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六七十年代北京人生活素描
居民區裏的“合作社”
我母親第一次來美國探親的時候，雖然非常欣賞美國的生態環境，卻不習慣和不滿意生活上的“不方便”。回國後，她曾形象地給鄰居描述這種不方便——買瓶醬油得開車跑趟王府井。我理解她的“抱怨”，美國的購物方式，特別是購買常用食品和日用品的方式，和她所熟悉的
60年代三塔寺的合作社、七八十年代海軍大院的軍人服務社、如今海軍幹休所的服務社相比，確實顯得不大方便。
六七十年代，京城的大副食商場不少，離我家不遠的甘家口副食商場就是建國後北京市第一批大中型副食商場之一。它於1956年建成開業，有職工50多人，營業麵積有800多平方米，主要經營副食品、魚、肉、蔬菜等商品。不過，平日裏百姓購買日常食品、用品，去的最多的還是本居民區的小商店。一是因為方便，二是因為計劃經濟時期，主要食品、用品都是定量供應，每個居民區都有一個負責供應本區居民基本食品和用品的小商店和一家糧店。延續50年代初的習慣，不少地方的居民稱這種小商店為“合作社”。比如我家所在居民區的住戶都是到三塔寺合作社買東西，而我們東邊僅一站路遠的居民就要去車公莊店，西邊一站路遠的居民去的是二裏溝店，再往西有百萬莊店，往南有北營房店，往北有西外大街店等等。居民遣豢梢鑰縝?郝蚱酒敝す┯Φ氖稱泛臀鍥返模?植既緔嗣薌?暮獻魃綰蛻痰曄羌蘋??謾⑸唐範?抗┯Φ牟?錚?鸕攪吮忝竦淖饔謾?
每個小店負責本居民區居民的食品和日用品供應，當然是置身於居民區之中的，居民購物非常方便。居民買東西的習慣也很有特點。一是買東西不必像美國人那樣早早地拉個長單子，把要買的東西都寫好，生怕忘了。而是看見什麽沒有了，抬腿就往商店跑一趟。常常是一天去幾趟，一趟隻買一兩樣東西。二是幾歲的孩子就能獨自打醬油，被大人差使著一趟趟往商店跑。有的大人怕孩子說不清楚買什麽，便寫個紙條，到了櫃台前，孩子連錢帶字條遞給售貨員，連嘴都不必張。第三個特點是售貨員很了解自己的居民客戶，居民們也十分了解自己的商店。商店來了什麽緊俏商品，比如豆腐、時令蔬菜什麽的，不出十分鍾商店前準排起了長隊。我們的三塔寺合作社就設在新華印刷廠職工宿舍樓的一層，住在樓上的居民，恨不得是往油鍋裏倒了油，熗了鍋，現差孩子去打醬油。
一般來說，居民區合作社、小商店的規模都不大，不過就幾十平方米。可提供的商品並不少，從吃的到用的，生活必需品都能在小商店裏買到，當然是以吃的為主。就拿我們合作社來說，除糧店是單獨的外，合作社裏就有糕點櫃台、副食櫃台、果蔬櫃台、魚肉櫃台。說是櫃台，每個不過三五米長。可就這三五米的櫃台，出售的東西可全了。糕點櫃台不僅包括糕點，也賣糖果和煙酒。副食櫃台呢，則是油鹽醬醋、各類調料、雞蛋、醬菜、粉絲掛麵、豆腐製品，應有盡有。果蔬櫃台和魚肉櫃台，相比之下比較沒準兒，與季節變遷有很大關係。由於商品供應不足，空台的時間不少。
除吃的外，這類商店也進些日用品，我能記得的有信紙、信封和郵票，文具和作業本，擦臉油，針頭線腦和扣子，牙膏、牙刷和毛巾，肥皂、香皂和洗頭粉、洗衣粉，衛生紙，蠟燭、燈泡和電池，鞋帶和鞋墊，女孩子用的發卡和玻璃絲等。至今，我還能說得出其中一些東西的品牌和價格。比如常用的牙膏是“中華牌”，肥皂是“燈塔牌”和“固本牌”，一條肥皂是1毛4分錢，半條（也叫“一塊兒”）是7分錢。洗頭膏是4分錢一包。一般鉛筆是3分錢一支，而“中華牌”鉛筆是1毛錢一支，寫字本是7分錢一本。常用的擦臉油有“友誼牌”、“牡丹牌”、“萬紫千紅牌”，還有一種冬天護膚用的蛤蜊油，是1毛錢一盒。鞋帶是2分錢一副。衛生紙大都是由“福綏境街道造紙廠”或“東北旺人民公社造紙廠”生產的，1毛5一卷，婦女經期用的條形衛生紙是1毛7一包。“金魚牌”的衛生紙是粉色的，價格比較貴，好像是5毛錢一卷。
寫到這兒，我好像又回到了幾十年前的那個三塔寺合作社。一點兒不誇張，我還記得那個賣肉的“胖叔叔”在給顧客切肉之前，把刀放在磨刀石上“噌”、“噌”、“噌”磨刀的樣子。我也記得，第一次單獨去打醋，因為膽子小，來一個人讓一個人，永遠排在隊尾，我媽因做飯要用，實在等不及了，跑到商店來看究竟。
蜂窩煤
六七十年代，京城百姓燒火做飯，使用的多是蜂窩煤。之所以被稱為“蜂窩煤”，是因為每塊煤上分布著12個孔，一眼望去，好似馬蜂窩。把一塊塊煤眼兒對眼兒，放在爐膛中（一般家用爐子，爐膛中能放三塊煤），燒火的時候，火苗就是從這些眼中竄上來的。做飯之前，先要把爐子下麵的爐門打開，火就上的快。做完飯，為了節省，就把爐門關上。到了晚上睡覺前，把上麵的火蓋蓋上，叫“封火”。所使用的煤塊分為大塊、小塊和引火的炭煤三種。我記得當時每塊大煤是2分5，小煤1分5，炭煤1分。像我們七口之家每個月大約需要100塊大煤和200塊小煤。
蜂窩煤的購買方式是工人送貨上門。我家附近的居民用煤，都是展覽館路煤廠製作和提供的。不分春夏秋冬，煤廠工人蹬著平板車，為周圍居民定時送貨。每戶居民每月有一次購買機會，時間也大多固定，要麽月初，要麽月中或月底。“文革”以前，工人不僅管送煤，還負責為客戶把煤送到樓上。“文革”開始後，就隻負責送，而不管往樓上搬了。每次送煤的來了，家裏有小孩子的，就被派上用場了。至今，我還記得和我姐姐一起幫大人搬煤的事兒。大人搬煤，多是用塊條狀木板或幹脆用洗衣板的背麵，把一塊塊煤擺在上麵，兩手攥著板子的兩端往樓上搬。而小孩子搬煤的工具就是家用的鐵簸箕了。煤塊一般都擺放在自家的廚房和自家門口的公用樓道裏。
使用蜂窩煤，除了不夠衛生、比較麻煩外，最大的擔心就是怕一氧化碳中毒，也就是百姓俗稱的“煤氣中毒”。
難覓“京白梨”
小時候，到了春秋天，我常生口腔潰瘍，連喝口水都疼。現在才明白那是氣候幹燥、吃蔬菜水果少、有內火的緣故。回想那時候的飲食結構，副食的確跟不上，這點從蔬萊和水果的供應上也有所反映。
一般居民區裏的商店都設有蔬菜櫃，夏天則在門口搭個蔬菜大棚，那會兒的菜價挺便宜。到了冬天，百姓的“看家菜”就是大白菜、蘿卜和土豆，合作社的菜架上常常是空的。春、夏、秋三個季節蔬菜的品種比冬季多，但細菜供應量很有限，特別是在“文革”中的一段時間裏。記得那時候，我們一幫孩子常常為幫家裏買到一些不容易買到的蔬菜，在周圍的幾家商店之間來回跑。今天聽說西外大街商店來了扁豆，就趕緊“衝殺”過去，可惜還沒跑到，扁豆就賣完了。明天聽說百萬莊商店要來柿子椒，就又成群結隊地往百萬莊跑，結果發現隻是個“據說”，隻好空手而歸。好在我們並不氣餒，一幫孩子全當是玩了一趟，倒也樂此不疲。
如今超級市場裏的蔬菜都是經過先期處理的，用保鮮紙包成一個個的小包裝，顧客可以隨意選擇。早市上的蔬菜呢，農民為了賣個好價錢，也弄得幹幹淨淨，透著水靈。那時候的賣菜方式可不像現在。記得合作社的蔬菜多是被裝在大筐裏，從京郊公社用馬車拉來的。隨卸隨賣，好菜和細菜基本上不用擺放，因為很快就賣完了。不過，也有某種蔬菜一下子來得多，賣不完，又怕壞掉，於是扒堆兒出售的時候。我記得1毛錢能買一大堆西紅柿。蔬菜不分級別，連泥帶土，好的和壞的，個兒大的和個兒小的，統統混在一起出售。顧客呢，不許挑不許揀，隻能是趕上什麽是什麽。難怪那個年月，“走後門”風氣盛行，不要說手裏有點兒權力的，連賣菜的售貨員也利用手中的“特權”，為“七大姑”、“八大姨”開“後門兒”。
賣菜的方式不同，居民買菜用的家什兒也就不同。60年代，上了年紀的和家庭婦女們主要是用籃子，有竹子的，也有塑料的。有不少人，特別是上班族喜歡用玻璃絲編織的網兜，揣在衣兜裏或者書包裏，既不占地兒，又隨時可以用。70年代以後，開始有了塑料袋。80年代以後，自行車筐開始被騎車的人們廣泛使用，或掛在車把上，或掛在車後座的側麵。
說到買菜，有一點不能不提，以現代人的健康意識來看，那會兒買農民的蔬菜是比較令人放心的。特別是60年代，蔬菜種植主要靠的還是農家肥（在展覽路第一小學上五六年級的時候，我們每個月都自願去四季青公社北窪大隊的菜地勞動，幹過積肥、灑糞的活兒），在種植環節上應當說那時的蔬菜基本屬於“綠色食品”。
現在人們過日子越來越精致，飲食結構安排得合理又具體，每天的糧、肉、蛋、蔬菜、水果，樣樣不能缺。三十年前，從與京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菜市場、居民區合作社、副食商店貨架上食品的品種和價格，就能知道當時的生活水平，也能知道當時百姓的飲食結構。我記得當時水果的供應量比蔬菜還少，我們合作社好像根本沒有一個專門的水果貨架，有時來了少量水果，也是臨時放在蔬菜架上湊合一下。
不過，每年合作社總有兩種成批來的季節性水果。一是西瓜，每年夏天，許多西瓜被堆在露天地裏，以“黑崩筋”居多。吃完西瓜後，許多家庭都把西瓜籽留下，洗幹淨後，炒熟了當零食吃。二是甘蔗，每年秋天，合作社都來幾大捆甘蔗，1毛錢能買一大根，那段時間裏，幾乎每個孩子手裏都拿著一節甘蔗，動作熟練地咬一口，大嚼幾下，再把沒有甜味兒的渣子吐掉。
平時，在居民區的合作社或副食商店裏偶爾也能買到些大眾水果，比如蘋果、梨、山裏紅、杏、桃什麽的，但很少，也不能保證新鮮。要買好一點兒的、品種多一些的水果，還是得去一些大的副食商場，比如我家附近甘家口的水果店、展覽館的西郊商場水果店等。
那時候的水果也有令人留戀的地方。除了多是“綠色食品”外，就是味道純。最典型的就是“京白梨”，小的時候我特別愛吃京郊特產的“京白梨”，又甜又軟，水分充足，還有一種特殊的香味兒。現在好不容易買到一次所謂的“京白梨”，除了個頭差不多外，找不到一點當年“京白梨”的影子，據說是早就串種了。讓我忘不了的還有北京冬天那帶著冰碴子的凍柿子和又酸又甜的“山裏紅”。
補襪板兒
60年代宣傳雷鋒事跡時，一定要提到雷鋒那雙縫了又縫、補了又補的襪子。電影《雷鋒》中，老支書攥著雷鋒那雙“千層底”的襪子，接受雷鋒給災區捐款的鏡頭，以及《霓虹燈下的哨兵》中陳喜兒把破襪子扔到窗外被批評是“忘本”的鏡頭，令我至今記憶深刻。這些鏡頭，在當時是教育人們要發揚艱苦樸素的光榮傳統的，也反映和記錄了當時人們生活的一個細節，即雖然不是人人的襪子都是“千層底”，但襪子穿破了，補一補再穿是相當平常的事兒。當時，許多家庭都有“補襪板兒”，用“補襪板兒”是為了把襪子補得平展，穿上後，走路不硌腳、不磨腳。今天的孩子對“補襪板”根本沒有印象，因為找不到“補襪板兒”的照片，我就請11歲的鄒雨舟幫我畫一個“補襪板兒”。雨舟的爸爸先要給他講我們小時候穿補丁襪子的生活，再描繪“補襪板兒”的形狀和功能。
60年代初，人們穿的襪子多是棉線做的。線襪吸汗、透氣，穿著很舒服，缺點是不禁磨，不夠結實。尤其是小孩子，穿不多久，不是磨穿了腳掌，就是磨破了腳後跟。那時候，穿有補丁襪子的人很多，沒有人笑話，可襪子破了不補，露著腳趾或腳後跟，則會被人嘲笑。
我們上小學的時候，京城女孩子曾流行自己織線襪。許多人把工廠發的福利白線手套拆了，織成線襪子。也有的買一種白線繩，當時我們叫“小線兒”，把它劈成幾股，織成襪子。如果摻上其它顏色的棉線，便能織成條紋襪子。據1982年《針棉織品主要產地標準品銷售價值調整表》中“紗線襪類”，在70年代，一雙“錦絲加底素色男球襪”在北京的價格是1塊1毛2。在現在人的觀點來看，織襪子穿並沒省下幾個錢，何況還要花時間呢！之所以流行織線襪，並不是為了省錢，那也是一種“女紅”和持家本領。
60年代中期開始有了尼龍襪子。尼龍襪子的花色品種較多，還有彈性，缺點是不透氣，愛出腳汗的人，若不勤洗襪子，一脫鞋，就是滿屋子臭味兒。70年代流行穿錦綸襪，一雙“彈力錦絲吊線女花襪”在北京的價格是1塊9毛5，一雙“錦絲羅口素色加底男襪”是1塊8毛6。盡管尼龍襪、錦綸襪的價格高，但好看、結實，一麵市就受到歡迎。
女士們穿長筒透明絲襪，是70年代中晚期的事兒。
安“風鬥”的季節
我們小的時候，夏天沒有現在這麽熱，可冬天卻比現在的冷。早上起來，常能在窗戶上看到霜花。每年冬天，不少小孩子的手上、腳上會生凍瘡，又癢又疼。
那會兒，一到“三九天”，北風呼呼地吹得門窗亂響。每年天冷之前，我爸爸都用紙條把我家朝北的窗戶縫糊上，隻留下一小扇，用來每天早上清新屋內空氣。這種辦法挺有效，能使室溫提高兩三度，可開春以後，把紙撕掉，把粘在窗欞子上的紙屑一點兒一點兒地擦掉，可是件頭疼的事兒，那自然是小孩子的任務。
如今北京市民冬季用火爐取暖的可能不多了，可在二三十年前還是相當多的。據《北京誌》記載，1970年，全市煙筒銷售量達到了3200萬節以上。由於人口和用戶增長快，供求矛盾十分突出。1971年10月，市二商局特地下發了《關於煙筒、爐子供應辦法的通知》，規定“本市城鄉居民（農民），一律憑居民（農民）購貨證，登本限量供應。由商店內部掌握，每證每年限購5節”。
火爐取暖多用於住在平房的家庭。天冷了，家裏支起了火爐，火爐上再連接幾節煙囪，伸出窗外。爐膛內是紅紅的火苗，爐子上坐著水壺，騰騰冒著熱氣，爐台上烤著紅薯、饅頭片或窩頭片，給百姓生活增添了暖融融的家庭氣氛。有些家庭也有在用於取暖的爐子上做飯的。爐內燒的可以是蜂窩煤，也可以是煤球、煤塊，煤球、煤塊的熱力比蜂窩煤要高，隻是爐膛的構造有所不同。從價格上講，蜂窩煤比煤球、煤塊貴一些，但相對煤球、煤塊來講，稍微好擺弄點。記得家庭經濟條件比較差的同學，放學後還要冒著風寒，跑到一些機關和工廠鍋爐房的煤渣堆上去撿那些沒有燒透的煤核，被一些調皮學生說成是“撿煤核的”。
用火爐取暖還能提供其他方便，比如利用爐火的熱力烘衣服、小孩子的尿片布、被雪水打濕的棉鞋等。也有一些不利的地方，主要是不太衛生，特別是燒煤球、煤塊兒，滿屋子飛煤塵。最令人擔心的是煤氣中毒，也就是一氧化碳中毒。那時候，每年冬天，學校、居民委員會都進行預防煤氣中毒的宣傳，提醒以火爐取暖的家庭在窗子上安裝“風鬥”。可是年年都有煤氣中毒的事情發生。
“開襠褲”和“紙尿褲”
到美國後，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不管我們認為美國人如何開放，但美國人從小是絕對男女有別的。男女孩子自打出生在醫院裏，便被嚴格地分開，女孩子是粉衣、粉被，男孩子是藍衣、藍被。而那個把屁股包得嚴嚴實實的紙尿布從出生一直用到兩歲，甚至更大些。一進Day care（相當於中國的托兒所），男女孩子就開始分開上廁所了。而中國呢，恰恰相反，我們小時候那會兒，孩子穿開襠褲是很普遍的事兒。在幼兒園裏，男孩子和女孩子上廁所、洗澡、睡覺都是在一起的。這種做法似乎和有沒有條件並沒有太大關係，而是人們並不認為在這個年齡段有把男女孩子分開的必要。反而是年齡大了以後，被家長和老師一再敲打要和異性同學小心相處，都老大不小了還沒有碰過異性手的孩子有的是，包括我自己。說老實話，我們家是姐妹四個，我對男性器官的感性認識，恐怕還真是在幼兒園的環境裏具備的。
隨著中國人生活習慣的改變，穿開襠褲的孩子越來越少了，至少在城市裏是這樣。一位美國女生曾對中國孩子穿開襠褲、用尿布的情況作了一番“調查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因為中國祖輩對孫輩的悉心照料，才使得中國孩子不必整天穿著紙尿褲。她認為這有助於培養孩子的自製力和好習慣，有利於環境保護。其實，現在中國小孩子穿紙尿褲的越來越多了。
居民區裏的“合作社”
我母親第一次來美國探親的時候，雖然非常欣賞美國的生態環境，卻不習慣和不滿意生活上的“不方便”。回國後，她曾形象地給鄰居描述這種不方便——買瓶醬油得開車跑趟王府井。我理解她的“抱怨”，美國的購物方式，特別是購買常用食品和日用品的方式，和她所熟悉的
60年代三塔寺的合作社、七八十年代海軍大院的軍人服務社、如今海軍幹休所的服務社相比，確實顯得不大方便。
六七十年代，京城的大副食商場不少，離我家不遠的甘家口副食商場就是建國後北京市第一批大中型副食商場之一。它於1956年建成開業，有職工50多人，營業麵積有800多平方米，主要經營副食品、魚、肉、蔬菜等商品。不過，平日裏百姓購買日常食品、用品，去的最多的還是本居民區的小商店。一是因為方便，二是因為計劃經濟時期，主要食品、用品都是定量供應，每個居民區都有一個負責供應本區居民基本食品和用品的小商店和一家糧店。延續50年代初的習慣，不少地方的居民稱這種小商店為“合作社”。比如我家所在居民區的住戶都是到三塔寺合作社買東西，而我們東邊僅一站路遠的居民就要去車公莊店，西邊一站路遠的居民去的是二裏溝店，再往西有百萬莊店，往南有北營房店，往北有西外大街店等等。居民遣豢梢鑰縝?郝蚱酒敝す┯Φ氖稱泛臀鍥返模?植既緔嗣薌?暮獻魃綰蛻痰曄羌蘋??謾⑸唐範?抗┯Φ牟?錚?鸕攪吮忝竦淖饔謾?
每個小店負責本居民區居民的食品和日用品供應，當然是置身於居民區之中的，居民購物非常方便。居民買東西的習慣也很有特點。一是買東西不必像美國人那樣早早地拉個長單子，把要買的東西都寫好，生怕忘了。而是看見什麽沒有了，抬腿就往商店跑一趟。常常是一天去幾趟，一趟隻買一兩樣東西。二是幾歲的孩子就能獨自打醬油，被大人差使著一趟趟往商店跑。有的大人怕孩子說不清楚買什麽，便寫個紙條，到了櫃台前，孩子連錢帶字條遞給售貨員，連嘴都不必張。第三個特點是售貨員很了解自己的居民客戶，居民們也十分了解自己的商店。商店來了什麽緊俏商品，比如豆腐、時令蔬菜什麽的，不出十分鍾商店前準排起了長隊。我們的三塔寺合作社就設在新華印刷廠職工宿舍樓的一層，住在樓上的居民，恨不得是往油鍋裏倒了油，熗了鍋，現差孩子去打醬油。
一般來說，居民區合作社、小商店的規模都不大，不過就幾十平方米。可提供的商品並不少，從吃的到用的，生活必需品都能在小商店裏買到，當然是以吃的為主。就拿我們合作社來說，除糧店是單獨的外，合作社裏就有糕點櫃台、副食櫃台、果蔬櫃台、魚肉櫃台。說是櫃台，每個不過三五米長。可就這三五米的櫃台，出售的東西可全了。糕點櫃台不僅包括糕點，也賣糖果和煙酒。副食櫃台呢，則是油鹽醬醋、各類調料、雞蛋、醬菜、粉絲掛麵、豆腐製品，應有盡有。果蔬櫃台和魚肉櫃台，相比之下比較沒準兒，與季節變遷有很大關係。由於商品供應不足，空台的時間不少。
除吃的外，這類商店也進些日用品，我能記得的有信紙、信封和郵票，文具和作業本，擦臉油，針頭線腦和扣子，牙膏、牙刷和毛巾，肥皂、香皂和洗頭粉、洗衣粉，衛生紙，蠟燭、燈泡和電池，鞋帶和鞋墊，女孩子用的發卡和玻璃絲等。至今，我還能說得出其中一些東西的品牌和價格。比如常用的牙膏是“中華牌”，肥皂是“燈塔牌”和“固本牌”，一條肥皂是1毛4分錢，半條（也叫“一塊兒”）是7分錢。洗頭膏是4分錢一包。一般鉛筆是3分錢一支，而“中華牌”鉛筆是1毛錢一支，寫字本是7分錢一本。常用的擦臉油有“友誼牌”、“牡丹牌”、“萬紫千紅牌”，還有一種冬天護膚用的蛤蜊油，是1毛錢一盒。鞋帶是2分錢一副。衛生紙大都是由“福綏境街道造紙廠”或“東北旺人民公社造紙廠”生產的，1毛5一卷，婦女經期用的條形衛生紙是1毛7一包。“金魚牌”的衛生紙是粉色的，價格比較貴，好像是5毛錢一卷。
寫到這兒，我好像又回到了幾十年前的那個三塔寺合作社。一點兒不誇張，我還記得那個賣肉的“胖叔叔”在給顧客切肉之前，把刀放在磨刀石上“噌”、“噌”、“噌”磨刀的樣子。我也記得，第一次單獨去打醋，因為膽子小，來一個人讓一個人，永遠排在隊尾，我媽因做飯要用，實在等不及了，跑到商店來看究竟。
蜂窩煤
六七十年代，京城百姓燒火做飯，使用的多是蜂窩煤。之所以被稱為“蜂窩煤”，是因為每塊煤上分布著12個孔，一眼望去，好似馬蜂窩。把一塊塊煤眼兒對眼兒，放在爐膛中（一般家用爐子，爐膛中能放三塊煤），燒火的時候，火苗就是從這些眼中竄上來的。做飯之前，先要把爐子下麵的爐門打開，火就上的快。做完飯，為了節省，就把爐門關上。到了晚上睡覺前，把上麵的火蓋蓋上，叫“封火”。所使用的煤塊分為大塊、小塊和引火的炭煤三種。我記得當時每塊大煤是2分5，小煤1分5，炭煤1分。像我們七口之家每個月大約需要100塊大煤和200塊小煤。
蜂窩煤的購買方式是工人送貨上門。我家附近的居民用煤，都是展覽館路煤廠製作和提供的。不分春夏秋冬，煤廠工人蹬著平板車，為周圍居民定時送貨。每戶居民每月有一次購買機會，時間也大多固定，要麽月初，要麽月中或月底。“文革”以前，工人不僅管送煤，還負責為客戶把煤送到樓上。“文革”開始後，就隻負責送，而不管往樓上搬了。每次送煤的來了，家裏有小孩子的，就被派上用場了。至今，我還記得和我姐姐一起幫大人搬煤的事兒。大人搬煤，多是用塊條狀木板或幹脆用洗衣板的背麵，把一塊塊煤擺在上麵，兩手攥著板子的兩端往樓上搬。而小孩子搬煤的工具就是家用的鐵簸箕了。煤塊一般都擺放在自家的廚房和自家門口的公用樓道裏。
使用蜂窩煤，除了不夠衛生、比較麻煩外，最大的擔心就是怕一氧化碳中毒，也就是百姓俗稱的“煤氣中毒”。
難覓“京白梨”
小時候，到了春秋天，我常生口腔潰瘍，連喝口水都疼。現在才明白那是氣候幹燥、吃蔬菜水果少、有內火的緣故。回想那時候的飲食結構，副食的確跟不上，這點從蔬萊和水果的供應上也有所反映。
一般居民區裏的商店都設有蔬菜櫃，夏天則在門口搭個蔬菜大棚，那會兒的菜價挺便宜。到了冬天，百姓的“看家菜”就是大白菜、蘿卜和土豆，合作社的菜架上常常是空的。春、夏、秋三個季節蔬菜的品種比冬季多，但細菜供應量很有限，特別是在“文革”中的一段時間裏。記得那時候，我們一幫孩子常常為幫家裏買到一些不容易買到的蔬菜，在周圍的幾家商店之間來回跑。今天聽說西外大街商店來了扁豆，就趕緊“衝殺”過去，可惜還沒跑到，扁豆就賣完了。明天聽說百萬莊商店要來柿子椒，就又成群結隊地往百萬莊跑，結果發現隻是個“據說”，隻好空手而歸。好在我們並不氣餒，一幫孩子全當是玩了一趟，倒也樂此不疲。
如今超級市場裏的蔬菜都是經過先期處理的，用保鮮紙包成一個個的小包裝，顧客可以隨意選擇。早市上的蔬菜呢，農民為了賣個好價錢，也弄得幹幹淨淨，透著水靈。那時候的賣菜方式可不像現在。記得合作社的蔬菜多是被裝在大筐裏，從京郊公社用馬車拉來的。隨卸隨賣，好菜和細菜基本上不用擺放，因為很快就賣完了。不過，也有某種蔬菜一下子來得多，賣不完，又怕壞掉，於是扒堆兒出售的時候。我記得1毛錢能買一大堆西紅柿。蔬菜不分級別，連泥帶土，好的和壞的，個兒大的和個兒小的，統統混在一起出售。顧客呢，不許挑不許揀，隻能是趕上什麽是什麽。難怪那個年月，“走後門”風氣盛行，不要說手裏有點兒權力的，連賣菜的售貨員也利用手中的“特權”，為“七大姑”、“八大姨”開“後門兒”。
賣菜的方式不同，居民買菜用的家什兒也就不同。60年代，上了年紀的和家庭婦女們主要是用籃子，有竹子的，也有塑料的。有不少人，特別是上班族喜歡用玻璃絲編織的網兜，揣在衣兜裏或者書包裏，既不占地兒，又隨時可以用。70年代以後，開始有了塑料袋。80年代以後，自行車筐開始被騎車的人們廣泛使用，或掛在車把上，或掛在車後座的側麵。
說到買菜，有一點不能不提，以現代人的健康意識來看，那會兒買農民的蔬菜是比較令人放心的。特別是60年代，蔬菜種植主要靠的還是農家肥（在展覽路第一小學上五六年級的時候，我們每個月都自願去四季青公社北窪大隊的菜地勞動，幹過積肥、灑糞的活兒），在種植環節上應當說那時的蔬菜基本屬於“綠色食品”。
現在人們過日子越來越精致，飲食結構安排得合理又具體，每天的糧、肉、蛋、蔬菜、水果，樣樣不能缺。三十年前，從與京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菜市場、居民區合作社、副食商店貨架上食品的品種和價格，就能知道當時的生活水平，也能知道當時百姓的飲食結構。我記得當時水果的供應量比蔬菜還少，我們合作社好像根本沒有一個專門的水果貨架，有時來了少量水果，也是臨時放在蔬菜架上湊合一下。
不過，每年合作社總有兩種成批來的季節性水果。一是西瓜，每年夏天，許多西瓜被堆在露天地裏，以“黑崩筋”居多。吃完西瓜後，許多家庭都把西瓜籽留下，洗幹淨後，炒熟了當零食吃。二是甘蔗，每年秋天，合作社都來幾大捆甘蔗，1毛錢能買一大根，那段時間裏，幾乎每個孩子手裏都拿著一節甘蔗，動作熟練地咬一口，大嚼幾下，再把沒有甜味兒的渣子吐掉。
平時，在居民區的合作社或副食商店裏偶爾也能買到些大眾水果，比如蘋果、梨、山裏紅、杏、桃什麽的，但很少，也不能保證新鮮。要買好一點兒的、品種多一些的水果，還是得去一些大的副食商場，比如我家附近甘家口的水果店、展覽館的西郊商場水果店等。
那時候的水果也有令人留戀的地方。除了多是“綠色食品”外，就是味道純。最典型的就是“京白梨”，小的時候我特別愛吃京郊特產的“京白梨”，又甜又軟，水分充足，還有一種特殊的香味兒。現在好不容易買到一次所謂的“京白梨”，除了個頭差不多外，找不到一點當年“京白梨”的影子，據說是早就串種了。讓我忘不了的還有北京冬天那帶著冰碴子的凍柿子和又酸又甜的“山裏紅”。
補襪板兒
60年代宣傳雷鋒事跡時，一定要提到雷鋒那雙縫了又縫、補了又補的襪子。電影《雷鋒》中，老支書攥著雷鋒那雙“千層底”的襪子，接受雷鋒給災區捐款的鏡頭，以及《霓虹燈下的哨兵》中陳喜兒把破襪子扔到窗外被批評是“忘本”的鏡頭，令我至今記憶深刻。這些鏡頭，在當時是教育人們要發揚艱苦樸素的光榮傳統的，也反映和記錄了當時人們生活的一個細節，即雖然不是人人的襪子都是“千層底”，但襪子穿破了，補一補再穿是相當平常的事兒。當時，許多家庭都有“補襪板兒”，用“補襪板兒”是為了把襪子補得平展，穿上後，走路不硌腳、不磨腳。今天的孩子對“補襪板”根本沒有印象，因為找不到“補襪板兒”的照片，我就請11歲的鄒雨舟幫我畫一個“補襪板兒”。雨舟的爸爸先要給他講我們小時候穿補丁襪子的生活，再描繪“補襪板兒”的形狀和功能。
60年代初，人們穿的襪子多是棉線做的。線襪吸汗、透氣，穿著很舒服，缺點是不禁磨，不夠結實。尤其是小孩子，穿不多久，不是磨穿了腳掌，就是磨破了腳後跟。那時候，穿有補丁襪子的人很多，沒有人笑話，可襪子破了不補，露著腳趾或腳後跟，則會被人嘲笑。
我們上小學的時候，京城女孩子曾流行自己織線襪。許多人把工廠發的福利白線手套拆了，織成線襪子。也有的買一種白線繩，當時我們叫“小線兒”，把它劈成幾股，織成襪子。如果摻上其它顏色的棉線，便能織成條紋襪子。據1982年《針棉織品主要產地標準品銷售價值調整表》中“紗線襪類”，在70年代，一雙“錦絲加底素色男球襪”在北京的價格是1塊1毛2。在現在人的觀點來看，織襪子穿並沒省下幾個錢，何況還要花時間呢！之所以流行織線襪，並不是為了省錢，那也是一種“女紅”和持家本領。
60年代中期開始有了尼龍襪子。尼龍襪子的花色品種較多，還有彈性，缺點是不透氣，愛出腳汗的人，若不勤洗襪子，一脫鞋，就是滿屋子臭味兒。70年代流行穿錦綸襪，一雙“彈力錦絲吊線女花襪”在北京的價格是1塊9毛5，一雙“錦絲羅口素色加底男襪”是1塊8毛6。盡管尼龍襪、錦綸襪的價格高，但好看、結實，一麵市就受到歡迎。
女士們穿長筒透明絲襪，是70年代中晚期的事兒。
安“風鬥”的季節
我們小的時候，夏天沒有現在這麽熱，可冬天卻比現在的冷。早上起來，常能在窗戶上看到霜花。每年冬天，不少小孩子的手上、腳上會生凍瘡，又癢又疼。
那會兒，一到“三九天”，北風呼呼地吹得門窗亂響。每年天冷之前，我爸爸都用紙條把我家朝北的窗戶縫糊上，隻留下一小扇，用來每天早上清新屋內空氣。這種辦法挺有效，能使室溫提高兩三度，可開春以後，把紙撕掉，把粘在窗欞子上的紙屑一點兒一點兒地擦掉，可是件頭疼的事兒，那自然是小孩子的任務。
如今北京市民冬季用火爐取暖的可能不多了，可在二三十年前還是相當多的。據《北京誌》記載，1970年，全市煙筒銷售量達到了3200萬節以上。由於人口和用戶增長快，供求矛盾十分突出。1971年10月，市二商局特地下發了《關於煙筒、爐子供應辦法的通知》，規定“本市城鄉居民（農民），一律憑居民（農民）購貨證，登本限量供應。由商店內部掌握，每證每年限購5節”。
火爐取暖多用於住在平房的家庭。天冷了，家裏支起了火爐，火爐上再連接幾節煙囪，伸出窗外。爐膛內是紅紅的火苗，爐子上坐著水壺，騰騰冒著熱氣，爐台上烤著紅薯、饅頭片或窩頭片，給百姓生活增添了暖融融的家庭氣氛。有些家庭也有在用於取暖的爐子上做飯的。爐內燒的可以是蜂窩煤，也可以是煤球、煤塊，煤球、煤塊的熱力比蜂窩煤要高，隻是爐膛的構造有所不同。從價格上講，蜂窩煤比煤球、煤塊貴一些，但相對煤球、煤塊來講，稍微好擺弄點。記得家庭經濟條件比較差的同學，放學後還要冒著風寒，跑到一些機關和工廠鍋爐房的煤渣堆上去撿那些沒有燒透的煤核，被一些調皮學生說成是“撿煤核的”。
用火爐取暖還能提供其他方便，比如利用爐火的熱力烘衣服、小孩子的尿片布、被雪水打濕的棉鞋等。也有一些不利的地方，主要是不太衛生，特別是燒煤球、煤塊兒，滿屋子飛煤塵。最令人擔心的是煤氣中毒，也就是一氧化碳中毒。那時候，每年冬天，學校、居民委員會都進行預防煤氣中毒的宣傳，提醒以火爐取暖的家庭在窗子上安裝“風鬥”。可是年年都有煤氣中毒的事情發生。
“開襠褲”和“紙尿褲”
到美國後，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不管我們認為美國人如何開放，但美國人從小是絕對男女有別的。男女孩子自打出生在醫院裏，便被嚴格地分開，女孩子是粉衣、粉被，男孩子是藍衣、藍被。而那個把屁股包得嚴嚴實實的紙尿布從出生一直用到兩歲，甚至更大些。一進Day care（相當於中國的托兒所），男女孩子就開始分開上廁所了。而中國呢，恰恰相反，我們小時候那會兒，孩子穿開襠褲是很普遍的事兒。在幼兒園裏，男孩子和女孩子上廁所、洗澡、睡覺都是在一起的。這種做法似乎和有沒有條件並沒有太大關係，而是人們並不認為在這個年齡段有把男女孩子分開的必要。反而是年齡大了以後，被家長和老師一再敲打要和異性同學小心相處，都老大不小了還沒有碰過異性手的孩子有的是，包括我自己。說老實話，我們家是姐妹四個，我對男性器官的感性認識，恐怕還真是在幼兒園的環境裏具備的。
隨著中國人生活習慣的改變，穿開襠褲的孩子越來越少了，至少在城市裏是這樣。一位美國女生曾對中國孩子穿開襠褲、用尿布的情況作了一番“調查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因為中國祖輩對孫輩的悉心照料，才使得中國孩子不必整天穿著紙尿褲。她認為這有助於培養孩子的自製力和好習慣，有利於環境保護。其實，現在中國小孩子穿紙尿褲的越來越多了。
您剽竊的短文分別來自p.11, p. 22, p.41, p.75, p.126, p.151， 張海惠著書：, 中國文史出版社 2007年1月
把這些東西記下來是很有意義的，否則它們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你說的很多事情,真的感覺非常親切.
我是天津人,但因為親戚在北京,也常去.還記得北京的半兩糧食票嗎?
還有,北冰洋氣水.天津話好省字,北京話喜歡加字.比如,天津人把勸業場,叫勸場.把合作社,叫合社.天津叫糖堆兒的,北京叫冰糖葫蘆.自行車的變速軸,北京人叫"加速軸",天津人,一個字,叫"飛"
最喜歡聽胡同裏,5-60歲的北京老頭,在以前聊天.口氣大,好像,天底下的事全門兒清.而且,聲調特有韻味.
我家也有補襪板。
還有，彩色蠟光紙一分一張，玻璃絲一分一尺。
小時候，捏著字條買東西，大一點，衝鋒陷陣去排隊，咱都幹過。
那時候，磚頭也可以代人排隊賣豆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