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恢複高考30周年:紀念的鍾與反思的鼓
謝泳
唯“成分”時代的結束
今年是中國恢複高考製度30周年。這一舉措開啟了“文革”後中國社會階層間正常流動的製度，特別是廢止了以“出身”和“成分”約束社會階層間正常流動的習慣。所以高考製度的恢複，幾乎是近30年來唯一沒有爭議而得到社會各階層認可的改革。
中國傳統社會由靠軍功、舉孝廉、重門閥再到科舉製度的成型和完善，社會精英間的流動秩序本來早已形成，特別是科舉製度的完善，為社會下層人士向上流動提供了嚴格的製度保障。潘光旦、費孝通和何炳棣等人關於科舉的研究都證明，至少明清以來，社會下層通過科舉上升的渠道基本是暢通的，曆朝平民出身的進士比例相對較高。
晚清新學校製度建立後，現代精英的出身以學校畢業（包括留學）為基本標誌。新學校製度建立的目的在於普及教育，提高國民的文化素質。但因為新學校製度以現代多學科製度為基本教育目標，事實上加大了教育的成本，反而使教育的普及程度受到了影響。科舉時代，讀書人承擔的教育成本在城鄉之間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因為科舉考試的內容相對單一。在科舉時代，中國的讀書人大體是平等的，或者說讀書的基本條件沒有本質差異。但新學校製度建立後，城鄉間讀書人的差別立刻顯現，而且越往後越大。到了1949年後，隨著城鄉二元結構製度的形成和完善，中國農村和城市間的鴻溝，對於平民來說，基本不可逾越。所以在“文革”前17年的教育製度中，雖然農民和市民在高考製度前表麵上享有同等權利，但事實上，農民和市民的不平等非常明顯。
一個基本事實是，改革開放前，中國縣級以下（不含縣級）基本沒有優質高中，這一狀況至今並沒有太大的改變。也就是說，中國的農民在享受教育資源方麵和市民完全不在一個層麵，基本沒有公平可言。對中國農民來說，高考從來都是以改變身份為第一追求目標，追求知識是次要的。那時山西的縣級中學裏隨處可見的一條標語是：“同學，記住，你的身份是農民！”借此鼓勵鄉村學生用功高考。
除了城鄉間的絕對不平等外，以意識形態為基礎判斷社會成員品德和知識的風氣，導致了當時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以“出身”和“成分”衡人的製度性習慣。大體說來，1977年以前的中國社會，可以稱之為“出身”和“成分”社會。以“出身”和“成分”限製社會成員正常流動的動機，完全來自意識形態。那一時期可能是中國曆史上最重血統的時候，所謂“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遇羅克的著名論文《出身論》，就是對這一社會機製的控訴與反抗。
中國的“出身”和“成分”在高考製度恢複前，對社會成員的流動起著決定性製約作用，在農民和市民的差別之外，又加上了“地富反壞右”和“資本家”的限製。這樣的社會，如果從1950年算起，到1978年大體終結，約有近30年時間。也就是說，中國社會目前的主要精英，特別是1940年前後出生的人，在決定其升遷的因素中，“出身”和“成分”起過主要作用，特別是對政治精英而言更為明顯。
“出身”和“成分”有聯係，但還不是一個概念。所謂“出身”，主要是指與血統相連的代際標誌。那時的社會中，一個社會成員的“出身”，完全取決於其父母當時的社會角色，在“出身”之外，又生出了“本人成分”的說法。其主要特點是父母的政治地位愈高，後代愈不受“出身”影響。據說當時有規定，凡職位較高的幹部，他們的子女才可以父母（主要是父親）的革命經曆為自己的“出身”，就是說如果父親家庭出身“地主富農資本家”，他們的子女可以不延續原來的“出身”，而以父母的革命經曆為自己的“成分”。因為高級幹部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出身於富有家庭，如果沒有此規定，會影響他們的後代向上流動。但高級幹部的人數畢竟有限，在他們以下的雖然有革命經曆的人也很難享受這一特權，級別越低，其後代越要延續父母原來的“出身”。所以人們會發現在中國社會後來的變革中，革命後代具有先天優勢。
中國社會所以形成以“出身”和“成分”為社會成員流動的主要標準，與那時過分強調階級與階級鬥爭有關。講社會的階級性，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但在中國講階級，不是指一般意義上的社會階層，而主要講階層間你死我活的衝突和鬥爭。雖然在講階級的時候都留了餘地，比如人們常常聽到的“有成分論，但不唯成分論，重在表現”的話，但在實際生活中，“出身”和“成分”基本是一個剛性概念，有彈性的時候極少。這一點我想不用討論。
史學家趙儷生在他的回憶錄裏曾說，1944年，他在山西晉城參加土改，因為當時他的一些舊日朋友都是當地的負責人，對他在政治上還信得過，就讓他在資料室看材料，他看到了當地製作的《新華日報》合訂本和一些非“內部”的文件。趙儷生說：“在這一帶的文化部門，主要是小學和初中或師範裏，人們怎樣發動學生展開在教師中的階級清洗運動？學生中有各種名目的組織，最主要的一個叫‘翻先隊’，這是指查教師的三代甚至三代以上，看他們的先人在‘地富’、‘中農’、‘貧雇’中屬於哪一個陣營。隻要沾上‘地富’，那就堅決清洗。試想在舊中國、在文化相對不發展的晉東南，能受較高教育而稱職當教師的，不是‘地富’家庭出身的有幾個？於是大量教師被清洗下來，逐回家去勞動；有的給胸口掛上‘地主’、‘惡霸’的牌子監督上課。這種劃階級的做法在學生中發展得更惡劣，像地富子弟要背貧雇子弟去上學；貧雇子弟可以尿在地富子弟的頭上叫‘洗腦筋’；地富子弟要替貧雇子弟做作文、演算草、放牛、割草，女的要代替紡花、做鞋，都有定額，不足定額者開會鬥爭。考試成績，要根據卷麵扣分加分，如貧雇子弟加五分，地富子弟減五分；個別地方規定，不管卷麵如何，貧雇子弟一律80分，中農子弟40分，地富子弟15分。學校出告示，‘翻先隊’隊長（學生）名字在前，校長名字列在其後。”（《籬槿堂自敘》第12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
重“政審”傳統的終結
1966年後，中國大學停止招生。但嚴格地說，主要是停止了以考試為核心的升學製度，到了上世紀70年代初期，曾有“工農兵學員”製度出現。就是在現行的學曆評價體係中，對“工農兵學員”也沒有完全否定，通常是以“大專”學曆看待。在“工農兵學員”中後來也產生了相當多的人才。但作為一種特殊時期的“大學製度”，它的主要缺點是非常明顯的。
從製度設計者的初衷觀察，“文革”前中國17年大學製度中的明顯缺點，引起了高層的反感，主要是教育與實際生活的脫節和應試教育的發展。“文革”時期毛澤東對中國高等教育製度的嘲諷，主要表現在他和侄女王海容的幾次談話中。後來“五七大學”、“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等辦學方式的出現，主要是這種教育思想的體現。在這一時期，“工農兵學員”的出現，曾起過大學生斷層期的替代作用，它在大學停止和恢複高考之間承擔過的曆史作用，還有待於曆史評價，完全否定不符合曆史事實。
“工農兵學員”的來源是推薦，推薦的主要標準是“政治表現”。推薦本是中西方選拔人才的最理想製度，但它的操作性要依靠高度的誠信和法製做保障，這兩條中國社會當時都不具備。不能說在“工農兵學員”的推薦中，絲毫沒有體現公平，但在當時中國的社會製度下，它主要是依賴權力和人情在運作的，特別是“文革”後期中國社會中派係林立，更導致了這一政策的變形。在“工農兵學員”的構成中，有完全的“勞模”，但也有相當比例的知青，更有當時處境稍好的幹部子女。有知識要求，但在實際操作中，政治表現更突出，這種製度在當時鼓勵了很多青年采取以表麵的政治熱情去改變命運的生存方式。“工農兵學員”製度的出現，其實是上世紀50年代“調幹生製度”（在有革命經曆的青年中選拔，直接保送上大學讀書）的延續。
1949年以後，中國社會沒有建立文官製，也就沒有製度化的退休製度，享有軍功的革命者極少正常退休。上世紀80年代初期，“廢除幹部終身製”才提上日程。因為重政治輕知識，社會精英的上升渠道主要是：一、參軍；二、當勞模（各條戰線上的先進分子）；三、給領導好印象。“當勞模”、“參軍”以及領導人的好感，核心還是“出身”和“成分”。那個時期精英的流動，主要發生在“革命者”後代和一般的“軍人”及“勞模”之間。
1977年高考製度的恢複其實並不完全是一個純粹的教育製度變革，它的標誌性意義體現在政治進步上。因為在沒有文官製度的曆史條件下，高考事實上承擔的是教育和選拔的雙重責任，由重政治到看知識的轉變，它所要改變的其實是中國精英的基本構成方式。事實上恢複高考製度的直接後果是革命傳統中依靠“出身”和“成分”上升的渠道，轉向了以學曆和知識為實現上升的基本前提。在不久後到來的“革命化、知識化和年輕化”浪潮中，精英構成的新模式得以完成。
進步中的局限
恢複高考是在一定曆史條件下發生的進步事件，它的曆史意義已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但我們也必須清醒，這一製度的轉變隻是實現了當時“回到17年”的教育理想，它的進步意義並不具有創造性。也就是說，依賴領導者個人的獨特魅力，它在瞬間完成了回到17年教育的格局，這也不免為中國後來高等教育的深度變革留下了一些局限。
“17年高等教育”中，表麵上延續了1949年前中國大學升學製度的基本形式，但又強調了“出身”和“成分”在學生的錄取中起決定作用，“政審”具有決定個人命運的絕對意義。這個影響並沒有在1977年恢複高考中完全消失，至少在軍校和法律專業學生的錄取中，它依然起了重要作用，在公平的製度形式下，“政審”的陰影還在飄蕩。這一曆史事實不能因為恢複高考製度的正當性而回避。同樣道理，依賴《我在這戰鬥的一年裏》、《心裏的話兒獻給華主席》等方式獲得轉變機遇，也再現了製度公平中的知識不平等，在充滿意識形態色彩的知識競爭中（至少文科有這種局限），可能也影響了自由精神和獨立思想的養成。
中國政界和知識界的“77級”時代已經到來，“77級”作為一個曆史概念，它不僅僅指“1977級”，至少可以把隨後的“78、79、80級”包括進來。這一時代成長起來的人，在獲得相對公平競爭製度的同時，他們成長時代的知識局限如何避免？所以，反思這一曆史局限的時代也同時到來。當“77級”成為我們這個時代主角的時候，人們或許會這樣發問：恢複高考製度中產生的時代精英，他們將引領時代之舟向何處航行？（作者係廈門大學中文係教授）
中國青年報 2007年6月29日
謝泳
唯“成分”時代的結束
今年是中國恢複高考製度30周年。這一舉措開啟了“文革”後中國社會階層間正常流動的製度，特別是廢止了以“出身”和“成分”約束社會階層間正常流動的習慣。所以高考製度的恢複，幾乎是近30年來唯一沒有爭議而得到社會各階層認可的改革。
中國傳統社會由靠軍功、舉孝廉、重門閥再到科舉製度的成型和完善，社會精英間的流動秩序本來早已形成，特別是科舉製度的完善，為社會下層人士向上流動提供了嚴格的製度保障。潘光旦、費孝通和何炳棣等人關於科舉的研究都證明，至少明清以來，社會下層通過科舉上升的渠道基本是暢通的，曆朝平民出身的進士比例相對較高。
晚清新學校製度建立後，現代精英的出身以學校畢業（包括留學）為基本標誌。新學校製度建立的目的在於普及教育，提高國民的文化素質。但因為新學校製度以現代多學科製度為基本教育目標，事實上加大了教育的成本，反而使教育的普及程度受到了影響。科舉時代，讀書人承擔的教育成本在城鄉之間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因為科舉考試的內容相對單一。在科舉時代，中國的讀書人大體是平等的，或者說讀書的基本條件沒有本質差異。但新學校製度建立後，城鄉間讀書人的差別立刻顯現，而且越往後越大。到了1949年後，隨著城鄉二元結構製度的形成和完善，中國農村和城市間的鴻溝，對於平民來說，基本不可逾越。所以在“文革”前17年的教育製度中，雖然農民和市民在高考製度前表麵上享有同等權利，但事實上，農民和市民的不平等非常明顯。
一個基本事實是，改革開放前，中國縣級以下（不含縣級）基本沒有優質高中，這一狀況至今並沒有太大的改變。也就是說，中國的農民在享受教育資源方麵和市民完全不在一個層麵，基本沒有公平可言。對中國農民來說，高考從來都是以改變身份為第一追求目標，追求知識是次要的。那時山西的縣級中學裏隨處可見的一條標語是：“同學，記住，你的身份是農民！”借此鼓勵鄉村學生用功高考。
除了城鄉間的絕對不平等外，以意識形態為基礎判斷社會成員品德和知識的風氣，導致了當時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以“出身”和“成分”衡人的製度性習慣。大體說來，1977年以前的中國社會，可以稱之為“出身”和“成分”社會。以“出身”和“成分”限製社會成員正常流動的動機，完全來自意識形態。那一時期可能是中國曆史上最重血統的時候，所謂“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遇羅克的著名論文《出身論》，就是對這一社會機製的控訴與反抗。
中國的“出身”和“成分”在高考製度恢複前，對社會成員的流動起著決定性製約作用，在農民和市民的差別之外，又加上了“地富反壞右”和“資本家”的限製。這樣的社會，如果從1950年算起，到1978年大體終結，約有近30年時間。也就是說，中國社會目前的主要精英，特別是1940年前後出生的人，在決定其升遷的因素中，“出身”和“成分”起過主要作用，特別是對政治精英而言更為明顯。
“出身”和“成分”有聯係，但還不是一個概念。所謂“出身”，主要是指與血統相連的代際標誌。那時的社會中，一個社會成員的“出身”，完全取決於其父母當時的社會角色，在“出身”之外，又生出了“本人成分”的說法。其主要特點是父母的政治地位愈高，後代愈不受“出身”影響。據說當時有規定，凡職位較高的幹部，他們的子女才可以父母（主要是父親）的革命經曆為自己的“出身”，就是說如果父親家庭出身“地主富農資本家”，他們的子女可以不延續原來的“出身”，而以父母的革命經曆為自己的“成分”。因為高級幹部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出身於富有家庭，如果沒有此規定，會影響他們的後代向上流動。但高級幹部的人數畢竟有限，在他們以下的雖然有革命經曆的人也很難享受這一特權，級別越低，其後代越要延續父母原來的“出身”。所以人們會發現在中國社會後來的變革中，革命後代具有先天優勢。
中國社會所以形成以“出身”和“成分”為社會成員流動的主要標準，與那時過分強調階級與階級鬥爭有關。講社會的階級性，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但在中國講階級，不是指一般意義上的社會階層，而主要講階層間你死我活的衝突和鬥爭。雖然在講階級的時候都留了餘地，比如人們常常聽到的“有成分論，但不唯成分論，重在表現”的話，但在實際生活中，“出身”和“成分”基本是一個剛性概念，有彈性的時候極少。這一點我想不用討論。
史學家趙儷生在他的回憶錄裏曾說，1944年，他在山西晉城參加土改，因為當時他的一些舊日朋友都是當地的負責人，對他在政治上還信得過，就讓他在資料室看材料，他看到了當地製作的《新華日報》合訂本和一些非“內部”的文件。趙儷生說：“在這一帶的文化部門，主要是小學和初中或師範裏，人們怎樣發動學生展開在教師中的階級清洗運動？學生中有各種名目的組織，最主要的一個叫‘翻先隊’，這是指查教師的三代甚至三代以上，看他們的先人在‘地富’、‘中農’、‘貧雇’中屬於哪一個陣營。隻要沾上‘地富’，那就堅決清洗。試想在舊中國、在文化相對不發展的晉東南，能受較高教育而稱職當教師的，不是‘地富’家庭出身的有幾個？於是大量教師被清洗下來，逐回家去勞動；有的給胸口掛上‘地主’、‘惡霸’的牌子監督上課。這種劃階級的做法在學生中發展得更惡劣，像地富子弟要背貧雇子弟去上學；貧雇子弟可以尿在地富子弟的頭上叫‘洗腦筋’；地富子弟要替貧雇子弟做作文、演算草、放牛、割草，女的要代替紡花、做鞋，都有定額，不足定額者開會鬥爭。考試成績，要根據卷麵扣分加分，如貧雇子弟加五分，地富子弟減五分；個別地方規定，不管卷麵如何，貧雇子弟一律80分，中農子弟40分，地富子弟15分。學校出告示，‘翻先隊’隊長（學生）名字在前，校長名字列在其後。”（《籬槿堂自敘》第12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
重“政審”傳統的終結
1966年後，中國大學停止招生。但嚴格地說，主要是停止了以考試為核心的升學製度，到了上世紀70年代初期，曾有“工農兵學員”製度出現。就是在現行的學曆評價體係中，對“工農兵學員”也沒有完全否定，通常是以“大專”學曆看待。在“工農兵學員”中後來也產生了相當多的人才。但作為一種特殊時期的“大學製度”，它的主要缺點是非常明顯的。
從製度設計者的初衷觀察，“文革”前中國17年大學製度中的明顯缺點，引起了高層的反感，主要是教育與實際生活的脫節和應試教育的發展。“文革”時期毛澤東對中國高等教育製度的嘲諷，主要表現在他和侄女王海容的幾次談話中。後來“五七大學”、“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等辦學方式的出現，主要是這種教育思想的體現。在這一時期，“工農兵學員”的出現，曾起過大學生斷層期的替代作用，它在大學停止和恢複高考之間承擔過的曆史作用，還有待於曆史評價，完全否定不符合曆史事實。
“工農兵學員”的來源是推薦，推薦的主要標準是“政治表現”。推薦本是中西方選拔人才的最理想製度，但它的操作性要依靠高度的誠信和法製做保障，這兩條中國社會當時都不具備。不能說在“工農兵學員”的推薦中，絲毫沒有體現公平，但在當時中國的社會製度下，它主要是依賴權力和人情在運作的，特別是“文革”後期中國社會中派係林立，更導致了這一政策的變形。在“工農兵學員”的構成中，有完全的“勞模”，但也有相當比例的知青，更有當時處境稍好的幹部子女。有知識要求，但在實際操作中，政治表現更突出，這種製度在當時鼓勵了很多青年采取以表麵的政治熱情去改變命運的生存方式。“工農兵學員”製度的出現，其實是上世紀50年代“調幹生製度”（在有革命經曆的青年中選拔，直接保送上大學讀書）的延續。
1949年以後，中國社會沒有建立文官製，也就沒有製度化的退休製度，享有軍功的革命者極少正常退休。上世紀80年代初期，“廢除幹部終身製”才提上日程。因為重政治輕知識，社會精英的上升渠道主要是：一、參軍；二、當勞模（各條戰線上的先進分子）；三、給領導好印象。“當勞模”、“參軍”以及領導人的好感，核心還是“出身”和“成分”。那個時期精英的流動，主要發生在“革命者”後代和一般的“軍人”及“勞模”之間。
1977年高考製度的恢複其實並不完全是一個純粹的教育製度變革，它的標誌性意義體現在政治進步上。因為在沒有文官製度的曆史條件下，高考事實上承擔的是教育和選拔的雙重責任，由重政治到看知識的轉變，它所要改變的其實是中國精英的基本構成方式。事實上恢複高考製度的直接後果是革命傳統中依靠“出身”和“成分”上升的渠道，轉向了以學曆和知識為實現上升的基本前提。在不久後到來的“革命化、知識化和年輕化”浪潮中，精英構成的新模式得以完成。
進步中的局限
恢複高考是在一定曆史條件下發生的進步事件，它的曆史意義已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但我們也必須清醒，這一製度的轉變隻是實現了當時“回到17年”的教育理想，它的進步意義並不具有創造性。也就是說，依賴領導者個人的獨特魅力，它在瞬間完成了回到17年教育的格局，這也不免為中國後來高等教育的深度變革留下了一些局限。
“17年高等教育”中，表麵上延續了1949年前中國大學升學製度的基本形式，但又強調了“出身”和“成分”在學生的錄取中起決定作用，“政審”具有決定個人命運的絕對意義。這個影響並沒有在1977年恢複高考中完全消失，至少在軍校和法律專業學生的錄取中，它依然起了重要作用，在公平的製度形式下，“政審”的陰影還在飄蕩。這一曆史事實不能因為恢複高考製度的正當性而回避。同樣道理，依賴《我在這戰鬥的一年裏》、《心裏的話兒獻給華主席》等方式獲得轉變機遇，也再現了製度公平中的知識不平等，在充滿意識形態色彩的知識競爭中（至少文科有這種局限），可能也影響了自由精神和獨立思想的養成。
中國政界和知識界的“77級”時代已經到來，“77級”作為一個曆史概念，它不僅僅指“1977級”，至少可以把隨後的“78、79、80級”包括進來。這一時代成長起來的人，在獲得相對公平競爭製度的同時，他們成長時代的知識局限如何避免？所以，反思這一曆史局限的時代也同時到來。當“77級”成為我們這個時代主角的時候，人們或許會這樣發問：恢複高考製度中產生的時代精英，他們將引領時代之舟向何處航行？（作者係廈門大學中文係教授）
中國青年報 2007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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