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

再說“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

筆者到北大中文論壇訪問遊學，通常都是到“語言文字漫談”、“古典文獻學”、“中文信息處理”板塊，因為筆者的學術興趣在對漢字的研究；而很少到“文學藝術漫談”板塊。最近的偶然機會，讓筆者“遛彎”到了這方殿堂。所見年輕網友們對郭沫若的看法與議論，而引發了筆者自己對郭沫若的文章的回憶。

“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就是那篇大名鼎鼎的《甲申三百年祭》，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時期裏的出版，而且是資格級別最高的人民出版社來出版，而且是全國範圍內恢複出版學術著作時，首先隻出版了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和《甲申三百年祭》，這些都是在中國的文學史、出版史方麵耐人尋味的曆史事件。至今，沒有官方的研究者透露出《甲申三百年祭》在1972年重新出版的具體情況；那麽筆者作為當時搜尋過、拜讀過、思考過、討論過1972年版《甲申三百年祭》單行本的“過來人”，一個民間草野的漢字研究者，一個文學方麵的外行，把自己的經曆寫出來，也算是對1972年重新出版《甲申三百年祭》這一並非“平凡普通事情”的“記文存疑”或者“記文此存”。筆者相信，總有一天，會有研究者把1972年出版《甲申三百年祭》單行本事件的來龍去脈搞清楚。

1. 從《甲申三百年祭》的出版來看《李白與杜甫》的出版

1972年，看了郭沫若的新作《李白與杜甫》之後，筆者與同學和熟悉的同事都議論過：郭沫若是不是瘋了？為什麽要出版這種著作？為什麽在禁絕出版學術著作多年之後，老郭出版的是這樣一部書？

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是其晚年出版的最後一部學術專著，也因為這部書，郭老的晚年學術作為受到了人們的病詬。但是，筆者對照與之一起的《甲申三百年祭》1972年單行本出版，卻感到，《李白與杜甫》的出版，是為了讓《甲申三百年祭》能順利出版——

因為，《李白與杜甫》是一部從未麵世的新作，出版郭沫若的一部帶有階級分析新觀點的新作，容易找到出書的“理由”。出版了一部新作，同時“順便捎帶”出版一本受到毛主席多次讚揚過的“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而且出版目的“也是叫同誌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那就容易一些。相反，如果沒有新作的出版，隻是單獨出版《甲申三百年祭》，那是一種怎麽樣的出版局麵和出版風險？又如果，新書裏沒有趨時趕髦的階級鬥爭新觀點，那樣的書又怎麽能作為“用階級分析觀點來統率學術研究”的榜樣率先出版？

所以，筆者認為，1972年出版《李白與杜甫》是為了替《甲申三百年祭》的順利出版開路護航。

《甲申三百年祭》1972年版單行本的問世，在“文化大革命”裏多少起了一點作用，盡管這種作用在當時表現得很微弱，但是卻是後人研究文化革命史不能忽視的一個事件。因為這是全國最高級別的出版社，在圖書出版受到江青一夥的直接高壓管製若幹年之後，首先專門出版的兩部學術著作書之一，那麽，究竟是誰決定出《甲申》的單行本；書出版後，毛主席本人對這本小冊子的真實態度如何。這些問題，現在還處於回避不談的狀態，但是總有一天，對文化革命的更深入研究會涉及到這一微妙的問題。

《李白與杜甫》的出版，為郭沫若的學術威望造成了極大的負麵影響。至今，對《李白與杜甫》的研究，都會認為是郭沫若本人在學術上的遺憾，也是中國文學史上的遺憾（包括筆者2005時的文章都是如此認識）。然而筆者感到要加上一句話，就是郭沫若承諾了其他人的約請，同意出版《甲申三百年祭》單行本，為此而不得不出版《李白與杜甫》（這種並不成熟的）新作；是以自己的學術損失，甚至人格的損失（不少人對《李》書的評論擴展到了對郭本人的非議），來促成《甲申三百年祭》1972單行本的出版。

筆者曾在自己2000年寫的《“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裏分析到，1972年出版《甲申三百年祭》肯定不是郭沫若本人的主動行為。或許，1972年出版《李白與杜甫》也不會是郭本人的主動行為，但是麵臨客觀上籲請出版的事實，郭毅然答應出版，並且決然承擔起了出版這兩部著作的責任，並為此而付出了極大的代價。這代價包括今天許多人對《李白與杜甫》的不理解和批評指責；欣慰的是，起碼在筆者的見聞範圍內，沒人對《甲申三百年祭》一書有公開的貶責；相反，都是一致從毛主席讚賞郭文的角度出發加以發揮與闡述。

2. 《甲申三百年祭》1972版單行本與《郭沫若全集·曆史卷》收載《甲申三百年祭》的社會作用不同，社會意義不同

2000年，筆者在印刷研究所“內退”之後到海南島打工時萌念寫《“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那是屬於筆者的讀書劄記之一，那組劄記的副題是“書林采慧”。為此到海口市圖書館去尋找《甲申三百年祭》1972單行本。公立的海口市圖書館沒有這本書。

又讓在西安交通大學讀研的女兒在交大圖書館尋找，結果女兒隻找到並複印了《郭沫若全集·曆史卷》裏的《甲申三百年祭》。全集裏麵的《甲申》文，沒有附加毛澤東主席對郭沫若文章的評價，沒有1972年單行本最前麵開路的“毛主席語錄”與“出版者說明”；隻說了1945年曾在各解放區印行過，而不提1972年曾出版過單行本。因此，女兒提供的複印件，可以作為對郭沫若原文研究的原始資料，但是無法據此研究1972年單行本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社會意義。

從海南島回到西安後，筆者到陝西省圖書館搜尋查找。凡是開放借書和閱覽的書庫書室，都盡力查了，結果是電腦數據庫裏沒有這本小冊子。承蒙西安交大對自己學校畢業生的優厚，隻要憑“校友卡”就可以在學校圖書館的所有開放書庫書室查閱圖書資料，但是仍然找不到《甲申三百年祭》1972版單行本。

幾年來，又在報紙上零星收集到毛澤東主席對郭沫若本人談《甲申三百年祭》的評價文字。毛澤東主席除了在《學習和時局》裏高度評價並且向黨內介紹這本書的作用外，1945年還對郭沫若本人有過專門的讚賞：“沫若兄，弟一直困於案牘性的事務工作中，取得的這點成績與你的成就相比，根本不值得一提。今後還得煩請您這枝麵向民眾的如椽巨筆為我們黨內寫點東西。比如《甲申三百年祭》就是一篇適合本黨全體同誌乃至各民眾階層，共為欣賞的奇妙佳作。”

2007-08，筆者在陝西省圖書館的總出納處見到一位曾比較熟悉的老管理員值班，於是筆者央求幫忙（再一次在總庫）查找《甲申》1972單行本，並呈遞上了總書庫的書目號。總庫的目錄卡片上有這本書的書號，但是因為“年代久遠”，沒有登錄到計算機數據庫裏，於是在電腦管理係統裏找不到這本書。那位老師講：“《郭沫若全集》都出齊了，陝圖在中文書外借處就配備了兩套，你要找他的任何一篇文章都可以查到。”建議筆者去開架借書處，自己查找全集。當聽完筆者敘述專門要找1972年單行本的願望後，又接過了退回筆者的索書條說，“我去給你試一下，不過沒把握。”終於，這位資深的管理員老師為筆者找到了尋覓多年的1972年單行本小冊子。這本書因為“年代較早”確實不在陝圖電子數據庫的登記年限範圍內，因而沒有賦予條形碼和電子書號，於是即使確有其書也辦不了電腦管理的外借手續。管理員老師的通融，留下筆者的借書卡，讓筆者趕緊去複印處複印需要的張頁。於是，才有了筆者能向社會介紹的那幾頁1972單行本的樣張。在陝圖借來複印的1972單行本，是筆者曾經有過的那種“小32開本”，此外筆者還曾經有過一種“大32開本”的1972單行本，兩種開本的版式完全一模一樣，僅隻是字號大小不同。可惜，這些彌足珍貴的史料圖書都流失無歸了。

人對事物的認識，是逐步深入的。當筆者曾擁有兩本《甲申三百年祭》的1972單行本時，隻注意了郭的正文裏倒數第二段的“大凡”是警世駭俗的話語，隻注意到了1972年單行本的專門出版，是借重郭沫若1944年說過的話來從側麵“影射”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而對1972單行本裏的“出版者說明”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現在，2007-11，當筆者麵對好不容易得到的“出版者說明”複印件時，筆者才注意到，那裏麵有“這次重印，作者作了個別文字上的修改。”這樣一句對郭沫若本人的說明。而這篇“出版者說明”資料，是僅看《郭沫若全集·曆史卷》所不能得到的信息。

筆者把人民出版社1972年重新出版《甲申三百年祭》的“出版者說明”全文引載於後，當時社會盛行的毛主席語錄用黑體字表示，引文裏也照仿原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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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說明

郭沫若同誌的《甲申三百年祭》寫於一九四四年，是為了紀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勝利的三百周年而寫的。這篇文章首先在重慶《新華日報》發表，後來在延安和各解放區印成了單行本。

偉大領袖毛主席一九四四年在《學習和時局》一文中曾經指出“我黨曆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重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全黨同誌對於這幾次驕傲，都要引為鑒戒。”又說：我們印行這篇文章的目的，“也是叫同誌們引為鑒戒，不要勝利時重犯驕傲的錯誤。”

這次重印，作者作了個別文字上的修改。

一九七二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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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說，郭沫若雖然自己無權、無能力，或許也沒有主動想過，自己要在1972年重印《甲申三百年祭》；但是，郭老在知道要當作單行本來重新發表《甲申三百年祭》之後，積極的參與了重印的工作，“作了個別文字上的修改”，並且拿出了未曾出版的《李白與杜甫》來掩護《甲申》單行本的出版。

而且，郭老可能也意識到《甲申》單行本的重印出版，他將有可能會遭到什麽樣的待遇，但是郭老已經顧不得個人的得失考慮了。

被稱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的姚文元《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文章，也是曾經作為單行本的小冊子，由上海出版後發行到全國。造勢，迫使全國各地省級黨報盡快轉載姚文元的文章——這本單行本小冊子發揮了被賦予的“曆史作用”。

特別專門出版的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1972版單行本小冊子，筆者看來，也是要在“文化大革命”裏起某種作用。

現在是否可以說，這兩本小冊子，是兩種力量在“文化大革命”裏的較量。當然，出版《甲申》小冊子所代表的力量，太弱小了；然而它畢竟較量過，留下了流星劃破夜空的軌跡，值得親身經曆過那場浩劫並注意到出書事件的人和後世的人去認真探究那顆流星的作用。

如果筆者把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1972單行本小冊子與姚文元《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單行本小冊子聯係起來看“文化大革命”的分析，基本符合“文化大革命”的客觀情況的話，那麽可以斷定，如何對待郭沫若的這本小冊子就不好算作是一種不了了之的簡單事件。於是，就有更深入的問題需要繼續探討：

①究竟是誰決定了在林彪逃亡摔死的背景下，要專門出版《甲申三百年祭》單行本小冊子。顯然不會是郭沫若本人——他沒有那種政治家的魄力和膽量；顯然也不會是毛主席本人——其一，他沒有必要在1972年把1944年印行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的意義拿出來，自己再對1972重複說一遍；其二，而且人民出版社的“出版者說明”裏是用非黑體字這種形式排版的“我們印行這篇文章的目的”，引出了緊隨的黑體字毛語錄；其三，對照1975夏天出版《水滸120回》版本，那是奉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要出版的，於是有明確的指示，於是有明確的記錄，於是有案可查。於是也顯然，是一位也能贏得郭沫若尊敬的人作出了印行1972單行本的決定，郭沫若在他的感召下，對《甲申》文稿作了出版前“個別文字上的修改”，同時拿出了《李白與杜甫》的新作書稿。

②事後，是誰來在“內部”承擔了出版這本小冊子的責任。

③“承擔責任”的具體情況如何。

④江青集團為對付《甲申》小冊子，作了些什麽具體的反應。

⑤毛澤東主席究竟知道不知道這本1972出版的小冊子。（後來有事實證明，毛最後幾年身邊有特定的人物毛遠新當聯絡員，聯絡員隻把他們想要老毛知道的事情才告訴老毛，他們不想讓老毛知道的事情，就對老毛封鎖。在林彪逃亡之後至毛遠新正式上任之前，還有沒有別的這種“見聞過慮器”。）

……

3. 試分析郭沫若本人為《甲申三百年祭》小冊子所付出的代價

《甲申三百年祭》1972年重印單行本，當時就引起了筆者這樣的社會底層草野知識分子群的注意，必然會引起高層專門抓“意識形態領域裏的階級鬥爭”的江青、張春橋極左幫派的注意。作為草野小民的筆者，隻是碰巧地偶然讀到、看看，有時去想想，隻能在一個百姓的生活範圍極為有限之處說說，而已；但是，中央那夥位高權重的左派們會對出現在眼皮下麵的郭沫若《甲申》不理不睬不聞不問嗎？非也！  那隻是因為——

1972年，首先要應付林彪逃亡之後造成的被動尷尬局麵，又要籌劃林彪事件之後中央權力的再分配，既顧不上應付《甲申》小冊子，而且也不能立即對《甲申》小冊子作明顯的反應，讓更多的人反而去注意到重新出版了這樣一本小冊子。

1973年召開了中共“十大”，王洪文當上了副主席，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都成了政治局常委，新的權力格局形成了。於是在1973年冬天，把以前的“批林整風”升級為“批林批孔”，到1974夏天“儒法鬥爭”、“批周公”。1974年批林批孔搞得熱氣騰騰，讚頌秦始皇、批周公、頌揚呂後的政治遠見和曆史功勞、稱讚斬韓信式的藏弓烹狗，這些是老百姓都耳聞目睹的，都奉命參與的政治鬧劇。特別是在北京1974-01“批林批孔”萬人大會上，江青公然兩次叫郭沫若站起來，當眾羞辱郭沫若，這可能就是對《甲申三百年祭》1972版的直接報複吧（筆者和其他讀者、研究者都可以進一步查尋江青那次講話，看看專門對郭沫若說了些什麽）。這種報複方式江青心裏明白，郭沫若可能心裏也明白，有資格進“中心會場”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和全國的老百姓當時卻不會明白究裏。1974春天在批林批孔裏，又突然冒出對意大利電影家安東尼奧尼影片《中國》的批判，氣勢洶洶。後來知道了，安東尼奧尼是應周恩來總理之邀拍攝的《中國》；但是批林批孔熱鬧劇裏的老百姓，哪裏能知道這些幕後的事情。

當然，在公開場合始終沒有一個（四人幫“幫圈”裏外的）革命左派出來提到1972的這本小冊子。因為這些革命左派們拿不出公開的理由來否定毛澤東主席當初對《甲申三百年祭》的充分肯定，這就是筆者在第一篇關於“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裏分析的，即使革命左派們在雞蛋裏尋找到了骨頭，也無法把骨頭從雞蛋裏剔除出去。

郭沫若畢竟是一位中外知名的學者，也是一位眾所周知對毛澤東主席非常尊敬和崇拜的知識分子文化人，如果因為1972年單行本小冊子要給郭沫若栽上一個反對毛主席的罪名置之死地，行動上很容易辦到，隻消一句話就絕對能一呼百應地找到一群打到郭沫若的革命左派來辦成這件事；但是不好向全國全世界交待，更不好向曆史交待。可是，迫害郭老的家屬，叫郭老痛在心頭還說不出口，這肯定是對晚年郭沫若的最大打擊。郭沫若付出了晚年失去兒子的慘重代價，欲訴無門，欲哭無淚……

嗚呼！

一個文人，一旦被卷到了政治漩渦裏，那就身不由己。《李白與杜甫》給世人和後人留下的，是遭人病詬的印象；某種程度上，這本書也是郭沫若在自毀形象。

從哲學關於“形式與內容”的關係去看，《李白與杜甫》一書的1972年出版，主觀上似乎是要利用它的形式——用這本新書的出版來掩護另一本書的重版；然而除了郭沫若等少數幾個（“心裏有數”的）人之外，所有的人看書論書首先是從書的內容出發；於是出現了一件似乎與哲學的普遍原理剛好相反的，是要書的“內容”便於通過審查關來服務於能夠獲準出書的“形式”這種稀罕事情。當然，用一本新書掩護一本舊書重版的“形式”，仍然是為了借用舊書裏那段1944年的警世駭俗的文字內容。說到底，形式仍然是要為內容服務，這實在是難為1972年的郭沫若了。筆者經過七年的思索，覺得要為郭老說一句——請年輕的網友們從《甲申三百年祭》事件裏了解郭沫若為了大義而作出的個人犧牲及沉重的代價；分析郭沫若的晚年情況時，增加從《甲申三百年祭》與《李白與杜甫》出版的關係這個因素去看書本之外的問題。

4. 客觀地看待曆史人物，不要苛求前人

毛澤東主席1956年11月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裏提出，就像許多站在時代潮流的前麵引導潮流的人物一樣，孫先生也有缺點和局限，這要從當時的曆史條件加以分析，而不可以苛求於前人的。（大意）

筆者認為，對於曆史人物，包括毛澤東、蔣介石、郭沫若等，甚至於江青那種“自比則天呂後”的政治野心家陰謀家，都應客觀看待，①看到他們的曆史功績和曆史作用；②也看到他們的缺點錯誤和曆史局限性；③不苛求前人；④總結和借鑒前人，使後來的路走得順暢些。

金岷彬      

2007-11-02       SECAUCUS 小鎮 

筆者曾在“光明網·論文發表中心”發表的有關《甲申三百年祭》的文章：

①http://www.gmw.cn/03pindao/lunwen/show.asp?id=2830；《“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2004-01-21（農曆甲申年前夕）；

②http://www.gmw.cn/03pindao/lunwen/show.asp?id=5027；《“試玉要燒三日滿”》，2005-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