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三令五申就是管不住一張公款吃喝的嘴”，這種議論有年頭了。“狠刹公款吃喝歪風”不絕於耳；一年吃掉幾個“三峽工程”，吃掉幾艘“航空母艦”，說法不少；禁“公款吃喝”文件年年發，“中央級的超過50個”，“自1978年算起，全國地市以上紀檢部門發過三萬多個”；一段時總有新的熱點引起關注，總會出台一些新的招數：“報告製度”，“公示製度”等。
有學者認為：“反腐原來很簡單”，“解決公款吃喝並不複雜”。何以見得？“吃膩了吃厭了，對吃不太感興趣了”，幾年前“非典時期”也曾有過類似的說法：“人怕死，不敢吃”。如此簡單之事，可為什麽“幾十年，三令五申就是管不住一張公款吃喝的嘴”呢？！
“幾十年，中央三令五申管不住一張公款吃喝的嘴”，不少的人認為是“中國文化”、“國民劣根性”造成的。國人重視吃，“飲食文化”、“酒文化”、“烹飪文化”，議論許多：“毫無愧色於我們的吃”，（林語堂）“中國的口腔文化，生存隻是為了吃”，（孫隆基），“美食與成仙聯係在一起，食就是宗教，就是神”（劉再複、林崗））；“中國人是豬的傳人”；“美食”，中國人的驕傲，走向世界，風光無限；“美食”，中國人的政治智慧，“治國如小烹”（老子）等等。
“民以食為天”，吃喝本是人的一種生存本能，“食、色，性也”。中國有講究精細吃法的飲食文化，並將嘴巴的吃喝功能放大了；可西方的法國，東方的日本、韓國也講究飲食文化，人的本性加文化積澱，何罪之有？！國人大有不必將公款吃喝歸結於“國民劣根性”，也沒有必要為幾千年形成的飲食文化而悲哀與羞愧！要說悲哀與羞愧，隻能是“幾十年三令五申管不住一張公款吃喝的嘴”。
實際上，人們關注的並不隻在“吃喝”本身，而在於“吃喝”與“權力腐敗”聯在一起。“公款吃喝”問題，還有一種情況，就是“吃請”。吃喝不必動用“公款”，手中有權，自然有人請，請的人可能是互請的同級官員或下級官員，但也有許多私人（如私企老板等）掏口袋請的，隻是有求於官員權力。所以出現了官位越高，權力越大，吃喝動用公款越少的“怪事”。
複雜問題可以簡單化，所以有學者從“童真視角”（用一種簡單或天真的眼光看事物）來看公款吃喝問題，認為“太好解決了”。當皇帝光著膀子進行大典，大臣們跟在後麵拖著一條並不存在的後裙，隻有一個小孩叫了起來：“皇帝什麽衣服也沒穿呀！”老百姓醒悟過來，“皇帝實在沒有穿什麽衣服！”（安徒生：《皇帝的新裝》）“童真視角”，就象這位小孩一樣。
複雜問題簡單化，奧姆剃刀原理：“如無必要,全部剔除”！倒也省事，“太好解決了”，如此，公款吃喝就不應成為困擾當局幾十年的問題了！假如仍是問題，是否意味著當今“大人們”真的太弱智了？！
學者推崇“武漢公款接待用餐公示製度”，“關鍵是兩點：第一點，有一個明確的規則，具體到武漢就是製訂公務接待‘六禁令’。關鍵的問題是實施。這就涉及武漢做法的第二點，即實行‘公款接待公示製度’。這樣的製度建設是有意義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公示製度。在我們的社會中，包括公款吃喝在內的許多‘頑症’之所以‘頑’，是在於其隱秘和暗箱操作，隻要把這些問題加以透明和公開，事情其實不難解決。”
如此好辦法，人民卻不領情，使得有學者疑惑不解：“為何好辦法會遭遇‘天下圍攻’”？“對武漢的做法，社會輿論極少有讚揚，反倒是一片強烈的質疑聲，諸如‘作秀’、‘偽創新’、‘無效創新’、‘自說自話’之類尖銳批評的言辭，是網友和其他評論者的主流看法。”
我與提出質疑的網民有同感，武漢公款接待公示製度，除了“吃請”沒提到外，“請上級部委官員、外地官員不公示，不敢公示”，理由是“中國的大環境不允許”，“招待上麵與外麵的要員是必需的，要為被招待的要人保密，所以說公款吃請的信息是‘敏感’的”。“上梁不正，下梁歪”，“越往上，越沒有監督”，難怪武漢市民報以噓聲！
看來複雜問題簡單化，一要有勇氣。小孩叫了：“皇帝什麽衣服也沒穿呀！”算不算有勇氣？我想認同的不會多。所以“童真”說法，隻會招來“老大不小”、“裝嫩”的議論，“皇帝沒有穿衣服！大臣們、老百姓為什麽看到不說”？！二要有政治智慧，“治國如小烹”，在中國，簡單問題“不簡單”。看看那些解決公款吃喝問題較好的國家，可以發現，辦法五花八門，但一點是共同的，就是實行民主政治，因為隻有政治民主，才能使複雜問題簡單化。
簡單化，就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民主政治嚴格區分人的本能與權力腐敗的界線，將自由的維護與權力的製約區別開來。
吃喝，是人的本能，吃什麽，是人的自由，有經濟條件，全家多上幾次館子算什麽？美國總統請高中同學到白宮聚餐，請閣僚到戴維營或家庭農場做客，又算什麽？承認吃是人的本能，承認吃的社會交往功能，但不能越界：不允許利用手中權力，動用納稅人錢財“請人”或“吃請”。“吃喝”一旦與“權力腐敗”聯在一起，問題就複雜了、問題就嚴重了。
民主政治，複雜問題簡單化，說簡單，的確簡單，就是：“放開說話的嘴，管住吃喝的嘴”。嘴巴兩大功能：一是吃喝，二是說活；國人強化了嘴巴的吃喝功能，忽略了嘴巴的說話功能。民主政治卻重視嘴巴的說話功能，“民主社會是一個講話的社會，十分重視交流的藝術，講話比子彈更重要；力氣大不如能說會道，靠說話功夫，是一種以智慧取勝的文明；一個人，不能說話，不會說話，是‘白癡’；一個社會，不讓人民說話，人民不敢說話，是‘墮落’”！（科恩：《論民主》）
槍杆子與筆杆子，權力與權利。筆杆子如何對付得了槍杆子？所以美國才有《權利法案》的出台，才有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地位。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第四權力”；媒體曝光，“深喉”、“狗崽”作用；公眾人物的權力製約，質疑：吃喝，請誰？誰請？錢從何處來？
這方麵的事例太多了。港台有董建華請客事件，馬英九招待所吃請事件、“特支費”事件，近期民進黨要員“喝花酒”事件。有人感歎“為什麽反腐必言香港，民主必言台灣”，這也是大陸政治民主化的無奈。再看看我們周邊國家與歐洲，“在俄羅斯，一位政府官員如果想用公款請別人吃飯，嚴格而繁雜的報銷手續會讓他望而卻步；在印度，很多政府公務員竟然沒有公款吃喝的概念；在歐洲和日本，政府官員在公款消費的問題上更是如履薄冰，因為媒體和民間團體一直在密切監督著他們……。”(《作家文摘》2006年第944期)
政治民主的辦法在中國行得通嗎？“民主是好東西”，“言論自由是‘不言而喻’的好事”，可又怎樣？實際上學者也看到問題所在：“隱秘和暗箱操作”。得承認，中國管吃喝的嘴不理想，可管說話的嘴是那麽的成功！“放開說話的嘴，就能管好吃喝的嘴”，一涉及政治，簡單問題必定複雜化。“說話”不自由，“吃喝”必自由，“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林語堂）人民奈何不了。所以在中國，不推行民主政治，反腐不簡單，解決公款吃喝問題挺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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