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零，政府抗疫——瞎子與牽線木偶

二零二零——站在拐點上的我們

2.2 政府抗疫——瞎子與牽線木偶

     前一節，我曾提到在COVID-19這樣殘酷的疫情麵前，個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所以，這樣時期，你所在的區域、地區、國家的行政力量便是至關重要的了。我們評價抗疫，實際上是在描述政府行為。

在抗疫的前期階段，在沒有疫苗和特效藥的情況下，世界各國政府的抗疫辦法都差不多，無非是圍剿堵截，或者說是“蒙著眼睛堵象”。然而，雖然全世界都在沿著相似的思路“摸著石頭過河”，其控製方法天淵之別，結果也是大相徑庭。中國和美國大概是比較典型的例子。

中國是COVID-19最開始流行的國家，人口密度大，平均醫療水平並不高。但是客觀地說，在武漢大流行之後，政府的控製還是有效的。——最高領導層一聲令下，十四億人唯馬首是瞻，封城，封路，封門，小腳偵緝隊、朝陽群眾齊齊上陣，每個人的行蹤被手機鎖死，每個人的行為一目了然。這個路數真不是想抄就抄得來的。

美國，妥妥的世界第一強國，在對付COVID-19 pandemic的問題上，除了圍剿堵截，也沒有太多的新玩意。由於體製不同，文化不同，觀念不同，中國的辦法不可能用在美國。偏偏又恰好趕上大選年，抗疫悲催地成了政客手中的工具，用來攻擊、牽製對方，其結果當然不可能理想。

其實，我沒有什麽資格評論中國或美國。對於疫情，最真實的經曆和感受隻能來自不同政體下每個個體。就我來說，來自我所居住的加拿大，安大略省，來自我住的那個小城和我的生活工作環境。

在我看來，加拿大2020年的抗疫分兩個階段，年初延至夏末的第一波，我稱為"前疫情階段"。而波濤洶湧的第二波，我稱為“後疫情階段”。前一段的政府抗疫大致是“瞎子摸象”，而在後一段，摸象還在繼續，受掣肘的因素卻更多，政府成了“牽線木偶”。

在第一波疫情中，加拿大聯邦政府和安省政府的作為還是有可圈可點的地方。加拿大與美國一衣帶水，其橫跨東西大洋的南部全部與美國接壤，人們不需要萬裏投毒，隻需多跨越一步，就會使兩國疫情更加泛濫。但是那個階段，雖然疫情來勢洶洶，情況卻並沒有完全失控，究其原因，除了政府的強製措施之外，民眾心理和行為也起了很大程度上的作用。

在安省的第一個lockdown 的階段，政府要求除了essential business 外，所有部門關閉，所有人呆在家裏，開始的時間正是學校的March Break 期間。那段時間，我常常佇立在窗前，眼前除了自家和鄰居院中早春的枯草外，路上見不到行駛的車輛，見不到人的蹤影，就連往日喧囂的孩子們也都乖乖地被大人藏在家裏，小區呈現從未見過的死一般的寂靜，仿佛時間都凝固住了。

那個時期，政府的緊急時期法令清晰明確，執法力度到位，大部分民眾內心對瘟疫也有恐懼感。所以，在"前疫情階段"，雖然安省在一些區域也遭受了重創，例如很多老人院老人集體感染，死亡率極高，但總體來說，在政府和民眾的雙重努力下，疫情沒有過分失控，這在西方國家來說已經難得了。

然而，第二波疫情到來時，事情的發展就有些一言難盡了。

就我所居住的安大略省來說，我們不能說福特政府沒有努力，事實上，自從9月份第二波到來之際，他和他的政府一直在"折騰": 學校開不開學? 零售店關不關閉? 小生意何去何從? 紅橙黃區域怎樣劃分? ······。多變的抗疫計劃一直在推行，但大多數既沒有清晰的實施細則，又沒有強製的執行手段，總是讓人感覺似有似無，猶抱琵琶半遮麵。

在去年聖誕節期間出現的那場官場醜聞便是一個例子: 安省財政部長假期違反旅遊禁止令，去中美洲度假，還自做聰明地在自家客廳提前錄像，聖誕節時在Facebook放出，假裝自己在家裏祝福聖誕快樂。他的做法被曝光後徹底激怒民眾，最後以辭職告終。嚴格地說，這位“影帝”部長沒有違法，因為“旅遊禁止令既細則模糊，又沒有執法的措施。這樣的法令必然勞民傷財，讓民眾不滿，抗疫成本增加，效果卻大大打折。

事實也是這樣的。安省政府從九月份整整"折騰"到年底，但是每項措施都是出爾反爾，猶猶豫豫，瞻前顧後，其結果是經濟並沒有好轉，企業和個人都怨聲載道，而到2020年底，日患病人數卻飆升至4000以上。

在後抗疫階段，為什麽政府如此搖擺、徘徊，失去決斷能力了呢？究其原因，除了受領導者個人智慧和能力限製之外，政府麵臨了多方麵前所未有的製衡，這個時候的政府就變成了一個“牽線木偶”。

製衡，原本是民主政治的一個法寶——多黨派相互監督，相互製約，防止集權引起的個人或某黨派的極端行為。而這個體係的基石是健全和取信於民的法律。美國的分裂，很大程度上不是來自製度，而是人們對基石的動搖。所幸，在加拿大，黨派之爭並沒有明顯地削弱政府的抗疫行為，但是來自其它方麵的製衡卻大大困住了政府。

在沒有戰爭、饑荒、瘟疫這樣的特殊情況發生時，我們這個國家的法律製度是大體健全的。人們工作，納稅，失業有保險，生病有醫保，低收入有社會福利，即使是癮君子或無家可歸的流浪漢，政府都有相對的措施和製度。但是，一個COVID-19把這些四平八穩的基礎打亂了。企業停擺，小生意關門，員工和業主怎麽辦？學校改網課，先不說怎樣保證學習質量，父母是工作還是在家照看孩子？超市收銀員，護士等本來就是眾多工作的一種，但是與那些stay home卻仍然遠程工作的人相比，他們拿著微薄的工資，卻不得不每天麵臨著染疾的危險，公平何在？如果再一次lockdown，那些住在老人院的老人，由政府照料的殘疾兒童和青年，有心理疾病者，甚至癮君子流浪漢，他們無法接觸家人或社會工作者，會是怎樣的悲慘？

這是一個重視人的社會，重視個體的社會，每一個人，每一個利益群體都有自己的發聲渠道。在第一波疫情的時候，大家都以為隻要我們犧牲一點個人的自由和利益，遵守政府法令，疫情很快會過去的。但是事與願違，到“後抗疫階段”，人們就徹底抗疫疲勞，失去耐性，不僅不再忍耐，而且把“前抗疫階段”的怨氣和不平全部發泄出來，擺給政府——這就是我（們）的現實，你的抗疫措施不能以犧牲我的利益作代價。

一直試圖左右平衡，一直在作牽線木偶，這就是我對加拿大安省政府在第二波疫情控製中的印象。事實上，在這種特殊階段，想要作老好人，麵麵俱到，不犧牲任何人的利益是不可能的，這樣隻能加大疫情，最終經濟沒有保住，個體利益依然受損，而所有民眾都被置於危險之中。

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元旦之後，福特政府痛下決心，全省lockdown，這一做法也遭到很多人反對，但疫情的擴散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不得不孤注一擲了。結果立即見效，疫情曲線得以明顯見緩。

“政府”、“國家”——這樣的字眼一直讓我感到大而空，感到生疏和茫然。然而，在2020年這樣的特殊時期，我對“政府”卻有了一些切身的理解。當我們芸芸眾生無力與疫情這個龐然大獸抗爭，而隻能默默地祈禱的時候，我們所在的區域、地區、國家的行政幹預和管理便凸顯了其存在的重要性，從一定程度上說，一個國家或地區疫情控製的好壞，完全依賴於所在國，所在區政策製定者；依仗於執政黨的決策力及其領導下的機構的執行力。

疫苗給我們帶來了曙光，但仍希望政府和民眾不要鬆懈，繼續努力，度過這曙光前的黑暗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