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談如何認識中國的改革

中國的改革以1989年「六四」事件為一個分界線，可分做兩個階段。中共當局在八十年代經濟改革方麵，通過放權讓利，把國家壟斷的那些資源慢慢讓渡一些到民間，容許工人拿獎金，農民承包土地。這些措施在短時期內確實起到刺激作用，老百姓也得到一些好處，所以有些人又懷念起八十年代來，總覺得那是一個黃金時期。
在輿論方麵，當時以《世界經濟導報》、《經濟學週報》為領軍，有一段時期可以討論政策，也可以討論對馬克思主義的一些看法，但是，那不是言論自由。當時統治者的正當性是需要理論上的正當性來證明的，鄧小平為了掌權，他一定要證明他的理論是正確的，而過去華國鋒為首的「凡是」派主張的「兩個凡是」是錯的，所以需要理論、尤其是需要馬克思理論（來支援）。
九十年代以後，「六四」屠城打斷了中國改革的進程，終止了原來那種理想主義改革，留下了兩個一直沒有完成的任務，一個就是政治民主化，另一個就是新聞自由。鄧小平痛定思痛，認為之所以有「六四」，就是因為當時有「走向未來」叢書、《河殤》等等一係列宣揚西方民主思想的書籍、影視片（的出現），以及各種各樣的西方思潮的進入。所以這道門在「六四」以後是關死了，隻剩一條發展經濟的路。
1992年春天，鄧小平南巡以後，中國就開始啟動了九十年代的一輪改革。這一階段的改革的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改革缺乏公正性，中國的社會分配政策是非常不合理的，造成了過大的貧富差距，我在國內的《東方》雜誌寫了一篇關於當代社會貧富差距的文章，當時國內還有好多人反駁我，認為現在的問題不是貧富差距。
但是就在《現代化的陷阱》出來後的兩年，大家都已經公認貧富差距過大。形象一點說就是「富人一席酒，窮人一年糧」。在深圳給我印象最刺激的是這樣一件事，1988年8月8號，我到深圳第一天，讓我去海城大酒樓參加一個晚宴。我悄悄問服務員晚宴花了多少錢，她說是一千二百多元一桌。這是八十年代。當時我在深圳市政府工作，我的月工資才380元人民幣。內地的大學生畢業後的工資還隻有七十幾元，再加上各種補貼，一年也就一千幾百塊。從那以後，這個情況時越來越惡化。
衡量貧富差距有幾個指標，一個就是基尼係數。我當時找到一個民間研究所的資料，認為中國的基尼係數已經達到0.5。基尼係數在0.1時表示絕對平均。中國在改革以前，因為不計算高級幹部的非貨幣收入，他們的保姆、廚師、勤務員等的工資，還有所有的其他的開支都不在他的貨幣收入裏邊。隻計算貨幣收入，中國改革前的基尼係數是0.1多一點。但是就在我寫書的時候，也就是十幾年吧，中國的基尼係數已經有0.1到了0.47，0.5是社會動亂的邊緣，貧富差距已經到了超過民眾的忍受界限的程度。
多年來不管收入差距如何變化，中國政府公佈的基尼係數永遠是在0.47825到0.4732之間徘徊。它永遠不升上去，因為到了0.5，就說明中國社會已經到了社會動亂的邊緣。至於是不是已經到了社會動亂的邊緣，我們在海外的媒體上看得到。
那麽貧富差距為什麽這麽大呢？其實還不僅體現在工資收入這一塊上，更重要的還因為貪汙腐敗者的灰色收入。中國的製度開啟了權力市場化的大門，政府行為企業化。官員不是把自己看作公務員而看作商人。他手中的權力就是用來交換的商品。到他這兒來尋求公共服務的，他都全看作是來做生意的，所以有廣大的尋租空間。
中國的腐敗是如何逐步嚴重化？深圳抓了中信實業銀行的行長高森祥，貪汙了二百幾十萬元，四個情婦，大家就覺得很嚴重了。過了一年多，又抓了一個，就是王建業，貪汙3000多萬，人還沒有槍斃，無錫鄧斌案出來了，集資一億幾千萬元。就是說貪汙腐敗涉及的金額越來越大，就像翻跟鬥一樣，甚至不是成幾何級數擴大。
我曾寫了一篇文章，叫《 中國當前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其中提到中共政府的腐敗演變過程，講中國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是個人腐敗，八十年代中期以後由於政府各部門有「創收」的任務，比如醫療部門也要創收，這就變成集體腐敗。下級政府向上級政府多要點資源，比如多要點財政撥款，或要點什麽政策，就需要去賄買，還有官位安排上的賄賂，政治保護關係的形成，等等，最後形成了製度性腐敗。
《 中國當前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成了我個人一個命運的轉折，過去寫《中國現代化的陷阱》就給我記了一筆帳，有人就警告過我，叫我不要再寫了，到此為止。這篇文章出來以後，中紀委就寫了一篇文章，其中有叁個「理直氣壯」。
第一個，「要理直氣壯的相信我們不是製度化腐敗，腐敗隻是個別官員的腐敗行為」，「要理直氣壯地相信，我們的官員是好的或者絕大部分是好的，貪汙腐敗隻是其中極少數的害群之馬」，「要理直氣壯的相信我們黨能夠戰勝腐敗」，這篇文章發表在12月下旬某日的《人民日報》上。
中紀委的文章出來之後，我問一位曾邀請我去中紀委開會的熟人：「你們出來的東西，你們自己相信嗎？這不就是像黑夜裏走路吹口哨，給自己壯膽嗎？他說，你就不要認真了，你的文章出來以後，責成我們要表一個態，那就這麽表一表態囉。」
第二個問題，中共當局假改革之名剝奪了中國人民的一切社會福利。中國的老百姓其實是世界上最好統治的老百姓，政治自由、言論自由這些他們從來沒有想過，隻需要有口飯吃。問題是九十年代中後期的改革確實是讓他們生存發生困難。最開始是朱鎔基要甩包袱，就是改革社會福利製度先改革醫療保險。世界各國的醫療體係都有兩塊，一個是市場化的，另外一塊就是國家的公益服務。包括印度也是這樣。
中國卻是政府放棄了在醫療上的公共責任，使得政府投入隻占整個醫療投入的30%，醫院需要自己創收。中國還有一個情況，就是醫藥不分家。國外的醫生隻開處方，不靠賣藥賺錢。中國的醫生儘量給病人開藥，所以出現一個感冒沒有幾百塊、一千塊，就看不下來。因為醫生的福利、醫院的很多開支都靠這個收入。
國內曾有一個報導，說是一個人在醫院開的一種針藥，花了二十幾元。後來發現在醫藥公司去買，隻需要一元多就買了，醫院的價格是醫藥公司價格的17.8倍。向報社投訴之後，記者作了調查，發現這個高價格中有這麽幾塊，藥品生產成本不到10%，剩下的90%，醫院拿走60%，其他就是醫生、藥房人員的回扣。所以這些應該屬於政府公共開支的部分全轉嫁到患者頭上來了。
同時，中國醫療保險的覆蓋麵相當低。最新出的資料是2005年的，2006年的還沒有出來，隻覆蓋了不到50%的城市人口。農村人口隻有不到70%加入了合作醫療，但是每年的醫藥費平均到人頭上隻有十幾塊錢。這個醫療製度還有等級，高級官員可以享受很高的福利等級。農民和城市中的很多低收入家庭，有人生一場病就把多年積蓄花的乾乾淨淨，因病致貧的人占城市貧困人口的50%以上。農村裏的多數人生病以後，就是等死。
至於教育問題，自從中國政府搞了產業化以後，讀一個大學對每一個農民家庭是一個浩劫。每一個學期開學之前，很多農民四處為子女籌款交學費，籌不到就自殺、上吊、喝農藥，這種事大家都看到過報導。江西那個小孩鄭清明就為了交不起學校的欠款680元人民幣，就臥軌自殺了。就為大約80多美元就丟了一條命。
中國的小學到初中，說是義務教育。但是這個義務教育有很多費用。就拿我兒子的經曆為例。他十叁年前來美國，過來一年以後，我叫他比較中國和美國最大的不同在哪裏。他想了一下說，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中國老師經常跟我們講：交錢，交錢。六一節要讚助，元旦要讚助，教師節要讚助，買校服要錢，天天就是錢錢錢。
在美國，老師根本就不跟我們講要錢的事。這就是最大的差別。學校要學生讚助，並不是有多少出多少，而是上光榮榜，誰讚助的錢最多，他就排在第一名，這樣激勵小孩找家長拿更多的錢讚助學校。所以中國的教育已經成了教育利益集團憑藉自己手裏的壟斷資源掠奪民眾的一個手段。（未完待續）
大學學費相當於美國的10倍
至於大學的學費，有人統計過，從1996年到現在已經上漲了100倍。那時就已經是這個情況了：要找誰家最窮，就找家裏有一個上大學的。這個家裏肯定是家徒四壁，賣的什麽也不剩了。美國大學的年收費平均占人均GDP的10%左右，各州立大學以及眾多的普通大學也就是收費3000多元，而美國的人均GDP為3萬多元。中國的大學收費早就達到了8000—10000人民幣的水平，人均GDP才剛剛過了1000美元，也就是大學學費占人均GDP 的100%，老百姓根本承擔不起。所以教育已經成了壓在老百姓頭上的叁座大山之一。
住房價格相當於美國的2到4倍
另外就是住房改革。在美國一棟房子的價格是家庭年收入的4-6倍，中國的這個比例早就超過了12倍。收入高的地區，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是18-20倍，價格追逼香港、東京這些世界上房子最貴的地方，老百姓根本買不起。
老百姓為啥拚命存錢
所以中國成為世界罕見的沒有任何社會福利的國家。這次吳儀訪美國隻關心兩個問題，第一關心人民幣升值，第二，要把中國變成一個消費大國，把老百姓的儲蓄轉成消費能力。我說。第一個問題，人民幣升值事關中國國家安全，我就不在這裏講了。第二，中國政府早就想把儲蓄轉化成消費了，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高達80%，這是世界上沒有的一個經濟結構。為什麽這樣？就是因為國內消費市場萎縮。但同時還有一條，國內的儲蓄存款早就超過了16萬億。美國從斯諾當財政部長起就要求中國提高消費，但是中國老百姓為什麽不消費，很簡單，國家統計局的城市調查，還有北京市、上海市、 天津市、廣州市等地調查出來的結論都驚人的一致，老百姓加強儲蓄的第一位目的是子女教育，第二是為了醫療，再就是為了養老和住房。就象剛才我講的就是因為政府放棄了基本責任，根本沒有公共投入，全部轉嫁到老百姓身上來了。老百姓為了家庭獲得一點安全感，就拚命存錢。
中國的消費率為啥年年萎縮
別看有16萬億元，其實居民存款的68%是集中在7%左右的人手裏，其他93%的人才有那32%，而那32%大多數集中在93%這一部分人中的30%的人手裏，很多人如農民根本沒有存款。有錢的人，消費大頭早都已經不在國內了，這是國內消費率年年萎縮的原因。大家知道，日本的儲蓄率很高，但是它的消費率從來就沒有低於68%，它有一個龐大的國內市場。但是中國國內的消費率去年已經下降到50%了。所以我說布希也不是上帝，他要求中國提高消費，並不能夠做就能做得到的。
所以老百姓一是收入低，二是沒有社會保障。老百姓的利益被嚴重剝奪。改革誰得誰失，結果已經可以看出來了。
貪汙腐敗官員級別越來越高
第叁個問題就是貪汙腐敗。按照兩高即高等法院、高等檢察院的報告統計，每年貪汙的縣級官員基本上有一千幾百名，最多一千九百多名，省級、部級、政治局委員都有，貪汙腐敗的級別越來越高，案子也越來越大，這說明中國的反腐敗根本就沒有成效，而是淪落為一種政治鬥爭的工具。
公眾腐敗容忍度越來越低
最近正在寫一篇「分析中國的腐敗容忍度和腐敗安全度」發現這幾年公眾腐敗容忍度越來越低。腐敗容忍度在這裏指的是公眾對腐敗的容忍度，記得在寫《現代化的陷阱》的時候，中國公眾的腐敗容忍度是比較高的。那時老百姓接受調查時會說，當官的拿的是國家的錢，關我們什麽事，他貪他的，隻要不影響我們的工作就行了。所以老百姓不會舉報當官的貪汙。一直要到當官的把工廠賣掉，工人沒有飯碗了，才起來抗議――當然這時已經晚了。
公眾腐敗容忍有幾個指標可以衡量。第一、這幾年的腐敗已經影響到老百姓的生存，比如圈地運動，這十年裏共拆遷了380多萬戶居民的住房，其中很多人得不到合理的補償，大家也知道，自焚的、自殺的、釘子戶越來越多，拆遷弄的很多人妻離子散。北京出了一部法規，叫做「關於禁止以自殘自焚方式上訪的規定「，把這種行為當作是要脅政府，要給自焚者刑事處分。
有一位農民在金水橋自焚被抓進牢房關起來，要給刑事處分。農村裏一共有多少農民失去了土地呢？有一個調查，估計最低有6,000萬農民因為徵地失去了土地，這些人處於無地可耕、無業可就、無處可去，成了叁無農民。在無法生存的情況下，他們開始反抗。這是容忍度降低的一個標誌，因為政府的腐敗掠奪已經逼近了老百姓的生存底線。
官民對峙成正常狀態
第二個標誌就是社會底層的反抗越來越多 ，2003年是58,000起底層反抗，2004年是近70,000起，2005年是78,000起。90年代發生群體性事件，是要扣政績分的。那時的朱鎔基為了安撫民眾，確實把群體性事件當作一個很大的事來抓。但是這幾天居然看到這樣的報導，一方麵是武警在和反抗的民眾對峙，另一方麵的縣委書記和縣長們擺了桌子和飲料、瓜果，支著陽傘，在那裏觀看，若無其事，心安理得，已經把官民對峙看作一種正常狀態了。
還有一個調查，近幾年來，對在中央黨校進修的地廳級學員中進行調查，每一年抽查300名。填寫問卷，回收率一般是百分之五十多，在叁年以前調查時，他們把腐敗當作第五位問題，第一位問題是社會治安。這個也好理解，因為他們什麽都有了，就是覺得社會治安還不好，畢竟他們家裏也不是有很多武警保護嘛，並且他們在聲色娛樂場所可能遇到危險。現在不一樣了，剛剛發佈的2006年12月的一個調查，他們認為腐敗是威脅到和諧社會的頭號大敵，這就是因為腐敗引起的社會反抗太多了，他們也覺得不安全了。
貪汙腐敗越來越安全
但是官員的腐敗安全度卻越來越高。這裏有一個指標，就是官員腐敗受懲率。這一點很難找到資料。因為官員隻有在他被抓到了才知道他是不是腐敗，那麽他有沒有受到懲罰，不公佈這些案件你就不知道。但是去年國土資源部公佈了一個資料。據國土資源部不完全統計，2003年全國共查處包括曆年遺漏案件在內的土地違法案件16.8萬起，有738人給予黨紀政紀處分，134人追究刑事責任（即坐牢）。
按照這次公佈的「反腐」政績推算，每一起土地違法事件就算隻有一位責任人，也該有16.8萬人，如此多的依靠土地獲利者，卻隻有不到1％的違法者需要承擔「刑事責任」，也就是說受懲率不到1%。這樣一來，貪汙腐敗很合算啊，所以有人說在中國做官是一本萬利的生意，比什麽都好。做官的貪汙有99%的可能性不被抓出來，所以官員的腐敗安全度越來越高。為什麽越來越高呢？ 是因為這個製度提供了製度保護。
買官賣官結成巨大政治關係保護網
大家知道有買官賣官的事情，中共自己做了一個調查，專門針對買官賣官的現象，什麽職位什麽價格，肥缺多少，瘦缺多少，大家都知道。而且這個官賣給你不是永久的，還要一個維持成本，就是逢年過節得向上司送「節禮」。如果沒有維持好，他可以把你平級調動，把你的位置讓出來，再賣給別人。一個在美的華人中國學者對我講過，說中國政府是有克服腐敗的意願的，認為我是不是被中國政府打壓的太厲害了，看問題有點陰暗。我馬上就把這個檔給他，我說這可是國家課題，是中國政府自己的結論。他們的結論是買官賣官的腐敗現象確實存在，但是建議取消對貪汙腐敗官員的死刑，因為官員畏懼死刑就可能卷款潛逃，如果不判死刑，貪官的錢留在國內，還是有利於社會主義建設嘛。
這個報告在網上刊登出來，跟了3,000多個帖子，罵報告作者拿了貪官汙吏的錢，所以為他們辯護。跑官賣官讓貪官們結成政治保護關係，也就是說我不能出事，我出事你就得跟著出事。所以中國早就出現一種情況，誰要是有可能出事，一般會有人提前打招呼，讓他趁早逃走。記得深圳市福田區一個房地產公司總經理，攜帶2億美元出逃。我當時很奇怪，他怎麽能走得了？別人告訴我說，那是有意讓他走的，他走了好，如果他一抓起來，有多少人要進牢房。他安全，所有有關連的人都安全了。
賴昌星的案件出來以後，深圳市委書記張高麗準備在深圳市抓腐敗案。廈門的人來跟張高麗傳經，你抓什麽腐敗，我們抓腐敗抓了這麽多，兩百多個官員，各個部門的頭都抓光了，工作陷於癱瘓，形象也不好，不要抓那麽多，保持適度就夠了。張高麗一聽，覺得這條經驗很寶貴，於是馬上就停止了他那抓貪官計畫。深圳市的官員們就很幸福的度過一道險關。概括而言，中國官員的腐敗安全度為什麽越來越高？就是貪官們用貪汙來的錢結成了一張巨大的政治關係保護網。
500萬員警的作用
所以現在不斷有人問我，這麽貪汙腐敗，這個國家怎麽還不倒臺。我在《現代化的陷阱》裏有一段話，在第九章裏麵，我說現在中國已經國是一個無法革命的社會了。你要按照中國民眾不滿意的程度來看，比李自成起義時的明末、太平天國時的清政府官員貪腐的程度、民眾怨恨的程度都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為什麽沒有起義發生？很簡單，那時候是冷兵器時代，官府的官兵們不過是長矛大刀，民眾是有能力對抗的。現在的中共政權武裝到牙齒，不說核武器，就說常規武器、防暴員警、衝鋒槍、機關槍，還有毒氣彈，樣樣都有，還有500萬員警。
我講一個真實的事，我有一個熟人在倫敦政治學院，他講到這樣一件事：一個中共的官員來演講，聽眾提了很多問題，最後問了一個問題：如果你們所有的措施都不行的時候，麵對底層民眾反抗，你們怎麽辦？回答是我們有500萬員警，怕什麽呀！如果一個政府是用這種方式來管製人民，那麽你說這個政權是不是走到了毛澤東建國時宣稱的反麵？「人民共和國」應該改名，叫做權貴共和國就好了，「人民解放軍」早就不是解放人民而是鎮壓人民的工具，這一本質從“六四”時期開始暴露，到現在越來越明顯嘛。
中共政權走向崩潰這個過程還要一段時間。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人民受的苦還沒有完結，受到的掠奪越來越大，政府越來越不把行政不作為、采用的惡劣統治手法當作一種恥辱，所有的正麵勸說已經沒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