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甲申祭》，反思“文化大革命”

再談《甲申祭》，反思“文化大革命”

 

筆者為了尋找和追索“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曾兩度在西安交大圖書館作力所能及的搜尋。

第一次，是1964年當學生的時候，從閱讀毛主席的《學習和時局》裏，了解到毛主席對“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的高度讚揚和高度評價，把它作為共產黨樹立黨風正氣的教材。但是，作為理工科大學西安交大的圖書館，即使藏書裏有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一版的《甲申三百年祭》，也不大可能放在1960年代的學生借書處；而且理工科的學生們也不一定對這類曆史論述有多大興趣。所以，筆者在1960年代不可能在交大圖書館裏見到《甲申三百年祭》。寫作本文時，筆者倒覺得，有興趣和有條件的學人、網友，可以去尋找1954年單行本第一版的版本，看看在開國的初期，出版《甲申三百年祭》單行本的時代情況。

第二次，是2003年作為交大的校友，回母校查找資料，為了尋找《甲申三百年祭》1972年單行本小冊子，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材料。但是，交大圖書館凡是對外開放的書庫和閱覽室，計算機裏的圖書目錄，都沒有這本1972年的單行本小冊子。

搜尋圖書的作業，也讓筆者想到了“文化大革命”後期，西安交大的命運。

“文化大革命”後期，工宣隊進駐了全國所有的大學和中專院校，執行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線，由工農兵來管理學校，終於“老五屆”的大學生全都被掃地出門了。全國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門高教部也處在風雨飄搖之中。後來，高教部撤銷了，原來由高教部直接管轄的西安交大改由陝西省來管轄。聰明的陝西省知道，西安交大這塊肉貼不到陝西身上，遲早要被“叼走”的。陝西省撥給西安交大的經費，削減了很大的比例。筆者記得，1971年時，西安交大金相熱處理教研室的老師來到筆者所在的工廠，為了在新隸屬體製下的“理工科大學還是要辦”， 聯係“麵向生產實踐的辦學方式”的前期準備——這是教師對教育的執著。因為筆者所打工的工廠，是當時西安市地方國營企業裏細長杆件熱處理的工藝協作基地。母校的老師們慨歎，盡管毛主席提出了“理工科大學還是要辦”的最高指示，但是最後一批畢業生離校之後，又不知道怎麽招收新生；教育經費也不落實，1971年金相教研室全室全年的辦公費隻有900元——啊呀，這就是母校，這就是筆者當初曾經求學受教的金相專業！“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是這般的輝煌燦爛！

比照金相教研室1971全年的辦公費隻有900元，那麽交大圖書館的費用也是會大幅度削減。對於西安交大這樣的理工科大學圖書館，當圖書經費削減到了無以為繼的狀態，麵對1972年版的《甲申三百年祭》單行本小冊子，恐怕隻能是望書興歎，心有餘而力不足了。基於這樣的事後分析，筆者覺得，西安交通大學圖書館很可能就沒有入藏《甲申三百年祭》1972版單行本。或許有采編老師出於對圖書業務的執著，可能也會訂購這本小冊子（因為，其實小32開本當時每本僅一角一分錢）作基藏，但是不大可能會為了配備學生閱覽室而多訂購一些。

“文化大革命”當時要徹底清算“17年的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全國的教育事業整體凋零敗落，西安交通大學的窘迫境況隻是其中一斑。當年的西安公路學院甚至還曾被取消了大學的名號，一度要叫作“陝西省公路學校”，這哪裏是“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是要辦，……”的最高指示。北京農業大學一度奉命要搬到革命聖地延安去，結果北農大的學校物資散落在了京廣、隴海鐵路和從西安到延安的公路沿線。這樣的折騰，與受到戰爭的威脅而搬遷，而流離失所，沒有什麽兩樣，可中國當時並沒有受到戰爭威脅，而是內亂。甚至，在戰爭威脅之下的遷校，全校的師生員工會同仇敵愾，同心同力搬遷，社會也會鼎力相助；而在“文化大革命”裏全國的知識分子被當作臭老九，被當作準專政對象和改造對象的政治高壓下麵，拆校、遷校的舉動隻是離心離德的應付，並且不敢怒也不敢言。這就是“文化大革命促進了教育事業蓬勃發展”的具體。

筆者作為“文化大革命”時正在大學裏的“運動參與者”，現在從“‘文化大革命’與人”的角度，回過頭來談自己對“文化大革命”的省悟，覺得擇其緊要而說有三點：

① “文化大革命”傷害了三代人

整治了一代人——老幹部和筆者的父輩、師輩老知識分子。

哄騙了一代人——當時的大中學生，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被捧為“革命小將”，充當“紅衛兵”衝鋒陷陣，在完成了打倒了劉少奇的“曆史使命”之後（“把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共產黨”），全國的大學生一夜之間突然變成了臭知識分子（筆者記得非常清楚，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是在晚上八點的廣播電台聯播節目裏首先粉墨登場的），成了17年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培養出來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成了要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努力改造的人。逃脫不了“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曆史命運。

荒廢了一代人——全國的學校都奉命把“階級鬥爭當作一門最主要的課程”，十餘年沒有正規教學，十餘年沒有正規招生，所有中學階段學齡的人不得不被強迫接受“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命運安排。直到1977年還有上山下鄉的知青，因為要繼續執行革命路線。

② 政治棋盤上黑紅棋子們的命運

圍棋，是黑白棋子對陣；中國象棋是黑紅棋子對陣。

棋下完之後，這些棋子們的命運如何？

不管勝利方的棋子立下了多大的豐功偉績，作用如何經天緯地；也不管負敗方的棋子是否負隅頑抗、如何垂死掙紮；他們統統都被弈棋者收拾了起來——沒見過永遠留在棋盤上不收拾起來的棋子，甚至連棋盤都收拾了起來。

白居易《放言》所吟“不信君看弈棋者，輸贏須在局終頭”，還把自己看作下棋對弈的“棋手”。“文化大革命”這盤棋，究竟是誰與誰下——毛澤東與曆史對弈！！——中國畢竟要走向民主，走向共和。

③ 國家和民族經曆了一場大悲劇，造成了無數家庭的不小悲劇

甚至於，林彪、劉少奇、毛澤東、鄧小平的家庭；更遑論，彭德懷、賀龍、陳毅、郭沫若的家庭；以及數不清的無辜老百姓家庭。

 

應該以《甲申三百年祭》為鑒，樹立“文化大革命浩劫警世碑”（，並且“文化大革命受害者悼念碑”）。

 

 

                               金岷彬  2007-11-17   SECAUCUS   N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