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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沒有黨文化
作者: 謝盛友
“黨”、“黨”在古代是兩個字,現在“黨”是“黨”的簡化字。從黑,尚聲。本義:晦暗不明。“黨”指集團時,在古代一般隻用於貶義。
黨:不鮮也。(見《說文》)
黨:善也,美也。(見《廣雅》)
黨:元而致實,博而黨正,是士君子之辯者也。(見《荀子》)
黨:知曉,解悟。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見《荀子》)
黨:偏私,偏袒。子黨於師人。(見《韓非子》)
古時的黨與現在的黨大同小異。古時黨有集團、糾集的意思,可以是名詞,如黨錮之禍、閹黨、東林黨等,這與現在的黨派有些相似,都是為了共同的利益糾結起來的一批人。可以是動詞意思,就是團結、糾集,如黨同伐異。現在的黨,多指政黨,有自己的政治綱領,由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組織在一起,為了政治目的而行動的團體。有執政黨和在野黨之分。
為什麽我說中國沒有黨文化,因為中國是國養黨,西方是民養黨。民養黨才有政黨文化,國養黨是黨國專製。
中國政府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一方麵,中國政府確實在鼓勵民間力量為社會做奉獻,要它們多做事情,特別鼓勵企業和企業家多捐錢。每年什麽“排行榜”、“光榮榜”都是很多的。但另一方麵,中國政府製度設計上防範多於鼓勵,渠道確實不暢通。在國內,民間組織最頭痛的事就是找掛靠單位。一個血癌協會,非得掛靠衛生部底下一個什麽局,但人家說它已經掛靠了一個協會,指標已經用掉了,就不要你了。找婆家很難,隻好工商注冊,要工商注冊就必須交稅,結果明明是非營利組織,還是要給政府交稅才行。
在西方國家,公益捐款,自然就享受免稅。
中國政府防範太嚴,老怕人幹壞事。如果法製健全,人幹壞事並不可怕,幹壞事就可以依法治之。用掛靠的辦法,用權力監督權利的辦法來防人幹壞事,我覺得,意義不大。而且,很可能永遠沒有意義。國內的現實是,幹壞事、貪汙腐敗、真出大問題的,倒是跟權力勾結密切的。我今天又多一個想不通!
製度設計要有一個思想基礎,而不是整天埋怨說:一不小心,社會主義就被顛覆了。
專製製度最根本的弊端是,權力無法貫徹下去。中南海的手,再長也無法伸到黑龍江、海南島。古人說“天高皇帝遠”,而我說“處長專政”。上個世紀我寫過一篇文章,叫做《處長專政》。有感於在國內每星期二下午政治學習時聽傳達中央文件,最後經常聽到有這樣的一句說明:此文件傳達至縣團級。縣團級就是處長級別,中國的處長掌控他手下所有人的生殺大權,要你生你就生、要你死你就得死。所以,我說,中國從來就沒有什麽無產階級專政,隻有處長專政。
處長離中央太遠,對上他沒有承擔責任的壓力,對下因為他不是民選的處長、他是土皇帝,他沒有承擔責任的壓力。所以說,在一個不是民主自由的“國養黨”裏,中央的權力無法貫徹到最下麵,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處長專政。處長是土皇帝,處長可以有能力成立“國中之國”,任意行使處長的土政策。“我是皇帝我怕誰?!”。
上次我寫《中國人玩不過人家》,海內外基本被誤讀。可能國內的學者讀懂了,有些話不方便表達,海外的讀者沒有讀懂我的根本意思,就非常遺憾。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社會,如果其俱樂部都不發達,社團怎麽發達,社團不發達,公民如何維護自己的權益?社團慢慢發展下去,規模越來越大,人數越來越眾,也就慢慢成為了政黨。
西方人的黨是民養,我們中國人的黨是國養。就拿德國來說,哪怕是一個隻有幾千人口的鄉鎮,也有很多很多的社團。這些社團的費用全部是民資的,社團成立時有章程,章程若被內政部、稅務局通過,社團得到的捐款就被免稅。比如,我每年給國際藝術之家和律師協會的歐元,得到捐款證明,在年終可以從稅務局那裏要回來。
一個社團的成員一般都是誌同道合者,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就舍得出錢。誌同道合者,大家是朋友,如何使用、如何管理這些共同的錢財,也很容易達成諒解,所以發揮最大效益。
一句話,西方德國民養社團。我們中國人是國養社團。都是這些稅收,都是這些錢,我就想不明白,為什麽我們中國人偏偏要先收稅到稅務局,再由國家撥款下來“照顧”社團呢?簡單地取之於民用於民,不就更加簡單嗎?我們中國人很喜歡把簡單的事弄複雜了。再說,上麵撥款,反正不是自己的錢,就很難管理,弄不好還被貪汙掉,怎麽能發揮最大效益呢?我就搞不懂,國內為什麽一定要使錢、使稅繞道,而不讓它直接發揮作用呢?
悲哉!我們中國人由於稅收方向混亂,以致於俱樂部不發達,社團不發達,造成我們中國人根本就沒有政黨文化。
寫於 2008年3月25日,德國班貝克
我強調這一點,是想表明中國的政治是有發展的。這30年來,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權的移交,是最平和的移交。毛澤東時代不存在領導權的移交問題,毛澤東是到死的時候還在想掌握最高權力。華國鋒是通過類似政變獲得政權。以後的交接,相對而言,擁有政治上的持續。例如,1980年9月,鄧小平辭去國務院副總理職務;1989年11月9日,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1990年3月21日,辭去國家中央軍委主席,此為鄧小平的最後一項公職。1989年和1997年,江澤民兩次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1993年和1998年,他兩次當選為國家主席。2002年他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2003年辭去國家主席職務,2004年在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辭去中央軍委主席職務。2002年,胡錦濤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2003年當選國家主席,2004年當選中央軍委主席。這種最高權力的和平移交對中國社會穩定是有影響的。曆史上封建王朝的戰爭,許多是由於太子——接班人沒有確定而導致的。所以我們分析中國社會的時候,要想一個問題:還會不會有人站出來挑戰這個製度?
公務員製度也是目前中國的一個很重要的製度。中國的“公務員”,按照2006年1月1日實施的《公務員法》的界定,大體上是通常所說的“黨政幹部”,包括了“黨、政、群”三大領域,即國家行政機關幹部近650萬人、黨派機關專職幹部和主要人民團體的專職幹部之和,近三年規模約為1100萬人。與此相關的概念還有:(1)“幹部”,是個身份概念,主要指“黨、政、軍,企、事、群”這六大領域,也即黨政軍、人民團體和公有製事業企業單位工作的所有腦力勞動者,約為3600萬人;(2)“財政供養人員”,包括了黨政機關幹部、事業單位幹部、兩者的工勤人員和退休人員、農村部分領補助的村組幹部,目前規模約為5000萬人。
這個製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還是比較看好這個製度的。當然,這個製度也有一些漏洞和缺陷,但它終究提供了一個相對公正的平台,給了社會下層民眾一個通過自己的努力進入政治社會的機會。隻要通過努力攀援到權威階層的道路不被堵塞,製度化地吸收和容納更多的體製外的社會力量,就不至於使他們走到反體製的軌道上去。昨天我在講到中國社會哪些人容易出現不滿的時候,我講到了底層知識分子。他們中間的許多人就是現在大學畢業後找不到工作的人。從理論上講,這些人對體製最具有批評精神的人,也是最具行動能力的人。這一點,共產黨的一些官員認識到了。公務員製度也會在一定的程度上消解他們的反體製的行動。當然,公務員並不是好考的。但這種相對公平的體製使得個人因自身經曆的坎坷和情感的挫折不會發展成為對現有體製的批判和反抗。所以,公務員製度的發展,對中國政治的穩定可能會起很大的作用。
很多同學非常盼望中國下一步實現憲政民主製度。這樣的理想固然非常美好。然而,這幾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政治是涉及到方方麵麵利益的事業。尤其在今天的中國,沒有人能夠單獨決定整個中國的命運。不是幹脆回到文革,誰都沒有這個能力。也不是直接過渡到憲政民主,同樣沒這個能力。當黨的最高領導集團以共治的方式掌握中國社會的主導權時,這就決定了,無論是憲政民主的實踐者,還是極權政治的鼓吹者,不能魚死網破,同歸於盡,他們必須根據政治自身的邏輯來平衡各方麵的利益。什麽叫政治的邏輯?政治的邏輯有一點非常重要,那就是政治必須審慎,必須小心翼翼。別以為領導人高呼改革就不會導致麻煩。亨廷頓在《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說,是現代化引起了動蕩,不是現代性引起了動蕩。他的意思是,成熟的憲政民主社會不會動蕩,最落後的社會也不容易引導動蕩,轉型期間的社會、也即現代化中的社會才最容易引起動蕩。昨天我做講座時,就有人問我,於老師,中國多久才可以實現民主製度?我告訴大家,我不知道還有多久,因為這要根據中國社會的發展情況而定,因為目前中國強調的是統治集團內部的民主,黨內民主不是社會主義民主。
章立凡的文章我讀過.謝謝!
章立凡:
"當今中國是名列世界第二的重稅國家,納稅人同時負擔執政黨和政府兩套班子的運轉成本,是曆史形成的“中國特色”,負擔比曆代王朝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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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閱讀!
有理!有理!
頂!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