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31“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抗戰勝利了，和平鴿的雙翼還沒有伸展，就被內戰的利劍斬斷了；物價回落的甜頭剛剛觸及舌尖，通貨惡性膨脹的苦汁又灌滿了喉嚨！老百姓不需要戰爭，戰爭已經把人們折磨得九死一生了，但是仍然要用這僅有的“一生”默默地承受戰爭的災難。沒有人敢評說戰爭雙方的是與非，隻要不想進煉獄，就請“勿談國事”。中國的傳統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老百姓沒有發言權，隻許官僚政客們編造符咒，不許明白人說句老實話。這是秦始皇焚書坑儒留下的模式，一代代的統治者奉為圭臬。

這是我踏進歸綏這座剛被日本人蹂躪了8年之久的城市撲麵而來的強勁的“寒潮”。我的天真的期盼、憧憬、遐想以及我的熱情，瞬間凍結了！

我聽見了遠遠傳來的隆隆炮聲，我看到街頭的大兵們忙於堆砌沙袋，那是準備巷戰的掩體。火藥味已經濃濃的了。

母親鬢邊的白發更顯著了，臉上的皺紋更深刻了；姐姐依然在為一家人的生計含辛茹苦，家永遠是她的“枷”，戰爭的威脅為這“枷”裏不斷地灌鉛。

陝壩師範的校長劉漢早已到歸綏接收了歸綏師範。現在他奉命率領師範學校的全體師生、部分歸綏其他中等學校的師生以及歸綏全市的小學教師，撤離歸綏去避難。我沒有別的選擇，隻能再一次告別家人，隨學校奔伊克昭盟的東勝縣去。在那沙漠深處度過了嚴冬，直到1946年的春天，綏包一線的戰事平定下來，才又返回歸綏。

在東勝期間結識了兩位新朋友李文秀和馮克嘉。他們都是從北平到綏遠來探親的，由於戰事切斷了歸綏到北平的交通，他們無法回北平，應劉漢的招聘到師範來任教，因而隨學校來東勝。李文秀是師大畢業（日偽時期在北平畢業），一向在北平教學。馮克嘉還是師大的學生。在教師中我們三人年紀最輕，容易接近，李文秀是大姐，馮克嘉是小弟。回歸綏後，火車雖然未通，便道可以通行。馮克嘉急於回師大複學，李文秀也無意留在歸綏，於是兩人又結伴走了。

開學後，陝壩師範的學生陸續到歸綏師範來報道，惟獨不見黃蓉芳。整整一個學期過去了，都沒有她的消息，我從思念到失望，最後終於絕望了。

暑期，我在家裏休假。有一天，有十幾個女學生來看我，其中竟然有黃蓉芳。半年杳無音信，今天突然出現在眼前，使我又驚又喜，像是在夢中一樣恍惚。我倆隻有瞬間的四目相對，她毫無表情，沒有說一句話。在女孩子們一陣嘰嘰喳喳之後，她隨著她們告別走了。我卻有點魂不守舍。姐姐笑著問我：“你是怎麽了？來了一群學生，就把你弄得神魂顛倒的！”我才知道自己的失態，被姐姐看出來了，那麽那群學生是不是也會有所覺察呢？我心裏很不安。我搪塞道：“沒事，沒事，你多疑了。”姐姐不以為然地笑笑，卻也不便追問。

第二天早飯後，黃蓉芳來了，她大大方方地走進我的鬥室，含情脈脈地笑著，把雙手遞給我，我雙手握住，她順勢就跌入我的懷裏了。我沒有想到幸福來得這樣出其不意地快，這是沒有漸變的突變，是秋天接連著春天，是半年的相思已然釀成了愛情的甜酒……

時間消失了，空間也消失了，隻有同呼吸共心律的我和她存在著，我們就是全世界！

這是草原女兒的豪爽嘉惠於我吧！我的思緒在飄飛……

 

學校剛聘來一位教師高晉卿，是蘭州西北師院地理專修科的畢業生（西北師院從我們下一屆開始遷往蘭州，我們是城固最後一屆的畢業生）。我們應該是先後同學，由於這種同學之誼，因此一見如故，十分投合。他教課很受同學歡迎。高晉卿清高，不通流俗，對學校那種強製性的不合理要求十分反感，拒絕參加升旗儀式，因而和喬允中產生了矛盾。

每天早晨的升旗儀式全體師生必須參加。教師要排成整齊的一字長蛇陣站在學生隊列的前邊，喬允中站在教師隊前正中對著旗杆的位置上。升旗之後，喬允中登台作“精神訓話”，講國民黨多麽偉大，蔣委員長如何英明，傅（作義）長官德高望重，師生應該精誠團結報效黨國等等，內容基本不變，天天重複。大概運用的是“水滴石穿”的法則吧！教師們都無可奈何地接受著這種精神虐待。高晉卿不肯忍受，拒絕參加。學校的獨裁者喬允中如何能容忍這種目無“法紀”的自由散漫行徑？他向高晉卿提出警告，遭到駁斥，於是就采取斷然手段，解聘高晉卿。

我聽到消息後非常氣憤，立即到大辦公室去找校長劉漢，我質問道：“為什麽解聘高晉卿？他的課講得很好，學生非常歡迎，學校有什麽理由解聘一位好教師？”當時在場的教師很多，喬允中也在座。劉漢張口結舌說不出個子午卯酉來，喬允中接口說：“他違背學校的規定，又不聽勸告，我們不能把這樣自由散漫的人留在學校。”我說：“學校的聘書是合同，在合同規定的有效期間內，任何一方無權隨意撕毀。”他說：“不合格的教師，學校有權辭退。”我說：“衡量教師合格與否的唯一標準是教學的質量。你考查過他的教學嗎？你發現他的教學中有錯誤嗎？你不能毫無根據地下‘不合格’的結論。”他說：“教師要有師德。”我說：“不錯。那麽你可以指出高晉卿道德上有什麽問題。”他說：“不參加升旗就是不愛國，不愛國的人咋能為人師表？”我說：“誰規定的不參加升旗就是不愛國？中國有多少人參加升旗，就拿歸綏市來說，是參加升旗的人多，還是不參加升旗的人多？你敢說所有不參加升旗的人都不愛國嗎？你敢把你的‘不參加升旗不愛國’論向全市廣播嗎？”

劉漢在一邊抓耳撓腮，老師們都驚奇地瞪著眼看我們辯論。這在學校曆史上是空前的，誰敢在喬允中麵前說個“不”字？門上窗上學生們圍得裏三層外三層。喬允中的大臉已經氣得更加灰白了，他不願意辯論繼續下去，拋出一句：“學校的決定不能改變。”就向門外走。我追上一步說：“學校有規定：重大事件要通過校務會議審議。校務會議從來沒開過一次，現在出了這樣的問題，應該召開校務會議，讓大家來討論，你一個人的決定就作為學校的決定，這是哪家的章程？”喬允中已經走到門邊，回過頭來忿忿地說：“你管的事也太多了！”說完揚長而去。

一場爭論毫無結果，我悻悻地回到宿舍，一群高年級學生湧了進來，問我：“怎麽辦？”我說：“你們可以采取行動挽留高老師，可以請願、罷課。”有人說：“我們也這樣想，不過喬允中向來是茅坑裏的石頭又臭又硬。恐怕很難達到目的。”我說：“那就全看你們了，我沒有更好的辦法。”

我把學生們打發走了，就去看高晉卿。他正在收拾行李。我說：“你先別走，看看最後的結果再說。”他說：“喬允中這會兒留我，我也不幹了。這種法西斯學校，我受夠了！”我問：“那，到哪兒去？”他說：“先去住店。”我說：“現在交通又不暢通，一時也離不開歸綏，住旅館總不是長法。你先別動，我出去找人想想辦法，等我的消息。”我深知此刻高晉卿是在氣頭上，有些衝動，說硬話罷了，他在歸綏人地生疏，走投無路。我畢竟來得時間長一些，還有幾個可以找的朋友，不能不為他奔走奔走。

我結識了一些文化界的朋友。因為我常寫點文章在《奮鬥日報》上發表，廣播電台為我設置了一個特別節目“文學講座”，每周一次，每次20分鍾。歸綏是一個缺乏文化人的城市，因此我也就算是文化界的一個人物了，交往了一些文化界的朋友。交往最密切的是孫國威（廣播電台台長）和潘炳心（電台廣播部主任），我首先想到的是他倆，不過考慮到廣播電台範圍小，人員不多，恐怕很難安插新人。我一下子想起靳仙洲來，就是在寧夏中途車上認識的那位朋友，他到陝壩後在奮鬥中學任教，複員來歸綏後被調任綏遠省幹部訓練團任上校教育處長職務，我們也常有來往，他可能有權用人。於是我就到綏幹團去找靳仙洲，向他介紹了高晉卿的情況，他很痛快，一口答應為高晉卿安排工作。就這樣我把高晉卿送進了綏幹團，擔任少校教官職務。

第二天我到學校去，學校卻在軍隊的包圍控製下，我向守衛的士兵說明身份，衛兵告訴我：學校停課，不必進去。我想看看學生們的情況，就假托說要進去拿幾本書。他們就讓我進去了。我在學校裏轉了一圈兒，軍隊隻在校外把守，不曾進入學校，教師都已離校，學生們倒是自由自在地散處在學校各處，不過氣氛十分沉重，一些高年級學生看見了我，紛紛圍攏來七嘴八舌地向我敘述他們昨天的行動。他們先是去找喬允中表示挽留高晉卿，要求學校收回成命。遭到了喬允中的嚴詞拒絕和訓斥。學生們強壓怒火，準備夜間和喬允中算帳，打算用拳腳教訓這個“暴君”。但是夜間他們找不到喬允中了。為了解氣，他們把喬允中的被褥衣物扔進了大糞坑。不久軍隊就包圍了學校，一個軍官向他們宣布：不許離校，不許亂動，靜侯上級處理。

我不便久留，拿了幾本書就離開了學校。

下午黃蓉芳來了，告訴我軍隊沒有撤，不過隻限製男生出入，不管女生。每個星期天她都來，在我的鬥室裏度過一個溫馨纏綿的假日，今天學校出了事，給我們增加了一次歡聚的機會。

這天夜裏，一位姓宋的老師來找我，神色慌張地拉著我壓低聲音說：“我聽到了一個消息，喬允中把你告到‘調統室’（中統特務機關）了，說你是赤化分子，學潮是你一手操縱鼓動起來的。你快走吧，設法離開歸綏，越快越好。”他又說：“你大概還不知道喬允中是什麽人，他是中統專員。”我問他：“你這消息是從哪兒聽到的？”他遲疑了片刻，歎口氣說：“唉，我是中統控製下不自由的人，要定期去接受審查。今天我去了，正好聽見喬允中在隔壁房間裏告你呢！”他表示不敢久留，怕被人發現，就匆匆告辭，臨走時又一再叮囑：“盡快離開，若叫中統特務抓起來，你受不了！”

真是晴天霹靂，一家人都被這驚人的消息震昏了，誰不知道特務機關是閻王殿，那不是可以講理的地方。我們不知道喬允中那“中統專員”在特務機關中是何等角色，想必是比較重要的職業特務吧，難怪他飛揚跋扈呢，我真的是在太歲頭上動土了！至於這位宋老師究竟是什麽人，我也弄不清楚，他一向在學校表現得謹小慎微，寡言少語，和誰都是不近不遠的，難為他肯冒險來給我送信兒，可見還是一個心地善良的好人！

母親已經嚇得驚慌失措了，我和姐姐都強作鎮靜，一方麵要寬慰母親，一方麵要冷靜地考慮對策。離開歸綏談何容易，既然喬允中已經把我告了，恐怕我已在特務監視之下走不脫了，何況東去的火車不通，西去兩三天也走不出綏遠的轄區。姐姐說：“你必須先沉住氣，不能輕舉妄動，你一動，反而好像做賊心虛，引起特務的注意，他們就會先下手。目下的情況恐怕是一動不如一靜。你畢竟在社會上還有一定的影響，也許特務機關不至於貿然行動，要調查調查的。”我很同意姐姐的看法，不過這“沉住氣”很難，我已是心慌意亂六神無主了！

就在我憂心忡忡彷徨無計的時候，第三天，忽然接到一封意想不到的電報，是《奮鬥日報》社社長閻又文從張家口拍來的，邀我去張家口報社任副刊編輯（傅作義的權力中心已由歸綏東移到張家口了，報社也隨之遷去）。這真是喜從天降，若有神助，我可以名正言順地離開歸綏了。是非之地不可久留，還是盡快離開為好。我想起了我還認識一位飛機場的幹部，不妨找找他。看看能不能乘飛機。

認識飛機場那位朋友是春天的事。孫國威和潘炳心牽頭組織了一個業餘話劇團，演出《雷雨》。文化界的朋友們在一起經常喜歡議論的話題是如何推動文化事業的發展，以改變綏遠這種閉塞落後的狀況。這次演出《雷雨》就是這種設想的一次嚐試。他們要我寫一篇評論以引起社會各界對演出的關注。我寫了評論《一聲春雷》，闡述了演出的重要意義，並對演員們的表演藝術作了肯定的評價。這篇文章刊登在《奮鬥日報》的頭版上，因而結識了所有的演員。演員是從全市各機關團體中選拔出來的，演魯大海的演員就是飛機場的那位朋友。

在緊要關頭我想到了他，就去飛機場找他。我拿電報給他看，問：“有沒有搭乘飛機去張家口的機會？”他說：“巧得很，算你有運氣，明天傅長官的專機飛張家口待命，沒有乘客，你是唯一的一位。”

事情順利得超乎想像，真是“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滿天的烏雲都消散了。

傍晚黃蓉芳來了，告訴我軍隊解圍了，學校貼出了布告開除了三個同學，把風潮壓下去了。我很惋惜被開除的學生，都是品學兼優、在同學中很有威信的學生，卻作了這次毫無意義的風潮的犧牲品！喬允中之流辦教育的目的就是培養奴才，扼殺英才！

黃蓉芳知道我明日就要啟程，戀戀不舍地依偎在我身旁，我留她住一宿，她沒有拒絕。

雖是“春宵苦短”，卻是情意綿長，勝似山盟海誓。我們相約明年她畢業後結婚。

 

 

©郭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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