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八年是中共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三十周年, 經過三十年的改革，中國大陸在經濟不斷發展的同時，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社會矛盾也日趨尖銳。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被中共稱之為“群體性事件”的社會反抗運動的數量逐年上升，近年來更是呈爆發性增長的趨勢。
(旁白)：二零零五年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藍皮書披露，中國大陸“群體性事件”發生的數量由一九九三年的八千七百起，增加到二零零三年的六萬起;參與人數也由七十三萬人增加到三百零七萬人。二零零四年民眾的反抗事件上升為七萬四千多起，參與人數超過三百七十六萬人。而二零零五年群體性事件的數量達到了八萬七千起，平均每六分鍾就發生一起。
(主持人)：二零零六年和二零零七年的具體資料官方沒有公布，但我們從下麵中共國家統計局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公布的“社會統計年度數據”的資料中，多少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旁白)：二零零六年中共公安機關受理的所謂“擾亂單位秩序”、“擾 亂公共場所秩序”、“滋事”、“阻礙執行職務”等四類案件的數量為五十九萬九千三百九十二起。
(主持人)：剛剛過去的二零零八年，民眾的反抗事件不但數量多、規模大，在行為力度上也較之以以往更加激烈，我們我們可以從從貴州甕安事件、雲南孟連事件、甘肅隴南事件，以及上海楊佳殺警案中看到，民眾的利益被侵害，而又申訴無門是釀成所謂“群體性事件”的直接原因。
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共一直引以為傲的就是 經濟的高速發展，那麽人們不禁要問中國經濟發展得這麽好，GDP持續增長近三十年，為什麽大陸民眾還有那麽多的不滿？社會反抗會有那麽多呢？
二零零八年八月九日, 著名經濟學家何清漣女士應美中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的邀請，在芝加哥華僑文教服務中心發表了題為‘近十年中國為何進入社會反抗高峰期？’的專題演講，詳細地分析中國大陸社會反抗事件發生的深刻根源。下麵就請您欣賞何清漣女士的演講。
(何清漣)：我覺得這和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有關。因為中國改革的目標是“富國強兵”，而不是“富民”。那麽“富國強兵”就注定有一條，就是要加強國家的財政汲取能力。而國家的財政汲取能力主要的一點就是“稅收”。那麽這些年來，中國的稅收確實是大大增長了。
我把一九九五年到二零零六年的‘中國統計年監’的有關資料仔細算了一下。一九九四年中國財政試行“分稅製”，一九九五年正式開始以後，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加上預算外的收入，就占整個國家GDP的百分之二十多。那麽這些年來持續增長，一直漲到現在是百分之三十多一點。這是講的比例。絕對量因為中國的GDP總量越來越大，因此政府也越來越富。但是整個國民的工資，這些年來就一直徘徊在百分之十二到百分之十四之間。但政府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左右是用來養人，叫做“吃飯財政”，就是給公務員提供工資和福利。那麽公務員和黨政事業機關吃財政飯的總共是七千萬人左右,都是靠財政供養。因為中國有什麽黨、 政、 工、青、婦，還有包括新聞媒體、 大學等等，所有的統稱為黨政事業機關。都要靠(靠)：財政供養。
大家算一下，七千萬人耗掉了GDP百分之三十的百分之六十，其他的十二億五千萬人隻能分享那百分之十二點多的GDP的財富。你想一下這個社會是何等的不平等！
就在這個大背景下，又發生了很多問題。比如政府的高度腐敗；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再加上失業問題非常嚴重。失業問題嚴重到什麽樣子呢？中國政府創造了一個富有特色的指標叫做“城鎮登記失業率”。就是說農村的失業我不算，城鎮來登記的我就算；不登記的我不算。所以它的失業率一直就沒超過百分之四。但是後來使所有的人都質疑這個數位，因此從前年開始它就說要和國際接軌。
社會勞動保障部的前部長田成平，他在（香港）媒體上公開講了中國的失業人口達到二億五千多萬；城市裏至少是五千萬。中國十三億人十六歲到六十五歲的勞動力年齡人口，也才七億五千萬到八億之間，這樣一算就等於是將近有百分之四十左右的成年人失業。這種情況是非常嚴重的。像去年就有百分之七十的高校畢業生、 研究生找不到工作，今年據說就業形勢更加嚴峻。
(主持人)：下麵是一段大陸東方衛視二零零九年一月有關南京高校畢業生招聘會的報導，我們從南京一隅，不難窺見到整個中國大陸就業市場的全貌。
(大陸新聞)：在南京國際會展中心，密密麻麻擠滿了找工作的應屆大學畢業生。據了解這次的專場招聘現場提供的崗位數有四萬多個，而經過網上的事先遴選，一共有五萬三千名畢業生領到了入場券。學生：‘一個早上隻投了兩段，因為排的人太多了，而且中意的公司也不是特別好找’。統計顯示，二零零九年江蘇高校畢業生人數較二零零八年增加了近三萬，其中本科生的增幅最大，比去年多了百分之十二點五五。
(主持人)：嚴峻的就業形勢，使得就業市場的競爭日趨白熱化，為找到工作許多大學生將薪酬降至僅可維持溫飽的最低水平，有的甚至願意零工資就業。大學生的就業市場也從以前的純白領市場，向藍領市場轉移。廣東最近就發生了大學生跑到農民工專場招聘會去爭搶飯碗的情況。有專家警告說：因失去土地，而進城務工的農民，如再失去工作，將會成為散落在中國民間的“定時炸彈”。
(何清漣)：維係一個社會，依靠兩點，一個就是“機會”。大學被叫做“培養中產階級的搖籃”，很多窮人家的子弟通過讀大學，可以慢慢的爬升到中產階級，現在在中國這條路是基本上被斷絕了。
再一個問題就是“社會認同”。大家從這次奧運舉辦就可以看出來，跟當年申奧的時候中國人認為這個奧運是自己的事完全不同，這一次民眾和政府對奧運的認識和肯定，已經發生了嚴重的分裂。應該說很多人得是盼著奧運出點什麽事；而且一些人要藉著這個奧運要製造一些事情，以便讓全世界知道中國的人權有嚴重問題。那麽中國政府，把毛澤東時代那種由居委會發動人海戰術來監控人，看見任何陌生人都盤問的監控手段，又再引入北京。
實際上，中國的改革說穿了就是一個利益的重新配置過程。那麽當它重新配置的時候，就有些人得利，有些人受損。那麽最大的得利者集團當然就是官僚集團，還有權貴集團，以及跟他們相聯係的個人。那麽最大的利益受損者集團是誰呢？在農村裏麵這些年來就變成了農民。為什麽呢？就是為了“稅費”。
當時按照中央的精神，“農業稅”是由地方政府代征的。它是占農民收入的百分之五，說是不高於百分之五，但是 每年全國增收五百億的農業稅；而地方政府的亂攤派達到三千多億。也就說是中央政府規定的六倍以上。所以前幾年農民的抗爭，主要就是為了“稅費”的抗爭。
九十年代後期，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分稅製”以後中央和地方形成了不同的稅收來源。對於地方來說，這些年來是“土地財政”，就是開發房地??。
在美國出賣土地跟政府無關，政府隻是法律的製定者，大家按法律辦事就行了。但是在中國不一樣，中國政府同時充當了兩個角色。對農民來說，他成了“買家”，他要從農民手裏用很低的價格把地征上來；對房地??商，他又成了“賣家”，他用很高的價格賣出去。這一買一賣之間的價格就成了中國的地方財政稅收的“支柱”。那麽大概占多少比例呢？多的 占到百分之六十多，像北京、 上海 ；就連房地??業不大發達的像西安這些地方，也占到百分之四十多。
從一九九八年以來一直是這個格局。尤其是到最近 這幾年的“土地財政”就更加明顯。那麽地方政府的官員為什麽熱衷“土地財政”呢？除了政府利益之外，還有就是官員個人也要靠這個發土地財。
國家審計署審計了很多部門的貪官以後，最後說了一個比例，中國的貪官腐敗案件百分之九十都和土地有關。房地??就成了中國的龍頭??業。各個地方都在建城市，把城市建得很漂亮，但是這個城市建設確實使農民失去了土地 、家園，使城市的居民失去了房子。所以從一九九八年以來的民眾的反抗主要是三個類型：
第一，農村農民因失地而反抗
過去十幾年來，中國土地減少了近一億五千幾百萬畝。農業部的估算是說每失去兩畝土地，就等於一個農民沒有了土地，因為中國的人均耕地是一點四畝。所以土地減少了一點五億幾千萬畝，就相當於是有八千萬農民失去了土地。而中國的農民一旦失去了土地，他就是徹底的“三無”人員。叫做：無地可耕；無業可就；無處可去。因此這些農民的反抗就非常激烈。
比如四川漢源要修水庫而征地，給農民替換的地都是一些不毛之地。山上又沒有水，又是石頭，就要人家往裏麵搬。而且官員又把補償的征地款貪汙了三分之二，每一家人隻能得到一萬多塊錢的補償。那麽大家用完了這一萬多塊錢，他們喝西北風都沒地方喝，漢源農民就不願意搬，所以才發生了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萬漢源農民抗爭的事情。
第二，城市居民因強製拆遷而反抗
在城市裏一九九五年以前的社會抗爭主要是失業工人，他們因為爭取了社會福利，為了自己的工作而抗爭。從一九九五年開始是一個分界線，在城市裏的社會抗爭，就是拆遷戶因被強製拆遷而進行的反抗。
政府自己從來沒有給過具體的統計資料，但是瑞士有一家“住房與驅離中心”統計過，它公布說：從一九九五到二零零五年，中國總共有三百八十萬戶城市居民失去了住房。最近這幾年別的地方它沒統計，但是它統計了北京，因為北京要辦奧運，要“清場”，每個月有一萬三千多人被從家園裏趕出去。所以它從二零零五年開始一直到二零零七年，兩度給中國政府頒發了一個“嚴重違反住房權”的“人權獎”，把中國釘在這個恥辱柱上。
大家知道城市裏的拆遷戶用的反抗方式非常激烈，二零零三年南京的鄧府巷的翁彪自焚，燒死八個人的事件震驚了全國。以後又有不少人選擇這種方式。他們希望用這種極端的方式，引起中央政府的注意。他們有的到北京天安門去采用這種方式，結果北京市頒布了一個‘禁止自焚的條例’。它說這是用自焚、自殘的方式來威脅黨和政府，所以民眾連選擇死亡的權利都沒有了。
有一個安徽的朱姓農民，到金水橋上跳下金水河，當時沒有淹死，他被抓起來，判了三年徒刑，罪名是他用這種方式要挾政府。中國人的處境真的是非常悲慘，這也是中國這些年社會反抗非常厲害的原因。
第三，因環境汙染而引發的環境維權
地方政府在挨近城市的地方征地搞房地??開發；在偏遠農村的它就引進汙染企業，辦工業區。所以現在全國到處都是汙染。“環境維權”現在已經成為民眾維權抗爭的主要內容，其數量已經逼近了“土地維權”。
在座的各位啊，你們真的是不了解中國的環境汙染嚴重到了什麽程度？現在是七大水係，江、河、湖、海沒有一條是幹淨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水都是三類水，根本不能飲用。還有百分之三十的水都是五類水，就是毒水。像淮河流域的水流經哪裏，鴨子遊到水裏，立刻就死亡。嚴重時還有人的眼睛被熏瞎。中央政府財政撥款幾十億來治理淮河，結果越治越汙染，錢都不知道用到哪裏去了？從二零零六年開始，中國每兩天就發生一起比較大的水汙染事件。
(旁白)：根據中共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和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二零零二年發布的《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中國的地表水分為五類。一類水質最好，屬源頭水；二類水為可飲用水；三類水僅為合格，但也被定為可引用水，四類為工業用水；五類水被定為農業及一般景觀用水；而達不到五類的統稱為“劣五類”。根據《二零零二年環境狀況公報》，人們所熟悉的杭州西湖、武漢東湖、雲南滇池和濟南大明湖的水質均為劣五類。
(主持人)：目前中國大陸的水汙染已出現由支流向主幹延伸、由城市向農村蔓延、由地表水向地下水滲透、由陸地向海域發展的趨勢。大陸的飲用水安全正麵臨嚴重的威脅，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已出現了因水體汙染而導致的水質型缺水。
(何清漣)：你們大家看一看中央的納稅五百強企業。前麵六十家企業大都是“資源型”企業，也就是石化工業，那都是造成嚴重汙染的行業。他們納的稅占中央財政稅收的將近一半以上，汙染非常厲害。這些企業幾乎已經取代了原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鄉鎮企業的汙染。
近兩年在廈門發生抗議的PX專案，在成都抗議的PX專案。它們一個是台商和中央部屬企業聯合投資的；另一個就是石化總公司在成都直接投資的。這些專案一投資就導致整個成都市的環境嚴重汙染，所以成都的人民和廈門的人民都集體抗議。這個PX專案在中國大概有十幾個，而且都是在中國的好城市。
(主持人)：大約從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日開始，在廈門市民中傳閱著一條短信，短信的內容是這樣的：
(旁白)：“翔鷺集團合資”已在海滄區動工投資“苯”專案，這種巨毒化工品一旦生??，意味著在廈門全島放了一顆原子彈，廈門人民以後的生活將在白血病、畸形兒中度過…… 我們要生活、我們要健康！為了我們的子孫後代,見短信後群發給廈門所有朋友！
(主持人)：文中提到的“苯”專案也就是PX專案。PX是一種有毒化工原料“對二甲苯”的縮寫。國際上PX專案主要集中在亞洲地區，目前中國已經建成和正在興建的大型PX生??基地有十餘處。而廈門的PX專案是由中共國務院批準立項，國家環保部審查通過，並納入中國“十。一五”??業規劃的合資專案。原計劃於二零零七年夏天開工興建，但在廈門各界民眾的強烈抵製下，PX專案被擱置了近十八個月，那麽最終的結果如何呢？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上海東方衛視二零零九年一月十三日的最新報導：
(大陸新聞)：因環保爭議擱淺十八個月的廈門PX化工專案可能移址漳州。國家環保部昨天在其官方網站上披露，漳州PX專案已經列入環保部已批準的名單，總投資已從原先的一百零八億元升至一百三十七點八億元，其中用於環境方麵的投資約八點三億。據悉PＸ專案是一個有高額回報的化工項目，二零零六年廈門引入該項目時，預估投資一百零八億，投產後年產值高達八百億。但是在第二年，專家市民強烈質疑這個化工專案會導致廈門環境惡化，廈門市隨即暫緩了專案建設。
(主持人)：近年來，一些因汙染環境而在其他國家禁止生??的??品, 卻在中國建立了生??基地。伴隨著“中國製造”行銷世界，人們擔憂在中國大陸這個“世界工廠”的背後，是否會已經出現了一個巨大的“世界垃圾場”近近年來有數據顯示，二零零四年來大陸因環境汙染造成的經濟損失為五千一百一十八億元，占當年GDP的百分之三點零五。而這一連串的環境生態危機並非源自天災，而是出自人禍。
(何清漣)：中國被稱為“世界工廠”，它是靠什麽來支撐的呢？兩大支柱。一個是透支勞動力的生命成本、生命福利，一個就是中國的環境成本。
中國製造為什麽低廉？中國的鞋子為什麽能賣那麽便宜？就是因為鞋使用的原料- 苯是個高汙染的原料，但是在中國，政府根本就對這類廠家征收任何排汙費。
這方麵，我認為要追究中國政府的責任。因為中國有一個《環境評估法》，其中環境評估的主題就是政府。中國的環保法律到現在五個立法渠道，一千七百部法律。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有這麽多關於環保的法律、法規。中國有一個環境評估法，其中環境評估的主體就是政府。中國的環保執法機構，中央有環保局；省裏有環保廳；地方都有環保局，縣、市都有。
那麽環保局部門的職能其實就是兩條：一個是企業投??前進行環境評估；另一個就是企業投??後環境監測。但是環境評估報告他們基本上都是做假的。環保部門有個說法針對三種狀況：一個叫做先上車後買票，就是企業先投??，投了??以後做個假的評估補上去；一個就是不補票，就是幹脆逃票了；還有一個就是邊上車，邊買票。就是一邊建廠，一邊申報。
比如福建屏南，屏南那個地方本來是窮，但是山清水秀，非常美麗。結果有一個國家扶貧專案進去了，然後縣政府成了那個專案的大股東，占了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股份。在那裏投??半年以後，山上的竹子全部死光了，以後村裏的村民得癌症接連死去的不少。村民要求化驗，當地環保部門不給他們化驗，他們就自己花錢千裏迢迢找到別的地方去化驗，但結果當地法庭不予采信。是中國政法大學的一個教授，帶領他的學生來做環保顧問，全國有五十多家媒體登了這個消息。結果打了三年官司。他們要求賠償二千多萬，並要求這個廠搬出去。打官司就花了二百多萬，最後賠償多少呢？賠償二十萬元。而且廠裏說，不搬出去，因為這是扶貧專案，你們很窮，還要繼續扶你們。
現在糟糕在哪裏呢？糟糕在這個政府一點進步都沒有，還停留在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那種強權政府的思維，習慣用政治解決問題的辦法來對付民眾的維權要求。而民眾倒是慢慢地有了納稅人的概念，有了維護權利的概念，希望通過法律訴訟來解決這些問題。但是政府有辦法讓當地的法院不接受他們的投訴，不給立案。就算是有法律教授願意給這些村民提供免費的法律援助，又找到一些NGO（非政府組織）給他們提供錢，幫助村民打官司，但是打了幾年以後，用在打官司上的錢比他們得到賠償的錢還要多得多。
因為中國政府是黨管一切，就是立法、司法和行政都是由黨來管。像屏南那個專案政府有百分之三十的股份，每年在那裏還拿一千多萬的稅收，他根本就不顧及那個地方老百姓的死活。我分析了二十多個環境維權案例，最後發現地方政府都是元凶。不是官員在那些汙染企業個人有股份，就是它（汙染企業）是當地的稅收大戶。所以老百姓的死活他們是不管的。
(主持人)： 一九七二年六月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上，通過了人類曆史上第一個保護環境的全球性宣言《人類環境宣言》。《宣言》指出：
(旁白)：“人人都有在良好的環境裏享受自由、平等和適當生活條件的權利，同時也負有為當代和後代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職責。” - 選自1972年通過的聯合國《人類環境宣言》
(主持人)：有人說保護環境首先就是保護生存權。而所謂的生存權，就環保而言，就是保護老百姓基本健康需求的權利，如，呼吸新鮮的空氣、飲用幹淨的水、吃上安全食品等。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全世界汙染最嚴重的十大城市當中，中國就占有六個，中國大陸的環境汙染，已經嚴重地威脅到了民眾的生存權。
何清漣)：現在全國到處都是汙染。汙染嚴重到什麽程度呢？它已經嚴重地毀壞了中國人的居住環境、工作環境和生存環境，把大家逼到一個絕地。
一，環境汙染造成使得中國的空氣不再安全
中國自己公布，每年因為空氣汙染導致的疾病死亡的是四十萬人。但是根據世界銀行的調查比它公布的數位多將近一倍。
世界銀行二零零六年做了一個報告，其中說中國每年僅僅因空氣汙染導致的死亡是七十五萬人。結果中國政府就向世界銀行關說，不要公布這個數字，因為一公布會引起社會動亂。世界銀行很惱火，但沒有辦法，隻能刪掉那部份內容。但是它召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在會上麵放投影把那些要刪的報告內容全部播放出來。BBC報導了這個消息。後來中國政府就出來說：我們根本沒有要求世界銀行刪報告，那是它造謠。世界銀行的報告已經公布出去了，也就不跟中國政府爭這個事了。
二，環境汙染造成使得中國的食物不再安全
據中國官方媒體報導，全國現在有百分之十的農田已經受到了汙染。這一億五千萬農田之所以受到汙染，除了使用化肥外，還有汙水排放；堆放固體垃圾等原因。更嚴重的是這一億五千萬畝中間有百分之三十八的農田是重金屬汙染。農田被重金屬汙染以後是不可治理的，除非把表層的土翻了埋到地底下幾丈深，要不然那個放射性等有毒物質 都會上來。
最嚴重的是汙染通過栽種的農作物“食物鏈”傳導到食物中，所以去年中國的稻米在南韓驗被驗出有毒。2007年是大家抵製中國有毒食品的高峰年，到處都化驗出東西有毒，所以現在這食品已經不再安全。
大家知道太湖在金庸的筆下是多麽美的一個地方，它是中國的魚米之鄉當中的魚米之鄉。然而現在太湖汙染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太湖??的稻米被驗出含有一百二十多種致癌物質。有一個“太湖衛士”叫做吳立紅，他多年來一個人上訪。寫檢舉信讓周邊的汙染企業受到查處，最後他被當地政府誣陷送入牢房。二零零六年太湖藍藻又發生了，有人寫文章就說：“太湖藍藻今又起，有誰紀念吳立紅”。“太湖衛士”被他們送進牢房，大家不再抗爭了，就任它們汙染。
三，環境汙染使得中國人的工作環境不再安全
根據國家衛生部透露的資料，中國是世界上職業病危害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全國涉及有毒、有害品的企業超過一千六百萬家，接觸職業病危害因素的人數超過二億人。其中有兩個職業病集中的重點人群：一是一億名在中小企業就業的農村的農民工；二是一點三六億名在鄉鎮企業從事工業勞動的農村勞動力。
應該說跨國企業，包括台商投資的企業都有汙染，但是確實沒有成為汙染的主體，主體還是中國人自己的企業。
中國百分之八十三的鄉鎮企業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職業病危害；百分之三十四的鄉鎮企業勞動者接觸塵毒有害作業，職業病發病率高達百分之四點三七。中國現在每年增加的塵肺病人是一萬例，現有四十四萬人患有塵肺病。這些人的肺早就已經結了一層厚厚的殼，必死無疑。環境汙染造成中國人的工作環境不再安全。
四,中國人的居住環境不再安全
因為工廠的汙染造成塵肺村、中毒村 、癌症村，這樣的村在中國有很多，而且是遍布長江流域和幾大湖區。河北、 河南、 安徽、 湖北、浙江都出現了癌症村，這是由於他們的飲用水出了問題，附近有汙染企業。像河北有一個叫做涉縣的地方，癌症發病率是全國平均發病率的幾十倍，被叫做“死亡之區”。環境汙染是嚴重影響了 民眾的身體健康，導致這個死亡率上升。
在國內時我到過貴州，貴州有個地方采用土法煉鉛，汙染整個山，周圍幾十公裏都已經是光禿禿的，樹木都死了。當地人每年的收入倒是增加到一千幾百塊，但是他們不能喝那裏的水，不能吃哪裏生??的糧食，要花高價到外麵去買。當地鄉政府官員還跟我說，我們窮啊，沒辦法啊，等等。但是當地鄉政府官員都不住在那裏，都住在縣城裏麵去，所以農民在那裏忍受汙染。所以我認為，這麽一幫子當官的實在是喪盡了良心。就是為了他們的政績，為了他們個人的利益，可以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哪怕是你今天活著明天要死，他都不管。
大家可能要問：中國的官員為什麽不關心這問題？他不是也住在這個地方嗎？我在回答日本記者和美國記者時說：你們一定要注意一個現象，中國的資本外逃率是世界上最高的；中國的精英群體是最喜歡移民的。跨國企業在中國賄賂中國的官員，其中六種新方式中有三種都和移民有關。一種就是給他們的子女提供在海外留學的機會；一個就是幫助他們的家屬移民；還有一個就是海外的公司裏麵給他們設置股權。他們都是不打算在中國呆的。
山西的煤老板跟官勾結在一起，發了財以後，都不在山西住了，他們都到北京還有沿海的地方買房子了。我曾經到過山西的陽泉，那天他們陽泉煤礦的一些領導人請我吃飯，結果在座的八個人中間每個人的子女全部都在英國或者澳大利亞讀書，家裏有的就移民了，他們自己並不準備住在那裏，所以 那個煤礦怎麽樣亂采都跟他們沒有關係。
中國正因為有這些問題，所以中國貪官汙吏才可以不對自己的國土負責。他們把這個國家就當作自己一個斂財的地方，紛紛到海外去在建設自己的新家園，貪汙的錢幾輩子都用不完 。
第四,“泄憤型”反抗
從一九九八年以來的反抗,除了農民因失地反抗;城市居民因拆遷反抗;民眾的環境維權這三大類之外，還有了一類反抗就叫做“泄憤型”反抗。因為前三類維權根本就解決不了問題，大家積累的怨恨很多，所以遇到一點事件就很容易形成一種突發性事件。
比如今年（2008年）的貴州甕安事件，就是因為一個女中學生被害死，死因不明，最後導致當地民眾幾萬人衝擊政府、燒政府大樓，包括附近縣城的人都趕來了。這麽大一件事，你要說這些人有一個統一的目標嗎？他們跟這個學生無親無故。‘南方周末’去采訪那個新上任的官員，他最後說了一句真話，他說其實就是長期以來仇官、仇警、仇富這三個情緒的積累。“仇官”，就是仇恨政府；“仇警”，就是因為警察作為鎮壓工具，常常是在第一線去鎮壓民眾，大家心裏對他們積累了仇恨；“仇富”，就是因為中國的這些富人，尤其是那些邊遠地區的富人，基本上是依靠權勢發的財，所以呢歸根結底，就是仇恨現存的政權和政治製度。
一句話，就是中國的社會公共政策塑造了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這個經濟增長模式又掠奪了老百姓的生存資源，所以 他們被迫反抗。那麽這種反抗有沒有退讓的餘地？沒有，民眾的憤怒可是到了極限。
大家都知道，楊佳是一個北京青年，在上海受到不公正待遇，去上海殺警察，一連殺了六個，結果中國的民眾一邊倒的稱讚他是英雄、大俠，沒人同情那些警察，說警察是如何如何的該殺。有一個警察的妻子感到非常委屈，她開了一個博客，介紹他丈夫平常的工作，還有為人怎麽低調。最後她說，他們也捐過款幫助過貧困地區的人等等。她問，為什麽大家要對她的丈夫被殺叫好，她感到很受傷害。有人就寫文章說：大家仇恨的不是你丈夫這個個體，而是仇恨你丈夫代表的這個製度。這個話是說對了。
(旁白)：“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輩子背在身上，那我寧願犯法。任何事情，你要給我一個說法，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 — 楊佳
(主持人)：這是北京青年楊佳在談到犯案動機時所說的話，它透露出此案背後所隱藏的巨大冤屈。一名上海訪民說，楊佳跟所有有冤無處申的訪民一樣，是在求助無門下，被逼上梁山的。而在中國大陸您要想告狀、上訪，為自己討個滿意的“說法”，可以說比登天還難。
(何清漣)：這個上訪製度說是一種司法救濟，就是大家在感到法律不公正的時候，可以到中央上訪。就好像是封建社會裏的告禦狀一樣，這個製度確實是學了封建社會的擊鼓鳴冤。但是，它恰好忽視了那個製度最核心的一個部份。以前那個“擊鼓鳴冤”製度是規定由老百姓敲擊登聞鼓，縣官就要馬上理事；而且不但要理事，縣官有審判權，也有裁決權。但是現在就正好把這一條權力剝奪了。
信訪部門和上訪部門隻能接受投訴，它沒有處理的權力，還得發回地方政府處理。而這些訪民很多控告的就是地方政府，這就等於狼吃了羊，羊到獸王那裏告狀，然後獸王就把羊重新放到狼那裏去尋求公正，讓狼重新審理一遍。所以，這就是為什麽中國的冤案那麽多的原因。多到什麽程度呢？有一個調查統計，隻有千分之二的訪民經過持續不斷的上訪，最後得到了一個說以前處理錯了的結論。還有千分之九九點八的人，經過十年二十年家破人亡的上訪，最後什麽也沒有得到。所以上訪就成了埋葬上訪者的一個大墳場。
中國人民大學的法學一個副教授姓蕭叫蕭瀚，他曾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北京是掩埋絕望了的上訪者的墳場》。文章末尾他悲憤地說：我注意到他們（訪民）多年，但是我實在是幫不上什麽忙，我隻想勸他們一句：你們擦幹眼淚，收拾行李回家，不要再告了。他說，就是這個司法製度害的你們成了今天這樣子，你們不要再相信它了。他說，你們如果實在是忍不下這口氣，就去皈依一種宗教，然後用宗教救贖的精神去寬恕給你製造不幸的人。如果這條做不到，你們就幹脆複仇。他說，複仇,在任何社會製度下，這種血親複仇是允許的，是有一定正義性的。
他講這個話的意思就是說，你不要再跪著求什麽公正了，永遠等不到那一天。你們但凡還有一點血性，就去殺了給你們製造不幸的人。作為一個教授按道理不會這樣講，他也是因為看到太多的不幸、太多的冤案。
《紐約時報》一個叫杜斌的記者拍了一本攝影集，他拍了整整三年，記錄了無數個冤案的故事，非常悲慘，這本圖文集叫做《上訪者：中國以法治國下幸存的活化石》（The Petitioner:Living fossil under Chinese Rule by law，香港明報出版社2007年出版），蕭瀚那篇文章就是為這本書所寫的《序言》。
我講過一個政治笑話，這個笑話可能你們在座的人也知道。這還是講江澤民時期，江澤民不是喜歡去訪貧問苦嘛，他到湖北去訪問一個農民，跟老農民噓寒問暖了以後問：你們還缺什麽呀？這個老農民回答說：“我們什麽都不缺，就缺陳勝吳廣”。他的意思就是說，我們連反抗的心都有了，就缺一個人來帶領我們鬧事。
現在不是冷兵器時代了。如果是冷兵器時代呢，官府也不過是擁有鋒利一點的長矛大刀等十八般兵器。而民間就用刀子，菜刀什麽的對抗。現在中國有核武器等，全都“武裝到牙齒”，老百姓根本就沒任何反抗餘地。
所以全國現在的群體性反抗，有的地方也真是拚了命來。就像最近新疆有兩個穿著警服的人去砍警察，他們知道自己必死無疑，無非是希望新疆的民眾，少數民族的一些訴求被國際社會關注。因為遭到體製暴力的壓力是每個人都承受到的，有的人承受力大一些，有的人承受力不大，加上一些個別事件，就導致很多人??生報複情緒。但是這種報複是一種不定向的報複，像楊佳這樣尋找施害者報複，這種人比較少。很多人就是隨意發泄，禍及無辜者。我曾經寫過一篇短文章，叫做《為什麽中國暴力蔓延》，還有中國社科院一個教授姓唐的也寫過一篇文章，分析了暴力蔓延的根源。
我記得我在深圳時，有一個小青年在嚴打的時候被殺。他就是因為從農村來找工作，到深圳來投靠老鄉，沒投靠到，錢用完了，走投無路就在街上搶了一個女的包，那個女的其實沒帶多少錢，身上大概就是幾十塊錢吧。那個女的嚇得尖叫，他一著急就拿刀子把那個女的殺了，正好碰到“嚴打”，因此就被判死刑。
他從離開他的家鄉–四川到深圳，總共隻有半個月時間。他在臨死的前一天，我讓我部裏的一個記者去采訪他，他說，他餓了十幾天，很久沒吃一頓飽肉，就是有這個願望。那個記者就給我打電話，我說，你用我的錢，問他想吃什麽你就給他買什麽，隻要跟警察講是我們送的就可以。警察後來同意了，然後就買了扣肉，還有些川菜給他吃。說真的那個小青年是挺可惜的，但是很多這種走投無路的人禍及無辜，都是在一種說不清的狀態下走向這條路的。中國現在每年的刑事犯罪率那麽高，有這樣一個社會背景在裏麵。這些事情就使中國的民眾對政府的政治信任完全流失了。
一個政府如果沒有政治信任，就等於沒有了統治合法性。政治信任包含三個層麵：第一個層麵是民眾對自己所屬國家的認同，就是愛國等；第二個層麵就是對政府的認同，其中就包括對國家機構的認同等；第三個層麵就是對領袖個人的認同。
應該說共產黨統治了五十幾年，認同程度最高的時候就是四九年把國民黨打到台灣去了那一段時期。那個時候的政治信任是三個層麵都有。然後就是毛澤東以後就不斷地搞各種各樣的政治運動，後來又是大躍進、三年大饑荒、文革等。到最後，對領袖的認同到毛澤東去世以後差不多流失得沒了，但是大家對這個社會主義製度還相信。然後鄧小平搞改革，鄧小平就用“發展就是硬道理”；然後再許諾“先富帶後富”，讓少數人先富起來再帶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讓大家都覺得隻要國家發展了，我們能夠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涓滴效應”──發展經濟學有一個名詞叫做“涓滴效應”，好比水如果不斷的往下麵流，一滴一滴往下滲透，土壤就濕潤了。那麽發展也相同，盡管百姓這時候不受益，但是國家富了你們慢慢地也會享受到“涓滴效應”。
但老百姓現在發現，富裕跟自己無關。國家是越來越富了；官也越來越富了；但他們也越來越窮了。像農民現在不是被迫去賣血，就像河南的愛滋村；要麽就是把自己的女兒送去做妓女。現在連蘇州這種地方都有很多下崗女工被迫去賣淫，而且賣淫的價格低到了十塊錢一次，是十塊人民幣，不是十塊美元啊。他們這些人都是做人母親、為人之妻的人，被逼到這個地步。蘇州是什麽地方？蘇州隻要不發生戰亂，在曆朝曆代都是中國寸土寸金的地方，居然被逼到了這個樣子。
從這個政府來說，它習慣了過去那種政治性控製的方法；它不習慣考慮老百姓的生存權利。他認為我政府的權威很重要，我的利益很重要，還是那種個人利益需要服從國家利益的邏輯。中國的所謂“國家利益”跟“公共利益”其實就是黨的利益的兩種表述，叫做：公共利益是個筐，什麽爛東西都往裏麵裝。它要侵奪老百姓，就把“公共利益”這塊牌子扛出來，要老百姓給它讓路。
十年前我的《現代化的陷阱》出版的時候，當時中國的人都認為我很悲觀。現在我有時在國內的網站上看到一些討論我這本書的文章，都說十年前看這本書的時候，他們覺得悲觀，現在才發現是驚人準確地預測了中國的現在。他們調侃說，其實中國共產黨就是按照她書中講的那個路線發展下去的嘛。其實那個路線不是我提出來的，我隻是歸納並預測會是這樣。還有人給我留言說，何女士啊，你當年看到的“陷阱”是越來越深，我們都爬不出來，怎麽辦呀。這確實是個大問題。
我有一個很悲觀的預測。共產主義革命實在是人類曆史上一大悲劇。一個國家凡是被共產政權統治了多少年，這個國家要想恢複到共產統治政權以前的狀態，或者是正常的狀態，可能也要花同樣的代價。現在看到，原發型的共產主義政權，如前蘇聯，就是現在的俄羅斯，它不是也在反反覆複嘛。但是其他國家，像捷克、波蘭，他們就走出來了。我曾經去過一趟德國，你別看西德麵積比東德大，西德當時也算是很先進的，但是統一了一個東德,，直到現在帶來的矛盾和摩擦還是非常大，留下的後遺症也非常多。從社會主義製度轉型（到民主製度）是一個很痛苦的時期。
我覺得有兩個基礎條件中國更特殊：一個是人口。沒有哪個國家背了中國這麽大的人口包袱。還有一個就是資源短缺。以前毛澤東總愛誇口“中國人口眾多，地大物博”這些年把“地大物博”刪掉了，知道已經不“地大物博”了。“人口眾多”現在也變成了包袱。但是僅僅是經濟危機還暫時不會促使共產黨的倒台。因為共產黨這個政府確實是一個“全能”政府，它控製資源的方方麵麵。但是有一條，危機畢竟是危機，就算它不倒台，它也是麵臨危機。
我在中國的一些朋友講，中國政府現在就成了一個危機處理者。你們大家去中國的網站看一下就知道了，從前年開始，中國政府就責令各級地方政府製定各種應急預案，如醫療事故應急預案；環境危機應急預案；突發事故應急預案等等，還成立了各種各樣的辦公室。就是因為各類社會反抗事件特別多。
我在日本時，有一個‘日經新聞’的記者采訪我，他說：中國貪汙也沒有什麽關係嘛，經濟發展，老百姓也受益等等。我就跟他講，老百姓到底受了什麽益？我問他你知道中國的外資中間，有多少是出去洗白了以後再回流的嗎？有百分之三十四點幾。這是世界銀行的統計資料，都是貪官汙吏幹的。那些發了財的人把錢帶出去，然後再到那個維爾京群島注冊，然後再以外資的身份回去投資。中國每年說引進外資多少，其中百分三十四點幾是來自於這些假外資，實際上的中資。那麽香港也是一大基地。香港很多也是中資，到那漂白。
最後我問他，如果要選日本首相，如果你們日本首相的子女都拿了美國綠卡，隨時準備開溜，你們會不會選這樣一個人做你們的首相呢？他說，那我們不會選，我們要選一個能對我們負責任的人。我說，你們既然不選這樣隨時準備開溜，而且有貪汙嫌疑的人做你們的首相，那為什麽要中國人忍受，中國人也不能忍受這樣的人做自己的國家領導人。
我覺得中國人對這個政府確實不應該再容忍了。對海外華人來說，哪怕你再認同這個政權，至少應該知道腐敗是不好的，在這一點上也應該反對現任政權所作所為。
(網路視頻)：上海高等法院楊佳襲警案二審法庭外.
(主持人)：您剛才看到的是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三日，楊佳襲警案二審法庭外，民眾聲援楊佳的一段錄影。麵對警察的暴力毆打，市民們齊聲高呼：“打倒共產黨！打倒法西斯！”。而同樣的聲音和標語近來在中國各地不斷地發生。二零零九年三月六日正值中共兩會期間，在北京南站再次發生訪民抗暴行動，他們撒傳單、打橫幅、痛毆截訪者，並砸毀數輛警車，抗暴現場訪民高喊“打倒共產黨！打倒貪官！打倒腐敗！”等口號。看來“打倒共產黨”已經成為越來越多民眾發自內心的吼聲。
最新一期《了望》周刊發表記者的分析文章說，二零零九年有可能成為“群體性事件”的高發年。中共黨總書記胡錦濤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在紀念中共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大會上發言時，呼籲民眾“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 何清漣女士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說：中國的未來，既不由當局者“不折騰”的意誌決定，更不由一心想“告別革命”的知識精英們決定。被中共反覆“折騰”了幾十年，如今又被擠壓到生存邊緣的底層民眾，對政府的失望，對生活的無望，以及對前途的絕望，使得他們不得不走上“折騰”之路。可以預見如果中共當局繼續抱持“不折騰”的政治固守之僵化態度，那麽中國大陸最後必然陷入翻天覆地的大“折騰”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