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銀情感》的創作談——那一抹感情揮之不去 白林
我寫《水銀情感》是因為我無法揮去一個男孩的影子。這影子並不完全是小說裏的毛弟，從某種意義上講，它更象一種感覺。
感覺在人的記憶裏總是來自四麵八方。生活中的“毛弟”是我外婆的鄰居。自幼體製虛弱，但聰明絕頂。由於家境貧寒，他母親不得不精打細算。有一年夏天，我在外婆家門口納涼，無意間聽他父親說他考進了市西中學。那時我並不知道這是重點學校，但我從他的臉上看到了父親為兒子所感到的自豪。事實上，“毛弟”的聰明並不是單純表現在讀書上，他的動手能力也很強。正象我在小說裏寫的那樣，他確實替我裝過一個黑白塑料外殼的半導體。不過毛弟裝電視機的細節則是來自我丈夫。70年代中期，我丈夫裝了一台沒有外殼的“赤膊”電視。這台電視不僅引起了左鄰右舍的好奇心，同時也豐富了他們的夜生活。小說的底色就是由此打下的。但是促成我寫這小說的感覺卻是在一個下午突然產生的。那是我念大一的時候，在一個周末的下午，我無意裏和“毛弟”提到一道難題。我自以為他也不會有辦法。誰知幾分鍾後，當他把答案給我看時，我怎麽也沒想到，他的答案竟和書後的一模一樣！由此我確信如果他能讀完大學，他是完全可以考取清華研究生的，可他卻把這現成的機會整個放棄了！無論如何我壓製不住心裏的惋惜。而這惋惜很快又變成了哀歎。我問他為什麽不去考大學？其實心裏明明知道他不考大學的原因是不願離開上海。盡管後來他有了工作，但對一個有能力讀博士的人來說，這份工作實在是大材小用。著名作家蘇童曾經跟我說過，一個在你腦子裏盤旋多次的事件，就是你該寫的素材。我不能不把這個揮之不去的感覺寫出來，這是我寫《水銀情感》最初的衝動。也是感性上的衝動。在創作中我又加強了理性上的想法，那就是人在環境中的局限性。當人看到命運之光向你微笑的時候，你卻用畏懼來捆住你的手腳，自己把自己鎖在困境中，不讓命運光顧你的門庭，這是很不幸的。這種不幸現在看來不可思議。但是，在80年代初期的上海還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這不僅是因為那時上海的物質條件比外地好，還因為這座曾經稱作“冒險家樂園”的城市，在接受“西方文明”的過程中，有著近水樓台先得月的機會。所謂的西方文明在那時的年輕人眼裏帶著許多神秘的幻想。因此，他們熱衷出國留學，驚歎在飛機翅膀上格鬥的電影鏡頭。更滑稽的是他們提著四喇叭收音機在大街上炫耀的時候，那種自鳴得意，自以為具有超時代的神情，是絕不會讓人看出這收音機其實是借來的。至於我在小說裏寫到的“四條大圍巾”也確有其事。當年在淮海路上，確實走著被人稱作“淮海路上四條大圍巾”的四個女孩。我在此要說明的是，這四個女孩中有一個是我妹妹。
如果說《水銀情感》屬於純情小說，它就是我第一個純情小說。青梅竹馬，兩小無猜，幾乎是我們每個人都會經曆過的一種原始的，令人難以捉摸的情感。這種情感隨著我們年齡的增長不斷變化。關鍵是它在我們的一生中所扮演的絕不是個匆匆過客。它伴同生命而來，也伴同生命而去。我讓毛弟和蘭兒都感受到了這種永恒的情感，這是因為我想讓讀者也倘佯在這種純潔的情感裏。這是值得珍藏，值得回味的情感。
最後我要感謝兩位關注過這篇小說的朋友。一位是著名作家畢飛宇先生。兩年前我把這篇小說給他看時，還隻是個粗糙的短篇。他覺得如此拿去發表有點可惜，不如再好好想想。另一位是《上海文學》的副總編金宇澄先生。這篇小說最初的題目叫“毛弟”是他親自替我改名為“水銀情感”。毫無疑問，這兩位朋友在文學上的直覺是不能不讓我欽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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