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筆者在“炎黃春秋網”的“刊外稿”文章

文革研究裏的雷區（2012-04轉貼文章所另加標題）





是否文革研究裏的禁區——關於《甲申三百年祭》1972年小冊子
金岷彬
 
2011年1月 炎黃春秋網刊外稿
http://www.yhcqw.com/html/kwgnew/2011/126/1112618160H42KH8228CAKACJ5II138JF5.html 
 

1972-03（04？），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報道了重新出版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1〕的消息。

得知了電台對該書重新出版的報道，自然而然地聯想起了毛主席把這本書稱為“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筆者1964年上大學二年級時，從毛主席的《放下包袱開動機器》一文（載《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裏，就知道了被毛主席稱作“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的《甲申三百年祭》。毛主席強調指出過：“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誌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此後的幾年一直想讀郭沫若的原文，努力尋找而不得，直至1972年才終於讀到了重新出版的單行本小冊子，留下了終身不忘的尋書和讀書記憶。

 

1，《甲申三百年祭》1972年單行本的出版

1972年春天，在首先聽到廣播電台報道重新出版《甲申三百年祭》的消息時，筆者的第一聯想反應就是，林彪集團覆滅了，這是文化革命的又一次重大勝利，中央可能會再用“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來告誡全黨“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1972-05，筆者在從石家莊去德州（機床廠）的火車上，從一同出差的旅伴那裏，借閱了他在石家莊剛買到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書。至此，筆者才親眼看到了，久聞大名的“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的真正身形。

筆者在火車上的閱讀，看到正文的末尾時，緊張得幾乎說不出話來。在心裏想，這段話幸好是郭沫若寫的，要換一個人來寫早就被當反革命抓了起來；這段話幸好是郭沫若在1944年寫的，不是解放後寫的，更不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寫的，否則，就憑這段話，就可以馬上打倒郭沫若。看來，1972年重新出版《甲申三百年祭》，是要借用郭沫若二十多年前的話，來迂回曲折地表達對於文化革命的某種另類看法。但是，筆者心裏的這些想法還不敢隨便向別人說，因為，對於文化革命的議論，稍不留意就可能被當作是“反革命的言論”，會被扣上“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遭到滅頂之災，還會連累家人和親朋。當火車快到德州站時，筆者把書依依不舍地歸還了書主。他問起了筆者對這本書的看法，筆者簡單地說：“第一，幸好是郭沫若寫的；第二，幸好是郭沫若解放前寫成的。”書主也意味深長地“哦”了一聲。在那個凡事都要講階級鬥爭，並且動輒給人上綱上線橫加罪名的年代，人與人之間講話都必須非常小心謹慎，不敢“禍從口出”地因為一句話沒說好就被當作“現行反革命分子”。不論當時對“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是讀懂了，還是沒有讀懂，抑或似懂非懂，都隻能那樣含糊而籠統地說。

此外，筆者在快要抵達德州的火車上，自己想了而不敢輕易對人講的，還有對重新出版《甲申三百年祭》的第三第四兩點看法：第三，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早就明文肯定了，並用作了共產黨的整風文件，在1972年出版這樣一本“欽定”的用以“告誡全黨”的書，即使當時自詡為最革命的那些左先生，從雞蛋裏挑到了骨頭，也把骨頭從雞蛋裏剔除不出去；想壓製《甲申三百年祭》重新出版的理由，拿不到桌麵上來和毛主席的話唱對台戲。第四，就象1944年延安和各個解放區印行《甲申三百年祭》不一定是郭沫若本人的主動行為一樣，1972年再版《甲申三百年祭》肯定不是郭沫若本人的主動行為。

那麽，為什麽在1972年會重新出版郭沫若的這本小冊子，出版這本小冊子又要起到什麽樣的作用呢。

1972年重新出版《甲申三百年祭》的《出版者說明》，明白地印在這本書的扉頁之後，目錄頁和正文之前：“偉大領袖毛主席一九四四年在《學習和時局》一文中曾指出：‘我黨曆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全黨同誌對於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又說：我們印行這篇文章的目的，‘也是叫同誌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1〕（《出版說明》裏的黑體字和非黑體字的排版樣式，完全仿照1972版小冊子——金岷彬注）

上述的《出版者說明》是公開的印行，即使江青和姚文元、張春橋們見到了這本書，嗅出了郭文臨近末尾那段文字的特殊氣味，他們也不敢明目張膽地質問那段文字；而不敢涉及那段末尾的文字，也就無法公然否定“印行這篇文章的目的，‘也是叫同誌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至今，筆者仍然深深地敬佩在1972年決定出版並且實施了出版《甲申三百年祭》單行本的巧妙鬥爭藝術和過人的卓識與膽略——借用毛主席曾經充分肯定的，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用郭沫若這位特殊人物二十八年前的、並不針對現今目標的泛泛史論話語，來迂回曲折地表示出對文化大革命的某種另類看法。

普通老百姓在經曆過幾年的文化革命折騰後，厭惡了那種極左派操縱國家政治，搞亂了國家搞亂了社會，隨意整人害人的惡劣做法，對文化革命已經從心裏感到了厭煩和抵觸；所以郭沫若書表示出的對文化革命的某種另類看法，立即得到了筆者這樣的、在社會底層的普通知識分子讚同。筆者感到，《甲申三百年祭》1972的重新出版，起到了一種提醒的作用。由於這種提醒，在其後1973－1975的批林批孔批周公批宋江的政治鬧劇裏，對江青一夥的拙劣表演，也就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1976年，金秋的十月，終於結束了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對中國危害最烈、加害時間也最長的江青極左集團在中央的統治，宣布結束了為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全國人民由衷地感到獲得了又一次的解放。但是，當時還在繼續強調階級鬥爭的“抓綱治國”，對文化革命還不能全盤否定。直到1979國慶，葉劍英委員長發布國慶三十周年文告，率先公開提出了文化革命是一場浩劫，這才在全國範圍內徹底否定了文化革命。筆者也才能在這種改善了的寬鬆環境下，才敢把郭沫若文章裏倒數第二段的文字，公開指讀給平日關係好的同學和同事。

“大凡一位開國的雄略之主，在統治一固定了之後，便要屠戮功臣，這差不多是自漢以來每次改朝換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順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沒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郭書原文用括號作的注釋，引用者特予說明），他的代表農民利益的運動早遲也會變質，而他必然也會做到漢高祖、明太祖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說是斷無例外。然而對於李岩們的誅戮卻也未免太早了。（……）”雲雲（〔1〕P30）。（金岷氏注：筆者用加括號的省略號來表示引用它文時，刪節了與本文討論無關的內容。以區別於原文作者自己使用的省略號。）

亮出毛主席充分肯定的旗號而出版的“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1972單行本，這可能是筆者見聞範圍裏，官方出版的對文化革命流露出負麵看法的、最早的一篇文章。這本小冊子也可能就是引發1974全國批林批孔鬧劇的導火索。

 

2，“文化革命”裏兩個單行本小冊子的對照

《甲申三百年祭》1972年2月版的單行本小冊子，是由國家最高級別的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來出版的。後來查得文化革命時期的資料，1970-11-06經毛主席批準，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成立中央組織宣傳組的決定》。該《決定》規定了在中央政治局領導下，設立中央組織宣傳組，管轄中央組織部、中央黨校、人民日報社、紅旗雜誌社、新華通訊社、中央廣播事業局、光明日報社、中央編譯局的工作，管轄工、青、婦中央一級機構及其五七幹校。江青和她的兩位走狗直接控製了中央的輿論宣傳部門；卻恰恰好人民出版社以及文化部出版局不在“中央組織宣傳組”的直接控製名單裏，這大概是《甲申祭》能在1972年由人民出版社重印單行本的一個極其偶然極為難得的縫隙機會。

要采用一本單行本的小冊子來迂回曲折地表示出，對文化革命的某種看法，這一事件有點類似於文化革命的序幕階段，另外專門印發姚文元文章的單行本小冊子。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評海瑞罷官的文章，但是好些省市級的黨報不予轉載；於是毛主席讓上海把姚文印成小冊子發到全國，通過小冊子的發行來“繞過”一些省市黨委對姚文的不懂、冷淡和不轉載。最終，迫使了全國各省市的黨報先後轉載姚文元的文章。《甲申祭》小冊子的出版，其實也是繞過了江青們直接把持的新聞檢查機構，來表示出了對文化革命的負麵看法；用今天的時髦詞匯來說那就是對文化革命的另類看法。

姚和郭兩本不同的小冊子，可以說是代表了文化革命裏兩個不同的陣營，卻擔負著十分相似的曆史使命。筆者曾經撰文談過郭文在當時的影響很微弱：“現在是否可以說，姚、郭這兩本小冊子，是兩種力量在‘文化大革命’裏的較量。當然，出版《甲申祭》小冊子所代表的力量，太弱小了；然而它畢竟較量過，留下了流星劃破夜空的閃亮軌跡，值得親身經曆過那場浩劫並注意到出書事件的人，和後世的人，去認真探究那顆流星的作用。”

筆者最初對《甲申祭》這本小冊子的關注，注意力集中在了“大凡”那段話上，而對於出版單行本小冊子的形式，沒有意識到要給予必要的注意和研究。雖然《郭沫若全集》和其它一些圖書匯編裏都能找到《甲申三百年祭》的全文，然而它們都不具有1972單行本的出版信息資料。郭沫若全集裏的《甲申祭》可以作為研究郭沫若文章本身甚至郭沫若本人的第一手資料，卻無法作為研究文化革命的資料。

2000年之後又一次讀到《甲申祭》1972單行本時，筆者把注意力放在了《出版者說明》，因為這是從該書研究文化革命的畫龍點睛之處。出版說明總共三個小段，本文前麵引用的帶黑體字語錄的內容，是說明的第二段；第三段更簡短，連逗號和句號總共十八個字位：“這次重印，作者作了個別文字上的修改。”

看來，在文化革命裏重新出版《甲申祭》的具體運作，得到了郭沫若本人的讚同並參與——“作者作了個別文字上的修改”。那麽，是誰作出的決定，在林彪叛逃覆滅之後，出版“叫同誌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的小冊子。顯然不是郭沫若本人，他隻是一介文人，他沒有魄力也沒有權力來要求出這本（強出頭性質的）書。顯然，也不是毛澤東主席；如果毛主席要指示出版某一本書的話，早就反複地宣傳並得到全國範圍的響應了；1975年評水滸批宋江就是例證。顯然，更不會是江青那類極左派的權勢人物。那麽，應該是可以讓人民出版社能接受下重印任務，並且準備好了應付出版後的風險；也讓郭沫若能同意重印出版並且參與重印事務，那樣一位有極高的威望，有強烈的人格魅力的領導者。

帶著“屠戮功臣”是“公例”那段文字的《甲申祭》1972年單行本，當時就引起了筆者這種普通知識分子的注意，難道北京的江青和張、姚就沒看到，就不聞不問嗎？肯定不是、也不會！因為她們一夥就是無數次依靠批別人的文章作品而起家發跡的。搜尋別人的文章作為砍殺的靶子，采用極左的語言對文章上綱上線羅織罪名，置許多文章的作者於死地，這成了江青們發家和看家的本領。但是，江青們對於《甲申祭》1972年的重新出版，卻保持了一直的並且最終到底的表麵沉默，在明麵上從未公開談過這本小冊子。

筆者以為，有幾方麵的因素，使得江青們隻能在表麵上對《甲申祭》1972版保持了沉默。①“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多次得到毛主席的肯定，又是在林彪叛逃滅亡的重大勝利時刻來重新出版，江青們不敢公然去推翻小冊子的《出版者說明》裏引用的毛主席語錄。②如果要大加批判“大凡”那段話語，反而使本來不知道那種看法的更多群眾，都知道了那個“公例”；不得已隻好屈從“沉默是金”。（一個類似的例子，1976年的批鄧，把鄧小平整頓國民經濟、整頓教育、整頓科研的綱領拿出來批判，反而倒使得更多的老百姓在心裏讚同鄧小平的整頓。）③林彪集團的滅亡，留下了權力的空白地帶，江青集團要乘機去攫取更大更多的權力，這是幫派裏頭等緊要的事情。而一篇郭沫若的文章，隻要加強控製，關緊龍頭就不會再出現類似的事件；對於已出文章的砍殺，隻是一個時間遲早的問題。

江青們並沒有對這件事善罷甘休，後來她們采取了惡劣的報複。她們的報複行徑，筆者準備在這篇文章裏要著重討論。

 

3，迄今為止，各方研究者多沒有注意到這本1972單行本小冊子

後來，陸續看到了一些作家寫的文化革命史、特殊人物的傳記（如《周恩來傳》〔2〕、《江青傳》〔3〕等），這些傳記都談及了1971-09-13林彪集團的滅亡，都談及了江青集團不遺餘力地在批林批孔鬧劇裏的拙劣表演。但是筆者發現，除了極為個別的作者之外，幾乎沒有一位作家在自己的文章裏注意到1972年《甲申三百年祭》單行本小冊子的重印發行。外國作家（如韓素音）也寫中國的文化革命史，他們遠在國外處於“隔岸觀火”的狀態，不容易了解到象《甲申祭》1972重印再版那樣微小的細節，因而也沒有一個外國作家提及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1972重印。葉永烈先生《江青傳》書後的附錄三，開列了他所見聞的“江青傳記目錄”，共十五種（〔3〕P636）。看來，這十五種傳記裏都沒有注意到《甲申祭》1972單行本小冊子的事件。特別是葉書附錄裏，列有王稼祥夫人朱仲麗（珠珊）的兩本江青傳記；而朱仲麗女士本人就是一位老革命、高級幹部，對文化革命裏中央的上層鬥爭，比普通人更清楚一些。此外，一本很有名的文革編年史，趙無眠編著《文革大年表，淵源·革命·餘波》（香港明鏡出版社1996）也未曾注意到這本不平常的重印小冊子。

2004年，又一個甲申年的時節，國內不少學者都撰文講述“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的重大曆史意義和深刻現實意義。共同強調的是“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強調的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進京趕考”，決心“不作李自成”。2004甲申年的諸多研究文章而筆者個人有限的見識範圍裏，筆者隻讀到馮錫剛先生的文章提及了文化革命的1972年出版《甲申祭》單行本小冊子，（《六十年餘波不平：甲申年話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7〕）。馮先生沒有對《甲申祭》1972單行本所曾引起的社會反應作進一步的展開論述。（引文裏的下橫線為金岷氏所加，下同）

於是，筆者就想把一個社會底層的普通小知識分子所認識的，《甲申三百年祭》1972單行本在文化革命裏所起的作用（盡管這種作用範圍極其有限，影響力也極其微小；但是既然出版要發揮作用，就總要把這種作用講出來），訴諸鍵盤，以求證對這一非常曆史事件的認識。

 

4，從加進考慮小冊子這種因素，再來看“批林批孔”和“批周公”

對於《甲申祭》1972版單行本小冊子，江青四人幫沒有做出人們看得見的直接反應，那麽是不是江青們不知道出版了這樣一本小冊子？不會的！！江青以中央文革的名義給全國記者們就下達有了解各地文革動向的指令。葉永烈先生著的《江青傳》裏引用過江青的話，來告訴世人，出版小冊子的方式是有特殊的作用：“我們組織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後，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給登。後來主席生氣了，說出小冊子。小冊子出來，北京也不給發行。”（〔3〕P300）所以，江青不會不知道出版了《甲申祭》的小冊子，也不會不知道出版小冊子要幹什麽而不聞不問。

如同筆者在本文的第2節裏說過的，江青一夥就是無數次依靠批別人的文章作品而起家發跡的。但是，江青們不敢貿然發動對毛主席充分肯定的“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公開批判。葉著《江青傳》述，在1962-07-06那天，江青第一次看到了吳晗編劇的《海瑞罷官》，就說“該劇存在著嚴重的政治錯誤，堅持禁演這出戲”（〔3〕P292）。於是，江青堅韌地做了好幾年的地下運作，終於在1965-11-10由上海《文匯報》公開發表了姚文元批海瑞罷官的文章。那麽，或許是江青們公開批判郭沫若《甲申祭》的時機還不成熟，還得像批海瑞罷官那樣，要先行地下運作一段較長的時間。

當時全麵把持了中國宣傳領域的江青極其爪牙，一旦發現郭沫若的《甲申祭》從他們的嚴密羅網裏找到了縫隙而居然出版發行，必定是又羞又恨；盡管還不能公開地批判，那也不會不問不管，放任自流。筆者以為，從1973年開始批判林彪與孔孟之道起，直到1974年全國熱鬧地批林批孔一係列事件，現在看來裏麵就蘊含有直接報複郭沫若參與重印《甲申祭》的行為。並且，還想通過對郭沫若的脅迫，或敲山震虎或撕開缺口，把攻擊的邪火燒向周恩來總理。葉永烈《江青傳》裏就直接指出：“一時間，郭沫若處於一場政治鬥爭的焦點，事出有因——那便是江青向周恩來發起第二次攻擊。”（〔3〕P502）

4.1江青在萬人大會上對郭沫若的當眾羞辱

無論是讀《周恩來傳》、《江青傳》還是《郭沫若評傳》、《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周恩來的晚年歲月》，都可以讀到，1974-01-25江青策劃了在京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家機關“批林批孔”的萬人動員大會，對周恩來總理搞突然襲擊。江青在講話時把批林批孔運動直接與郭沫若掛上鉤，兩次點郭沫若的名，要郭沫若站起來，當眾羞辱八十二歲高齡的郭沫若。

現在，如果把江青對郭沫若的當眾羞辱，增加進《甲申祭》1972小冊子這種“眾人意料之外”的因素來考慮，那就能更加明白江青為什麽在批林批孔的“動員會”上要對郭沫若下手了——那就是對郭沫若小冊子的直接而公開的報複！但是，這種報複，隻有發難者江青心裏清楚、受難者郭沫若心裏也明白，又都心照不宣；萬人大會上的其他奉命來開會的群眾，誰能想到公開講話的背後，還有另外的一種說不出口的原因。

周總理在體育場開會現場對郭沫若的當眾蒙羞無力直接保護，於是當晚就派人到郭宅，詳細傳達了他對保護郭沫若安全的幾點指示和安排（〔2〕P2087、〔3〕P502、〔4〕P234、〔6〕P314、〔8〕P289）。一月三十一日，周總理又到郭沫若家裏看望（〔2〕P208：據周恩來辦公室台曆：1947-01-25，01-31）。

江青在萬人大會上對周總理突然襲擊，公開點名當眾羞辱郭沫若，自認為是幹了一件得意的事情。會後江青哈哈大笑說：“周總理都叫我搞得沒辦法了！”（〔4〕P234）

4.2江青所得到的“尚方寶劍”

在《郭沫若評傳》〔4〕與《江青傳》〔3〕等不同的書裏，對有關批林批孔公開麵世之前的醞釀過程，有相似的敘述。

①桑逢康《郭沫若評傳》

毛澤東批評郭沫若尊孔反法的係列講話，對江青一夥來說簡直如獲至寶。郭沫若本人也許算不了什麽，但郭沫若背後有一塊他們急欲要搬倒的大石頭——周恩來。（……）從郭沫若身上打開突破口，就能順理成章地把火燒向周恩來（……）“〔4〕P231~232

②葉永烈《江青傳》（〔3〕P503~506）

③馮錫剛的文章《郭沫若在”文革“期》：

“1973年，一場新的磨難開始降臨到這位詩人的頭上。

這就是至今令人不無困擾的‘批林批孔’。

‘批林批孔’作為一場政治運動，肇發於1974年春，但是由對林彪的批判而牽涉到孔子則更早些。

1973年5月，江青在毛澤東住處，看到桌上放著郭沫若《十批判書》的大字本。顯然，這是專門為毛澤東而排印的。毛澤東給了江青一本，並說：我的目的是為了批判用的。順口念了一首詩：（……）（刪”郭老從柳退“的《五絕》）

（……）不過毛澤東對郭沫若仍然是尊重的，稱之為‘郭老’，這倒並非詩句字數限製所致。郭沫若並非黨內的當權派，毛澤東無意從政治上來批判郭沫若。”（〔6〕P312）

綜觀上述資料，都談到了在批林批孔的鬧劇開場之前，毛主席和江青兩人有過對批孔問題的當麵接觸與交談，並且在醞釀階段，就打算要從郭沫若的《十批判書》來開始對孔夫子的批判進而“批林批孔”。江青獲得了利用批林批孔來“敲打”一下郭沫若的“尚方寶劍”，並且江青依仗了自己的權勢，再加上江青個人的跋扈性格，在萬人大會上自己出足了風頭，而且狠狠地當眾羞辱了郭沫若。

從相關的資料裏可以看到，郭沫若的《十批判書》寫於1944年初的一段時間。也正是在寫《十批判書》的時間段裏，郭沫若又寫出了《甲申三百年祭》並且最初連載發表在1944-03-19～22的重慶《新華日報》上。毛主席“呈郭老”的詩句裏，宛轉地指出了“十批”不是好文章。馮錫剛先生的文章裏更明白地寫出了《十批判書》與《甲申祭》在時間段上的同時性——“郭沫若本人則在1945年5月撰寫的《十批判書·後記》中透露：在寫作《韓非子的批判》與《周代的農事詩》的前後，‘我以偶然的機會得以讀到清初的禁書《剿闖小史》的古抄本。明末農民革命的史實以莫大的力量引起了我的注意。適逢這一年又是甲申年，是明朝滅亡的三百年紀念。我的史劇創作欲有些蠢動了。我想把李岩和紅娘子搬上舞台’。但是，人們讀到的是史論《甲申》而非史劇《李岩與紅娘子》。”（〔7〕）

毛主席的《讀〈封建論〉——呈郭老》詩裏，開篇就使用“勸君少罵秦始皇”這樣口吻的句子，這是毛、郭兩位詩人多年來的詩作往來酬唱應和裏從來沒有過的事情。筆者感到，至少，毛主席在某一方麵或者某件事情上，對郭沫若很生氣，相當惱火。外人隻能感受到詩句裏不滿和慍怒情緒，而不能知道具體的情緒所指。但是，毛主席對於真心擁戴他的郭沫若，隻采用了“點到為止”，而不讓極左派們借此機會打倒郭沫若。

4.3江青逼迫郭沫若寫檢查

江青除了在74-01-25的群眾大會上公開點名羞辱郭沫若，並指使自己屬下的禦用寫作班子連篇累牘地拋出批判孔子的文章之外，還與張春橋先後跑到郭沫若家裏，威逼郭沫若寫檢查。

先是張春橋跑到郭沫若的寓所，拿著雞毛當令箭指責郭沫若的《十批判書》罵了秦始皇。還別有用心地把郭沫若同王明路線掛鉤，說郭沫若抗戰期間寫的史劇和史論是“王明路線的產物”，是反對毛主席的。郭沫若當然明白這種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的伎倆，他當麵斥責張春橋道：“我當時（罵秦始皇）是針對蔣介石的。”（〔3〕P502、〔4〕P235，〔6〕P316）

1974年年初張春橋打上郭沫若的家門去威逼，這件事情之後的三十五年再來看，有兩點值得作新的分析。①張要把郭在抗戰期間寫的史論和史劇都扣上“王明路線產物”的帽子。本來郭沫若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用毛主席充分肯定的《甲申三百年祭》由延安和各解放區出版了書，和毛主席對“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的多次肯定，來回敬張；郭卻沒有這樣做，這是一個不好解釋的表象。筆者認為，或許郭沫若本人已正麵接觸了江青要對《甲申祭》1972單行本的追究，於是就不願意用這篇原本很硬梆的、得到了毛主席充分肯定的史論來回敬張春橋——要避免引發張對這本書1972重印的糾纏。②很可能，要向郭沫若追究《甲申祭》1972小冊子一事，隻有江青心裏明白，連張春橋都不一定知道，雖然張也嗅出了1972版《甲申祭》的“氣味不對”。所以張對郭沫若的威逼，隻是依據“十批不是好文章”，來了一個擴大範圍的抗戰期間的史劇和史論，扣上王明路線的罪名；郭沫若明知張是要搞周總理，也有意識把話岔開，用所針對的目標是蔣介石來頂撞和反駁張。張春橋這種角色根本就奈何不了郭沫若。

於是，江青在1974-02-10下午親自出馬，登門威逼郭沫若寫檢討（〔3〕P502、〔4〕P235、〔6〕P317）。郭沫若對江青的橫蠻威逼和脅迫，保持了莊嚴的沉默。江青糾纏了兩三個小時。

現在，用常理來討論江青威逼郭沫若寫檢查一事。如果，是追究抗戰期間的史劇和史論等眾多文章的“路線問題”，那就不是用“寫檢查”這種方式能來“了事”的事情；假如，江青是直接要郭沫若對《甲申祭》1972小冊子寫檢查呢？那比對二十多年前的眾多文章寫檢查要合乎邏輯一些。假如，江青真的是要郭沫若對《甲申祭》小冊子寫檢查，那麽郭沫若保持莊嚴的沉默就更加可貴——郭沫若在1972重印時“作了個別文字上的修改”，有了“現行”被抓住，卻對其它事情一概沉默。事件的發生，隻有江青和郭沫若兩人在場，他們兩人不說出事件的真相，旁人隻能依照表象去作推測。如果，江青直接向郭沫若追究《甲申祭》小冊子，那麽，肯定還會進一步追究是誰決定重印的。始終保持沉默而且不寫檢查的郭沫若在江青離去之後，對夫人於立群說：曆史自有公論，他們的矛頭是對著總理的。當晚悲憤交加的郭沫若體溫驟然上升，肺炎突發，病情一下子就到了十分危殆的地步（〔6〕P317、〔4〕P238）。足見江青上門威逼郭沫若寫檢查，給郭沫若施加了空前的、超過了01-25大會點名、叫當眾站起來，公開羞辱打擊的壓力。筆者認為這或許就是在追究1972重印《甲申祭》小冊子的責任和後台。

對比一下《江青傳》裏記述的江青威逼張天民寫檢討的事由。1975-09，江青遇見了電影《創業》的編劇張天民，便破口大罵：“張天民你多大？（張說我四十六了）那你還是個娃娃。你告我刁狀，老娘今天要教訓你，有誰給你出主意？（張答，沒有。）你必須給主席寫一檢討，你既敢給主席寫信，就必須給主席寫檢討，因為你說了謊，告了刁狀。目前有人攻擊文化部，給文化部施加壓力，說文化部是大行幫，我替他們頂著，老子不怕。”（〔3〕P540）筆者對比後認為，針對某一件具體的事情作追究，可以讓“寫檢討”，如江青追究張天民給毛主席寫信；而針對郭沫若在抗戰期間的一係列史劇和史論，明眼人都知道不適合采用“寫檢查”這樣的形式來處置。

4.4各種文獻資料談及的1973周總理在政治局裏遭到批判

閱讀有關周恩來總理的傳記和相關資料，能讀到1973年在政治局裏遭到批判。

“（……）被這個誤傳激怒的毛澤東認為，周恩來、葉劍英在中、美會談中的態度軟弱，犯了錯誤，要求批評他們對美外交的右傾錯誤。（〔8〕P264）根據毛澤東的要求，11月21日至1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連續開會批評周恩來、葉劍英的”右傾錯誤“。（……）這次集中”批周“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持續開了十幾天。”

周總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在他寫的《周恩來的最後十年——一位保健醫生的回憶》〔9〕裏，以一個中央領導人的隨員的視角，對會場之外的一些情況的描述，從側麵講述了周總理在這次受到的瘋狂打擊報複。（參見〔9〕P311）

毛主席和江青對《甲申祭》都沒有做出正麵的反應，但是毛主席在桌麵上反對了周總理在林彪事件後批極左思潮。

4.5江青們“批現代大儒”的囂張

對於江青在批林批孔鬧劇裏的賣力表演，王洪文的話泄露了江青的“天機”：“批林批孔運動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十一次路線鬥爭開始了！”（〔3〕P509、〔5〕497）

與林彪集團的鬥爭，是相當激烈的。在1970年的廬山會議上，林彪及其死黨們一直鼓噪要設國家主席，企圖掌握國家元首的職權，失敗了。林彪集團又陰謀搞武裝暴動，甚至殺害毛主席，也失敗了。陰謀另立中央，搞“南北朝”，也失敗了。最後不得不倉惶叛逃，拆戟沉沙，摔死異國。這種激烈的、驚心動魄的鬥爭，都未能算作是“第二次文化革命”。大概，在江青們的眼裏，她們集團覬覦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是要通過“第二次文化革命”來取得。而周恩來總理則是橫亙在她們陰謀路途上的一座巨大的障礙，隻有通過“第二次文化革命”搞掉周恩來，才能實現她們的黃粱美夢。

於是，抓住重印《甲申祭》的事件，想從郭沫若那裏取得突破。但是，郭沫若對江青保持了莊嚴的沉默；更由於受到毛主席的批評，隻好收起了“第二次文化革命”和“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旗號。

 

5，願有一天能揭開“誰決定了出版單行本小冊子”的謎底

筆者在自己近年的文章裏，多次把1972年重印出版的《甲申三百年祭》稱作“警世駭俗”的文章；並且特別注明，“警”不是錯別字，筆者沒有用“驚世駭俗”這句成語。

1972-05當筆者第一次讀到《甲申祭》的重印單行本小冊子時，首先對正文裏倒數第二段“大凡”那段話感到震驚；馬上對當時能借用毛主席對“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的充分肯定，而重新印行這本小冊子的鬥爭藝術，感到由衷的敬佩。但是，筆者又想到，像自己這樣的普通人都能看出來的意思，難道江青們就看不出來嗎。或許，是中央對出版工作的政策和對作家著作的審查管製，因為林彪事件而作了調正和放寬吧。後來的曆史進程表明，筆者的那種看法，是中國善良的知識分子把江青們的本質和手段想得太良善了。

後來，筆者一直想知道，1972年究竟是誰決定了出版《甲申祭》的小冊子。而且也為人民出版社裏參與了出版發行這本小冊子的，至今不知名的人們感到擔心，希望他們不要受到江青集團的迫害。特別是連郭沫若那樣的著名人士都受到了江青的點名，叫站起來公開羞辱。郭沫若未受到江青的進一步迫害，是因為受到了周總理和毛主席的直接保護；而執行了重印《甲申祭》的出版界人士，就沒有那樣好的通天保護條件了。

當筆者具備了上網查找資料的條件後，就在網上查找過人民出版社在文化革命期間的出版情況，希望能從中尋找到1972《甲申祭》的信息。在人民出版社的網站http：//www。peoplepress。net/rmweb/WebSite/AboutRM/index。aspx，查到了文革前後的幾屆領導人：王子野，1959-01~1964-03，社長兼總編輯；陳翰伯，1972-06~1973-07，“革命領導小組組長”；王益，1973-07~1978-04，黨委書記。從網上查得的官方資料來看，1964-04~1972-05這段時期，人民出版社“沒有”“正式的領導人”？！即使是自1966-08大學生們從學校到社會上去串聯、衝殺，逐漸搞亂了原有社會次序的時候，像人民出版社這樣的重要單位，絕不會在王子野和陳翰伯兩位領導人之間，有八年多的時間不任命領導人；也很難設想，人民出版社有八年多的時間處於沒有人來領導管理的“自流放任狀態”。況且，從1968年秋冬開始，全國的每一個基層單位都紛紛建立了“革命委員會”，表示該單位經過幾年的文化革命洗禮，建立起了新的領導班子。那麽，在那段時間裏，人民出版社會不會也有“革命委員會”；或者像同時期的新華通訊社一樣，派入軍管小組，由軍代表來領導管理。筆者認為，人民出版社官方網站的資料，出現了某種人為因素的不完整。人民出版社重印《甲申三百年祭》的1972年，就恰好在沒有標示出社長/革委會主任/軍代表/黨組書記的那八個年頭裏。筆者揣想，或許，正是因為《甲申祭》的重印事件，當時的實際領導人被扣上其它的罪名和由頭給整了下去。因為當年公開的具體罪名不可能是針對重印《甲申三百年祭》，在文革以後對冤假錯案的清理和平反過程裏，也就不會涉及重印事件。諸如筆者這種社會底層的小人物，居然要到人民出版社去調查文革裏的曆史事件，訪問相關的曆史見證人，顯然不可能受到接待，不可能有調查結果。（當然，一無所獲也是一種客觀的結果。）

一些關鍵曆史事件的真相，需要作深入細致、甚至艱苦堅韌的調查才會獲得第一手的資料。筆者積累資料寫作本文，查閱拜讀了不少的史料與傳記。進而想到，倘若有一定社會名望的作家或記者能走訪人民出版社，去調查1972年出版《甲申三百年祭》單行本的曆史事件，那會比一般的其他人方便和順利。更希望人民出版社1972重印《甲申祭》的當事人裏頭還有健在的老人，他們能把這一段不平凡的經曆記留下來，揭密出來。

總之，筆者感到無論是對文化革命的追述和研究，或是2004又一個甲申年期間對“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的再度關注，都不太涉及到1972年重新出版的單行本小冊子。不知這是眾多人同樣出現的偶然疏忽，還是對這本1972版小冊子的研究仍然有禁。

 

6，從中國大曆史看文化革命

6.1關於中國曆史的“周期律”

1945-07，毛澤東主席在延安會見了著名的民主人士黃炎培，有過一番具有深遠曆史意義的談話。黃炎培對中共的領導人談到了中國曆史的“周期率”問題——

黃炎培很坦率地說：我生60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若，隻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繼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曆史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因為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製力不免薄弱了。一部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個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個周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肯定地回答道：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黃炎培在日記中首肯道：“這話是對的，隻有把大政方針決之於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隻有把每個地方的事，公之於每個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來打破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以上資料摘自“中共中央統戰部網”〉為政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依靠民主監督，不會人亡政息》http：//www.zytzb.org.cn/zytzbwz/theory/shili/weizheng/200804/t20080430_373894.htm）

多年來，討論毛、黃關於中國曆史周期率的文章，已經很多很多。筆者在本文裏想就黃任老提出的周期率話題，轉述一個小時候（1963年以前）在四川民間就聽到的議論“周期值”的問題——如果把中國曆史各個朝代的興盛～衰亡看作一個一個的“周期”現象的話，那麽，戰國以降中國的封建社會曆史周期值還沒有超越過300年時限的，無論曆史上多麽強盛繁榮的封建王朝，都沒有超過300年的大限。毛澤東主席生前主觀上曾想努力“跳出這周期率”。

關注中國曆史的“周期率”和“周期值”，以及中國如何突破那種“300年大限”，這算是民間早就意識到的，研究中國曆史“周期律”的話題吧。

6.2中國曆史裏反複出現的五種政治力量

在中國的曆史舞台上，始終遊蕩著五種決定中國曆史走向的政治力量角色，它們之間相互不斷地時而分開時而聚合，相互製衡與角逐，影響著、演繹著中國幾千年的曆史。這五種政治力量就是：①皇權；②官吏權（相權，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③軍閥；④後宮與外戚；⑤宦官與內侍。

在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曆史裏，上述的五種政治力量都可以見到它們演繹出來的影子。

中國必須要突破這些傳統政治力量的束縛，走向真正的現代國家的行列。

 

2009-01-22～29己醜春節西安

2009-12-19修改

 

參考資料目錄

〔1〕郭沫若著甲申三百年祭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02第二版單行本

〔2〕金衝及主編周恩來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0998-02

〔3〕葉永烈著江青傳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12

〔4〕桑逢康著郭沫若評傳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8-01

〔5〕高皋、嚴家其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09

〔6〕房向東編評說郭沫若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1-06

〔7〕馮錫剛六十年餘波不平：甲申年話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中華讀書報2004-03-10

〔8〕劉武生周恩來的晚年歲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01

〔9〕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後十年，一位保健醫生的回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2

〔10〕陳揚勇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