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佛教對中華文化的卓越貢獻

中華佛教保存和弘揚中華文化的卓越貢獻

金岷彬           

內容提要

本文依據現在存世的最古老的紙寫本文物、印刷本文物都是佛教經卷的客觀現象，分析了佛教在保存和弘揚中華文化方麵的卓越貢獻。並進一步分析了，佛教經卷成為現在存世最早的文獻資料的各方麵社會原因。

關鍵詞：佛教、佛經、印刷術、中華文化

2006，由山西福田寺首倡，秦晉兩省十七座著名寺院聯合發起的倡議《敬惜漢字，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活動，得到了各界僧俗民眾的熱烈歡迎和支持。

這十七座寺院是：福田寺（山西忻州）、香積寺（西安長安）、草堂寺（西安戶縣）、青龍寺（西安長安）、興教寺（西安長安）、淨業寺（西安長安）、石佛寺（西安長安）、延福寺（西安長安）、感業寺（西安未央）、鐵佛寺（陝西乾縣）、圓明寺（陝西鹹陽）、罔極寺（西安）、慧靜寺（西安）、亮碑寺（西安長安）、清涼寺（西安長安）、紅雲寺（西安長安）、洪積寺（陝西楊陵）。

筆者謹向崇敬漢字、熱愛漢字的中華同胞們致敬，並向發起《敬惜漢字，弘揚中華傳統文化》活動的佛教界僧眾致敬。

筆者作為一個印刷工程師，自己的行業業務終日和漢字打交道，深感漢字是中華文明萬古不絕的燃薪之火，是中華文明的基石，是中華文明的魂魄，是中華文明的精髓，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是解讀中華文明的金鑰匙，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

筆者通過印刷工程技術接觸漢字，進而自覺地研究漢字和漢字文化的過程裏還發現，佛教在保存中華傳統文化、弘揚中華傳統文化方麵起了非常卓越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存世的年代最早的手寫紙本古文獻、雕版印刷古文獻、活字印刷古文獻，幾乎都是佛經！是佛經印刷，為我們保存了祖先印刷技術的史料和史實，保存了中華民族是印刷術的發明國度的大量確鑿證據。

筆者謹向中華佛教界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保存中華文化的卓越功績致敬！

1. 目前存世的最古老的紙寫本文獻——《譬喻經》

《譬喻經》卷裏明文記載，是經寫於“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於酒泉城內”。“甘露元年”相應的公元紀年是265年，三國時代的吳·末帝孫皓的年號。三國時代的紙寫本，比此前所認為的東晉·陸磯《平複帖》是存世最古的紙寫本，還要早近百年。

《譬喻經》紙寫本實物，現藏東京書道博物館。  本資料及圖片取自錢存訓《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P84，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05。

2. 現在存世的年代最早的印刷品，多是漢文佛經經卷

2.1. 目前存世的、考證年代最古老的木版印刷品——1974西安出土的唐墓《陀羅尼經咒》

1966年在韓國的慶州佛國寺釋迦佛塔內發現一卷漢文《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是木版印刷品。經卷上沒有明確標注印製年代，但經文裏有唐·武則天稱帝（690～705）時敕令使用的“製字”（即武後創造的字，如用“上山、中水、下土”疊合的“埊”——“地”字，她本人的名字寫成“上明，下空”的“曌”——“照”字）。釋迦塔是新羅景德王十年（AD751）時建，該漢文《陀羅尼經》的放入年代應早於751年，是目前存世最古的印刷品。韓國據此佛經宣揚，是韓國印出了世界最早的印刷品。而1966年正是中國“文化大革命”內亂的開始，中國大陸不知道韓國發現《陀羅尼經》的消息；直到1977年，芝加哥大學遠東圖書館館長錢存訓教授回國訪問，才把這一消息帶回祖國大陸。

武後臨朝稱製時間是690-705，前後16個年頭，她的“製字”推行時間是在後期，比其在位時間還短，這些“製字”在中國本土尚未全麵推行，更不可能推到幾十年以後的朝鮮半島還繼續使用。中國學者考證認為，漢文《陀羅尼經》是在中國本土的洛陽印刷後，帶到朝鮮半島去的。

1974年和1975年，分別在西安西郊的柴油機廠、冶金機械廠發掘了兩座唐墓。前墓裏得到一份“外文”印本的經卷，後考證為梵文《陀羅尼經咒》，經咒頁的右上方有豎行墨書的“吳德囗福”漢字；後墓裏是漢文印本《陀羅尼經咒》。兩份印本經咒的對比，梵文經咒的刻印工藝顯得更粗樸和原始，從刻印技術的角度來分析，梵文經咒的刻印年代早於漢文經咒。

從漢傳佛教本身的發展來看，唐代佛教諸宗派裏，有重大影響的密宗（真言宗）特別重視念頌真言咒語，早期的梵文經咒印本就是這種真言教規的反映。而且兩份經咒的四周都有佛手印的圖像，這是密宗的儀軌形式之一。但是，梵文經咒在中土的傳播，畢竟不如漢文經咒方便，這包括對梵文文字符號的書寫與刻印都沒有漢字成熟和穩定，終於在譯經高僧們的努力下，出現了漢文本的《陀羅尼經咒》印刷本。

考古學家、古文獻學家和宗教史專家們分析考證，西安唐墓出土漢文本的陀羅尼經咒，其經名應是《佛<說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是由北印度僧人寶思惟於武則天長壽二年（693）在東都洛陽的天宮寺內翻譯，這應是盛唐時代的印製品。而梵文本《陀羅尼經咒》右上角的“吳德囗福”手寫字體，是唐初風行的王羲之行草體（太宗李世民酷愛王羲之書法，甚至把《蘭亭序》殉葬），與盛唐時代的漢文《陀羅尼經咒》印本字體分別顯示了不同的時代信息。

對於西安出土唐代印本佛經的考證，見《世界最早的印刷品——西安唐墓出土印本陀羅尼經咒》，保全著，載《中國考古學研究論集》三秦出版社1987-12。梵文《陀羅尼經咒》圖片見《中國古代印刷史圖冊》P43，羅樹寶編，文物出版社、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1998。

韓國存《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圖片取自錢存訓《中國古代書籍、紙、墨及印刷術》P157，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12。

2.2. 目前存世有明確紀年的最古老木版印刷品——《金剛經》

在敦煌經卷裏有一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的長卷，卷首是圖畫，佛祖正和弟子須菩提講道，周圍是侍者和眾神；卷尾印有“鹹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文字。鹹通九年為AD868，這是目前存世明確有紀年的最早印刷品。

王玠印佛經現藏英國不列顛圖書館。本資料及圖片取自錢存訓《中國古代書籍、紙、墨及印刷術》P136，P236，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12。

2.3. 目前存世的最早活字印刷品——《壽佛經》

1965年浙江溫州白象塔內發現《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印本殘頁，經鑒定為北宋泥活字印本，約1100年前後，比畢升發明晚四十幾年。從圖片裏可以看到，其中一個“色”字在字行裏橫臥，可能就是活字排放時的誤差造成，如果整版雕刻，不會出現這種現象。

本資料及圖片取自錢存訓《中國古代書籍、紙、墨及印刷術》P186，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12。

2.4. 目前存世的最早的金屬活字印刷書——元·至正元年（1341）銅活字印本《禦試策》

近年來韓國大力宣揚，在巴黎發現一本刊記韓國清州《白雲和尚抄錄佛祖直指心體要結》，書的封麵有手寫《直指》兩個大字，故作簡稱。書的末尾有記“宣光七年丁巳十月   日，清州牧外 興德寺鑄字印施”，按此即在推斷，當為現在存世最早的金屬活字印刷書籍。“宣光”的紀年，是1368年朱元章正式稱帝建元“洪武”之後，隨即北伐，元朝皇帝北逃繼續殘喘了一段時間，史稱“北元”，“宣光七年”是北元年號，為AD1377。

這本《直指》現藏巴黎博物館。資料取自網絡。

針對韓國宣揚是他們發明了金屬活字印刷術，“隻有金屬活字才有可能影響世界”，甚至還有個別韓國學者毀譽中國畢升的發明創造，中國學者據理作出了相應的回應。

①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潘吉星研究員撰文指出，在北宋～金代的鈔票“交子”的印刷裏，使用鑄銅版印票麵，其中的分字編號，是用活字插入銅版裏印刷，這是中國最早的金屬活字印刷技術，在公元1100年前後。金代印鈔銅版文物，在上海博物館、陝西曆史博物館裏都有藏展，所展出的印版，有明顯規則的方孔，就是供印不同批號的活字嵌入印刷。

②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史金波、雅森·吾守爾兩位研究員2000-01著書《中國活字印刷術的發展和早期傳播》，在畢升發明泥活字不久，西北的西夏民族就采用了泥活字印刷佛經。到目前為止，已經發現了十多種西夏文活字印刷品，其中以國家圖書館藏《大方廣佛華嚴經》數量最大。這些活字印刷的西夏文佛經，是中華佛教廣被中華各個兄弟民族，為保存中華文化、弘揚中華文化的具體例證。西夏文活字佛經的印刷年代，當在西夏政權的存在期間裏，即1038～1227年時段內。

資料圖片取自潘吉星《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中國科技大學出版社，2002-12。

③中國印刷博物館羅樹寶教授主編《中國古代印刷史圖冊》P108刊載：中國在南宋末年曾以錫為活字。元·至正元年（1341）銅活字印本《禦試策》為現存最早的金屬活字印本，並有《禦試策》的書影照片（P109）。

④中國印刷博物館尹鐵虎教授、甘肅武威博物館孫壽嶺研究員分別獨立地研製成了漢文和西夏文的泥活字，從實際工藝方麵再一次複現了畢升泥活字印刷技術。結合曆史上曾經有的畢升以後繼續泥活字印刷的記載和泥活字印本實物，雄辯地證明，泥活字印刷工藝是成熟的可以完整地再現的技術。

⑤金岷彬依據現在存藏於國家曆史博物館和山東曆史博物館的秦代陶量，其上用活字技術壓印秦始皇統一度量衡的詔書全文，論證普通的印章與活字雖然形式相似，使用方法相似，但是使用的目的和性質不同。印章的使用，是表明印章的擁有者本人，或者是表示本人的人格證明和社會信用（包括職務印鑒、私人印鑒），或者是使用者本人的詠誌詠事（如書畫題款章、藏書章及各種“閑章”和現代篆刻藝術印章作品），總之，印章的使用目的是為了“示己”。而活字的使用，不是為了“示己”，而要求“示它”，例如秦始皇詔書的活字印，使用者不是為了表示使用者自己，而是為了表現詔書的文字內容。從“示己”的觀念到“示它”的觀念，是技術觀念上一種質的飛躍；這是中國人在公元前3世紀就已產生出的先進技術思想。活字印刷術的源頭——無論是“形而上”的觀念意識方麵“示它”的性質，還是“形而下”的具體技術成果，或者是對於活字印刷術的最早文獻記載——都在中國。

希望廣大佛教界的僧眾能在自己的修行裏關注中國古代佛經的情況，希望能在中國寺院的古籍經卷裏發現更多金屬活字印刷本。

中華佛教保存和弘揚中華文化，功勳卓著，功不可沒。筆者宣揚古代中華造紙術、印刷術的光輝成就，也努力宣揚中華佛教對漢字文化的卓著功勳，並願參予由佛教界發起的敬惜漢字，弘揚中華文化的活動裏。

3. 為什麽存世的最古老印刷品幾乎都是佛經

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筆者初步認為，這個問題涉及了古代的藏書製度、社會狀況對圖書存毀的影響、印刷品的商品性生產和非商品性生產的差別、印刷品的製作生產者的精神狀態等方方麵麵。

3.1. 社會狀況對圖書存毀的影響

中國從有了文字、有了國家的上古時代，國家和政府就有了收集、保管圖書典籍的職能機構和專職的官員，這就是“史”或後來的“太史”，由國家各級政府收集和保管圖書典籍，一直是中國曆朝曆代的優良傳統。但是，曆史上的朝代更迭，卻使前朝保存的圖書典籍屢屢遭受損毀。

改朝換代對圖書典籍的影響，從曆史上的第一次夏商更迭就開始了——據《太平禦覽》所引《呂氏春秋》載：“桀將亡，太史令終古執其圖書而奔於商”。在“桀將亡”而還未亡之際，才會有“奔於商”的行動；那麽，一個太史令能在戰亂的時候執帶多少圖書奔出？大概數量有限；商湯接受了終古之後，在隨後對夏都的占領時，是否完好地保留了夏代的國家檔案，成為了一個千古之謎。周滅商，商的王都成為了“殷墟”，後世發掘出的甲骨文典籍表明，商王朝的國家檔案顯然沒有完整遺交到新的王朝，而是失落了，湮滅了。狄戎焚毀了西周的豐鎬二京，周平王逃難到了東都洛邑，圖書典籍顯然又遭逢一次重大的損毀流失。秦滅六國統一天下，來了一次史無前例的焚書坑儒，把不利於贏秦的六國典籍付之一炬。隻有劉邦的謀臣蕭何有遠見，在沛軍首先進入秦都鹹陽時，馬上采取了封存和保護秦國家檔案府庫的措施……

說到這些先漢時期改朝換代的時候，佛教還沒有在中國出現；但是佛教植根中華本土之前，中華圖書典籍因社會政治環境的改變而屢遭毀壞的情況，也同樣是佛教入漢之後中華文化典籍仍然和始終麵臨的社會狀況，是中華文化典籍屢遭厄運的重要原因。在有關中國的圖書史、圖書館史、典籍史、版本學、文字學、印刷技術史等方麵的學術著作和專題論文裏，都能沉重地讀到中華文化典籍在曆史長河裏屢聚屢散的曆史情況。粗略歸結起來，有兩大類：①兵燹災禍，例如軍閥董卓對國都的洗劫；例如黃巢手下的將領朱溫對唐長安城的洗劫和焚毀；例如金人南侵對汴京和徽欽二宗的劫掠；例如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裏，英法聯軍焚毀了《永樂大典》和著名的圓明園。②曆代統治者的極端文化政策，例如秦代的焚書坑儒，例如漢代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例如南北朝時代的廢教滅佛政策，例如明清兩代的嚴酷的文字獄。

宗教典籍與官方和民間私人收藏圖書典籍相比較，遭受社會動亂、兵燹災禍的摧殘，要稍微輕一些，這是宗教經卷能幸存下來，成為目前存世最古老的典籍文物的原因。其一，宗教寺觀的地理分布，十分廣泛，甚至進了深山老林，而且數量遠遠超過城市裏的檔案館、圖書館、民間藏書摟；客觀上較有效地躲避了兵燹災禍，僥幸存留下來可能性大一些。其二，宗教經典超脫於政治之外，也較幸運地躲開了曆代的極端文化政策；當然，也還躲不開象南北朝那種毀教滅佛的暴行。其三，糟蹋和焚毀圖書典籍的亂兵裏，有一定數量的佛教信眾，出於宗教信仰和對佛教因果報應的恐懼，對待佛教寺院和佛教經卷，可能會“手下留情”一些。畢竟，佛教是規勸人心向善的教義。敦煌石窟裏大量古代典籍的幸存，正是這三種社會因素的綜合表現。

筆者以為，這是宗教典籍能比世俗圖書典籍存世“能力”強韌的重要原因之一。

筆者還覺得，道教是中國本土的宗教，也是中華傳統文化裏的三大宗教之一，在道教界也會藏有經典。無論佛教界，還是道教界或者其它（民族）的宗教場所，都會有古代的典籍存藏，麵對這些新發現的存藏，有大家所慣於關注的文獻內容，還有大多數人曾不太注意的典籍的技術形態。關注古代典籍，除了其文化內容之外，還要關注典籍的技術形態，從中可以發掘出中華典籍更多的價值。

3.2. 製作宗教經文與製作圖書文章的心態

本文裏介紹的幾份目前存世最早的佛教經文，都是佛教的信仰者的發願所為。對佛教的虔誠，會使不同社會階層的信仰者都可以通過抄寫或者印發佛經的形式來表達自己的心願；即使並不識字，不會寫文章的信眾，仍然可以采用雇人代寫經文，或者刻印經文的形式來發願（包括“還”願，就是實踐已經許過的心願）；這使得佛經刻印的社會總體數量，會比圖書刻印的社會總體數量大。

而且發願的經文是由發願者自願承擔了經文印製的費用，然後無代價地“普施”。這比較世俗商品圖書，需要貨幣交換作為先決條件來說，更易在民間廣被流傳。這也是在中國本土抄寫或印製的佛教經卷能大量走出國門，流傳到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以及南洋的重要原因。

3.3. 保存宗教經文的心態

信仰者對於宗教的虔誠，不會輕率地對待宗教經文，必定是竭力妥善保存，起碼不會視為無物或谘意毀損；而對於世俗的圖書，則往往不會有這樣的虔誠心態。藏書家畢竟隻是社會裏的極少數，而宗教的信眾，比官私藏書家多得多。這是宗教經文較能妥善存留的原因之一。

受到信眾支持而集資興建的宗教寺院道觀，在修建宗教建築時，會把一些經文放置在建築裏，如溫州的白象塔、韓國慶州的佛塔，隨著古塔保存了下來。宗教界保存經文的這種特殊手段，其實在世俗界也有，比如西安的碑林就保存了許多典籍的石刻。但是，石刻所保留的文字，往往比書籍文字尺寸大，石碑形態的文字不完全等同於實在的圖書典籍經卷。

一些古墓裏出土的經卷，是墓主篤信佛教佛經的虔誠表現，希望佛經能幫助信仰者超度。從1974、1975西安出土的兩份《陀羅尼經咒》在墓裏安置的方式來看，梵文本《陀羅尼經咒》是嚴封在墓主葬具的一個銅質半圓筒裏；漢文《陀羅尼經咒》是裝在一個5-6cm的小銅盒裏，小盒已鏽蝕殘損。正是對經卷的虔誠心態而特意保護後再入葬，這些紙質的經卷才能有比較大的幸存概率。

虔誠的宗教信仰，在客觀上虔誠地保留了宗教經文文本，也在無意識之間保留了古代中國的典籍史、漢字演變史、印刷技術史、中華文化史的寶貴資料。

中華佛教對於保存和弘揚中華文化，功勳卓著，功德無量。

          

2007丁亥春節   西安            

2007-03-06  修改補充             

           

附：文裏提到的幾種最早的佛經影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