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的幾個關鍵瞬間 江綿恒曾謝絕FBI保護

結識汪道涵 充滿風險的歲月結束了，地下工作者轉入地上。江澤民已不再需要隱藏他的共產黨員身份。由於他保衛工廠的努力，江被任命為工廠的黨代表，負責抓生產。與此同時，他還擔任副工程師、工務科科長兼動力車間主任。 在被接管之後，工廠成為益民公司的一部分，並改名為“上海益民食品一廠”。整個公司都隸屬於華東工業部。1949年9月的一天，汪道涵（華東工業部部長、一位嶄露頭角的黨的領導人）來工廠視察。 在視察中，他看到了一家陳舊但十分整潔的乳品廠，到處散發著新鮮冰激淩的香味。此外，更重要的是，他發現了一個很有潛力的年輕人。 “江澤民充滿了活力，”回憶起他們初次見麵的情景，汪說道，“他是黨員，而且給人一種值得信賴的感覺。我覺得他前途無量。” 在他們商討用什麽新招把那些冰凍美食送到飽受戰爭蹂躪的市民手中時，34歲的汪和江立即覺得彼此十分相投。這層關係後來又得到了進一步的加深，因為汪的妻子就是益民公司的董事長，是江的頂頭上司。 在江澤民早年的生涯中，不管是在工作上還是在生活上，不管是碰上了充滿機遇的挑戰，還是碰上痛苦的磨難，他都會向汪的妻子傾訴。汪道涵和江澤民的相識相知也逐漸發展為一種終生不渝的友誼，並改變了兩人的生活。 越過成為高級職務候選人的最後一個障礙 1979年4月，鄧小平建議建立“經濟特區”，中國國務院設立了兩個部級機構來貫徹實施鄧的改革（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和國家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兩個委員會由同一個人任主任----一位老革命、國務院副總理穀牧。 已完全恢複權力的汪道涵找到穀牧，推薦江澤民在新成立的委員會中擔任高級職務（汪本人剛被委以中國最重要的職位之一：上海市市長）。穀牧在20世紀50年代當過上海市委副書記，他記起了過去的江，並任命他為兩個委員會的副主任兼秘書長、黨組成員。 54歲的江成了副部長。他不再是個技術官員，而已經躍到政策製定的最前沿：江澤民已經成為鄧氏改革的早期貫徹者，並成為代表中央政府在深圳作出實質性決策的第一人。 1982年5月，江澤民被任命為電子工業部第一副部長兼黨組副書記。這是個重要的調動。 1982年9月，江澤民成為中央委員會----—製定政策並選舉產生政治局----—的委員。他幾乎完全符合當時的四項標準：出身革命家庭，做過30年有知識的管理人員，又是幾個領域的專家，而且隻有56歲，相對來說仍屬年輕。 1983年6月，江第二次出訪美國。他訪美的最後一站是舊金山，在那裏中國惠普的總裁劉池寧（音譯）博士提出由他做東，請代表團吃一次中式晚餐。 劉去機場迎接代表團，在駕車去他家的路上他告訴江澤民，除了中式晚餐外他還安排了一個慶典。 “慶典？”江問，“慶祝什麽？” “慶祝什麽？”劉反問道，“你在開玩笑嗎？當然是為了你被提升為電子工業部部長。” “你從哪裏聽說的？”江大吃一驚，問道。他當時並未料到這次提升，也沒接到正式的通知。 劉說他剛從朋友那裏聽說，江澤民進入電子工業部還不到一年，就被任命為部長。 江問他是否能半路上停一下，給舊金山的中國領事館打個電話，核實一下這消息。他有些擔心，盡管沒有流露出來。如果沒有真的得到提升，他當然不想去參加慶典。結果消息得到了證實。 在此期間，江澤民見到羅納德·裏根總統，江抱怨美國限製向中國出售某種電子技術。 “我們擔心你們把它用於軍事目的。”裏根說。 “那為什麽你們賣小麥給我們？”江微笑著反駁說，“我們用它供養我們的士兵。 ”裏根和江一起歡快地大笑起來。 上海市長 汪道涵的上海市長任期將於1985年屆滿，北京方麵在物色他的接班人。 “我當然參加了讓誰來接替我任上海市長的討論。”汪道涵回憶說，“副總理萬裏來征求我的意見。他提出好幾個極有競爭力的人選。我推薦了江。” 汪道涵告誡江，不要期待桂冠。據說，他告訴江，做上海市長就像是當總務科的“ 總管”。江回答說：“當1200萬人民的總管，我感到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在上海人的眼中，江被認為是北京方麵的人。據說，當時“盡管觀察家和一些官員沒有低估他的能力，但很少人相信他能取得成功”。59歲的江澤民並未因人民對他期望不高而灰心喪氣，立即著手作出自己的成績。他身為市長的第一個正式舉動就打破常規，沒有發表講話而是召開了一次記者招待會。 江泰然自若，充滿自信，邀請眾多記者提問。 在江就任前不久，發生了一起被媒體譏笑為“冷餐事件”的愚蠢的醜聞。在一個推廣電子技術發展的招待會上，幾百名客人帶著自己的塑料袋或其他容器來哄搶自助餐台上的食物。招待會剛開始幾分鍾，所有的食物就被一掃而空。第二輪添加的食物剛出現，又被搶了藏起----—還有300副不鏽鋼刀叉也不翼而飛。混亂中，人們攔截服務生，並掀翻了桌椅。 這一事件對一個本已受形象問題困擾的城市來說更是個恥辱。市紀委發布通報，認定這一醜劇造成了31370元的損失----—或者說是每人為26元，相當於一位工程師一周的工資。 江很不高興。他曾任電子工業部部長，這些人中有很多都是他的老部下。7月，在江當選上海市長兩天之後，《人民日報》報道了江嚴肅處理官員腐朽生活方式的決定。江這樣做是與長期的傳統陋習作鬥爭，也是一場未竟鬥爭的延續。他從小處著手，提倡在因公宴請時實行“四菜一湯”製，而不是準備大量奢侈的食物。但是，中國的東道主們把這項政策理解成“四大盤菜加一大盆湯”。這樣，在拘泥了字麵規定的同時，他們可以給客人在四個盤子裏放上不同的佳肴，一大鍋湯裏也有很多美味珍饈。江勇敢地刮起了行動的旋風，為僵化的工作方式帶來了生氣。 曾經預想的新路 現在也到了江澤民重新考慮自己事業的時候了。1989年他將滿63歲。傳統上為退休的高級領導人準備的職務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或全國政協副主席。江想徹底改變一下。他想成為母校上海交通大學的教授。 盡管江可以利用上海市委書記的職務來確保在大學裏謀得一個席位，但他更希望通過自己的學術成就來取得。他回憶起翻譯過有關電力問題的俄文著作，就和老朋友沈永言聯係，希望恢複這項工作。 “江給我打電話時，我感到很驚訝，”沈說，“他急於知道自己手稿的下落。坦白地說，我想不起來手稿到哪兒去了。已經過去20多年了，其中還有10年是消磨在混亂的‘文革’中。我告訴他我會找找看。” 沈在書架和壁櫥中仔細查找，終於找到了這份如同出土文物一樣的被遺忘的手稿。 但他已找不到俄文原稿；為了安全，他的妻子可能在“文革”中將原稿賣掉或燒掉了。 “請幫我把手稿校對和編輯一下，”江懇求沈，“這本書對我很重要。” “我才完成手稿的一半，”沈永言說，“就聽到了這個令人吃驚的消息：我親愛的朋友，江澤民，成了共產黨的總書記。‘好吧，’我想，‘我們小小的出書計劃就此打住了。’” 擔子突然落在了肩上 江澤民接到書記處的緊急通知，要他立即趕到北京。當他匆忙趕到機場時，發現等著他的是一架專機，但是在北京南苑機場接他的汽車卻是一輛普通的大眾桑塔納。直到此時，江才被告知鄧小平將在西山別墅見他…… 當鄧提出由他擔任總書記時，江大為驚訝。他表示了他對鄧的感謝和對黨的忠誠， 保證他會做黨要他做的一切。“我擔心，”江說，“我擔當不起黨賦予的偉大使命。” 江澤民對這一任命感覺很複雜。當時，他向鄧解釋說，他沒有在中央工作的經驗是一個缺陷，在與那些已在中央工作數十年的同事打交道時更是如此。鄧回答道：“我們都支持你。我們將幫助你克服任何困難，你不必擔心。”當晚，江乘同一架飛機回到了上海。 當江把這個消息告訴王冶坪時，她並不感到興奮。她和丈夫分居20年後在上海一同度過的4年愉快生活就要結束了。她沒有任何政治和社會野心，成為中國最引人注目的女性對她沒有吸引力。王是一個很謙虛的研究人員，她更希望留在自己深愛的故鄉。而且她的身體狀況一直在走下坡路，對承擔新的責任非常擔憂。 江拜訪了汪道涵，征求了他的意見。 “我知道他是總書記的合適人選，但是我能看出他的矛盾心情。所以我寫了領導1840年抗英鴉片戰爭的中國民族英雄林則徐的一幅對聯來勉勵他：‘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大意是如果對國家有利，就要不懼生死。他不應該因為個人原因而放棄這個機會。不管前麵是什麽，他都應當接受這個重大挑戰。” 汪的信心使江恢複了自信。 對江的大家庭來說，聽到江高升的消息讓他們鬆了口氣。從5月下旬，他們就注意到江不再公開露麵，擔心有最壞的事發生。“對上海市委書記來說，消失這麽久是很少有的，”江澤慧回憶道，“我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當憂心忡忡的親戚打來電話，王冶坪隻能說“我們平安無事”，並神秘地補充說，“沒有發生壞事”。6月24日，消息宣布了，江的家庭成員和西方學者一樣不知所措。 “如果三哥，就像他自己說的那樣，毫無準備，”江澤慧說，“我們就更沒有準備了！真的讓我們大吃一驚。我的第一反應是曆史的重擔已落在他的肩上。” 這個消息對家庭中的其他成員也是一個負擔。當時，江的長子、37歲的江綿恒，正在費城的德雷克塞爾大學電氣和計算機工程係讀研究生。 6月24日，綿恒收到了係主任布魯斯·艾森斯坦的緊急信息，他讓綿恒馬上去他辦公室。 “你聽說了北京的消息嗎？”艾森斯坦教授問。 綿恒搖了搖頭。他的心急速跳動起來：有事發生了。 “你父親是新任的共產黨總書記。” “總書記？”綿恒說，他的臉漲紅了。跟許多中國人一樣，他也許以為自然的提升步驟是從總理提升為總書記。 “我有兩件事要告訴你，”艾森斯坦教授說，“首先，聯邦調查局和地方警察局已和我們聯係過，他們願意24小時保護你。我們不需要他們----我們會保護你。其次，我們會繼續把你當一個普通學生對待。” “這就是我需要的一切。”綿恒說。他的態度“贏得了所有同事的尊敬”。 沈永言記得江在剛剛被提升的那段日子裏經常在深夜給他打電話。“我們談了許多事情，沒什麽大事，經常談論他如何適應其新生活中日常事務的形式與挫折。他處於來自方方麵麵的重壓之下，有時晚飯之後，他就會感到寂寞。他是同我們一樣的人。他的家人還在上海。” 建立威信 江澤民漸漸適應了，越來越揮灑自如了。由於地位、禮儀和經常出現在公眾麵前的需要，江已經感到沒有個人生活可言了。他向老朋友沈永言抱怨他所受到的種種約束。 “他不能決定自己的衣著，”沈注意到，“他經常不知道該穿什麽。”有一次沈訪問中南海時，一名助手打斷了他們正要結束的晚餐，告訴江他需要更換服裝參加下一場活動。“我問道是否可以讓我跟他去看看他怎麽著裝，”沈笑著回憶說，“當我們走進江的臥室時，他的衣服已經擺好了。由於他要會見工人代表，他隻能順從地脫下他的西式運動茄克，換上扣子係得很高的毛裝。但是他的助手，就像學校老師對7歲小學生說話一樣，溫和但簡略地說，‘不，您必須把襯衣也換掉。’就連他的鞋子，也為他選好了。” “我不到一年就不再擔心了，”汪道涵說，“我感到驚訝的是我這麽快就有了信心，相信江澤民能夠達成他的目的並坐穩他的位置。我大大地鬆了一口氣！當然，鄧小平還健在，他答應過他將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 1992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四大，明確指出國家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就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此舉具有巨大的象征意義。 到黨的十四大結束時，江澤民已經建立起他的威信。江不僅贏得了一係列的政治挑戰，他還在職權（政治、經濟、媒體、軍事）的所有方麵發展了力量，提高了信心。 後來在2003年，即他從書記的職位上退下來的後一年，回顧曆史時，江把1992年的這段經曆稱為他個人的轉折點。 堅強的“第一夫人” 1995年6月，江澤民偕夫人王冶坪前往吉林省視察工作。在長春，他們參觀了第一汽車製造廠，見到了老朋友沈永言。而沈也看到，對於江的家庭來說，高層的生活並不輕鬆。王冶坪向沈坦言道，他們的家根本不像個家。丈夫總是要開會或者參加各種活動，常常很晚才回來。她的母親和他們住在一起，而老人年事已高，身體每況愈下。 在公開場合露麵始終讓她作難，稍微動彈一下她就渾身痛。沈私下裏對江說：“你和妻子一起出國訪問的時候，你好像總是抓著她的胳膊拽著她走。在電視上，這樣看起來有點別扭……” 江無奈地回答說：“我怎麽辦？要是我不扶著她，她就走不動。” 1994年王冶坪（隨同江澤民）出訪法國時，在一次國宴上，她自始自終都忍受著劇痛。她對沈永言說，她以後要盡量避免出國，而且再也不想參加宴會了，除非禮節上要求她非出席不可。但她仍然甘願擔負起必需的責任。沈感慨地說：“她變得那麽堅強，真是不容易。” 破除“所有製神話” 到1997年初春，改革已成為十五大的主題，爭論集中在“所有製”和黨是否應該支持將國有企業改組成股份製公司的問題----允許機構和個人，而不僅僅是國家，擁有生產資料。 在中央黨校畢業班上發表的一篇具有突破性的講話中，江公開了他即將在第十五次黨代會上提出的思想。這篇長達1.2萬字的講話深受重視，幾乎所有的中國高級領導人全部到場。它成為當代中國改革史上的一個裏程碑。 在人們期望甚高的講話中，江澤民提出了將一部分國有企業轉換成股份製公司的構想。江解釋道，社會主義“公有製”，可以通過不同的“所有者”來保持社會主義本質，諸如合作社、集體、勞動者組織、地方和地區政府、其他數量相對較少的私營企業、個人及外國資本。 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冷溶說：“江主席使全黨擺脫了思想桎梏，接受了不同的所有製。但他沒有放棄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 創建理論 2000年2月底，在考察廣東省的過程中，在高州這個小城，江澤民發表講話，力圖糾正普通農民經常抱怨的一些問題。江向他們保證，黨將會支持他們。他對600名村鎮幹部說，“要把中國的事情辦好，關鍵取決於我們黨，取決於黨的思想、作風、組織、紀律狀況和戰鬥力、領導水平。隻要我們黨始終代表著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以及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它就會永遠立於不敗之地，永遠得到全國各族人民的衷心擁護並帶領人民不斷前進。” 這三個短語----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江第一次對它的表述，它還沒有名字，也沒有成為報紙頭條，似乎隻是在不經意間說出。然而，這並非事出偶然：江的言語簡單，但它很快就主導了所有的政治性評論。 3月初，《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高度概括的評論員文章，這標誌著江澤民提出的旨在實現黨的現代化改革的思想，即“三個代表”的思想首次在全國範圍內浮出水麵。 江很清楚，要領導中國全球化的知識型經濟，他必須對黨的思想進行現代化改革， 而“三個代表”正是這樣一種機製。 從國家經濟情況說，江對自己離任時留下財富當可自豪。當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經濟正陷入停滯或衰退時，中國卻發展勢頭強勁。中國經濟在2002年的增長率為8％，2003年則高達9.1％。中國公民的態度也讓他感到滿意。當世界充滿越來越多的不穩定和混亂因素時，中國似乎成了秩序良好的避風港。 退休後的新生活，江澤民擁有兩套住宅，一是中南海內樸素的庭院，還有就是上海的住所。與往常一樣，江每天遊泳600米來鍛煉身體，他說他可能準備遊更多長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