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資政策的轉折可能帶來中國經濟的轉折

中國政府籍對外資環境的重新定價改變外資政策。3月16日，旨在統一內、外資企業稅收待遇的企業所得稅法在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高票通過，這標誌著外資企業在華享受了20多年的“超國民待遇”走向終結。統一所得稅的主要目的是公平稅負，使內、外資企業能夠在同等條件下公平競爭。但從利用外資政策的角度看，這也可視作是中國政府對外資環境重新作出了定價。
經過20多年的經濟發展和利用外資的實踐，中國的外商投資環境在諸如基礎設施、勞動力素質、配套產業體係完備性、國內市場規模和增長速度等硬環境方麵不斷得到改善，這是此次中國提高外企所得稅率的底蘊之一。但是，市場中決定價格升降的關鍵還是供求關係的變化。由於中國國內的儲蓄率長期居高不下，形成高達十萬億元的銀行業存差，外資湧入、外匯順差加劇了流動性過剩，這些因素共同構成了中國對外資需求的變化；結合正在極力促進的經濟增長方式由依賴出口向依賴內需的轉型，中國經濟對外資的需求可能已麵臨曆史性的轉折。正是這種供求關係的逆轉，令中國政府果斷祭出了新的所得稅法。可以說，目前中國經濟對外資的需要，實質上已不再是資金的需要，而是對附著在資金上的核心技術、海外市場、管理手段的需要。從這個意義上說，新企業所得稅法出台實質是外資政策的一次調整，其方向是縮減吸取外資的數量，提高質量。
雖然新的企業所得稅法出台是眾望所歸，雖然媒體和專家大都解讀此舉不會對中國於外資的吸引力產生重大影響，但實際上稅收杠杆的重大變化必然導致進入中國的外資數量大幅萎縮。20多年前，中國之所以讓外資享受“超國民待遇”，是因為自身的投資環境存在嚴重問題，不如此定價即無力推銷。20多年來，如前所述中國在硬環境方麵已有很大改善，但在更重要的軟環境（政府服務、法治環境等）方麵，並沒有顯著進步。差不多全國各地都流傳著對外資“關門打狗”的“趣聞”；貴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賀英東，投巨資於南沙也被當地鎮幹部玩弄於股掌之上，同樣是求告無門；北京嘉利來案，作為第一大股東的港商，竟然在自己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清退出場；美國新橋資本入主深圳發展銀行後，才發現15億元人民幣貸款的黑幕陷阱，如此等等——在投資環境沒得到根本改善的情況下，提高外資的所得稅率，無異於劣質商品按優質產品價格掛牌出售，結果可想而知。
外商對投資環境質量與所得稅率的這種等價關係十分敏感。就在兩會期間，全球最大的谘詢公司博思艾倫對投資中國的全球五百強企業進行了專門的問卷調查。接受問卷的外企普遍對所得稅率的提高並不排斥，但同時要求中國政府能夠真正建立起公平公正的營商環境。外商的這種要求是合理的，因為隻有這樣才能構成等價交換。 接受問卷的外企普遍反映，他們在中國經常受到諸如法規模糊、官僚主義、腐敗、法律實施和解釋透明度不高、知識產權保護不力等方麵的困擾。他們強烈希望中國在打擊腐敗、減少管製、限製部門和地方的行政權力濫用、清除潛規則等方麵作出明顯改善，為外資和內資營造共同的公平和公正的營商環境。與此同時，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鄭重指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要以轉變政府職能為核心，規範行政權力”，“增強政府執行力和公信力”——筆者相信，溫總理的表態是真誠的。但是在利益分化、決策和執行常常脫節的體製現狀下，中央的態度能否轉化為實際效果，能否轉換為營商環境的改善，並不容樂觀。如果中國不能盡快解決投資軟環境的問題，本次旨在提高引資質量、限製數量的外資政策調整，很可能成為外資全麵退出中國、中國經濟盛極而衰的分水嶺。外資的潰退可能成為中國經濟的災難，外資政策的轉折可能帶來中國經濟的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