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風得意的孟郊 向東

        中國的科舉製度源於漢朝，始於隋朝，確立於唐朝，完備於宋朝，興盛於明、清兩朝，廢除於清朝末年。根據史書記載，從隋朝大業元年(605)的進士科算起，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正式廢除，科舉製度整整綿延存在了1300周年。 

        與漢代的察舉、征辟製和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製相比，科舉製度最主要的進步在於秉承“自由報名、公開考試、平等競爭、擇優取仕”的原則，使得從政、做官、管理社會的權力不再隻局限於世襲的貴族家庭，而是提供了一個公平競爭的機會和條件，使得廣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能夠進入仕途、登上政治舞台。從這個意義上說，科舉製度是中國曆史上、也是世界曆史上具有開創性和平等性的官吏、人才選拔製度。

　　孟郊(751-814)，字東野，原籍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唐代詩人。他最著名的一首詩是《遊子吟》：“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這首詩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沒有華麗的詞句和深奧的典故，卻把母子依依惜別之情刻畫得格外傳神。但這首詩裏沒有交代清楚的是，他到底是幹什麽去了，讓母親如此地牽掛?

　　孟郊到唐時的都城長安趕考去了！

　　很不幸的是，學識淵博、富於才華的孟郊，卻兩次應試下第，一次是在貞元八年，他42歲時；另一次是在貞元十年，他44歲時。他曾經作詩為記，《落第》：“曉月難為光，愁人難為腸。誰言春物榮，獨見葉上霜。雕鶚失勢病，鷦鷯假翼翔。棄置複棄置，情如刀劍傷。”；《再下第》：“一夕九起嗟，夢短不到家。兩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

　　這兩首落第詩，寫得傷感之極。試想從花團錦簇的江南水鄉，不辭辛苦，千裏迢迢來到八水環繞的都城長安，迎來的卻是滿心的悲傷和愁苦，回顧幾十年的寒窗苦讀、臨別時母親殷殷期待的目光，有何心情賞花、觀景，又有何麵目立足於人世間呢？

　　但是， 兩度悲傷的孟郊，終究迎來了一度的歡喜。貞元十二年，他46歲的時候，第三次應試進士及第。由他當時寫的《登科後》一詩，可以想見其當時是何等喜悅、何等歡暢：“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這就是春風得意這個成語的由來。

        孟郊等及第的進士們在拜謝了座主 (考官)、參謁過宰相等禮儀之後，通常要進行以下三項慶祝活動：“曲江賜宴”、“杏林宴飲”和“雁塔題名”。

        唐時的曲江園又被稱為曲江池，是西安城的東南有一座著名的園林遺址，秦漢時代，它屬於皇家獵苑-上林苑，秦朝時叫宜春苑，漢代時稱樂遊原，到了隋代改叫芙蓉園。曲江宴活動本是朝廷為落第仕子舉行的宴會，後來演變成為新科進士和仕子們的詩會。“曲江賜宴”時往往是群賢畢至、才俊匯集，眾多詩人吟詩作對；教坊樂隊彈奏演唱，盛況空前。據《唐摭言》記載：“曲江之宴，行市羅列，長安幾於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揀選東床，車馬填塞，莫可殫述”。皇帝本人也會“禦紫雲樓，垂簾觀焉”。

　　杏花園位於曲江西岸、朱雀街東、靠近城南的通善坊，北臨慈恩寺。這裏廣植杏林，春來一片粉白，是長安著名遊覽地。與“曲江賜宴”的官方性質不同，“杏林宴飲”更多的是新科進士自己舉行的聯誼性、娛樂性的宴會，座主也會被邀參加，帶有謝師的含義。重要的是要推選新科進士中最年少英俊的人充當探花使、探花郎，騎上高頭駿馬，遍訪長安城的大小名園，采摘早春的鮮花，這就是孟郊詩中所描繪的：“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曲江賜宴”、“杏林宴飲”之後，唐代的新科進士們還要乘著酒興到“雁塔題名”，留作紀念。這裏的雁塔指的是大雁塔，又名慈恩寺塔，在長安晉昌坊，與杏園南北僅隔一坊，為當時京城的最高建築。新進士登塔遠眺，然後刻名留念，得意之狀難於言表。唐代著名詩人白居易28歲考中進士後就自誇說：“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

        1300年的科舉製度幾乎占據了中華五千年文明史近三分之一的時間，對於中華文明建設的和傳播，特別是對儒家文化和教育的促進和發展都曾產生過巨大作用。但是，明代開始以“八股取仕”，科舉製度從此逐步僵化、腐朽。到晚清時期，已經成為嚴重束縛知識分子的枷鎖，暴露出種種弊端。因此，吳敬梓才寫出了《儒林外史》這部諷刺科場的名著。

        到清朝末年戊戍變法時，社會潮流趨向於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知識，“廢除科舉、興辦學堂”成為曆史的必然。1905年，清政府頒布上諭停止科舉，從此，1300年的科舉製度宣告結束。因此，當時科舉被廢的主要原因是從教育角度而並非從政治角度考慮的。

        科舉考試主要依據《四書》《五經》命題，可以考一個人的文字水平和記憶力，但沒有使用價值。其實，清朝末年的政府已經對科舉考試的題型和內容進行了一些改革，增設了算學科舉和經濟特科，考試內容涉及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以及與日本等國的外交關係等，有很強的實事政策性。1901年以後又廢除了八股文體，對正科考試內容進行革新，引進近代政治經濟考試題目和西學，使科舉製開始朝現代文官考試製度轉變，注重能力考察。1910年，清朝政府還計劃出台一個文官選拔的新製度，已經擬好了，但還來不及頒布就倒台了。後來的北洋政府也計劃頒布文官考試製度，也來不及頒布就倒台。此後是軍閥混戰，直到1929年，國民黨政府才開始正式實行文官考試製度，成立了考試院。

        我國的科舉製度從宋、元以後逐漸通過周邊國家向世界傳播，越南、日本、韓國、朝鮮，在其曆史上都較長時間地仿照中國推行過科舉製度；法國、美國、英國等國家的選拔官吏的政治製度也都受到過中國科舉製度的影響。孫中山先生就充分肯定中國的科舉製度“是世界各國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製度”，並將其闡述於《五權憲法》之中，專設考試之權。

        梁啟超批評科舉的觀點常被引用，卻很少人知道他也說過“科舉非惡製”這樣的話。史學家錢穆也說：科舉製“因有種種缺點，種種流弊，自該隨時變通，但清末人卻一意想變法，把此製度也連根拔去。民國以來，政府用人，便全無標準，人事奔競，派係傾軋，結黨營私，偏枯偏榮，種種病象，指不勝屈。不可不說我們把曆史看輕了，認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鐵鑄成大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