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人之家
生活總是忙忙碌碌。偶爾放慢些腳步，看看兩邊的風景，心情竟也變得悠閑起來。
正文
2009. 11.3
今天倒休一天，去紐約參加Bernie（伯尼）的周年紀念活動。
伯尼是我在美國讀博士時的導師。正式場合他被稱為文斯坦教授，伯尼是他的名字伯納德的昵稱。剛來時我特別不習慣象美國人那樣，直接就叫他名字。在國內，隨便一人就被稱為老師，象他這樣真正的知名大學者教授，那還不得教授長專家短的，話裏行間都得透著尊敬。不過很快我也就入鄉隨俗，叫他伯尼了。
我不知道該用怎樣的語言來表達我對他的感情。我隻想說，他是我所遇見過的最令人尊敬、最好的人。
伯尼在醫學研究界赫赫有名。
七十年代中美建交之前，伯尼就做為首批受邀的美國醫學專家之一，訪問了中國。他們去了中國很多地方，參觀了大城市的大醫院，也去了缺醫少藥的農村鄉衛生所，然後回到北京，和中國專家們一起討論怎樣以有限的資源最大地改善中國的公共衛生狀況。
同行的美國專家各個領域的都有，臨床大夫們覺得中國需要更多的醫生更好的藥品；放射科醫生覺得中國的儀器設備太落後，可以從美國進口最先進的醫療設備；而伯尼做為一名流行病學專家，覺得疾病的預防重於治療，把有限的醫療資源用在預防上，可以取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後來中國專家告訴他，他的想法和周恩來總理的看法不謀而合。伯尼對周總理讚不絕口。他覺得這麽大一個國家，這麽差的底子，在這麽短的時間裏就解決了這麽多人口的許多公共衛生問題，真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
八十年代，伯尼和同事一起提出了“分子流行病學”的概念，開創了一門新學科。那個時候的紐約時報上，整版整版地登著他的巨幅照片和他的科研介紹。鼎盛時期，他的科研經費每年以百萬計，整個一層樓都是他的實驗室，有三個秘書為他工作。他還擔任了學校癌症中心的主任十幾年，並曾任兩屆全美癌症研究會主席。他發表過的學術論文多達五百多篇。
大多數牛人都有一些怪脾氣，伯尼卻格外的和善可親。老板的性格氣場是會影響到整個實驗室的。伯尼實驗室裏的每一個人都那麽友善，那麽樂於助人。秘書大媽是個典型的美國人，熱情開朗、熱心健談，跟著老板見過了很多來自不同國家的人，非常能夠包容不同的文化，把實驗室操持得象個大家庭般的溫暖。小老板是個臨床醫生，知道我的醫學背景後主動邀請我跟他一起去病房去門診看病人，讓我受益非淺。
伯尼的領導方法也非常對我的口味。他隻把握大方向，並在我不知所措的時候給我一點提示一點推動，而其他時候給我充分的自由。
伯尼性格溫和，說話不高不低，不緊不慢，卻自有一份力量在其中。
在實驗室每周的例行討論會上，大家都會匯報自己最近的結果，伯尼也會給出他的評價和建議。我不知道伯尼是怎樣做到這一點的，當他批評你的時候，語調平和，聽起來沒有任何讓人尷尬或是令人不舒服之處，卻能讓你感受到你需要改進，你應該可以做得更好。跟了他十幾年的秘書說，從來就沒見過伯尼衝任何人吼過。這份領導的藝術，伯尼就在他平實溫和的談話中，在他溫馨友善的實驗室裏，輕輕鬆鬆做到了。
除了工作，我們還經常一起吃飯、party（聚會），生日畢業結婚生孩子，都是聚會的理由。有一回一個博士後，一米八的大個子，居然在他的告別聚會上哭了，其實他還在本校，不過就是換到了街對麵的另一個實驗室而已。為此我們嘲笑了他很長時間。另一個日本博士後，在這裏的時候生下了他的第三個孩子，他用伯尼的名字做了那個小女孩的中間名，以此來紀念他在這裏的歲月。
伯尼對手下人非常的愛護支持。實驗室的小技術員甚至隔壁實驗室的技術員申請醫學院，都會來找伯尼寫推薦信，而伯尼也都是每求比應。我來美國後的每一步，從學生到H-1簽證，到辦綠卡、找博士後工作，到住院醫申請，無論我決定做什麽，是不是伯尼所希望我做的，他都會不遺餘力地給我最大的支持和幫助。
伯尼也是幽默的。在那許多次的聚會上，他給我們講過很多有趣的小故事。
他以前曾在英國做過博士後。英國人的工作習慣是這樣的：早上九點來，工作一小會兒，然後就到了上午茶時間，秘書給大家煮咖啡，大家邊喝邊聊，一個小時就過去了；再回去工作一小會兒，就到12點午飯時間；午飯過後，再工作一小會兒，又到下午茶時間了，秘書煮咖啡，大家聊天喝咖啡，討論討論工作中的問題，有時還為究竟應不應該做某個實驗爭論不休，做會怎麽樣，不做又會怎麽樣，一個小時就過去了。再工作一小會兒，就該下班了。
而伯尼一般是比大家早來一小會兒，晚走一小會兒。然後某一天，大家又就某個實驗到底該不該做爭論不休的時候，伯尼說，別爭了，我已經把實驗結果做出來了。聽得我們捧腹大笑。
這麽看來，美國擅長出實幹家，而英國擅長出理論家。
他還給我們講過一個到日本訪問吃飯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在美國這邊的中餐館吃飯，上幸運餅幹就表示吃完了，該結帳了（不知道是哪位僑領發明的）。在日本什麽是吃完了的表示呢？伯尼當年當然不知道了。那次訪問，日本方麵做出了相當高規格的接待，在東京最有名的一家餐館用餐，主人相當熱情，上了很多菜，席間還有藝妓彈琴歌唱。
酒過三巡，主人問：要不要來點米飯？伯尼和夫人都是美國人，平常不怎麽吃米飯的，一齊搖頭：不要！接著上更多菜，藝妓接著彈琴歌唱。
又過了一會兒，主人問：要不要吃點米飯？伯尼和夫人還是不要。接著上更多菜，藝妓彈琴歌唱。伯尼已經吃不下了，主人也似乎已有倦意，但菜好象還在源源不斷地上。
主人第三次問道：要不要吃點米飯？伯尼的夫人好象悟出了什麽，說：那我就來點米飯吧。主人如釋重負，大家上米飯，藝妓退下，宴席結束。
原來如此！從那以後，我們沒事就喜歡問日本同事：該上米飯了吧！
伯尼從創立自己的實驗室近五十年來，當年的許多學生現在也都成了大教授，子又生孫，孫又生子，伯尼的徒子徒孫真的是滿天下了。伯尼 75歲生日的時候，學校為他舉辦了一個隆重的慶祝儀式兼學術研討會，許多學生都從世界各地趕了過來，為伯尼祝壽。
由一個學生提議，秘書幫忙收集資料，癌症中心還特別繪製了一張巨大的“家係圖”，從主幹伯尼開始，一層層學生排下來，學生的學生又一層層排下來，看上去真象棵枝繁葉茂的大樹。
家係圖成為會議現場的熱點，每個人都在上麵找著自己和自己認識的人的名字，並由此回憶起當年的許多故事。因為實在人數眾多，家係圖上隻列出了博士和博士後的名字，碩士和技術員都不幸榜上無名，其實他們中許多人也取得了傑出的成就，更多的人也來參加了聚會，對於沒能在家係圖上找到自己的名字，據說還有人對繪製者頗有微詞。我很榮幸自己能成為直接從主幹上發出的最後一支小小芽。
伯尼四十年前有個學生叫Richard Axel，那時他還是個大學生，他媽媽托關係找到伯尼，讓他課餘來實驗室打工。他當然是從最低級的刷瓶子幹起，但據伯尼說，他幹得很不好，經常不是打破了瓶子就是弄丟了實驗用品。不過他對別人做的實驗卻有著濃厚的興趣，經常參與討論。慢慢地，伯尼就不讓他刷瓶子了，改為做實驗助理。後來他上了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再後來他有了自己的實驗室，再再後來，2004年，他得了諾貝爾獎。
在學校為Axel舉行的盛大慶祝典禮上，伯尼被邀請上台講述了一下他當年的種種“劣跡”。回到實驗室後，大家意猶未盡，還在討論著Axel其人其事。這時伯尼進來說：你們如果還有誰想得諾貝爾獎的話，得抓緊了，我恐怕等不了另一個四十年了！
伯尼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他的妻子以前是一名舞蹈演員，後來改學畫畫並小有成就，我們樓裏掛著的好幾幅我看不懂的現代畫都是她的作品。女兒在NBC做編輯。兒子畫畫的名氣就更大了，作品曾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現代藝術廳展出，並在一家有名的畫廊舉辦了個人畫展。畫展的廣告是他兒子的一幅作品，伯尼把它貼在辦公室的門上，我一看就樂了，這不跟我們血管照影的圖一樣一樣的嗎？這下我知道他兒子的靈感來源於哪了，也似乎琢磨出了一點現代藝術的道道。
那年聖誕，我選了一張熒光顯微鏡下拍的細胞，PS了一下，放大了，又配了個鏡框，送給伯尼。這張“現代畫”果然深得伯尼夫人的喜歡，第二天，伯尼喜滋滋地跑來問我，那些染得五顏六色怪好看的細胞成分都是什麽，他好回去講給老婆聽。這個我早就告訴過他了，顯然他沒有認真聽講我的Seminar。
伯尼還有一個孫子一個外孫女，說起他們，伯尼的眼睛裏都是笑意。每有家庭聚會的時候，這倆孩子湊一起玩，就可看出男孩女孩有多大的差別了。女孩一見麵就對男孩說，你當爸我當媽，咱們玩過家家吧，然後開始做飯做菜。男孩總是想玩打戰的，說，你當壞人我當好人，然後就噠噠噠開始打槍。
大概為了培養科學事業的接班人吧，伯尼也經常把小孫子帶到實驗室來玩，我們就給他變魔術，拿PH試紙蘸點不同的溶液變顏色，或者讓他從顯微鏡裏看我們養的癌症細胞，不過好象收效不大，迄今為止小家夥的理想還是做NBA球員或者搖滾歌星。
伯尼的身體其實在我進實驗室之前很久就已經不太好了。他做過心髒手術，又有慢性腎衰，長期靠透析治療。我決定要留下來的時候，伯尼還擔心怕堅持不到我畢業，為我找了一位共同導師，以在他提前退休的情況下我可以繼續我的研究。
每年夏天，伯尼都會去他在緬因州的度假屋邊工作邊度假兩個月。我進實驗室的那個夏天，他休假了四個月，因為他做了腎髒移植。
當時，他人在緬因，卻在某一天的傍晚突然接到醫生的電話說在匹茲堡有了一個跟他相匹配的腎髒，要求他在數小時之內趕到進行手術。當天已沒有航班飛匹茲堡了，而開車從緬因到匹茲堡至少需要十幾個小時，將會錯過移植腎的存活時間。怎麽辦？他在NBC做編輯的女兒動用了所有的關係，最後海軍陸戰隊的直升飛機將伯尼從緬因及時送到了匹茲堡。
手術後，伯尼的身體比以前好了起來，因長期貧血而蒼白的臉上也漸漸有了紅潤的光澤，人看上去比以前精神了很多，他可以更加投入地工作了。
每年的夏天，他仍是去緬因州度假，和妻子一起輪流開十幾個小時的車過去。有一次，開了十幾個小時的車回來，還沒來得及回家放下行李，他就拎著包到了實驗室來上班。
他好象從來就沒有過退休的打算。我經常想，要是我到了他這個年紀，象他這樣的身體狀態，一定早就回家抱孫子去了。
我們實驗室曾有一名叫Kawabata的日本醫生，身患腦瘤，做過三次手術，還在堅持工作。假期就帶著他美麗的護士妻子周遊世界。他覺得他過得很好，一點也不後悔他的生活。身患重症，做為醫生對自己最後的結果了解得一清二楚，還能堅持一邊治療一邊工作，我覺得他很不容易。
有一次是他做Seminar，他的實驗中有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伯尼以他通常的溫和口吻，和他討論著應該怎麽做得更好。我在一旁靜靜地聽著，突然被他們很感動，隻有真正熱愛醫學事業、並從工作中得到無窮享受的人，才能做到象他們這樣，為這個事業一直奮鬥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不久之後的一個周末，Kawa在洗澡的時候昏倒在地，再也沒有醒過來，兩年之後，他的妻子放棄了維持生命的儀器，結束了他的植物人狀態。
在伯尼去世之前的一年裏，他的身體狀態其實已經很不好了，因為長期服用大量的免疫抑製劑而經常感染、住院治療。他常常是上午去醫院打點滴，下午來上班。
我最後一次見到伯尼是去年6月，我請他為我的住院醫申請寫推薦信。見他之前，秘書給我打了很多的預防針，說你不要驚訝，伯尼看上去已經和一年以前大不一樣了，你要有心理準備。
我見到伯尼，他確實羸弱了很多，尤其兩隻手，一隻因為長期輸液而水腫，另一隻則因為疾病而枯瘦，形成鮮明的對比。但他的精神氣仍然很好，思維敏捷，談吐嚴密，不僅和我討論選擇什麽專業對我最合適，還向我提及他最近看到的幾篇與我的研究有關的文章，覺得我可能會感興趣。我覺得很慚愧，因為忙著考醫生執照，我自己都不怎麽看這方麵的文章了，而伯尼還在替我關注著。
聽實驗室的人說，伯尼直到去世前的那個星期五還在忙著寫grant（研究經費申請）。星期六，他就昏倒了，被送進醫院。他的各項生命體征都已經很不好了，可他的思維還一樣的清楚銳利，連護士都感歎說很少見到這樣的病人。
我想伯尼是一個意誌力特別強的人，很長時間以來，他都是在用他超於常人的精神支持著他多病的身體，繼續為他一生所鍾愛的事業貢獻著最後的力量。
星期天，伯尼已經不能說話了，但還能寫字，他在一張紙條上用顫抖的手寫上了癌症中心主任的名字，想要見他。主任住得很遠，他飛車過來並吃了一張超速罰單來見伯尼。
星期一，實驗室的人們還在一廂情願地以為他還會象前幾次那樣，在醫院住幾天就沒事了，沒想到中午12:30，伯尼去世了。
有人說：當愛和技巧完美結合，就會產生一幅偉大的作品（masterpiece）。而伯尼的一生，正是這樣一幅偉大的作品。
他雖然已經走了，可在我的感覺中，他好象一直就不曾離開過。他一直是我精神的導師。
我知道在事業上，我不可能達到他那樣的高度，在為人上，我也不可能做得象他那麽好，但他是我一生所要努力的目標，將永遠激勵我不斷前行。
Thanks a lot for the beautiful article!
I can see there are lots of reasons for you to do what you are doing and to pursue your beautiful dreams!
這幾句話說的太好了！你能在現實中有這樣了不起的人為精神的導師，努力的目標，說明你也是非常的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