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興 國 中 學

24  興 國 中 學

1944年暑假，結束了四年田園風光的戰時大學生活，我們都將告別這靜穆的漢江之濱，各奔前程了。擺在眼前的路隻有兩條，一是入川，一是北上西安。大部分同學選擇了入川。戰時首都是重慶，四川素有“天府之國”的美稱，物富民盈，工作機會相對較多。瑞雲勸我去重慶。然而我隻能北上，因為母親、姐姐已隨姐夫離開榆林，移居綏遠省的臨時省會陝壩，向北移了五六百裏之遙，我若南下入川，與家庭的距離就拉得太遠了。關山阻隔，交通不便，以當時的經濟條件，就決無回家的指望了。何況四川人地生疏，無依無靠，西安則有不少榆林同鄉和中學的老師同學。權衡之下，我決意北上去西安。

不料我抵達西安的時候，西安正處在極度混亂和極度恐慌之中。由於抗戰史上的一次最可恥的大潰退——河南大潰退，導致日寇順利地直逼潼關，西安岌岌可危。

據說河南守軍隻聽到了日軍進犯的消息，就已經潰不成軍了，以致日寇的汽車都追不上潰散的逃兵。在這樣的形勢下，人們普遍對於潼關一線的防守也喪失了信心，於是西安的機關、團體、社會上層人士紛紛逃離。火車、汽車、騾車、馬車以及一切可以利用的交通工具都被有權有勢有錢的人所壟斷，一般老百姓隻能坐以待斃了！

我去找一些熟人，多數都已離去，隻找到一個中學時比我高一級的同學。他在一個商業機關當會計，這個機關已解散，他正在整理行裝準備日內回榆林，他留我暫住在他的宿舍裏，建議我同他一道回榆林。我無意回榆林，榆林本不是我的家鄉，親人均已離開，榆林已經完全是異鄉了。何況我也沒有那樣一筆路費。

西安的街頭，商店大部分都關門歇業，隻有零星的幾家小鋪在營業。滿街都是紛擾慌亂的人群，就像炸了窩的蜂一樣亂躥，這種既蕭條而又擾攘的景象，使我的每一根神經都繃緊了。我怎麽辦？莫非真的困在西安當亡國奴？我是心慌意亂，不知如何自處！忽然在人叢中發現一位熟悉的老人，馬師儒教授，我連忙迎上去問候。馬教授是師大教育係的教授，陝北綏德縣人，曾訪問過延安受到毛澤東的熱情接待。由於他的聲望高，陝西省政府禮聘他擔任省政府委員，他到西安來參加省府的會議尚未離開。

馬教授一見我就責備說：“這是什麽時候，不早不晚，偏偏在這時候到西安來？！”我解釋說：“在漢中沒聽到一點西安吃緊的消息。”馬教授說：“現在機關都搬走了，學校全關門了，你上哪兒去找事做？”他躊躇了好一陣子說：“這麽辦吧，我給你先找個可以吃住的地方。那是個中央機關，如果它撤退，你可以隨著撤出去，如果西安局勢好轉，再找工作就不愁了。”

這真是絕處逢生，我當然大喜過望。馬教授從皮包裏取出一張名片來，在名片的背麵寫了幾行字交給我說：“你去三青團陝西支團部找楊爾瑛書記，他是榆林人，他會照應你的。”我說：“我聽說過這位前輩，他是我們校長楊爾琮的胞弟。”馬教授說：“那就更好了，你可以告訴他，你是他哥哥的學生，就更多了一層關係。”我拜謝了馬教授，連忙奔北大街去找三青團支團部，見到了楊爾瑛，他看過名片後，就把我留下了。

實際上到了1944年，日寇已經是強弩之末，西北當局也加強了潼關一線的防禦部署，西安隻是虛驚一場，局勢日漸平穩下來。商店重新開業，機關都在陸續回遷，學校也在籌劃開學。這時我聽說楊爾琮校長已回西安，連忙去拜訪。楊校長見到我很高興，對我說：“我剛接任興國中學的工作，你正好去給我幫忙。”真是逢凶化吉，天遂人願啊！我就隨楊校長去接辦興國中學。

興國中學是“七七事變”後應形勢的需要新建的一座全省規模最大的中學。因華北一帶撤退下來的大批官僚、政客、富商、大賈雲集西安，他們的子弟急需就學，於是西安新建了兩所中學，一所中正中學，一所興國中學。中正中學主要容納軍人子弟，興國中學主要容納社會上層人士的兒女。

興國中學坐落在西安南郊的樊川河穀東側的興國寺。離城20裏，倚山而建。校舍主體部分建在山麓，宿舍則建在山上。劈山岩成台階式台地，教師宿舍建在第一層台地上，層層向上是女生宿舍，然後是男生宿舍。遠望宛如層層樓閣。宿舍前的崖畔，栽著高大的白楊，白楊之間是榛莽的灌木叢，形成一道道綠色護欄。立在崖頭，遠眺樊川河穀，是一幅淡雅的水彩畫卷，一條河像一匹蛟龍從雲煙繚繞的終南山口湧出，向綠野平疇蜿蜒北去，波光明滅，十分壯觀。

楊校長還沒聘定教務主任，學校的招生工作不能等待，楊校長對我說：“你是學教育的，這招生工作就由你來主持。”我也很願意一試身手，對於我來說，這是一次實習的好機會。

招生是極繁雜而瑣碎的事務性工作。從擬訂、印製、公布招生簡章開始，組織報名，編排試場及座號，製作密封卷，組織命題及試題保密措施，編排監場、閱卷、登記分數到錄取張榜一係列的工作，一環扣一環，每一環節都包含著許多具體而細致的工作，任何一環出紕漏，都會影響整個招生工作而產生嚴重後果。

教務處的職員都是原班人馬，他們應該很熟悉這一套工作，但是他們大概看我太年輕，沒有經驗，又是一個外來人，有意給我出難題來難為我。一個個裝得什麽都不懂，好象他們從來沒有接觸過這一工作似的，事事問我，事事等我的安排。我敏銳地感到了這一現像背後的用意，覺得可惱，也可笑，出於年輕人的好勝心，心想：好吧，看我的。於是一切主意、辦法、工作步驟都由我來決定。我畢竟是學過此類專業課程的，盡管在學的時候我很輕視這類課程，認為沒有理論，不值得一學，但是我是學了的，掌握了一些科學方法，處理這些事務並不外行。我的要求很嚴格，盡量加快工作的節奏，把那些想要看笑話的人調撥得團團轉，他們才知道我不是那麽好欺侮。招生工作安排得井然有序，順利地完成了任務。事後那些職員們對楊校長說：“沒想到郭先生那麽年輕還那麽能幹。”

在第一堂考試之前，全體教師聚集在教員準備室領到了試題和試卷，等待著那考試鍾聲的時候，楊校長走了進來，從皮包裏掏出一厚疊西安各界頭麵人物寫給他的有所請托的信函和名片，他當眾劃著火柴把它們付之一炬。這比任何莊重的宣言更強有力，宣告了擇優錄取的絕對嚴格和絕對公正，堵塞了一切權貴們的人情渠道。從中可以看出楊校長的膽識與魄力。這就是一個平凡的教育工作者的不平凡的品格與節操。

楊爾琮以對教育事業的忠誠贏得了社會的讚譽與信任，這次他出任興中校長，就說明了社會對他的敬重。他沒有學閥、學霸思想，不組織自己的陣營，不建立自己的派係，沒有帶來自己的班底。然而關中一帶的教育界一向由當地人把持，人們稱之為“關中派”，排斥外來人。楊爾琮知道他這個外來人出任陝西省規模最大的學校校長，必然會引起“關中派”的不滿。為了辦好學校，他希望與關中派合作而不是對立，所以他聘請關中人擔任學校的重要職務。

興國中學由於規模大，在人員編製上增加了一個相當於副校長的秘書職位，在訓導處增加了副主任。楊爾琮聘請的秘書姓任，教務主任曹克壽，都是關中派中有根基的人物。曹克壽推薦了他的密友李印西擔任訓導主任。楊爾琮把聘請教師、任用職工的人事大權完全委托給任、曹、李三位。楊爾琮隻聘請了我和另一個榆林人張子澄，張子澄是西北大學物理係與我同一屆的畢業生。開學的時候，宣布我擔任訓導副主任職務兼教高一一個班的國文。事後我才知道這副主任職的由來，是關中派認為我是楊爾琮的私人，不得不分一勺“殘羹”給我。盡管如此李印西還竭力阻止我參與訓導工作。他告訴我：我的職責是組織學生的課外活動，訓導處的其他工作就不必再“拖累”我了。訓導處幹脆沒有為我設置辦公桌，因此我這個副主任從不曾進過訓導處的門。

這種奇怪現象沒有引起我的詫異。我還是一個單純的學生，在學校裏長大，不曾接觸過校外的世界，對於社會上的人際糾葛完全無知，帶著滿身的學生氣，隻覺得李印西交給我的任務很合我的脾胃，我很願意融入學生之中，我幾乎還是他們的同齡人。於是我很高興地著手恢複原有的合唱團、話劇團，組織各種球類比賽，對於這些活動我既熟悉又興趣盎然，很容易就把學生中的那些活躍分子吸引到我的周圍。名義上我們是師生，融洽的程度無異於“哥兒們”。

尤其劇團裏的學生和我接觸最多。我擔任導演，每天課外活動時間都在一起排練，絕大多數成員是高中學生，與我的年齡相差無幾，既有共同的愛好，自然就相處得十分融洽。尤其有一個叫李銘傳的學生，從上高一的時候就擔任劇團的負責人，現在已是高三的學生了，依然熱情不減。他是我的最好的助手，也是我的好朋友。

 

©郭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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