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政治強奸”

12 “政治強奸”

1938年夏，高中第一學年結束了，從暑假開始要接受三個月的集中軍事訓練。以往是全省這一屆的高中學生到省城西安去受訓，我們這一屆改為分區舉行。榆林是一個區，集訓隊就設在我們學校。參加的學校是榆林中學、榆林女師、工業學校和綏德師範四個學校。名義上是集訓大隊，實際上隻有一個中隊。大隊長是行政專員富文，訓導長是22軍政治部的上校秘書梁揚曾。軍事教官和政治教官都是22軍的校級軍官。班長是抽調22軍的連排長來擔任。軍訓很正規，據說是要按軍官學校的新生訓練來要求我們。訓練科目分學科和術科兩大類。學科是在大禮堂裏上大課。術科主要的是在操場上按《步兵操典》操練，每周還有一次“打野外”，就是出城到野外進行作戰訓練。

我們最難適應的是那種緊張。最緊張的時刻是起床、吃飯和夜間的緊急集合。

從起床到集合早操總共隻有10分鍾的時間，要整理內務和穿戴整齊。整理內務要求被子按規定尺寸迭得有楞有角，要用尺子量，夾板夾得方方正正，床單鋪得不能有一絲兒皺紋。穿戴整齊的最大困難是打綁腿，綁腿要打得均勻整齊，如果打得鬆鬆垮垮，一活動就散了，打得太緊自己受不了，是個極仔細的技術活兒，卻不給充分的時間。每天是起床號一響，宿舍裏就亂作一團，每個人的動作都像卓別林演《摩登時代》的快速動作那樣，快得喘不過氣來。剛開始的時候，笑話百出，你撞了我，我踹了他，結錯了扣子，忘了穿襪子……但是顧不得爭吵，也顧不得發笑。集合號一響，就要立刻在宿舍門前排成隊列。這時，有的教官進屋去檢查內務，有的教官在隊前檢查軍容。帽子戴得不正，皮帶歪斜，風紀扣沒結好都要叫出隊列去示眾。

吃飯簡直是一場惡戰。進入飯廳盛好飯擺在桌上，立正站在餐桌前，等待值日教官吹哨。此刻人人都像短跑運動員在起跑線上靜候發令槍響一樣緊張，哨音一響，就以百米衝刺的速度去狼吞虎咽。在家裏媽媽不許“三扒兩口鼓眼一吞”，在這裏卻需要以更快速更高效的吞咽方式去吃飯。限三分鍾的吃飯時間，時間一到，一聲哨響，立刻放下碗起立整隊離開飯廳。媽媽不許碗裏剩飯粒，這裏剩半碗也無妨。沒吃飽的，隻好餓肚子。

夜間的緊急集合更要命。睡得正香，突然吹響了緊急集合號，三分鍾後就要全副武裝地在屋外排好整齊的隊伍。那時我們學校還沒有電燈，其實有燈也不許開，為了適應戰時情況，隻能黑摸。我們出盡了洋相，穿了別人的鞋，結錯了扣子，沒紮皮帶，丟了背包，至於沒結風紀扣，戴歪了帽子，沒提鞋後跟之類的小毛病就算不得什麽了。教官板起麵孔訓，同學們彼此看看，那怪模樣，就像打了敗仗的俘虜兵，不由得想笑，又不敢笑，笑憋在肚子裏，忍也忍不住，隻要有一個噗嗤一聲笑了出來，立刻全隊一片嘩然。這種集體的笑聲很難製止。笑得教官也沒了辦法，隻好說：“笑吧，讓你們笑個夠，別睡覺了，給我笑到天明！”這種威脅毫無用處，真的非要笑個夠不可。

在教官中，我們喜歡一位姓胡的教官。南方人，中央軍校畢業，寬肩，細腰，動作敏捷，顯得十分精幹。在操場上態度莊重嚴肅，平時對同學和藹可親。最使大家佩服的是他的出色的口令，聲音清晰嘹亮，一聲“立正”，真能把大家的精神一下子提起來。我們最瞧不起的是一位姓張的教官，張教官的長相就不叫人起快感。長得臃腫而蠢笨，語言粗俗，態度蠻橫，純粹是一個行伍出身的老粗。

有一次休閑時間，我們在院子裏傳籃球玩，一不小心，球從敞開的窗戶飛進了教官室。這屋裏住著三位教官，兩位教官不在屋，屋裏隻有張教官一個人。他一見球飛了進來，立刻氣得暴跳如雷，他逮住了球，用腳踹在地上，嘴裏罵罵咧咧，抓起一隻方凳，雙手握住凳腿，高高舉過頭頂，拚足了渾身的蠻力砸向球，顯然他是想這一下就把球砸個稀巴爛。卻不料籃球很頑強，一蹦就衝上頂棚，反彈回來，落在張教官的床上，還跳了兩跳，在潔白的床單上留下了兩個肮髒的球印。我們在窗外看到了這樣可笑的滑稽表演，樂得笑出了眼淚。我們才知道這位張教官實在愚蠢和無知得可憐，可見他從來也不曾玩過任何球，竟然不知道球有彈性。

我們的狂笑更激怒了張教官，他居然不懂得接受前一次的教訓，又用了更大的力量第二次向籃球砸去。這一次好像籃球也被他的愚蠢激怒了，對他進行了一次報複，籃球從屋頂反彈回來不偏不倚地正砸在張教官的腦袋頂上，然後跳上桌子，打翻了茶壺，碰倒了墨水瓶，把張教官的一杯茶撞下桌子摔得粉碎。張教官看著這狼藉的“戰場”，氣得臉色發青，像牛一樣齁齁直喘。不過他被教訓得聰明了，他改變了戰術，把球抓起來捺在凳子上，拔出腰間的佩劍，像殺豬一樣宰起籃球來，張教官那張發青的大臉和顫抖著的手，表明他的憤怒已經膨脹到極限了！籃球終於經不起佩劍這一捅，變成了軟皮囊。

一個學生調皮地喊了一嗓子：“快來看噢，張教官宰籃球嘍……”這一吆喝，把本來就笑得直流眼淚的我們隻能捂著肚子“哎喲”了！

一場宰球鬧劇的新聞傳播得無人不知，那些不曾親眼目睹的同學們真要抱憾終生了！

 

進入9月，榆林的暑熱已退，感到了一點秋意。這是一個天高氣爽、萬裏無雲、麗日當空的星期六，集訓隊的最輕鬆的日子。早飯之後沒有術科，隻有一門學科《蘇聯研究》。中午將要改善生活，吃大米飯（平日吃小米飯），飯後就可以回家了，到星期日的傍晚才歸隊。一天半的休假，和家人團聚，那是大家切盼的最愜意的時刻。我們坐在大禮堂裏聽那雲山霧海的講課，心早飛回家去了。誰還理會研究蘇聯的什麽問題呢？這門功課沒有給我留下一點印象，大概就是因為它在星期六上午這個心不在焉的時間的緣故吧！

突然傳來飛機的轟鳴聲，之後方才聽到警報的鍾聲（榆林沒有警報器，隻是在市中心的鍾樓上和四麵城樓上安置了大鍾，以鍾聲作警報信號）。榆林還不曾遭遇過敵機的轟炸，這是第一次。全體同學立即從坐椅上彈跳起來奪門而出，向防空洞的方向狂奔。大禮堂在學校中軸線的盡北頭，防空洞在學校東邊的大操場的東南角山下，要穿過兩重大院子，才到達大操場的西北角，與防空洞恰恰是操場對角線的兩極。要穿越大操場最長的距離，約300多米，才能到達防空洞。我們跑在這條對角線上的時候，飛機正從頭頂掠過。沒有任何防空設施的城市，敵機毫無顧忌地在低空飛行，我都感到了飛機帶動的強大氣流吹動了我的頭發。按“防空常識”的要求，在這種緊急情況下隻能就地臥倒不能再跑。但是在敵機臨頭的此刻，沒有一個同學會想起那類教條。我的腦子變成了木頭，什麽也不能想，什麽也不會想，任憑兩條腿飛快地機械運動著，帶動身子像箭一樣向防空洞射去。說也奇怪，二百多人在空曠的大操場上狂奔，目標大而明顯，敵機不知為什麽竟沒有投彈和掃射，我們居然能全部安全地進入防空洞，實在是意外的僥幸了！

在防空洞裏，聽到了沉悶的爆炸聲，似乎很遙遠，但卻是炸在我們的心頭，震痛了我們的每一根神經，我們的家此刻是什麽樣子？我們的親人是怎樣的情況？

解除警報後我們走出防空洞，學校的前院落了一顆炸彈，一片狼藉，已是麵目全非了！

平日走過前院，平淡無奇，引不起什麽特殊感覺，現在它已不複存在，仿佛是一件最最珍愛的寶物被打碎了，又好像是我們失掉了一個最最親密的朋友，我深深地感到一種難以排遣的失落、惶懼、痛惜和悲哀！

我仿佛又走進了那座宏大而莊嚴的校門了，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個大花壇，花壇的中央隆起一座小巧玲瓏的假山，假山上矗立著一塊尖頂方柱形的石碑，石碑上鐫刻著校訓——“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花壇後邊是一帶鏤空花牆，左右各開著一個圓圓的月亮門，每一個門邊兀立著一座高大的整容鏡屏。我走進校門就投影到鏡屏之中，我站在一座鏡前審視自己的儀容，我的心情像鏡一樣的明澈燦爛……

然而此刻呈現在我眼前的是斷梁、殘瓦、頹垣、廢墟、彈坑和無數猙獰的彈片，滿目劫後的荒涼與淒楚，我的心變成了荒漠，我感到寂寞，好象自己突然蒼老了，失去了少年的夢幻，失去了青春的虹彩！

日寇的侵略狂焰在祖國大地上已經燃燒了一年多的時間了，我們還沒有親曆戰爭的殘酷，我們隻是在報紙上看戰爭，在口頭上、筆尖上談戰爭，今天第一次淪入戰爭的災難，敵機隻來了一架，扔下的炸彈不多，不過六七枚，市麵上沒有太大改觀，我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了一處被炸的房舍，但已經夠觸目驚心了！在斷垣殘壁之間的一棵削去了半邊的棗樹枝上，掛著一條鮮血淋漓的人肉和衣服的碎片，我是掩麵而過的，真怕看見更多的血肉狼藉的慘狀。平日掛在口頭上的豪言壯語和滿腦子的激昂慷慨，此刻不知躲到什麽地方去了，無邊的恐怖與寂寞像一座大山似的壓下來，使我透不過氣，一種無依無靠任人宰割的悲哀，“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弱國之民的可憐與傷痛湧上心頭，我的眼淚再也忍不住了！

這次轟炸中有一位同學受了輕傷，在二百多個集訓學生中他是唯一的一個臨危不亂，能夠冷靜思考做出明智判斷的人，他的判斷和選擇應該是正確的，但恰恰是他不幸受傷，實在是命運在捉弄人，使偶然取代了必然。

他叫王榮升。在大家一窩蜂地朝著一個方向跑的時候，他冷靜地考慮到這太危險了，他應該選擇一條隱蔽的道路。於是他向相反的方向跑，學校的西半部房屋密集，很少有空曠的大院落，他在屋簷的掩護下，安全地跑到西廊下邊的校園，臥倒在校園的草叢裏。校園的牆外是街巷和民宅。萬萬沒想到敵機的第一顆炸彈就落在附近的一處民宅中，炸彈的碎片飛過牆來，削去了他的半個腳趾。

 

三個月的集中軍訓是以一種特殊的方式結束的。

全體集訓學生被召集到大禮堂裏，所有的軍事教官和政治教官都到齊了。訓導長梁揚曾威嚴地走上講台開始訓話，大意是：現在是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領導全麵抗戰，愛國青年都應當加入國民黨。如果有人不願意參加，站起來申述理由。

這時教官們開始像分發考試卷子一樣在每人麵前的桌上鋪上了一張“入黨申請書”。梁揚曾接著宣布道：“既然沒有人表示不願意參加，現在開始填表，填好後可以退場。”就這樣在教官們的嚴密監視下，二百多個同學無一例外地填了表交卷出場。

對於國民黨，以前我沒有惡感。因為在1935年以前，榆林一直在舊軍閥的野蠻統治之下。我還沒有嚐到國民黨統治的滋味，對於國民黨還有過幻想，總以為在它的統治下一定會多一點民主與自由的，填表的時候，深深的感到人格的尊嚴和民主權利受到了一次侮辱和踐踏。我憤然想：這是一次“政治強奸”！表是填了，但在感情上我已與國民黨徹底決裂了。任何一個女性，決不會和強奸她的暴徒戀愛的。所以在我高中畢業離開榆林以後，在任何情況下對任何人都不曾提及這一可恥事件，我的大學同學、朋友、同事、甚至我的妻子都不知道我的這一遭遇。我所呆過的地方，國民黨機關曾懷疑過我是赤化分子，卻不知道我還填過那樣一張表。

 

 

©郭錦文 2009

(轉載、出版需經作者書麵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