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革命洗禮

5 革命洗禮

正式開課了，由艾思奇主講“社會發展史”。上大課，大操場就是露天課堂，全體學員席地而坐。沒有書，不印講義，全憑聽課做筆記。這倒難不住我，我上大學的時候，也是主要依靠聽課做筆記，4年大學練就了我的記錄速度不亞於一個學過速記當過記者的同學，而且省略了速記符號需要翻譯的那一道工序。

每次大課占用一個上午的時間，然後用一兩天的時間按照布置下來的討論題座談討論。座談之前先對筆記。我們組就以我的筆記為藍本來訂正各人的筆記。由於筆記是學習的唯一依據，學校十分重視記錄，從第二次上大課開始，在主席台前設置了記錄的席位，每組選派一個記錄員在記錄席上就座，於是我有幸獲得了這樣的優待，免除了席地而坐的蜷腿之苦。

我讀過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其文筆的流暢，語言的生動，敘述的精辟，深入淺出明白如話的表達方式，讀來不忍釋手。因此我對這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心儀久矣！現在能親聆他講授這門政治啟蒙課，深感榮幸。

“從猿到人”、“五種社會更替的社會發展規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的統一”等等理論，使我耳目一新，頗有多年枉讀書，今朝始開竅的感覺。

不久，我被調到二部的十一班。這是一個新組成的班，校方把全校各班具有大學畢業以上學曆和有5年以上正式職業的學員調來組成了這個班。11班學員的平均年齡比其他各班大，我在32班屬於中等偏上的年齡，在11班則是最年輕的小弟弟了。同組的同學有大學的教師，有工程師，有醫生，有報社的編輯和記者，隻是沒有政法界的人員。我原以為蕭金平會和我調到一起的，結果沒有他，大概就是把舊政權的人員排除在外的緣故吧。

文化層次高，座談討論的質量顯然提高了，在32班時，大家的發言不過是一再重複筆記上的詞語罷了，11班的討論增加了各人的知識與見解的相關內容，就顯得豐富多了。

人與人的投緣是很難捉摸的，彼此看著順眼，惺惺惜惺惺，就變成了好朋友。我和一位新夥伴吳造寰`就是這樣好起來的。

吳造寰，北京人，比我大五六歲，北師大畢業，在日本帝國大學教中文多年，日本投降後回國。為人曠達不羈，清高自傲，頗有名士風度。家學淵源，對古詩詞、金石、文物、古董鑒賞等均有相當研究，也喜愛文學，是一位博學廣識、多才多藝的人。健談，但在小組會上發言並不踴躍。和別的同學很少交往，與我卻是一見如故，親密無間。

在革大已經度過了三個月，艾思奇的社會發展史講完了。其間曾請一些名人來講演，有朱德、黃敬、郭沫若、楊憲珍等。講演最受歡迎的是黃敬。最使大家失望的是郭沫若。郭沫若的文章寫得漂亮，口才之差卻達到了驚人的程度。我一向以為語言是有聲的文字，文字是無聲的語言，文章寫得好的人，講話也應該相當漂亮。郭沫若既不口吃，也無語病，不知道為什麽他的講演竟顯得那樣低能，使聽眾也不免要替他臉紅！

革大最緊張的階段到了，那就是寫自傳和進行思想總結。自傳要求詳盡，從出生開始逐年逐月寫出自己所經曆的一切。思想總結是對自己的思想進行解剖，要動大手術，結合學習的理論，檢查自己的思想、觀點、立場，進行深入挖掘、大膽暴露、認真批判。在小組裏作檢查交代，經過大家的幫助，然後通過。如通不過，則須重新檢查。小組幫助無效的，交由大組（全班）幫助。為了盡可能地順利過關，人人都在搜腸刮肚地尋找自己思想深處最見不得人的東西加以暴露。

我該檢查什麽？最嚴重的問題就應該是驕傲自大了。我不能不承認，從上小學就開始滋長的優越感，一直伴隨著我，幾乎是與年齡俱增，雖然明知這是缺點，卻總也改不了。這次要借思想總結的機會，試著自己動手來割除這一思想毒瘤。同時我也檢查出我有“名位思想”。關於“名位思想”是經過一番認真考慮的。很明顯我有重名思想，寫文章、做作家夢，都是為了名。一般人總是把名與利並提，似乎二者是不可分的。我卻不這樣認為，我為名而不圖利。我所崇拜的是學者、作家、道德高尚的人，而不是財富。但隻提一個“名”字，恐難以得到大家的認同，於是找出“位”字來與“名”匹配。起初我也認為我與“位”沒有什麽瓜葛，因為我從不羨慕官，我極力說服自己，有名望的人社會地位自然就高，名與位應該有著不解之緣。

我的檢查在小組裏沒有引起爭議，大家的評論是我“觸及了靈魂”，於是一次通過。多數人的檢查都遭到了眾人的炮轟。能一次通過的，隻有我和一位醫生。不過一般人在小組做第二次檢查也就通過了，隻有一位50多歲的老頭兒遇到了麻煩。

這位是土木工程專家，在山西大學當過教授，平時不苟言笑，道貌岸然，頗有點卓爾不群的氣概。第一次檢查，空洞無物，不但沒有檢查出什麽缺點來，反而有點兒自我表揚的味道兒，他給自己扣了幾頂大帽子，譬如說：他曾經鼓勵過不少進步學生投奔解放區，但他沒有在經濟上支援那些學生，於是他給自己戴了一頂“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的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大帽子。他的檢查稿沒有讀完，早把大家激怒了，於是重炮齊轟，把老頭子轟得臉蠟黃，拿筆的手都直哆嗦，一再表態要把自己的肝花腸子都掏出來讓大家檢驗。

第二次檢查，他確實把自己剝得赤條條的了。他說他愛占小便宜，在山西大學任教的時候，每天早晨專門到一家富豪子弟們喜歡去的早點館子去吃早點，幾乎每次都能碰到學生們搶著替他會賬；他說他有“意淫”的毛病，喜歡看漂亮女人，不光喜歡看臉蛋兒，更喜歡留意身體上那些容易引起聯想的部位，他的眼光就變成了X光機，使他想入非非……

老頭兒是椎心泣血地做著檢查，他在極度痛苦地踐踏著自己的尊嚴，大概他覺得大家已然把他的自尊心徹底撕碎了，與其讓別人任情地掃蕩，何如自己來作踐呢！他但求人們能高抬貴手放他過關。其實從大家的檢查可以看出，不少人把這次思想總結看成是一次自我侮辱、毀棄尊嚴與人格的過程。我這樣想著，不禁打了個寒噤，一個人人都喪失自尊心的社會將是什麽樣子？一個沒有自尊心的民族又是什麽樣子？我不敢想下去。

老頭兒的檢查依然沒有通過，有些人好像是在戲弄一個被折磨得精疲力竭的動物一樣，尤其是有一個老頭兒的同行，土木工程師，不滿足於老頭兒所說的“想入非非”之類的抽象概念，不依不饒地非要他說出想到的具體細節不可，而且要他挖出他的思想根源來。這就暴露了人性的卑劣。那些窮追不舍的人們所想的，恐怕比老頭兒檢查出來的更肮髒、更下流吧！

思想總結過後就等待著分配工作了。班部宣布綏遠需要一批幹部，號召自願報名。平時人人都不止一次地提出過保證：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到最需要的工作崗位上去。綏遠自然屬於較艱苦的地區，現在到了考驗我們的時候了，我和宗和應采取什麽態度對待上級的號召呢？來革大學習期間，我倆在學習、發言、表態以及各種活動中，向來是起帶頭作用的。宗和早已被吸收加入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共青團的前身），我們都被班主任看作是積極分子，在這次考驗麵前，我們決不能退縮不前，何況我們已有在綏遠工作和生活的經曆，沒有什麽可猶豫的，經過簡單的磋商，我們分別在各自的班裏首先報名到綏遠去。

吳造寰卻生怕到綏遠去，他當然不報名。他的理想工作是到故宮博物院去，那兒可以發揮他的專長，那兒是他學習研究的最理想的環境。

有一天，班主任叫他到辦公室去一趟，說是有兩個同誌要找他談話。談完話之後，他來找我，難受得恨不能扇自己一頓耳光，他跌著腳說：“糟了，糟了，我把自己毀了！”我吃驚地問：“怎麽回事兒？”他說：“我一進辦公室，見兩個土頭土腦的老幹部在等我，兩張黑紅黑紅的臉，很像草原上的牧民，我斷定是綏遠來的幹部，我惟恐他們選中我，談話的時候，我是雲山霧海，渾扯瞎拉，沒談多久，人家就叫我出來了。後來，崔幹事（一位班裏的幹部）說：那兩位是故宮博物院派來指名要我的。臨走的時候對班主任說我的神經不健全……”真是聰明反被聰明誤！心眼太多了，反而捉弄了自己。我也很為他惋惜。他問我：“怎麽辦？”我說：“你不僅丟了機會，也在班部留下了一個不好的印象，或許會影響到給你分配工作，與其被動，不如主動，我認為你應當報名去綏遠，用願意到最艱苦的地方去的表現來挽回影響。不要把綏遠看得那麽可怕，我在那裏工作過兩年，生活上並不比北京差多少，往後綏遠當然會一天天進步起來的。”他考慮了一陣子，點點頭說：“既然去不了故宮了，我也願意和你分配到一起。”於是他去班部報了名。

我和吳造寰都是第一批分配工作的，班主任對我們說：“去綏遠的幹部是供給製待遇，領導上考慮你們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供給製對你們不合適，所以把你們分配到鐵道部去了，鐵道部是工資製。”又對我說：“你愛人和你分配到一起了。

我們真是由衷地感激領導上的照顧，考慮得太周到了！吳造寰轉憂為喜，認為我給他出的“爭取主動”是個好主意。

 

 

©郭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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