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越明
1989年9、10月間，一位世交長輩從台灣回大陸祭祖省親，途經上海到家中作客，在餐桌上談及海峽兩岸多年的敵對狀況：“在台灣，蔣中正逢年過節念文告，凡提到毛澤東的名字，一定是用寧波官話把中間那個‘澤’念成重音，結果聽上去就成了‘毛賊東’。”隨即他問道：“聽說毛先生在大陸講到蔣介石三個字時，是用湖南話說成‘蔣該死’的，是這樣的嗎？”無人應答，但報之以大笑。
的確，兩大政治集團的領袖互視對方為仇讎，如果提到對方姓名時真有點“汙名化”的小動作，也不足為怪。比這更嚴重的將政敵“妖魔化”的事例，在那個政治上二元對立、不共戴天的時代不勝枚舉，不僅僅體現於政治宣示和立場定位，而且普遍滲入有關的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出自香港作家之手的長篇章回小說 《金陵春夢》，便是對蔣介石這個人物形象完成“妖魔化”塑造且風靡一時的登峰之作。
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到八十年代初，若論中國大陸最有吸引力的文學讀物，唐人的這部 《金陵春夢》 絕對名列前茅，其吸引力不僅僅在於是一個長時期裏描寫“蔣家王朝”從興盛、衰竭到遷台的唯一作品，還因為屬於“內部發行”，隻有達到一定級別的高級幹部才可購買，無疑具有稀缺性和神秘性。那時候，誰能有本事覓得此書一閱，在周遭書友中足以誇耀一番。該書作者唐人，盡管身處香港，但在內地的名氣之響，實不亞於有“八億人民一作家”之稱的浩然。如今回首，像我這一代人對蔣介石這個人物形象的誤讀，正是始於這部作品，而刻在記憶中印象最深的，則莫過於其第一集對所謂“鄭三發子”的描述。
《鄭三發子》 作為該書起首第一集，向讀者詳盡地揭開了蔣中正的身世之謎：原來，他貴為國民黨總裁、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和中華民國總統，本不姓蔣而姓鄭，是其母王采玉從河南許州 （今許昌市） 繁城鎮後鄭莊，改嫁到浙江奉化溪口時帶來的，原名鄭三發子。經此披露，其領袖群倫的“帝王”之氣蕩然無存!在舊時代，像這樣寡婦再醮，叫做“二婚頭”，而其與前夫所生子女帶到後夫家去撫養，江南一帶俗稱“拖油瓶”。通常，負擔養“油瓶”之責的男子會被當作笑柄，而直接帶“拖油瓶”過來的婦女則受人奚落，其子女更是極不體麵，往往一輩子遭輕蔑，抬不起頭來。蔣介石既是低下的“拖油瓶”出身，那麽其後來的一係列政治流氓行為以及嚴重的人格缺陷，邏輯上便不為無因。由於唐人寫來妙筆生花，頭頭是道，這個人物出身的前置，就為一般的讀者視若信史且恍悟而不疑。
香港作家唐人，本名嚴慶澍，寫作 《金陵春夢》 時任香港《新晚報》編輯，該書 《鄭三發子》 這一集於1952年完成，先在 《新晚報》 逐日連載，一紙風行。他發覺讀者對這樣的開頭很感興趣，更加用心搜集有關資料，幾年內終於寫完 《十年內戰》、《八年抗戰》、《血肉長城》、《和談前後》、《台灣事件》、《三大戰役》、《大江東去》 等各集。其中，前五集在《新晚報》上連載三年，於1955年底在港出版，頗受讀者歡迎，影響甚巨。但是，書中所謂蔣介石即是鄭三發子之說，引起了有識之士的關注和質疑。“文革”前任《羊城晚報》總編輯的楊奇在 《唯真務實的報人風範》 一文中回憶，1962年2、3月間，他曾安排並陪同全國科協副主席範長江與唐人在廣州會麵並共進晚餐。範長江在會麵時就 《金陵春夢》 一書談了五點看法，其中之一就是，該書作為一部演義，故事情節是允許虛構的，但主要的事實則應基本符合曆史原貌；該書一開頭說蔣介石本來姓鄭，因隨母改嫁入蔣家才改姓蔣，就違反曆史真實了。其時範長江雖已離開新聞界多年，但他早年擔任 《大公報》 旅行記者，以《中國的西北角》、《塞上行》 等通訊名作一舉成名，中共建政後曾任上海 《解放日報》、北京 《人民日報》社長，算是唐人的業界前輩。對他的這些意見，唐人認真傾聽，還摘要做了記錄。這次談話時，範長江還送給唐人一套全國政協編輯和出版的 《文史資料選輯》，希望他能把該書改好。這是目前所知，最早對“鄭三發子”之說直接提出批評的記載。
那麽，唐人何以會用“鄭三發子”演繹出整整一集的故事呢？換句話說，其所據為何？他在1980年第一期香港 《開卷》 雜誌發表 《關於〈金陵春夢〉及其它》 一文，首度言之鑿鑿，向公眾解開了這個謎底：“是1949年冬天，有一位真正的蔣介石侍從室侍衛官退休來港，尋親訪友，希望‘葉落歸根’，並且很快獲得批準。他回鄉之前用‘八行箋’寫下了一些有關蔣的情況，內中有五頁是記載抗戰時他奉蔣之命，在重慶監視蔣的長兄鄭紹發的經過。由於事隔30年，已記不起這五頁‘八行箋’由友人送給我的經過了。”唐人說，正是在“八行箋”的基礎上，根據蔣介石的家譜、浙江地方誌、風俗習慣以及蔣的傳記等等，逐一核對，再加上其成長過程和各個階段的表現，他才深信這位侍衛官所述，而且確定此人沒有“駭人聽聞”的必要。他還說，這部小說不是一般的小說，在很大程度上擷取於曆史素材，或者說，是真實曆史的通俗演義。他這樣解釋，很容易使讀者誤以為小說中一切皆有所本，無一處無來曆，信以為真而無從置疑了。
可是，唐人的“鄭三發子”原創著作權，卻在他身故後的1986年遭遇了挑戰。大陸老報人、雜文家馮英子在當年3月14日南京 《揚子晚報》 副刊 《繁星》 上發表題為 《關於鄭三發子》 的文章，明確表示他才是“鄭三發子”一說的始作俑者。他在文中說，1948年底，他去香港工作，在由滬赴港的輪船上結識了原任國民黨軍隊師長的張大同。到港後，他擔任 《周末報》總編輯，張大同賦閑公寓，彼此交往甚密，無話不談。張告訴他，蔣介石原籍河南，姓鄭，有弟兄三人，蔣是老幺，名叫鄭三發子。當時 《周末報》 有個版麵叫“人海殘渣錄”，專對國民黨政軍界頭麵人物加以醜化、抨擊。他就據此寫了 《蔣介石身世之謎》 一文，刊於1949年底《周末報》。後來，唐人在寫 《金陵春夢》 時襲用了這一說法，直接把“鄭三發子”和蔣介石畫上了等號。憶畢這段往事，馮英子在文末鄭重聲明：“鄭三發子”隻不過是個傳說而已。他後來在回憶錄中也提及此事，稱“唐人先生那時候在《大公報》作秘書，《金陵春夢》 中的這個故事，是從 《周末報》 上抄去的”。
如此一來，“鄭三發子”的出處，又多了一種說法。另外，還有一個說法，柳蘇在題為《唐人和他的夢》 的文中說：“這個故事絕不是唐人的惡意捏造。他是有根據的。他把故事來源說得似乎有些神秘，有人說，其實他根據的就是建國初年 《光明日報》 上的一篇文章。”（《香港文壇剪影》，三聯書店，1993年2月版）柳蘇即今年5月初辭世的香港資深報人羅孚，本名羅承勳，早年擔任香港 《新晚報》總編輯，正是直接鼓動唐人創作 《金陵春夢》 的頂頭上司，所言亦不無參考價值。
那麽，唐人是否把故事的來源神秘化了？《光明日報》上的文章與馮英子在香港發表的文章有無關連？三種說法中哪一種更接近事實？由於唐人早在1981年病故，而馮英子也於2009年下世，恐怕已難考訂究實，隻能三說並存。
誠如羅孚先生所言，蔣介石是“鄭三發子”的傳聞“絕不是唐人的惡意捏造”，而且並非空穴來風，子虛烏有。抗戰時期，確實有過一個名叫鄭紹發的人，從河南跑到“陪都”重慶，要認已貴為委員長的胞弟。曾任軍統局總務處處長的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 一文中詳述了這個有點離奇的故事，說結果蔣沒有接見此人，而是讓軍統局局長戴笠把他囚禁起來，沈當時奉命帶一個裁縫去給他量尺寸做衣裳，發現其麵貌同蔣介石一模一樣，不過口音不同。不久，鄭紹發又被關到貴州的息烽集中營，還把他在河南老家的家人接去，在監獄內專門造了幾間房子作長期囚禁，但待遇較好，行動也有一定的自由。抗戰勝利後，沈又奉命處理此事，釋放時給了鄭數千元法幣，命他回去後不準再說是蔣的哥哥，否則嚴辦，雲雲。但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這樁涉及蔣介石的認親故事成為了一個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的傳聞，外界不明真相也無從辨析，有人不信，也有人信，則是可以肯定的。
然而，即使有過河南的鄭紹發到重慶認親之事，也並不能證明蔣介石就是其弟鄭三發子，因為有個長相極為相似之人前來認親，與彼此是否存在兄弟或父子的血緣關係不能劃等號，這個道理是顯而易見的。但 《金陵春夢》 一經連載，如同石破天驚，蔣介石是“鄭三發子”的說法不脛而走。於是，蔣介石究竟是奉化蔣肇聰所生，還是由河南許州（許昌）繁城鎮鄭姓家的逃荒媳婦“拖油瓶”而來的三兒子？這不僅成了讀者大感興趣的話題，也成為有待進一步證實或證偽的“曆史公案”，自然引起了大陸政府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由全國政協委托，寧波市政協承擔了對蔣介石身世進行核實的任務，從1962年至1965年，多次召集包括蔣家近親舊友在內的有關人士，重點調查奉化溪口蔣氏世係的變遷以及蔣介石一生與溪口的關聯，在這個基礎上與蔣氏宗譜參核；又自1979年始至1981年，再在溪口重點調查了蔣介石之父蔣肇聰的職業和行蹤，還在葛竹查核了蔣介石之母王采玉的來曆和行蹤，最終證實蔣介石確係蔣肇聰與王采玉的嫡子，其父母來曆清楚，並無啟人疑竇之處，因而可以斷定傳說中的“鄭三發子”另有其人，絕不是奉化溪口出生、長大的蔣介石。上述調查形成豐富而確鑿的材料，先後發表於全國政協的 《文史資料選輯》 和 《浙江文史資料選輯》，反證《金陵春夢》隻是故妄一讀的“小說家言”。在這一期間，1981年4月《河南文史資料》 第五輯在 《關於蔣介石家世》 的題目下刊登了三篇文章，包括張仲魯寫於1962年5月30日的 《一些傳聞》、李延朗的 《點滴見聞》 和編者所寫的 《補充》，力陳蔣介石原為河南人，希冀說明其身世“另有隱情”而可能是鄭三發子，但因缺乏第一手關鍵資料，可信度明顯欠缺。
那麽，唐人本人生前又是怎樣看待這個問題的呢？楊奇在前文中說：“可是，到了1978年我奉調到中央駐香港代表機構新華社擔任宣傳部長時，嚴慶澍還未對 《金陵春夢》 進行修補工程，隻是改正了一些明顯的差錯。”他改正的“一些明顯的差錯”中，並不包括有關“鄭三發子”的描述。事實上，他對此不但沒有修改的打算，而且還做了如今看來有點跡近荒唐的自辯。1981年11月7日，亦即病逝前不久，他在為北京出版社在大陸正式出版 《金陵春夢》 而撰寫“作者自序”時，複述了上述有關鄭三發子的資料來曆，並對幾份雜誌上表示異議的文章進行駁斥，特地申明：“在此要答複這一類‘否定鄭三發子’者的是，我一開始曾不信其事，後經研究而終信其事，然絕非為反蔣計，這在拙作中寫得很清楚。”他還說：“事後證明，讀者對這個樣子的開頭是感到興趣的。我自己對相反的意見或抨擊也非常留意，倒不是擔心有人控告我毀謗，而是擔心有人責備我為反蔣而出此一著並不光采，其實拙作中對蔣母寡婦再嫁這一些是十分同情的。反蔣也在於反他從鄭三發子變成蔣介石後，就忘記了災民痛苦而騎到人民頭上，並沒有反對鄭三發子，可能這明確的態度獲得了‘忠貞之士’的‘認可’，台港蔣方人士亦未因此罵街。”很明顯，這些辯解並不能消除各方對“鄭三發子”一說的質疑。唐人又舉 《河南文史資料》 刊發文章為例，認為這“都為‘鄭三發子’提供了更多的旁證”。可見，在當時基本可以定論的情況下，這位作家沒有也不準備放棄在他看來是無可置疑的“鄭三發子”之說。相比之下，馮英子晚年對友人表示，他當年道聽途說而寫的那篇文章看來是“厚誣古人”，表現了服膺真相、坦承錯誤的勇氣。雖然唐人再三申明其寫作“絕非為反蔣而反蔣”，但從馮英子憶述的事情經過可知，依據傳聞確定蔣介石即是“鄭三發子”的說法是極為輕率而有害的。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這種對蔣介石“妖魔化”的做法，無疑是出於與敵對階級進行無情鬥爭的需要。然而，如若天假以年，唐人能夠活到今天，看到國、共之間的堅冰正在融化，而讀者的曆史觀也較為客觀平實之際，會否“覺今是而昨非”摒棄陳見呢？答案，或許是肯定的。
（選自 《曆史的反光鏡》/劉小磊 主編/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5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