔國民黨。至於他對共產黨，去國前既無恩怨，也無往來。不過，1949年初，大千先生在香港曾應何香凝之求，為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畫了一幅荷花，並題了“潤之先生”的上款。此事劉力上親耳聽大千先生說過，張還反問力上知不知道潤之先生是誰，如果說大千先生當時對共產黨已有不滿情緒，怕是不會題款相贈的。
我問劉力上，既然張大千對國共兩黨既無恩仇，也無親疏，為什麽又要離鄉去台？劉力上回道，說大千先生一點兒也不怕共產黨，不信共產共妻的傳言，這也不符合實際。他對共產黨的政策是有所聞，並存戒備之心的。這是一。二來，他考慮到共產黨新政府搞供給製，以後賣畫給誰呢？如果不能賣畫的話，今後他一大家子的日子怎麽辦？談到這裏，劉力上插了一段徐悲鴻托人捎信，邀請大千先生北上，許以月薪三千斤小米（當時北平藝專教授的最高供給）的故事，大千先生親口對他談起此事，他聽後高興地說：“好啊，老師，咱們一起去吧！”大千先生躊躇片刻說：“你老師一走，師母、師弟、師妹們郎格辦?王靈官會放過他們嗎？”表麵上看，張大千是怕成都的軍閥王陵基的搗亂迫害，實際上心裏是在盤算：三千斤小米夠什麽用？
張大千先生的老友葉淺予，看得更為透徹：“1949年蔣介石政權已退居西南一角，作為自由主義的藝術家，又依戀於中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關係，對中國即將來的革命，不但不能理解，而且會有反感。原因很簡單，他怕在這個即將來臨的新社會，沒有他的用武之地，說穿了，他怕戴上反革命帽子，也許活不成。”
新中國成立後，中共高層領導曾多次過問張大千的回歸問題。據張大千的好友謝稚柳告訴我說，1950年代初，陳(毅)老總問過他，中國畫家誰畫得好？他說當然是張大千。陳毅又問，張大千現在何處？謝答在海外。陳老總讓謝稚柳寫信勸他回來。又據葉淺予回憶，周總理也多次過問張大千，一次是讓他和徐悲鴻聯名寫信勸張回國，一次是張大千的家屬楊宛君捐贈了張大千的一批敦煌壁畫臨摹稿，周恩來獲悉後，親自指示文化部頒發四萬元獎金，並過問獎金的分配，要留二萬元給大千先生回來後用。除此以外，周總理還指示有關部門，擇機動員張大千回國。
張大千的態度是，對於親友的勸說信件，或婉言謝絕，或不予回複。對於中共官方的宣傳工作，能回避則回避，不能回避，就左右周旋。總之一句話，他不願意回歸大陸。
謝家孝在《張大千的世界》中，記載了1956年中國商業代表團團長與張大千在酒宴上的一段對話。
團長：“上海一別，不知近況如何？”
張大千：“國破家亡，亡命天涯，哪有什麽好日子好過啊，欠了一身債！”
團長：“欠了多少債？”
張大千：“不多，二三十萬美金！”
團長：“人民政府可以代你還債，隻要你肯答應回去。”
張大千：“我張大千一生，自己的債自己了。想當年在敦煌，我也欠了幾百條金子的債，人家說我發掘藝術有功，可以申請政府補助。我都不肯，我不管你說的是啥子政府，政府的錢是國家的，怎好拿國家的錢給私人還債？”
幾巡茅台之後，賓主都已醉醺醺，主人站起來說：“張先生，你究竟站在哪一邊，今天最好表明態度。”張大千一拍桌子，站起來說：“我張大千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向來站在哪一邊，就站在哪一邊。”
1981年，謝稚柳在香港答記者問時，談到了張大千回內地的問題，他的看法是：“我也希望他回去，但我決不勸他回去。原因有二，一是張大千自由散漫，愛花錢，在國內，沒有這樣的條件。第二，張大千自由主義很強烈，要是讓他當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美協理事等職，經常要開會，肯定吃不消。張大千這人，隻適宜寫畫，不適宜開會，他不擅說話，更不擅作大報告。”謝稚柳是大千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至交好友，對他的個性脾氣自然了若指掌，這兩點是從他的生活作風和個性上，道出了他不願回歸的原因。
除了謝稚柳說的兩點原因外，還有兩條是張大千不願歸來的重要原因，一是經濟方麵，二是政治方麵。
經濟方麵，新中國成立初期，困難重重，百廢待興。人民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恢複與發展工農業生產，解決四億多人民的溫飽問題。公私合營前，除少數私方人員外，絕大部分人員（從國家主席到小公務員、小職員）先實行供給製，後是低薪，衣食住行外，所剩無幾。很少有人會用錢來收藏字畫，藝術市場十分蕭條，既無國內市場，更無海外市場，中國畫沒有出路，絕大多數中國畫家改畫連環畫、年畫或廣告設計，有的從事美術教育，隻有極少數畫家（如齊白石）還能堅持賣畫為生，但價格甚低。當年齊白石一幅畫，隻有幾十元，還不太好賣……對張大千來說，有沒有藝術市場（即賣畫環境）是他安身立命的重要問題，這是張大千不願回國在經濟方麵的重要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張大千的家是一個大家庭，這個大家庭中有不少人需要他照料接濟，諸如他的二嫂、三哥三嫂、四哥及兩房夫人，都是年逾花甲或沒有收入的老人（還不包括子侄輩中的困難戶），據了解，張大千在海外站穩腳跟後，每月按時給三哥三嫂一房寄的生活費是一百港幣（上世紀約合人民幣四五十元），這在五六十年代中小城市，相當於四五個人的生活費；如果張大千回國，沒有賣畫的環境，不要說幫助這些親友了，恐怕連他自己一大家妻兒的生活也難以維持了。
最近，筆者從張大千的侄孫（三哥張麗誠的孫子）張之先處，讀到了一些張大千致張麗誠的家書，這批家書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寫的，信中所敘的多屬家庭生活及手足之情，其中有一封寫於1961年5月29日（陰曆）的信，頗能說明問題……1961年，正值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享有天府之國美譽的川中盆地也在劫難逃，因政策失誤而造成的“人禍”更是慘重，消息傳到遷居巴西的張大千耳中，自然要焦急，因此托香港的學生，寄了一批食品給三哥三嫂，聊解口腹之欲。
從政治上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政治運動不斷，“土改”、“肅反”、“三反五反”、“整風反右”、“反右傾”、“社教”，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這些政治運動，張大千雖然不明究竟，但是他有一些親友、畫界朋友在運動中受到了各種傷害，通過香港新聞媒介和親友書信傳遞，使他對共產黨的政治運動產生了反感。說張大千一點兒也不想回來看看，看看故鄉的親人，看看老朋友，有點不近情理，但是他心裏的確真害怕，怕扣住他不放，怕扣住他算賬。
可以設想一下，倘若張大千上世紀五十年代果真回國了，他能平安無事地度過這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嗎？即使“反右”這一關“保護”過去了，“文革”這一關是怎麽也躲不過去的。這也是張大千遲遲不歸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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