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草原 過客
引子
當卡車快要翻越場部西南的山梁時,我雙手緊緊地抓住車廂板,又仔細打量了一遍土路邊上的陵園。那簡陋的陵園裏,長眠著六十九位夥伴。在一次吞噬草原的大火中,他們把自己年輕的生命,獻給共和國的北部邊疆。眼淚隨車身的震動奪眶而出,我在心裏默默地說:“別了,我的兄弟姐妹。”
那是1977年9月下旬的一個清晨,距我們到寶日格斯泰牧場開始插隊生涯,已近十年。秋風帶來一陣寒意,山草已見枯黃,薄霧中,太陽懶洋洋的,打不起精神。沉重的羞愧讓我喘不過氣來。我本不該離去,我至少不應該這樣離去!車到坡頂,我心裏突然產生了跳下車去的衝動,我要跪在那片墳塋前,向他們懺悔,懺悔我竟如此自私地背棄了我們共同的誓言,我們向這草原、向這天空的莊嚴的承諾。但是我沒有動,隻是閉上了眼睛,嘴角嚐到淚水的苦澀。
下坡了,車速加快,霧氣漸漸散去。草原還像十年前那樣寬廣,天空還是藍得那樣深遠。可是,在這十年中,越到後來,我越感到憋屈。牧場改建為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四十三團的那幾年,我曾不斷受到批判和改造。人在和外部世界對抗時,心裏、身上都繃著勁,不覺得怎樣難捱。兵團散了,壓迫撤了,人鬆快了,平庸的生活反而更難忍耐。我太想看看外麵的世界了。
外麵的世界與十年前大不相同。76年,中國地覆天翻。77年初,又有了“恢複高考”的傳言。我知道,這多半是我最後的機會。熟悉的山嶺,逐漸遠去。今天,我不後悔把自己的青春留在我深愛的草原;將來,我同樣不會後悔在此時離去。
醫生給我開扇門
選拔“工農兵學員”的五、六年中,我曾五次報名。頭四次是在建設兵團治下,我正挨批判、被管製,明知道是“釘子”,偏要去碰、碰。事先的心理準備充分,碰回來,毫不在乎,聽說某些現役幹部被我的“猖狂”氣得破口大罵,我還挺得意。第五次報名,兵團已改回牧場,分場的頭兒換了我們知青哥們。全牧場十一個單位,十個上學的名額,每個單位限報一人。我們分場報的自然是我,要不怎麽叫“哥們”呢?結果,十一取十,被刷下來的還是我。據在場部工作的弟兄透露,主管招生的是位“前朝遺少”,職位之外,還連帶繼承了兵團現役幹部對我的憎惡。傳言高考即將恢複,我不敢再碰著玩了。“碰釘子”,碰傷了,“碰運氣”,碰不起,歲數不饒人。左思右想,隻能“曲線救國”,先離開牧場再說。打的主意是“病退”。
當時的政策是,凡下鄉知識青年,身體確實有病,不適宜繼續在農村生活,有醫院證明,經當地領導機關批準,原居住城市知識青年安置辦公室同意接收,可以辦理病退。單從字麵看,“病”是因,“退”是果。實際上,“退”成為目的,“病”則往往是手段。既然是手段,難免真真假假、虛虛實實、花樣百出了。
我的病是半真半假。說“真”,我患有嚴重的胃潰瘍。這病從73年起,纏了我十八年,直到最後被斯坦福醫院一個滿頭白發的老教授,用不到兩周的時間,奇跡般地治愈。說“假”,我沒有證明。雖然我那時每天都要命地疼,可疼痛對旁人而言,也就是個抽象的概念。能往概念上蓋公章嗎?這種事,隻能靠朋友。正好有位天津知青回家探親,就托了他。天津人最講義氣,一個月以後,他把一張透視片子交到我手上。“放心吧,肯定管用!”他找補上一句。
把片子送到旗裏的農牧場管理局醫院,托的是另一位知青,也是天津人。他一見醫生,立刻打起全副精神:“抽煙,大夫,你老先點上。這片子假不了!我們那哥們下來十年啦,容易嗎?渾身胃潰瘍啊!你老高抬貴手…”那位醫生看得很專注。當時有跡象表明,知識分子即將重新吃香,所以文化人都特別巴結差事。醫生抬頭一笑,笑得那位天津老弟心裏發毛。“沒錯,這片子是真的。”醫生終於開口,“可照片子看,他也用不著辦病退,你們該給他辦後事。” 天津老弟事後形容,他當下從頭頂涼到腳跟。他還沒緩過勁來,醫生從抽屜裏拿出張表格,刷刷幾筆,遞到他手上,“行啦,到辦公室蓋章去吧。出門往左…”。我們那哥們連“謝”都忘了說了,回來讓我好個埋怨。
這麽好的東西,不能不充分利用。後來,這片子好幾次被送到同一醫生的桌子上。我們知青做事認真,每次都忘不了換個封套。到最後,那醫生連片子也不往外抽了,就用兩指捏捏封套,“又是那張片子?行啦,到辦公室蓋章去吧。出門往左…”
十幾年當中,我多次打聽這位給許多知青打開回城大門的醫生,可惜沒人記得他姓甚名誰。
街道放我打回棗
病退回京,本為考大學。坐了三天敞篷卡車,人到赤峰,主意又變了。從赤峰火車站候車室的廣播裏,得知了召開科學大會的消息,其中有一句,“恢複招收研究生”,聽得我心花怒放。大學我雖然想上,但有件事,心裏別扭。二十七歲的人了,莫非還要讓父母養活不成?這下好了,按文革前的老規矩,研究生有助學金,考上等於發筆小財。每月四十多塊啊,比我在牧場的工資還多。考什麽專業呢?文史還是數學?其實我最感興趣的要數政治、經濟,可我那不合時宜地亂說話的毛病,真不好改,一頭紮進政治、經濟,早晚得惹禍。一路上就這麽胡思亂想,高興得覺都忘了睡。
二十四小時中,換了三回火車,終於重返北京。到家才知道,比決定學什麽專業更棘手的問題,是開出報名用的介紹信。那年頭,連買車票、住旅館都離不了介紹信,更何況報名上學。我們這些剛回城的插青,沒有工作單位,隻能靠街道辦事處,人家說了,他們好歹也是“一級組織”。第一步,先弄考大學的介紹信,這是我媽的主張。老太太的原話是,“你萬一沒考上研究生呢?總得有個地方喝粥吧?”這步不難。開這種介紹信的人多,混在人叢中,沒人專門找你的碴兒。第二步恐怕沒那麽容易,我估計,考研究生的介紹信,不會輕易到手。
頭回去,接待我的是個四十出頭的老大媽,一臉的公事公辦,迎頭一句:“你的情況嘛,我們不了解,具體政策呢,也不清楚。我們得研究、研究。你先回去吧。”我想“研究”,先得等人家“研究”。不回去不行,人家這兒就一溜木板房,不管吃,也不管住。
過了一個星期,二回再去,這回接待我的換了個小姑娘。城裏人麵嫩,說不定跟我的歲數也差不到哪兒去,紅黑格子的外套,雪白的襯衣領子翻在外麵。我自報家門,剛開個頭,她就笑起來:
“您就是那個要考研究生的啊?怎麽看著不像啊?”
這話無法接口,我站在當地,心中充滿歉意,我還真不知道如何打扮才像樣子。
“鬧半天,您也就是個初中文化!”她不容我插嘴解釋,“那您懂無線電嗎?”
“無線電我是不懂,可是…”
“喲,連無線電都不懂,您還能考研究生?”她驚訝得睜大眼睛。
輪到我據理力爭了:“我這也就是蒙,試試看,有棗兒沒棗兒,打一杆子再說…”
她眼睛睜得更大了,分不清那眼睛裏是憐憫還是崇敬:“考研究生!這是多麽大的事兒啊,您也敢蒙?您膽子可夠大的。”
“這話您說!我還真有這麽點兒優點。”
小姑娘笑彎了腰。好不容易忍住笑,她邊拉抽屜,邊抬臉跟我說:“我們早就給您預備好啦!”
我接過介紹信,說聲“謝謝”,轉身就跑。小姑娘追出門來,衝我的背影喊道:“別淨顧了打棗兒,把正經事耽誤嘍。後兒二商局到咱們辦事處招工,您記著早點兒來!”
那小姑娘的笑聲很好聽,所以我至今難忘。
恩師惠寄一封信
猶豫再三,最後選擇了數學。看看父母已見花白的頭發,不忍再讓他們為我這個不安分的兒子擔心,我爸的問題尚未解決,更不能再給他添禍。
論研究數學的條件,最好的要數科學院數學所和北大數學係。在草原時,我有位摯友,一直對我很照顧。他知道我讀過些數學書,特地十分鄭重地把我介紹給他的姐夫,一位任教於北大數學係的老師。這位老師姓程,人熱情,又很隨和。我插隊期間,探家時跟他聊過幾次,得到不少的鼓勵。聽完我報考數學研究生的打算後,他的第一反應就是,“你在代數上花的功夫最多,我得帶你去見、見段先生,段學複。”我吃了一驚:“怎麽,段學複先生還活著?”我在草原上讀過的最有趣的數學書,是範德瓦爾登的《代數學》。我讀的是中譯本,前麵有段學複的一篇序,寫得扼要、精辟。我下意識地覺得,在這樣的經典之作上落下名字的,必是“古人”。“段先生當然健在,而且還是我們的係主任。”程老師接著叮囑我,“咱們明天晚上去。說什麽,事先想好。你作過什麽東西,選重要的,帶給段先生看、看。”
選無可選,我作的、與數學有關的,隻有一個本子,百多張廉價信紙,用線繩釘了個硬紙皮,算不算“東西”就不好說了。就這麽個本子,當年還舍不得往上亂寫。那時,思考數學需要寫寫畫畫,多半用零星廢紙,像報紙邊兒、煙盒背麵之類。隻當得到自以為得意的想法,或遇上特別有趣的題目,才動用這個本子。草原的冬天,蒙古包裏、甚至屋裏,冷到零下三十多度不新鮮。鋼筆得時刻貼肉夾在腋下,用的時候再往外拿,寫不了兩行,還得放回去。墨水時凍時化,難免沉澱,字跡也因而濃淡不一。頻繁地拿進拿出,一個操作不當,鋼筆就會漏水,在紙上洇一小片兒。油燈的燈灰,蠟燭的蠟油,都時不時在本子上留下痕跡。可是,不帶這個本子,還有什麽可帶呢?
冬天黑得早,程老師領我走進燕東園時,天已黑透。段府是座小樓,樓下,文革中分派進來的住戶,尚未遷出。我們摸黑走上狹窄的樓梯,段先生的書房緊靠樓梯口。段先生話不多,幾乎沒有談數學,主要問我在草原的生活,吃什麽、穿什麽、冷不冷。問過我初中畢業的學校後,段先生仿佛輕歎了口氣,說了句半截話:“四中啊,那難怪…”忐忑不安地把我那個破舊的本子交到段先生手裏,我和程老師起身告辭,段先生送到樓梯口。路上,我和程老師議論了幾句,都摸不清段先生的態度。我是“不見棺材不落淚”的脾氣,“考、考再說”,我反正決心已定。
沒想到,這決心幾天後就動搖了。在這之前,我和我的兩個弟弟一塊兒參加了文革後第一次高考。我們哥仨本不怵考試,我和大弟弟開玩笑說,拿左腳答卷,也能考上。結果,頭一批錄取通知書,拖到最後,才輪到我小弟弟,我們兩個當哥哥的,居然沒份兒。不用說,爸爸的事,影響還在。小弟弟好歹是個團員,多年的先進。我們哥兒倆都是回城插青,我更連個單位都沒有,想找人說理,都沒處找去。那個沮喪啊,真叫萬念俱灰,明知道北大已開始研究生報名,也無心去。反正沒希望,何必再試?
就在北大報名截止日期的前兩天,我接到段先生的一封信!時隔三十年,遷徙數萬裏,原信找不到了,可信上的每一個字,直到今天,隻要合上眼睛,還曆曆在目:“今天,我到研究生招生辦公室細查了一遍報名冊,沒有找到你的名字。報名即將截止,你務必抓緊辦理。”我手裏捧著信,全身止不住地顫抖。早上收到信,我午前趕到北大,報了名。回來顧不上吃飯,我立刻投入狂熱的複習。為段先生這封信、這份情,也得拚,我絕不能自己趴下。
那些日子,我媽為我們哥兒倆的事,不斷找父親的機關理論。作母親的在這種事情上,態度之強硬,可以想見。最後,機關向市招生辦公室行文,證明雖然父親的問題未完全落實,但不應影響兒女應試、入學。
一個多星期後,我和我的大弟弟收到錄取通知書。幾乎同時,我收到北大研究生招生辦公室寄來的準考證。
慈母錯買一本書
最近這十幾年,我賴以糊口的手藝,是編寫計算機程序。其實,我在學校裏,從未選修過任何與計算機有關的課程。進入軟件公司前,我在加拿大一所大學的計算機係,教過兩年書。最初給別人講解計算機科學,則要追溯到我在耶魯大學的第三年。
初到美國,妻子和我都學數學,一個在紐黑文,一個在聖路易斯。兩年後,她轉學過來,改行進了計算機係,天下從此多事。打結婚起,妻子就養成個習慣,凡是她的同學、朋友,隻要學習上遇到什麽難解的問題,一律往我這兒領。在國內,她的說法是,“讓我愛人給你講講”;出了國,說法換成“讓我先生給你講講”;再進一步港台化,“讓我老公給你講講”。但萬變不離其宗,不問專業,是書,我就有義務講通,是題,我就有義務解答。原來她念本科,本科生我還勉強可以對付。這回可要對付研究生,念碩士、念博士的都有。有一樣比從前容易點兒,她初到一地,交遊不廣,隻限計算機專業。
真講起來,把我自己嚇了一跳,我居然應付裕如!不管那門課,略翻翻書,開口就能講。不管多難的題,細想想,總能做出來。我怎麽從來沒有意識到我有如此聰明?琢磨了好久,才恍然大悟:許多有關計算機的知識,早就存在我記憶的深處。
還是我在草原的時候,我媽那些年永遠掛在心上的一件頭等大事,就是買書。文革中,買書太難了。我媽得省吃儉用,一分一分地攢錢,在烈日下,在寒風裏,一趟一趟地往書店跑。書買到手,還得分寄給遠在“五、七幹校”的父親以及分處內蒙古三地的姐姐、大弟弟和我。而且這四個人,需要、愛好各不相同。我媽念書不多,對各樣的學問卻有難以索解的直覺。她買來的書,總是我們急需的或感興趣的。如果我在閱讀中感覺缺了什麽環節,不用我開口,她早晚會給我補上。唯獨一次,我媽竟然買錯了書!
我把那本書拿在手上,懊惱萬分。盼了這麽多日子,盼來本工科數學,還是供“工農兵學員”用的教科書。這種粗淺的東西,哪能入得了我的眼?順手翻翻,發現書的後部,有小半本是介紹計算機的原理和編程。咱是玩高雅的,這機器和我也挨不上邊兒啊。書壓了箱底,媽媽的心意在裏麵,用來生火,那不成了忤逆了!直到某個星期天,突然發現手邊沒有新鮮書可讀,這才找出那本書來。拿計算機解、解悶兒吧。瀏覽幾頁,感覺敘述得過於簡略,凝神細看,處處對不上卯兒。這反倒激起我的好勝心,非弄清楚不可。冥思苦想三個月,我從數學中得到的邏輯訓練發揮了作用,最後完全想透徹。仰天一笑,書又進了箱底,並且再不曾出來。
那是74年的事情,十一年過去,早已忘到腦後,而到手的知識,卻一點兒沒丟。從幫助朋友輔導課業,到任教計算機係,乃至後來進入軟件公司,歸根結底,靠的都是那三個月苦讀,讀一本媽媽買錯的書。
尾聲
今年,公元2007年,對我有很特別的意義。今年是我們插隊草原四十周年,又恰逢恢複高考三十周年,更是我那六十九位長眠在草原上的夥伴,去世三十五周年。回望來路,常有人生如夢的慨歎。
往事曆曆如昨。當日的悲哀和歡樂、屈辱和驕傲,此時想起,仍會血湧如潮。那些曾在人生路上與我結伴同行者,他們年輕的麵容,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清晰。也許這便是年華老去的征象。
數十年間,世態炎涼,世局翻覆,世事滄桑。悲觀論者,還可以加一句,世風日下。然而,不歇的還有苦鬥,不減的還有真情,不移的還有信念。就算人生真的如夢,那也是一場永遠不會醒的大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