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應該因考試的弊病而否定這一製度，而應該從改進考試的內容和方式著眼，來改革這一製度。因為對於一個曾經以千萬人的青春為代價、狂熱地廢除過考試製度的社會來說，更應該珍惜這來之不易的考試製度，並不斷使之更加科學、合理，更趨完善。
偉大的抉擇
作者: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著名學者
今年是“恢複高考”的三十周年紀念，不是“過來人”可能難以明白此事何以值得紀念，很難想象“恢複高考”給全社會帶來的那種驚喜、激動和興奮，更難想象決策者當年做出這一抉擇之艱難、所需魄力之巨大及其意義之深遠。
1966年初夏，“文革”狂風突起，神州大地開始“大破四舊”。“高考”是首批被廢除的重要製度。因為按照“文革理論”，文革前17年的教育戰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是黑線專政，知識分子中大多數是資產階級（稍後冠以“兩個估計”聞名），因此要廢除高考製度，以“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的方法招收具有兩年以上實踐經驗、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農、兵上大學。“工農兵學員”上大學的主要任務不是學習，而是“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簡稱“上、管、改”。
但在很短的時間內，這種以“推薦”取代“考試”的弊病就暴露無遺了。除了學生文化水平偏低嚴重影響“效率”外，更重要的是此舉以“公平”之名，實際後果卻嚴重不公。因為“工農兵”有億億萬萬，但上大學的名額卻是少而又少，因此“推薦”事實上成為“走後門”的同義語，完全看背景、門路、關係，無權無勢無關係者很難被“推薦”。因此在不長的時間內，社會對此嚴重不滿，怨聲載道。但由於這是“文革”的“新生事物”不容反對，所以不能批評、更不能改變。
“九·一三”事件後，周恩來總理不失時機提出反“左”，並在1972年和一位美籍華人科學家談話時以極大的勇氣提出要恢複從應屆高中生中招收部分大學生的意見。但他的意見根本不可能實現，因為“文革理論”認為此時的主要危害不是“左”而是“極右”，所以仍要批“極右”。1976年的批判所謂“右傾翻案風”運動，恰恰是從對“教育領域裏的右傾翻案風”的批判開始的，對“推薦”的態度成為對領袖“忠不忠”的“態度問題”。
粉碎“四人幫”後，百廢待興，“文革”被摧殘得最厲害的教育領域也不例外，麵臨新的轉機。1977年6月末，教育部組織召開了粉碎“四人幫”後的第一次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座談會。會上大家憤怒聲討“四人幫”破壞、摧殘教育的種種罪行，但是討論到會議的主要議題高校招生問題時卻戛然而止。因為是堅持還是否定“推薦製”實際關係到對“兩個估計”的態度，而“兩個估計”是經過毛澤東主席親自批示或畫圈同意的。這時，“兩個凡是”在政治上仍占主導地位，對“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必須“始終不渝地遵循”。然而，弊端叢生的“推薦製”與日新月異的形勢發展又明顯不合。在這種兩難之中，教育部做出某種變通：1977年的大學招生基本上維持以前的“推薦製”，但以落實周總理1972年指示之名建議招收占總數1％－5％的應屆高中畢業生。
1977年8月4日，教育部將此基本維持舊方法、仍不適應時代發展的方案向國務院匯報。
曆史，有時需要一個巨大的力量才能突破前行。
也就是在1977年8月4日這一天，正式複出一個月的鄧小平在北京飯店組織召開了科學和教育工作者座談會。與會的科學家、教育專家暢所欲言，最後建議下決心改革招生製度，恢複高考。聽了專家們的意見後，鄧小平拍板，決定當年就恢複高考，並要教育部追回上午剛送出的給國務院的報告。
根據鄧小平的指示，教育部從1977年8月12日起又召開了第二次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由於種種錯綜複雜的原因，這次會議長達44天！最根本的症結，仍在對“兩個估計”的評價和態度上。9月19日，鄧小平為此專門同教育部負責人談話，他明確說道：“毛澤東同誌畫了圈，不等於說裏麵就沒有是非問題了”；“‘兩個估計’”是不符合實際的。怎麽能把幾百萬、上千萬知識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們現在的人才，大部分還不是十七年培養出來的？原子彈是一九六四年搞成功的。氫彈雖然是一九六七年爆炸的，但也不是一下子就搞出來的。”對教育部的顧慮重重，他批評說：“教育部要爭取主動。你們還沒有取得主動，至少說明你們膽子小，怕又跟著我犯‘錯誤’”；“教育方麵的問題成堆，必須理出個頭緒來。現在群眾勁頭起來了，教育部不要成為阻力。教育部首要的問題是要思想一致。讚成中央方針的，就幹；不讚成的，就改行”；“你們起草的招生文件寫得很難懂，太繁瑣。關於招生的條件，我改了一下。政審，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現。政治曆史清楚，熱愛社會主義，熱愛勞動，遵守紀律，決心為革命學習，有這幾條，就可以了。總之，招生主要抓兩條：第一是本人表現好，第二是擇優錄取”；“總之，教育部要思想解放，爭取主動。過去講錯了的，再講一下，改過來。撥亂反正，語言要明確，含糊其詞不行，解決不了問題。辦事要快，不要拖”。這篇石破天驚的談話，後來以“教育戰線的撥亂反正問題”為題，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
由於鄧小平的果斷拍板，10月初，中央政治局討論了招生工作文件；10月中旬，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關於1977年高校招生的意見，恢複全國統一考試，凡是工人、農民、知青、幹部、應屆高中畢業生都可以報考。從1966年到1977年，十餘年間“積壓”了大量的中學生，所以考生人數高達1000多萬！而“文革”對經濟造成的巨大破壞使國家一時竟拿不出足夠的紙來印考卷，於是，中共中央果斷決定調用印刷《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紙張。凡是經曆過“文革”的人，都能想見，此項決定是如何之不易。
這一段並不遙遠的曆史提醒我們，應當“珍惜考試”。不問家庭出身、背景的考試製，把個人的能力、才學放在首位，無疑是對把家庭出身、背景放在首位的“身份社會”的否定。而推薦製的實行，恰恰是使一個階層可以相對流動的社會向階層壁壘森嚴的“身份社會”的倒退。
當然，考試必然會有種種弊病，對此的確不能忽視。但在恢複高考製度30年後的今天，某些人似乎更多地看到了考試製的各種弊病，因而患了“曆史健忘症”，忘記了廢除考試製必然帶來的更大的弊病，甚至又想用“推薦製”來補考試之弊。盡管我們不能不承認，考試製是一個弊端重重的製度，但目前還沒有一個比它更好的、能夠取而代之的製度。因此，我們不應該因考試的弊病而否定這一製度，而應該從改進考試的內容和方式著眼，來改革這一製度。因為對於一個曾經以千萬人的青春為代價、狂熱地廢除過考試製度的社會來說，更應該珍惜這來之不易的考試製度，並不斷使之更加科學、合理，更趨完善——當然製度總是不可能沒有任何弊病的。(雷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