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幸虧沒去考文科
1978年我去考大學。在此之前，我隻上過一年中學，還是12年前上的，中學的功課或者沒有學，或者全忘光。家裏人勸我說：你毫無基礎，最好還是考文科，免得考不上。但我就是不聽，去考了理科，結果考上了。
當然，理科也要考一門需要背的課程，這門課幾乎要了我的命。我記得當年準備了一道題，叫作“十次路線鬥爭”，它完全是我的噩夢。每次鬥爭都有正確的一方和錯誤的一方，正確的一方不難回答，錯誤的一方的代表人物是誰就需要記了。你去問一個基督徒：誰是你的救主？他馬上就能答上來：他是我主耶穌啊!我的情況也是這樣，這說明我是個好人。若問：請答出著名的十大魔鬼是誰？基督徒未必都能答上來———好人記魔鬼的名字幹什麽。我也記不住錯誤路線代表人物的名字，這是因為我不想犯路線錯誤。但我既然想上大學，就得把這些名字記住。“十次路線鬥爭”比這裏解釋的還要難些，因為每次鬥爭都分別是“反左”或“反右”，需要一一記清，弄得我頭大如鬥。坦白說，臨考前一天，我整天舉著雙手，對著十個手指一一默誦著，總算是記住了所有的左和右。但我光顧了記題上的左右，把真正的左右都忘了，以後總也想不起來。一門課就把我考成了這樣，假如門門都是這樣，肯定能把我考得連自己是誰都忘掉。現在回想起來，幸虧我沒去考文科———幸虧我還有這麽點自知之明。如果考了的話，要麽考不上，要麽被考傻掉。
我一背東西就困，那種感覺和煤氣中毒以後差不太多。跑到外麵去挨凍倒是不困，清水鼻涕卻要像開閘一樣往下流，看起來甚不雅。我覺得去啃幾道數學題倒會好過些。
說到數學，這可是我最沒把握的一門課，因為沒有學過。其實哪門功課我都沒學過，全靠自己瞎琢磨。物理化學還好琢磨，數學可是不能亂猜的。我覺得自己的數學肯定要砸，誰知最後居然還及了格。
黃蓓佳：能否高考，社員評議
那年恢複高考前我在長江江心的一個小島上插隊勞動，1977年夏天，在揚州當老師的父親寫信告訴了我一個“內部消息”：可能要恢複高考！真的嗎？我高興得跳了起來，惟一能實現多年藏在內心理想的機會終於來了。
在考試之前，公社和縣裏進行了兩輪篩選，很多人在初試時淘汰了，女生淘汰居多。我鬧械睦硐朧潛貝?/span>——其實當時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沒有這個考試能力，可我們那時好像什麽顧慮都沒有，想啥就填啥，至於考得上考不上是另外一碼事。我填的誌願是北大圖書館係，填完誌願就回到村裏等候—件決定我能否正式應考的大事。這天生產隊召開全體社員大會，會議隻有一個內容：讓社員們評議，到底讓不讓我參加高考。這實際上是對我的一次政治審議，當時，我的命運就握在了這些大字不識的貧下中農手中。我緊張極了，因為我的家庭成分是“地主”，僅憑這一條，我就有可能被卡住、能否獲得通過，隻有聽天由命了。
我記得清清楚楚，裏麵在開社員大會，我一個人在門外徘徊，像熱鍋上的螞蟻。我感覺開會時間很長很長，其實最多也就是半小時，可我太緊張了。這時隊長從裏麵出來，他朝我笑笑，說你去考吧！就這麽一句話，我的眼淚嘩地流了出來……考試並沒有太費心思，考得比較順利。隻是父親對我有個要求：每天考完後，把答完的題寫信告訴他，好讓他估估分。幾天後，父親來電話告訴我：基本沒問題。有父親這句話後，我就放下心了。在等候大學錄取的消息到來的時間裏，我動手給父親織了一件毛衣。毛衣織好時，知青朋友也歡天喜地地給我送來入學通知書：北京大學。沒錯。
我打開入學通知書看了第一眼，更是激動得直發抖：沒有想到自己被北大中文係錄取了！這正是我夢想卻又怕沒把握而不敢在誌願上填的專業啊！
記憶深處的夢
陳建功：我媽逼我考大學
我本不願考大學的。之所以考了北大，是我媽逼的。1977年深秋時節———“文革”結束，恢複高考的第一年，我28歲，和黃博文還有其他二十幾條漢子在微微的晨光中爬到了一輛卡車上。山路彎來繞去，我們時而撞向左邊，時而擁到右邊……考場在十幾公裏以外的色樹墳中學，那是一所簡陋的山區學校，我們就在那裏續上了10年前的大學之夢。
肖複興：1978年之冬
那天中午，我到學校的傳達室接電話，不經意間看見電話機旁邊有一張當天的《北京日報》，報紙的下方登載著中央戲劇學院招生的啟事，因為有中央戲劇學院這幾個字，一下子分外醒目。中央戲劇學院，它也開始終猩?耍課業哪院＠锪⒖壇魷?2年前它招生時的情景……
葉兆言：想上大學的日子
當時就是一門心思想上大學，讀什麽無所謂。一開始是準備考理科，我在中學時，自我感覺化學很好，於是就想到了要學醫。化學和學醫究竟有什麽聯係，也沒想明白。反正一聽到恢複高考，機會來了，很自然地就機會主義起來，連忙拿起化學課本，還專門去一個老師那裏補習數學。很多人都奇怪，為什麽沒有想到去考文科，在後來的日子裏，我不斷地回答這個問題。
周國平：重返精神故鄉
在初試後的一個多月裏，一點兒消息也沒有，一向不自信的我已經開始絕望了。忽一日，北京來了兩個人，據說是來搞我的政審的。一位是哲學所倫理學室主任劉啟林，另一位是哲學所科研處副處長薄熙成。薄熙成是薄一波的兒子，他把他們在縣組織部的遭遇當作一件好玩的事告訴我：由於介紹信抬頭寫的是縣黨校，組織部拒絕接待，他轉身重填了一張空白介紹信，才被接待。
韓小蕙：怎能忘懷我的南開
全班76人，從“老高三”到應屆，全有，最大的32歲，最小的16歲，居然差了一半。上學前的身份嘛，有工人、農民、解放軍、教師、編輯、售貨員、機關幹部、學生……五花八門，應有盡有。有好幾位都已成家，以我24歲進大學、28歲畢業的大齡履曆，當時在班裏隻能算個中等。
印毛選的紙印試卷
參加1977年高考的考生，據統計一共有570多萬人，這就給國家出了一個大難題，對於執行了幾十年計劃經濟，資源嚴重匱乏的中國來說，如何解決如許考生參考的試卷紙張，竟然成了一個叫人頭疼的大問題。問題最終反映到鄧小平那裏，他當機立斷，決定將印刷《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計劃暫時擱置，調配紙張，先行印刷高考試卷。
五毛錢的報名費
考生們覺得如果要考試，比方要印卷子，要評卷子，總要一部分錢，全靠國家拿也是很困難的。大家希望報名費能夠定在一塊錢。當時政治局討論說，不要增加群眾的負擔，收五毛錢就行了。
百色成為試點
因為都不知道應該怎麽做，所以1977年冬天的考試，並不是全國統一考試，而是各省考試。每個省都有一個試點，考試科目也比現在少。全國的試點選在廣西自治區的百色地區。這並不是因為鄧小平組織過百色起義，追求什麽紀念意義，而是覺得百色比較偏僻，經濟文化比較落後，問題能暴露得充分一些。
人數最多的考試
1977年冬天，在鄧小平親自過問和布置下，關閉10年之久的高考考場大門終於重新打開。這也是恢複高考以來，惟一一次在冬天舉行的考試，570多萬考生走進了考場，如果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兩季考生共有1160萬人。迄今為止，這是世界考試史上人數最多的一次。
考生年齡和錄取比例
參加考試的人群年齡嚴重懸殊，長者已經年過而立，已婚或者已育，幼者才初開混沌，始省人事。一些1982年畢業生回憶，在當時，他們最愛開的玩笑之一就是，年長者對年幼者說“我都可以把你給生下來”。縱使如此，也有大量的考生最後敗下陣來，是呀，是時代而不是他們自己傷害了他們的命運。冬夏兩季，共招生錄取了40.1萬多名大學生，隻是參考人數的二十九分之一，與今日中國大學2：1的錄取比例相比，真有雲泥之別不可同日而語。
“狗崽子”可報名
就連那些曾經地位極其低下，甚至一度被呼為“狗崽子”的知識青年，也預感到他們命運即將出現的變化。事實上，經鄧小平親自修改的政審條件，幾乎使所有人獲得了平等的權利，開始了對“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撥亂反正。當時，著名記者範長江尚未平反，他的兒子擔心自己不能參加高考。現《華聲月報》社長，北京大學1977級學生範東生(範長江之子)說：“當時心裏一點兒把握都沒有，但是事實證明，這個高考製度給青年人的機會都是均等的，而不是看你出身怎麽樣。”
胡風當時還在獄中，他的兒子張曉山也獲得了高考的資格。
“考不上批判‘四人幫’”
對於眾多考生來說，他們的口號是，“一顆紅心兩個準備，考上了感謝鄧小平，考不上批判‘四人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