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1991，思想交鋒的難忘之年

1991年，對我來說是非常難忘的一年。這一年，由四篇“皇甫平”評論文章引發的一場思想交鋒，成為1992年春天鄧小平南方談話的背景。
鄧小平發話了
曆史拉回到上世紀90年代初的中國。治理整頓已經進行了兩年多，經濟發展速度明顯下降。“八九風波”的陰影尚未從人們心頭消除，東歐劇變與蘇聯解體給人們帶來更大的震撼和困惑。當時國內是一片反和平演變的聲音，一片清查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聲浪，一片對改革開放“姓資姓社”的詰難。
1990年底，在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召開前夕，鄧小平同誌召集幾位中央負責同誌談話，提出“要善於把握時機解決我們的發展問題”，強調“不要怕冒一點風險”推進改革開放，“改革開放越前進，承擔和抵抗風險的能力就越強”。他還強調“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於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製”，“不要以為搞點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道路，沒有那麽回事。計劃和市場都得要。不搞市場，連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後”(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364頁)。根據鄧小平同誌這個談話精神，江澤民同誌在隨後召開的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開幕式上重申，要繼續堅定不移地實行改革開放，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是必須長期堅持的根本政策。他還提出要大膽利用一些外資進行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技術改造，“即使冒點風險，也值得幹”。
接著，在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鄧小平同誌到上海過春節。與此前幾次到上海過春節不同，這一次他頻頻外出視察工廠、參觀企業，在新錦江飯店旋轉餐廳聽取有關浦東開發的匯報，發表了一係列有關深化改革的談話。他強調：“改革開放還要講，我們的黨還要講幾十年。會有不同意見，但那也是出於好意，一是不習慣，二是怕，怕出問題。光我一個人說話還不夠，我們黨要說話，要說幾十年。”他又一次著重指出：“不要以為，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麽回事，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他還強調“開放不堅決不行，現在還有好多障礙阻擋著我們。說‘三資’企業不是民族經濟，害怕它的發展，這不好嘛。發展經濟，不開放是很難搞起來的。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都要搞開放，西方國家在資金和技術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他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要克服一個怕字，要有勇氣。什麽事情總要有人試第一個，才能開拓新路。”(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367頁)
16年前聽到這些話，我真的激動了好幾天。憑我長期從事黨報工作培養的政治敏感性和責任心，我深感鄧小平同誌的談話分量非常重，非常有針對性，顯然是有意識地就全國的改革開放作一番新的鼓動。
從“八九風波”以來，東歐發生劇變，德國柏林牆被推倒，兩個德國統一。波蘭老總統雅魯澤爾斯基向民選總統——工人瓦文薩交出權力。接著齊奧塞斯庫總統被槍殺，羅馬尼亞共產黨政權垮台。不久，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也發生巨變，蘇聯共產黨解散，蘇聯解體。麵對這個局麵，國內有些人起勁鼓吹，蘇東事件是“改革”引起的。他們認為，改革開放必然會導致中國社會滑向資本主義，甚至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改革開放就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因此他們對每一項改革開放的措施都要問一問“姓社還是姓資”。一時間，經濟特區被指責為和平演變的溫床，股份製改革試點被指責為私有化潛行，企業承包被指責為瓦解公有製經濟，引進外資被指責為甘願作外國資產階級的附庸。
當時的情景使我聯想起了我們黨“八大”路線變化的情況。1956年，黨的“八大”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作出了科學論斷，提出了加快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一係列重要方針。“八大”的路線是正確的。然而不久波蘭發生了波滋南事件，接著又發生匈牙利事件。國際形勢的震蕩引起了我們對於國內形勢的判斷變化，強調了國內主要矛盾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把黨的整風運動變成了反右派鬥爭。後來進一步提出“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等一整套“左”的理論、方針、政策，直到發動“文化大革命”，全民族遭受十年大浩劫，經濟滑落到崩潰的邊緣，政治冤案遍及域中。
我意識到，90年代初，中國又走到一個曆史的重要關頭。是繼續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還是重提階級鬥爭，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走回頭路？中國共產黨人在90年代初的確麵臨著一個“向何處去”的現實課題。
在這種情況下，我聽到鄧小平同誌在1990年底和1991年初談話精神的傳達，當時的激動和興奮可想而知。《解放日報》作為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帶頭闡述鄧小平同誌關於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最新思想，是理所當然、責無旁貸的。
“皇甫平”文章應運而生
按照《解放日報》的慣例，每年農曆大年初一，都要在《新世說》專欄發表一篇小言論賀新春。1991年春節前夕，我覺得隻寫一篇小言論不足以宣傳鄧小平同誌改革開放的最新思想。因此，在小年夜我找來了評論部的淩河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鴻兩位同誌共同商議，決心合作寫幾篇聯係上海改革開放實踐、闡述鄧小平改革開放新思想的評論文章。開篇就是2月15日(辛未羊年正月初一)發表在《解放日報》頭版、署名“皇甫平”的評論：《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
文章對辛未羊年作出前溯後瞻，提出中國正處在改革開放新的曆史交替點上。“十二年一個輪回。回首往事，上一個羊年——1979年，正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後開創中國改革新紀元的一年。”“撫今憶昔，曆史雄辯地證明，改革開放是強國富民的惟一道路，沒有改革就沒有中國人民美好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評論開筆這些話今天讀來也許平淡無奇，但在16年前卻讓人眼球為之一亮。因為當時報紙幾乎都在集中火力抨擊“資產階級自由化”，已有19個月沒有用這種口吻談論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了。文章提出“1991年是改革年”，這是針對當時有人提“1991年是質量年”。還有那八個字：“何以解憂，惟有改革”，以及“我們要把改革開放的旗幟舉得更高”，“我們要進一步解放思想，以改革開放貫穿全年，總攬全局”等話，都是直接引用時任上海市委書記兼市長朱?基傳達貫徹七中全會精神和鄧小平同誌視察上海談話時的原話。
1991年3月2日，第二篇“皇甫平”文章《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發表。這篇文章的點睛之筆，是提出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於發展市場經濟。文章傳達了鄧小平同誌視察上海時的談話精神：“計劃和市場隻是資源配置的兩種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劃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標誌，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有市場。”並批評“有些同誌總是習慣於把計劃經濟等同於社會主義經濟，把市場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認為在市場調節背後必然隱藏著資本主義的幽靈”。文中鮮明提出“在改革深化、開放擴大的新形勢下，我們要防止陷入某種‘新的思想僵滯’”，並指出這種“新的思想僵滯”表現為，把發展社會主義市場同資本主義等同起來，把利用外資同自力更生對立起來，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頓對立起來，等等。同改革開放初期“思想僵化”不同，對於深化改革、發展市場經濟，有些同誌主要是害怕被人批判為搞資本主義，因此我們經過推敲，認為用“思想僵滯”要委婉一些。
3月22日，第三篇“皇甫平”文章《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些》發表。針對開放會不會損害民族工業、會不會使上海變成“冒險家的樂園”等思想障礙，闡述了鄧小平關於“開放不堅決不行”的思想。這篇文章鮮明提出：“增強擴大開放意識，就要求我們進一步解放思想，拋棄任何一種保守、僵滯、封閉的觀念，形成與一個先進的國際城市相稱的開放型軟環境。”“90年代上海的開放要邁出大步子，必須要有一係列嶄新的思路，敢於冒點風險，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例如開發浦東，設立保稅區，實行進入自由，免征出口稅等帶有自由港性質的特殊政策，對於這類被稱為造就‘社會主義香港’的嚐試，如果我們仍然囿於‘姓社還是姓資’的詰難，那就隻能坐失良機。”這篇文章之所以引起那麽大的轟動，引起那麽多的責難，就是因為文中提出了“如果我們仍然囿於‘姓社還是姓資’的詰難，那就隻能坐失良機”，“趑趄不前，難以辦成大事”。當時我們深感，由兩個“凡是”變成一個“凡事”(即凡事都要問一問“姓社姓資”)，這是阻礙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一個要害問題。但我們文章絲毫沒有提倡改革開放不要問“姓社姓資”的意思，隻是說不要對改革開放亂扣“姓資”的帽子。
第四篇“皇甫平”文章《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備的幹部》，於4月12日見報。這篇文章是根據江澤民總書記在七中全會上關於幹部問題的講話精神寫的，文中引用了戰國時期思想家荀子說的一段話：“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寶，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我們在文中對這段話展開了論述，強調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勇於思考、勇於探索、勇於創新的闖將，要破格提拔人民公認是堅持改革開放路線並有政績的人。文章尖銳提出，對“那些口言善身行惡的‘國妖’、兩麵派、騎牆派一類角色，毫無疑問絕不能讓他們混進我們的幹部隊伍中”。這實際上是透露了鄧小平同誌關於組織人事的思想，也是鄧小平要從組織人事上保證推進改革開放事業的公示。
從2月15日到4月12日，以每篇發表間隔時間二十天左右，在《解放日報》頭版重要地位連續發表了四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四篇文章相互呼應，圍繞解放思想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這個中心，由總而分，反複闡明，一再明示，宣傳了鄧小平最新的改革開放思想，形成了一個鮮明推進改革的完整的輿論先導係列。
激烈的思想交鋒
“皇甫平”文章發表後，在國內外、黨內外反響強烈。每篇文章發表的當天，總有不少讀者打電話到報社問文章作者是誰，並說讀了文章很有啟發，有助於進一步解放思想，認清形勢，打開思路，堅定信心。《解放日報》駐京辦事處也收到很多電話，打聽文章背景，問是不是傳達了小平同誌的講話精神，說這些文章以加大改革分量為主旋律，說出了我們心裏話。當時，全國不少省市自治區駐滬辦事處人員都接到當地領導人電話，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還派出專人到上海來了解“發表背景”。文章受到許多讀者的歡迎，說這是“吹來一股清新的改革開放春風”。
當年4月，新華社《半月談》雜誌發表評論，呼應“皇甫平”文章，公開表示支持不能對改革開放任意進行“姓社還是姓資”的詰難。當時海外媒體也迅速作出反應，有的報道文章內容，有的進行評論，還有對文章發表背景作出種種猜測。好幾家外國駐華媒體的記者打電話給我，要求采訪“皇甫平”文章寫作背景。應當說，一家地方媒體幾篇署名評論文章，引起海外媒體如此廣泛關注，的確很少見，出乎意料。
與此同時，國內有些媒體發起了責難和批判。就在這一年4月，有一家刊物發表文章質問“改革開放可以不問姓‘社’姓‘資’嗎？”然後自己回答說，在自由化思潮嚴重泛濫的日子裏，曾有過一個時髦口號，叫做不問姓“社”姓“資”。結果呢？“有人確實把改革開放引向了資本主義的邪路”，諸如經濟上的“市場化”、政治上的“多黨製”，還有意識形態上的“多元化”。在列舉了這一係列“惡果”之後，文章說“不問姓‘社’姓‘資’，必然會把改革開放引向資本主義道路而斷送社會主義事業”。這樣一來，“皇甫平”就成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了。
接著，又有一家雜誌發表文章，把“皇甫平”說成是逃亡海外的政治流亡者的同路人，指出“改革不要問姓‘社’姓‘資’本來是‘精英’們為了暗渡陳倉而施放的煙幕彈”，還說“一切不願做雙重奴隸的中國人，有責任也有權利問一問姓‘社’姓‘資’”。另一家雜誌則對準“皇甫平”一通亂射：“至今仍有此論者把‘姓社還是姓資’的詰問指責為‘保守’、‘封閉’的觀點，主張予以拋棄”，“對於那種不許問‘姓社姓資’的觀點，人們也不妨問一問：它代表的思想傾向，究竟是‘姓社還是姓資’？”“筆者完全不能理解，‘不問姓社姓資’的口號，究竟符合黨章的哪一條款呢？提倡‘不問姓社姓資’，那麽在政治上還要人們問什麽呢？鄧小平同誌反複強調我們‘幹的是社會主義事業，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這個共產黨人的政治綱領，難道需要和可以改變嗎？”總之，“皇甫平”文章罪莫大焉：“引向資本主義邪路”，“斷送社會主義事業”，“不合黨章條款”，“改變共產黨人的政治綱領”，如此等等。更令人注意的是，有的文章公然提出批判“庸俗生產力論”、“經濟實用主義”，等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哪裏是批判“皇甫平”文章，矛頭分明已指向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
當時，看到那些歪曲文章原意、無限上綱討伐的“大批判”，我們本想進行反擊。上海市委市政府領導理解我們的處境，為保護我們，指示要淡化處理，不搞爭論。1991年4月23日，我以報社總編室名義給市委寫了一個報告，並親筆給當時市委三位負責同誌寫了一封信，詳細匯報了文章組織及發表的過程、北京及全國各地讀者及理論界的反應等。當時市委三位主要負責人批閱了報告，他們沒有批評文章本身，隻是對文章發表事先沒有送審提出意見。對此，我作了自我批評，承擔了責任。後來我們就遵照市委的批示，顧全大局，不予置理。我當時承受著極大壓力，連到香港大公報履任新職的任命也被突然取消了。但是，我心裏明白得很，我相信人民，相信曆史，相信鄧小平思想，終究會明辨是非的。也就在這個情況下，當時市委宣傳部的一位領導將“皇甫平”文章及那些批判材料，送給了鄧小平身邊的一位同誌，請她轉交給鄧小平同誌參閱。
一些媒體喧鬧一時的批判，終究在我國經濟理論界引起了回音。1991年7月4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科片在劉國光主持下，召開了“當前經濟領域若幹重要理論問題”座談會，吳敬璉、衛興華、戴園晨等經濟學家就“姓社姓資”這一敏感問題坦陳己見。他們對批判者的“高見”不敢苟同，吳敬璉說：“從全局上說，從戰略上說，一定要保證我國整個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從具體問題來說，不能囿於‘姓社還是姓資’的詰難。對外開放用了一些社會化大生產通用的作法，如果問‘姓社還是姓資’，這些做法都不能用了。如果這樣的話，從根本上說來，是妨礙社會主義經濟繁榮的，甚至是破壞社會主義繁榮的。”衛興華說了五點：第一，實行改革開放不能不問“姓社姓資”；第二，不能亂定“姓社姓資”；第三，不能對什麽事情都一定要問“姓社姓資”；第四，問“姓社姓資”，不是排斥和否定一切姓“資”的東西存在；第五，不要用不正確的“社資觀”去胡亂批評正確的理論思想。他認為，有人批評薛暮橋“神化”商品經濟就屬這一類。
到下半年事情有了轉機。江澤民同誌在1991年7月1日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70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其中闡述了鄧小平同誌關於不要把計劃和市場作為區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標誌的思想。9月1日，江澤民同誌又下令將第二天就要見報的《人民日報》社論中兩處有關“要問姓社姓資”的句子刪去，而這篇社論的摘要恰恰突出了這個內容，已在當天晚上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中播發了出去。第二天見報，兩處“要問姓社姓資”字句沒有了，使中央機關報一篇社論出現兩個不同版本，這在黨的新聞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當時在海外新聞媒體中引起強烈反響，紛紛認為是高層領導對改革開放出現了分歧。9月底，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江澤民同誌指名道姓嚴厲地批評了一家大報的海外版，在引用他紀念魯迅大會上的講話時，作了突出“反和平演變”的斷章取義的錯誤編排。這些都表明了江澤民同誌對當時批判“皇甫平”文章的鮮明態度。
盡管當時我們沒有發表文章進行正麵交鋒，但是也並非沉默不言。如1991年5月間，當時已有不少報紙雜誌集中火力批判“皇甫平”文章，這時北京一家大報發表《建造反和平演變的鋼鐵長城》評論員文章，全國大多數報紙都轉載了，而《解放日報》沒有轉載。在市委一次中心組學習會上有領導提出，《解放日報》應當補轉這篇評論。當時我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認為這篇評論把反和平演變局限在意識形態領域，矛頭指向廣大知識分子，這與黨中央精神不一致。防止和平演變，主要在政治領域，首先是各級領導幹部尤其是高級領導幹部要防止，重點在黨內進行教育。另外，防止和平演變，要建造鋼鐵長城，這種提法欠科學。所以，還是不轉載為好，何況中央也沒有規定地方報紙非要轉載中央報紙評論員文章不可。最後，市委領導同意不轉載。這是我在不能正麵反擊批判文章的情況下，以不轉載“反和平演變”評論文章來表明對當時一些“理論家”、“政治家”圍剿“皇甫平”文章的態度。
此外，在1991年下半年，我們仍然繼續堅持宣傳鄧小平同誌談話精神，表明我們沒有放棄“皇甫平”的主張和信念。1991年8月31日，即在蘇聯“八月變局”後的一個星期，我們發表《論幹部的精神狀態》評論員文章，明確提出貫徹“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不能動搖，堅定地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絕不分散我們的注意力。文章指出，隻有振奮精神堅持改革開放，才是我們惟一的出路。
這年10月份，我寫了一篇《“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理論和實踐意義》的長文，著重論述隻有把生產力搞上去，才能在和平演變的挑戰中巍然不動。文章明確提出蘇聯的“紅旗落地”，並非在於“衛星上天”，社會主義國家惟有經受住新科技革命的挑戰，紅旗才能舉下去，才能更高飄揚。這篇文章，實際上是對蘇聯的衰變和解體的深層教訓作一個與當時主流輿論不同的闡述，其基本精神與“皇甫平”文章是一脈相承的。
這一年的12月，我們在《解放日報》頭版顯著位置發表了《改革要有膽略》、《再論改革要有膽略》兩篇評論員文章，嚴肅批評了當時有人鼓吹的反對冒改革開放風險，認為堅持改革開放就會被西方和平演變勢力所利用的錯誤觀點。這就是在激烈的交鋒之年，我們力所能及卻又針鋒相對的交鋒。
大音稀聲掃陰霾
在1991年就“皇甫平”文章展開的交鋒中，據說有句話在北京流行著：“京都老翁，坐看風起雲湧。”鄧小平同誌冷靜地、不動聲色地觀察和思考了1991年這場思想交鋒。
1992年春天，鄧小平出山了。1月18日至2月21日，他以88歲高齡不辭勞苦進行“南巡”，足跡遍及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反複強調中國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場經濟，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他說，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隻能是死路一條。
鄧小平同誌抓住了1991年思想交鋒的要害，尖銳地指出：“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還提出社會主義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從這個角度看問題，“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鄧小平同誌用“發展才是硬道理”的簡明生動詞句，激勵人們“把握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對於我們這樣發展中的大國來說，經濟要發展得快一點，不可能總是那麽平平靜靜、穩穩當當。要注意經濟穩定、協調地發展，但穩定和協調也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
針對1991年思想交鋒中暴露出的問題，鄧小平指出，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曆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鄧小平同誌的南方談話，為黨的十四大召開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論準備。正如江澤民同誌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所高度評價的：“今年鄧小平同誌視察南方發表重要談話，精辟地分析了當前國際國內形勢，科學地總結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全黨的基本實踐和基本經驗，明確地回答了這些年來經常困擾和束縛我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談話不僅對當前的改革和建設，對開好黨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而且對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大音稀聲掃陰霾。曾幾何時，那些抨擊“皇甫平”的理論家、政治家，紛紛收起他們手中的大帽子，偃旗息鼓了，有的連忙轉向寫文章“防‘左’”了。在1992年年中，上海和全國的好新聞評獎活動中，“皇甫平”評論以高票獲得一等獎。實踐證明，真理愈辯愈明，道路愈爭愈清。堅持改革開放是人心所向，發展市場經濟是大勢所趨，加快發展提高生活水平是眾望所歸，與時俱進不斷解放思想是必走之路。
16年過去了。今天回過頭看那場思想交鋒，我們會更深刻地認識到，輿論要在社會曆史的緊要關頭發揮先導作用，要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勇為前驅，成為時代晴雨表、社會風向標。這是新聞工作者應盡的社會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