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春色來天地，浮雲變古今”

9 “春色來天地，浮雲變古今”

1949年末，調來了一位教導主任李一民。

李一民到校的那天，我正在校長室和於校長商量事，老傳達領進一個胖子來，他一進門就伸出大手和我們一一握手，並自報了姓名，說是“剛轉業，來學校工作。”於校長說：“歡迎，歡迎！”向我介紹說：“李一民同誌是調來的教導主任。”我一聽心裏不禁咯噔了一下，這是我不曾料到的，雖然我明知自己是副職，卻不曾想過會再來一位正職。因為解放前的學校裏沒有正副職的設置。我頗有一種“為他人做嫁衣裳”的感觸！在學校工作亂得一團糟的時候，由我來沒日沒夜地清理、整頓、建立工作秩序，現在一切上了軌道，教導工作井然有序了，教導處的真正主人才來上任，播種經營的是我，來收獲的卻是他！我感到不平，心裏立刻掠過了一個念頭，且看事態的發展，如能合得來，我不妨就當“小妾”來伺候這位“胖夫人”；若是合不來，我就辭掉這副主任，當一名教師，倒也樂得清閑。

寒暄幾句，我匆匆回到教導處，當務之急是為他騰座位。我的寫字台是教導處裏最大最好的一張，我坐的真皮大轉椅比校長室的兩張大轉椅的質量都好得多，這理應是主任的座位，我不能繼續鳩占鵲巢了。總務處已經在我的對麵安放了一張寫字台和一把帆布麵的普通轉椅，那才是我的座位。

我正在收拾抽屜，李一民來了，他問我：“你這是幹什麽？”我指著對麵的位子說：“我搬過去，這個座位是你的。”他一伸大手按住了我的手說：“千萬不要動，誰坐哪兒還不一樣？”我說：“那不合適。這座位應該是你的。不然，來個生人會找錯人的。”他說：“咱倆還分什麽彼此？你心裏不要存什麽正職副職的念頭，教導處的工作仍然以你為主，我給你幫忙。”我說：“你把話說反了！以後當然是以你為主。”他說：“你別收拾了，坐下來，咱倆好好拉拉。”他硬把我按到椅子上坐下來，他坐在對麵說：“說老實話，我是外行，徐科長叫我來，我說不行我幹不了。徐科長說：這兒的工作你已經打下基礎了，他向我介紹了你的情況，我才肯來的。我是青州師範畢業，教過幾年小學，入伍後在文工團裏工作，中學的工作我不摸門兒。好在你是內行，你已經把工作做上軌道了，就繼續做下去，別因為我來了的緣故打亂了你的工作秩序，所以我說還以你為主，這是心裏話，不是說說好聽的。至於座位，那更是小事一樁了。”他的態度十分誠懇，堅決不肯換座位，一再表示：“你心裏千萬不要存什麽副職的念頭，咱倆同心協力把工作做好就行了，這是為黨工作，不是為哪個人工作。”

他的話使我很受感動，對待我的態度和於校長是一樣的，我慶幸又遇到了一個可以合作的夥伴，這實在是難能可貴的啊！我也不能過於堅持，否則倒顯得自己過分計較，氣量狹窄了。不過他是個胖子坐張小椅子，我是個瘦子反而坐張大椅子，有點兒過意不去，我說：“不換座位，換換椅子吧！”他卻連椅子也不肯換。他的熱誠給了我一個極好的印象，這是我們一直能和諧合作的良好開端。

不久，於霖西調往浦口，任兩浦鐵中的校長。我和於霖西相處不過半年，但彼此在對方的心裏都留下了深刻而良好的印象。從此我們一南一北，一東一西，從不曾再在一起工作過，而且我倆的生活軌跡一上一下，一浮一沉，反差強烈，他是一帆風順，節節攀升，最後以西北師範大學副校長的身份離休，我卻沉淪到社會的底層，當了21年的“右派”。然而時間空間的阻隔不曾阻斷我們的友誼，30年後重相會，依然是情深意篤的知己。也算是人生一段佳話。

解放初期群眾集會多、遊行多，幾乎是每有大型集會必有遊行。遊行隊伍極為壯觀，各單位的隊伍都要舉著彩旗，抬著偉人像，有樂隊的奏著樂，招搖過市。鐵中隻有幾麵彩旗，沒有偉人像，顯得寒傖，不夠氣派，師生都希望能置辦一套偉人像。但是學校的經費都是定項支出，打油的錢不能買醋。辦公費很少，精打細算還難免提襟見肘，哪兒有置辦偉人像的費用。幸而學校有一筆帳外收入，就是把學校的廁所包給附近農村的農民來清理，糞便運去做肥料，農民付給學校一筆錢。我們就決定用這筆大糞錢買材料自行繪製偉人像。於是請木匠釘了5個大畫框，鞔上畫布，買來油畫顏料，請美術老師畫像，教導處外間的教員準備室權作畫室。

沒有放大尺，美術老師隻好用畫方格的辦法來放大。他開始在畫布上打格子。李一民在一旁觀看，不覺技癢起來，就對美術老師說：“我來幫你畫一幅。”我這才想起來，他曾向我談過，過去在小學裏教過圖畫課，在二野文工團他從事美術工作，我猜想他可能是一位繪畫高手。果不如然，他一動手就不尋常，他根本不用打格子放大，而是一手拿著小像片，一手就往畫布上勾勒輪廓，走筆如飛，不一會兒就描出了與小像片十分相似的輪廓，一看就是行家裏手，出手不凡。在畫像技術方麵，美術老師顯然望塵莫及。勾勒出了輪廓，隨即上油彩，不到半天的時間，畫像的麵部已經基本完成了，畫得神采奕奕，栩栩如生。那位美術老師還沒打完格子，他難為情地說：“李主任畫得這樣好，我可不敢動筆了！”美術老師告退了，他也許從來不曾畫過人像，也許根本沒學過油畫。當我看到一民畫得如此精采，已經希望美術老師能知難而退，免得畫出一幅不像樣兒的東西來，反而不好處理。我高興地對一民說：“你就辛苦幾天吧，這個期間教導處的工作我全包了，你不必分心，隻管全神貫注地畫吧！”一民自然也非常高興包攬畫像這一任務。

用了10多天的時間，馬、恩、列、斯、毛的5幅畫像完成了，進出準備室的人，無不交口稱讚。一民自然十分得意，既為學校解決了困難，也展露了他的才華，於公有益，於私無損，是一樁皆大歡喜的事。然而不久，一民告訴我，他因畫像挨了批評，說他“不務正業”，他還做了檢討。從此他不敢再握畫筆。

鐵中黨支部公開活動了，李一民兼任支部書記。五十年代基層黨組織不是一級領導，支部書記不是脫產幹部，公開之前的第一任支書是宮鏡泉，第二任是於霖西，李一民是第三任了。名義上學校實行校長責任製，是學習蘇聯的“一長製”。於漸海不是黨員，不具備個人專斷的條件，且五十年代的幹部作風還比較民主，因此鐵中並未實行“校長責任製”，實際上是於漸海、李一民和我三個人共同來管理學校的事務，我們之間形成了一種平等的合作關係，還不曾聽說過有什麽“校級領導”與“中層領導”之類的名稱。遇事共同研究，誰唱主角合適就由誰來唱，這種和諧的集體領導作風是青島鐵中五十年代的主流作風。

有一天在新寄來的權威理論刊物《學習》雜誌上，我讀到了一則驚人的消息，就是艾思奇在理論問題上犯了錯誤，說是他對生產力的解釋與斯大林的解釋有所不同的緣故。沒有詳細的評論。後來聽說在黨內作了傳達，艾思奇的問題十分嚴重，受了處分。從此艾思奇這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就永遠消聲匿跡了。這大概是建國後“因言廢人”的第一例吧！誰能想到研究學術也有滅頂之災，這是我無法理解的。學術上有不同的觀點，不同的主張，應該是正常現象，唯其有不同、有差異，才能促使學術的進步與發展，真理往往要經過幾十年、幾百年的研究、探討、爭論才能發展。艾思奇為什麽一定要服從斯大林呢？即使艾思奇的理論錯了，難道不許人改正錯誤？我產生了過多的疑問。

            後來又發生了類似的事件，就是楊憲珍也犯了錯誤。楊憲珍在革大做過關於辯證唯物論的報告,他是中央黨校的校長,這樣重要的理論家,中國能有幾人？就因為他提出的“合二為一”的論點與毛澤東的“一分為二”不一致，就被扳倒了！辯證法的“矛盾的統一”的法則，其“矛盾”是一分為二，其“統一”則是合二而一。為什麽隻許“矛盾”而不許“統一”呢？

據說楊憲珍的理論是向資產階級投降的理論。那就不僅僅是理論問題了，而是政治問題了，所以性質比艾思奇的更為嚴重，在黨內遭到了大張旗鼓的撻伐。

這兩件事使我意識到搞政治理論研究是危險事，甚至接觸政治理論就很不安全，誰知引用哪一句話會出問題呢？我與政治理論似乎已經結了不解之緣，盡管是最初級的理論，但畢竟是與政治理論沾邊兒的呀！我給學生講社會發展史，還編寫了講義。特別是1949年末，青島市為了向全市中小學教師進行政治啟蒙教育，分片組織學習社會發展史，四方與滄口兩區的中小學教師集中在鐵中學習，市教育局聘請我擔任講師，嗣後又命我到浮山所為市郊教師講社會發展史，我都是根據艾思奇的理論講的。當時接受這樣的任務感到非常光榮，也引起了我學理論的極大的興趣和熱情。及至聽到艾思奇犯錯誤的消息，使我不寒而栗，講社會發展史已經是過去的事情了，大概不會招致麻煩，但是今後還要兼教政治課的呀！我不免有些悚然！

 

 

©郭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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